刘伯坚

　　刘伯坚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无产阶级革命的坚强战士，优秀的红军指挥员之一。他早年勤工俭学于比、法等国，是“旅欧支部”的组建者和领导者之一。在第一、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他为党和人民作出了卓越的贡献。1935年3月21日，刘伯坚英勇牺牲于江西大余县。1962年“八一”建军节，叶剑英元帅曾赋诗怀念烈士：

　　红军抗日事长征，夜渡雩都溅溅鸣。

　　梁上伯坚来击筑，荆卿豪气渐离情。

　　全诗寄托着我党、我军和我国人民对这位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怀念，也再现了烈士的光辉形象和崇高的革命情操。1982年，刘伯坚牺牲四十五周年，邓小平等同志亲笔给烈士题词，表达党和人民对他的永志不忘的感情。

　　（一）

　　刘伯坚是四川省平昌县龙岗寺（原属巴中县）人，生于1895年1月9日，谱名刘永福，后改名刘永锢，号刘铁侠、刘铸。中学时更名刘伯坚、刘毅伯，在国外时曾用名大冶、毅伯等。

　　刘伯坚的远祖于清朝乾隆年间由江西灌州郡青华山迁入四川，数代清贫。其父刘贵显得亲友资助，始置田产二十余亩，居家龙岗小镇，开栈房兼营杂货。

　　伯坚的父母都有一定的文化，为人善良正直，忠厚朴实，对欺压百姓的官绅兵匪非常憎恨。他们经常给孩子们讲“车囊胤萤”、“精忠报国”的故事，希望孩子长大刻苦学习、报国报民，光宗耀祖。伯坚未足五岁，就在父母的督促下认字块，背童诗。七岁入学，常常读书到半夜，喜欢练毛笔字，深得家人和师友的喜爱。十二岁时，父母送他到乡下外公和大舅父（都是清末秀才）执教的“专修馆”攻读经书。伯坚很不满意，曾几次逃学回家。后来，二舅父苟秉衡（清末武生）早晚教他学拳术，练气功，骑马射箭，演唱川戏。外公和大舅父也增加新的教学内容，改变旧的教学方法，他才安下心来。一年多后，他身体健壮，成绩优良，成为全校多才多艺的优等生。

　　伯坚的外公和舅父虽是旧知识分子，但都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又特别注重气节。他们除教伯坚攻读“四书”、“五经”等典籍外，还给他选了一些富于爱国思想和奋发精神的古典名篇,其中,他特别喜爱背诵文天祥的《正气歌》和司马迁的《陈涉世家》，以及《刺客列传》等气势磅薄的诗文。尔后，伯坚入龙岗“义学堂”，教师易子仪又给他讲了屈原的《离骚》和岳飞的《满江红》，更激起他对爱国诗人和民族英雄的敬慕。

　　辛亥革命前夕，伯坚在庙上得罪了和尚和官绅。父亲怕儿子再惹事生非，便带他外出做生意。他跟父亲跑遍了附近几座县城，目睹国事日非，官绅肆虐、民不聊生、饿殍遍野的景象，对清王朝的颟顸残暴深为愤慨。每次碰到有人背地里宣传同盟会纲领，他都要掏根求源问个明白。他把“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铭记在心，一路上给父亲背诵，不时受到父亲的警告。一次去一座府城做买卖，他见到称为“同志军”的青年人，在街头人群中宣传，高呼：“严惩赵尔丰，收回铁路权！”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回到家中，便将同盟会的十六字纲领写成条幅，粘贴在自己寝室内。

　　1911年爆发的辛亥革命，废除了两千多年的专制政体，开创了共和大业，举国志士，欢欣若狂。伯坚同父亲从外地回家不久，武昌首义胜利的消息传到龙岗，他高兴已极，立即带头剪掉发辫，身着短装，高举写着同盟会纲领的四方灯笼，邀集一群好友，在街上大唱大跳，以示庆贺。

　　1912年春，刘伯坚进入离家五十华里的岳家寺“金斗寨高等小学堂”（今平昌县金山中学）学习。校长是一位姓余的翰林，在辛亥革命前夕辞去陕西省提学使，隐退回乡办学。担任史地和数学的教师，都是一些青年先进人物。这些人对他的思想颇有影响。一次学堂以“士先器识而后文艺”命题作文，他即冲破八股框框，结合时事，旁征博引，指出古往今来一些文人，“文不符质，虚饰华美，六朝陋习，殷鉴不远，贻害无穷也……”那位翰林校长阅后批道：“笔势纵横流畅，历数‘文人无行’之害，矢志上进，大器固不待晚成也。”但他并不满足于此，决心冲破旧的牢笼，追求新的生活。

　　（二）

　　1913年春，刘伯坚高小尚未毕业，便考取了“省立巴州中学”。他异常勤奋，刻苦地研读当时从国外传进来的“新学”。据他那时同学回忆，伯坚为学好英语、数学，有时睡上床还伸出手在被面上默写生字、公式，甚至梦中还念出一串外语。由于他辛勤好学，日益精进，成绩总是名列前茅。一年半以后，伯坚认为这所学校是“新学不新”、“死水一坛”，便转学到达县“绥属联中”去了。

　　伯坚在绥属联中读书时，国内外局势极其混乱。他经常阅览报刊，留心时事，觉得辛亥革命并没有给社会带来安宁，也未减轻人民的疾苦，只是倒了个皇帝而已。这时，他已经成为一个喜欢思考并有独特见解的年轻人了。他担任学校主办墙报的选稿人，常以刘铁侠，刘毅伯、伯坚等署名发表文章。他的文章才气横溢，富于鼓动性。在一篇以“国难当头，匹夫有责”为题的文章中，他号召人人行动起来，维护“共和”，反对军阉割据，反对帝国主义战争，曾遭到保守派师生的攻击。1915年秋，伯坚离开联中，满怀热望，步行五百八十里山路，到四川东面的门户万县，就读于省立万县师范。

　　伯坚在师范读书期间，是他政治思想迅速升华的时期，也是他以爱国主义思想观察社会，进行社会活动的时期。目睹插着外国国旗的轮船在长江横冲直闯，洋人到处开商埠、设关卡、办教堂，践踏祖国的肌体，他感到痛心疾首，忧心忡忡。他写道：“堂堂炎黄子孙，岂容洋奴欺辱，凡有血气之伦，莫不枕戈饮血……”面对复辟倒退的势力，他喊道：“再穿上黄马褂，是对民族的侮辱，时代的背叛……”这个阶段，他常对亲友说：“您们喊我读‘书’，可是，我这蛀书虫，要从书本里面跑出书外，去四方寻找救国之道，探索治国之术。”抱定这个目的，他于1917年秋初到了成都。当他得知青年学生可自筹经费去北京找吴玉章、蔡元培协助赴欧勤工俭学时，心中非常高兴。但由于经费无着，当时未能如愿。1918年春，他经友人介绍到嘉陵道驻保宁府道尹(回中)陈炳堃处作秘书。他办事精干，才思敏捷，文章出众，颇得陈氏器重，除给他月薪一百二十元外，并准备荐举他任苍溪县县长，他婉言谢绝说：“我不谋高官厚禄，只图求知救国……”

　　这年冬末春初，伯坚的家乡龙岗、佛楼一带，三千农民掀起武装抗捐，县府派兵前来镇压。伯坚一方面支持农民武装斗争，一方面又通过陈炳堃的关系搞合法斗争，终于迫使官府让步，斗争获得基本胜利。事后，官方对他深为不满。不久，他便毅然辞官不做，呈书禀告父母：“父辈家非殷实，儿欲奋发深造，不得不恒游远方求知……”

　　1919年2月16日，伯坚再赴成都，考入成都高等师范学堂补习外语，同其好友积极准备旅欧勤工俭学。秦德君在回忆这段情况时说：1919年“五·四”运动中，经川东道尹署教育科长秦树枫介绍，与伯坚相识，他给我的印象特别深切。他态度沉静而诙谐，作风显得老练持重，作事仔细不苟，遇问题自有见解，但不轻易开口。爱劝人独立思考，留心时事。伯坚鉴于我思想开化，带头参加社会活动，多次来少城省立女子实业学校，找我联系工作，邀我旅欧勤工俭学。当“五·四”运动在成都掀起轩然巨波，伯坚奋勇异常，置身运动前列，积极传播新思想、新文化。如饥似渴地阅读介绍和宣传马列主义的文章。通过如火如荼的革命运动，使他受到了煅炼，在思想上进一步坚定了追求真理，救国救民的信心。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欧洲，在苏联十月革命的影响下，无产阶级革命风暴此伏彼起。当时法国是靠近革命高潮的地区，伯坚决定去法国寻求革命真理，1919年8月他离开成都，9月抵北京，由“四川留京学会”分到吴玉章办的高等法文专修馆学习，先居“寓食膳”，而后食住在以南充学生为中心组成的“食劳轩”，此间，他还常去北大旁听班补习法语，并与赵世炎创办了《工读》半月刊，研究工读价值，讨论工读方法。

　　（三）

　　1920年5月，伯坚在同乡学友中借贷五百银元，办好出国手续离京赴沪。6月25日凌晨，乘法国波尔多斯号邮轮，驶向远洋。“航行四十日抵法境马赛”，越日，至巴黎。“此行来法同学共二百四十四人，除由沪落船九十七人外，其余由香港落船，均系广东官费生。”伯坚到巴黎后，被分配到比利时工业城市霞洛瓦劳动大学半工半读。他很快地脱下学生装，穿上工作服，置身到工人阶级的行列中。他当搬运工，推小车、洗擦机器，干活不分粗细。就这样开始了在欧洲边劳动边求学的艰苦生活和革命活动。据当年同他在一起的伍桂馨后来说：伯坚身强力壮，干活儿一个人顶两个人，背、挑两行都行。别人一次扛一件东西，他一次扛两三件，还开小跑。挣来的钱除维持自己生活外，都支援困难的同学或作革命活动的经费。1921年初，伯坚从比利时来到法国巴黎，进一步研读了《共产党宣言》、《法兰西内战》、《资本论》、《国家与革命》和苏俄革命的经验。加入了由赵世炎、李立三组织的劳动学会，积极从事勤工俭学生和华工的组织工作，与中法反动派以及各种各样的困难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如1921年2月，以争取“三权”（吃饭权、工作权、求学权）为主要内容的“二·二八运动”，同年6月至8月的“抗拒中法大借款”运动，以及这年9月的“进驻里昂中法大学”等斗争，伯坚都是积极的组织者和参加者。在占领里昂中法大学的敢死队中，他和赵世炎、李立三等冲在最前面。这时的刘伯坚已由一个满腔热血的爱国主义者开始转变为共产主义者。他坚信，巴黎公社和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道路是唯一正确的道路，共产主义是中国光辉的未来。他从巴黎寄回龙岗的信中写道：“欲使祖国富强，当从世界改革史中求之”。同时，他对资本主义世界也有了直接的感触、清醒的认识。他认为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虽比封建落后的中国先进，但是本质上一样黑暗腐败。他在另一封家信中说：“考察欧洲各国的政治、经济、文化、风俗习惯后，不是原有所思的美妙”。

　　1921年底或1922年初，由赵世炎、周恩来发起，邀请部分团体代表在巴黎共同商讨组织旅欧“少年共产党”的事宜。刘伯坚积极响应并参加了这一活动。会后，他回到比利时建立和发展了基础组织，并先后介绍聂荣臻等加入“少共”。在此期间，刘伯坚与赵世炎、周恩来等保持最密切的联系，互相通信，交流情况，并赠诗互勉。

　　1922年6月下旬，刘伯坚、聂荣臻代表旅比支部，出席了中国少年共产党在巴黎西郊布伦森林中的一个地方召开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会后，刘伯坚回比利时，贯彻大会的各项决议，大力开展工人运动，发展壮大党的组织。同年8月，根据国内党中央的决定，成立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少共”中够党员条件的转为中共正式党员。刘伯坚任比利时党支部书记。

　　1923年2月17日至20日，“少共”又在巴黎西郊一个小镇上召开临时代表大会。按国内党中央和团中央指示，将“少共”改名为“旅欧共产主义青年团”，通过了周恩来起草的新团章，选举了新的领导机构，周恩来为书记，刘伯坚、肖朴生等为委员。下分三个支部：旅法支部、旅德支部、旅比支部。

　　1923年秋，刘伯坚被选为中共旅欧总支部第三届书记。他由比利时霞洛瓦城迁居巴黎哥德伏化街，专门从事总支部的领导工作。为进一步开展党、团的革命活动和宣传马克思主义，他继续努力办好油印《少年》月刊（后改名为《赤光》），邓小平还参加刻写油印。他和赵世炎、周恩来、傅钟等经常为刊物撰写有关宣传马列主义和时事评论方面的文章，和国家主义派的《先声周报》、受无政府主义影响的《工会杂志》、基督教的《青年会星期报》，展开激烈的论战，驳斥了他们散布的反动的和错误的言论，提高了勤工俭学学生及华侨的思想觉悟。

　　刘伯坚在负责旅欧总支工作期间，还经常到学生和华工中间去了解情况，掌握思想动态，积极发展党的组织。至今，从中央到地方尚有不少健在的党员如蔡畅等，就是当时由他亲自介绍入党的。总之，刘伯坚在旅欧党团组织中作了大量工作，积累了丰富的斗争经验，对党的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

　　（四）

　　1923年11月，党选派刘伯坚、李合林等十余人，第二批赴苏联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以下简称东大）。伯坚到了列宁的故乡后，得以实地考察十月革命后的苏联在列宁和斯大林领导下所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他亲眼看到苏联人民和世界人民对中国革命的巨大支持，更加增强了对共产主义和中国革命胜利坚定不移的信心。他在给父母的信中说：“到了没有剥削、没有压迫劳工的国度，一切焕然一新，……街头无乞丐，路途无盗贼，真是道不拾遗，夜不闭户。男为此目的而奋斗，望堂上勿念！”热情洋溢地赞扬了世界上第一个新生的社会主义国家，表明了自己为在中国实现这一社会制度而奋斗的坚强决心。

　　伯坚在“东大”学习期间，正值苏联战后经济恢复时期，生活比较艰苦。他非常珍视这一学习机会，倾注全力系统地有计划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十月革命的经验，并应用这些理论来分析中国革命的历史、现实和前途，总结经验教训，指出前进方向，深受中国学员的爱戴和尊敬。不久被公推为旅莫支部干事会负责人，连任旅莫支部书记达三年之久。

　　旅莫期间，伯坚十分繁忙。他不仅要负责在“东大”和“中山大学”学习的二百多名党员的政治思想工作，而且还承担旅莫华侨的事务。他从不叫苦，不知疲倦，总是任劳任怨，埋头苦干。由于他工作积极负责，待人宽厚热情，凡是赴苏学习的中国学生和来访的华侨，或需回国的同志，都乐于找他帮忙，而他也总是积极协助，妥为安排。当时，人们由衷地赞称“伯坚是中共党内的驻苏大使。”

　　1925年5月，国内爆发了“五·卅”运动，掀起了反帝斗争新高潮。旅莫支部根据党中央的决定，安排全部中国留学生分期分批回国，投身到实际的革命运动中去。伯坚和干事会的同志日夜奔波，为回国的学生办理手续。正当伯坚准备回国的时候，旅欧勤工俭学的邓小平、李大章等三十多人，因抗议帝国主义残杀中国人民的暴行，举行游行示威，被法国政府驱逐出境，转到苏联学习。党又决定让他留下做接待和安排的工作。

　　这年秋末冬初，冯玉祥因军事失败转而倾向苏联，派鹿钟麟等一批西北将领赴苏参观学习，向苏联求援。刘伯坚遵照党中央的指示，组织“东大”一批积极分子负责接待和安排，同他们一道去各地参观，向他们宣传革命思想。不久，冯玉祥又派一批由失业、失学知识青年组成的“学兵团”赴苏学步兵、炮兵、空军等。刘伯坚将这批学兵分别介绍到苏联各军事院校，同时派“东大”的李一特、曾涌泉等人分赴各地军校，做他们的政治思想工作。这为尔后西北军的转向革命，奠定了基础。

　　为了进一步团结教育在苏联各地学习的留学生和华侨，宣传革命思想，交流学习经验，1926年初，刘伯坚与旅莫支部负责共青团工作的曾涌泉等人自筹经费，创办了《前进报》。他用多种笔名，撰写政论、时评、学习心得以及中国革命问题研究和国内新闻报道，文章生动活泼，短小精悍，有的放矢，切中要害。这份报纸流传在苏联各地以及德、法、比等国的华侨学生和工人中，颇受旅外华侨和各地留学生的欢迎，影响相当广泛。

　　1925年10月，王明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他一来就反对旅莫支部向留学生进行的“无产阶级化、纪律化”的教育，认为是清规戒律，攻击旅莫支部的同志象一群和尚。主张解散旅莫支部，要中共党员加入苏共，对已加入苏共的党员，主张不应再受中共的领导。在男女交往的问题上，王明提倡适应资产阶级的“杯水主义”（即不郑重的恋爱），反对无产阶级道德观。他拉拢一些人与旅莫支部挑起一场斗争。刘伯坚坚持党的原则，组织留学生对王明的错误观点进行了斗争，力主旅莫支部应当存在，坚持加强留学生的政治思想工作。刘伯坚的立场和观点受到多数党员的支持和拥护。

　　（五）

　　西北军在冯玉祥的领导下发动北京政变后，改称国民军。由于倾各革命，遭到反动军阀的仇视。1926年春，冯玉祥军事上完全失利，处于孤立无援、分崩离析的境地。在国内反动派的围逼之下，他不得不通电下野。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向他伸出了友谊之手，先后派李大钊、苏联顾问鲍罗廷等通过各各渠道与之进行联系，在这样的情况下，冯玉祥决定赴苏学习、考察，探求出路。这是冯玉祥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也是他思想发生转变的重要转折。趁冯赴苏考察的机会，党和共产国际委派刘伯坚参加帮助冯玉祥转化的具体工作。他接受任务后，拟出具体方案，热情地投入了这一工作。

　　1926年5月9日正午，刘伯坚组织好“东大”和中山大学的中国男女学生约四五百人，偕同苏联各界人士到莫斯科车站欢迎冯玉祥，使冯极为感动。几天后，刘伯坚、曾涌泉等又以《前进报》记者身份到冯的驻地“欧罗巴旅馆”拜访，并送他一套《前进报》。双方就国内外形势的发展，进行了毫无拘束的交谈，冯玉祥大为折服。尔后，刘伯坚邀请冯玉祥到“东大”和中山大学参观、讲话、座谈，为他开欢迎会。中山大学特授予冯玉祥“名誉学生”的头衔。通过各种形式的交往，彼此增进了了解，关系十分融洽。在此基础上，刘伯坚系统地向冯玉祥介绍十月革命的成功经验，苏联红军的建军原则和方法，分析如何才能彻底解放中国的劳苦民众，实现孙中山先生的遗愿。即使在归国途中的火车上，刘伯坚也不放松对冯玉祥的宣传，“谈俄国革命成功的原因”、“救国救民救世界之意愿”。冯氏深受影响。

　　冯玉祥在苏考察三个月，思想发生一定的变化，他领悟到：“中国若不进行革命，改善平民、士兵待遇，国家民族皆至危险”。他说：“革命彻底成功，必然有鲜明的主义及正确党员为之领导”。他表示欢迎刘伯坚等共产党人和苏联军事顾问乌斯曼诺夫将军到西北军协助工作。冯氏这一变化，伯坚起了很大的作用。1926年9月16日，冯玉祥、刘伯坚以及苏联顾问等一行人抵国民军驻地五原。当时冯部从南口败退至察绥一带，士气低落，军心涣散，士兵衣着褴褛，给养困难，连有些冯玉祥出访归来的人员，也深感灰心失意。伯坚以革命乐观主义态度，给大家鼓气，带头克服困难，稳定军心。冯玉祥这时完全接受了国共合作纲领。他说：“我这是没有办法而去，有了办法而来”。9月17日，在“五原誓师”大会上，冯公开宣言：“现在我所努力的，是遵循孙中山的遗嘱，进行国民革命，实行三民主义”，即“唤起民众，铲除卖国军阀，打倒帝国主义，求中国之自由独立，并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并“宣誓生死与共，不达目的不止”。旋即宣布改西北国民军为国民联军，冯玉祥自任总司令，配合南方国民革命军北伐。任命刘伯坚为总政治部主任。接着刘伯坚发表讲话，对冯玉祥的进步和五原誓师行动给予充分的肯定，并提出全军建立政治思想工作的任务、目的和意义。指出了今后斗争的方向与前途，从而大大地鼓舞了全体官兵的士气。

　　由于冯玉祥“认清了中国苦痛祸乱的来源，知道革命的方法并且加入了革命的党派，接受国民党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与决议案并促其实现”，“不仅在口头上有革命的表示，在行动上也表现革命的精神”。中国共产党遂要求全党“十分重视”对国民党的工作，并对国民军提出了六点建议。刘伯坚认真执行了中共中央的指示。在五原誓师会后，他选派大批政工人员到各军、师、旅、团，分别成立政治部、政治处等机构，担负部队党务和政治训练，整顿和发展队伍。这样一来，国民联军军威大振，来归者甚众。如原先投靠绥军商震的石友三部，通过刘伯坚的耐心工作后，毅然重返冯部。当时伯坚给家人的信中说：“我住到石友三家，吃的朋友饭，穿的朋友衣，干的朋友事”。

　　经过一段时间的艰苦工作，部队很快发展到二十多万人。根据中央北方区领导人李大钊秘密拟发的“固甘援陕，联晋图豫”的战略计划，伯坚提议总部迁往战略重地包头，北可获得苏联的援助，南亦便于直接取得党的北方区委的领导。党为了加快转化西北军的工作，先后派出刘志丹、宣侠父、方仲如、安子文等，任冯部各军政治部主任，协助刘伯坚整顿和改造这支军阀部队，增强部队的战斗力。刘伯坚还先后在五原、包头、银川、西安等地创办了军政干校和各种军事训练班，招收进步青年学生、下层军官和有文化的士兵入学，培养了一大批基层骨干，其中不少学员被刘伯坚等秘密发展为中共党员。每期，伯坚都亲自兼任政治课，编写学习辅导材料，主讲“新三民主义”、“劳工神圣”、“社会主义概论”、“国家与革命”等。他讲课善于理论结合实际，深入浅出，谈锋甚健，深受学员欢迎。课间休息时，他还教唱《国际歌》，与学员一道练武习操。深夜还要给学员修改稿件，鼓励大家给总部主办的《中山日报》（原西北军机关报《西包头日报》更名）和各军创办的油印报刊投稿，反映部队生活和学习情况。他经常深入到士兵中去，检查工作，了解情况，解决问题。那怕是战士的琐屑问题，他都亲自过问。他“每天工作到十八小时，整日孜孜不倦，眠食俱废；对于部属，虽一分一刻的时间，亦要查问如何度过，并填表报告之”。据当时的学员回忆：“刘主任（刘伯坚）没有一点官架子，是我们的启蒙老师”。官兵中流传着这样的佳话：“听过刘主任一次讲演，当关半年薪饷”。马玉祥本人也认为，“刘伯坚确实有热心，有毅力，有才干，有卓著的工作表现，我们无不钦佩他”。由于伯坚的卓越工作，整个国民军的精神面貌很快发生了显著的变化。

　　1926年10月，国民联军为了援陕，刘伯坚随军转战宁夏，总部驻进银川。这里蒙、汉、回民族杂居，交通闭塞，文化落后，封建势力很大。为了打开局面，他建议从两方面去抓政治工作：一是抓好上层知名人士的统战工作；二是抓好基层群众宣传教育工作。他同冯玉祥在银川召开各界人士座谈会，给上层人士宣传革命道理，强调团结一致，打倒列强，铲除军阀，废除封建制度。他带领总政宣传人员，协助各界人士，分别成立了农民协会、商会、学生联合会、妇女会等群众组织，团结大众，发展革命。他还举办各种训练班，给宁夏地方培养革命骨干。

　　1926年10月，广东国民革命军先后攻克武昌、南昌。国民联军遂于11月分兵十路，取道甘肃，进援陕西。28日，解除了直系军阀刘振华部对西安的围困。年底，总部迁往西安城。从此，国民联军站稳了脚跟，改变了被动挨打的局面。

　　大军进驻城市，伯坚特别重视对官兵进行军风军纪、军民联系的教育。12月底，部队进占潼关，会师中原指日可待。就在这时，蒋介石派大批亲信和特务到国民联军总部和各军部，破坏国共合作，离间高级将领之间的团结。由是彼此掣肘，矛盾层出不穷。在这错综复杂的环境中，刘伯坚既注意团结高级将领和上层党、政人士，又及时地揭露了那些制造分裂，图谋不轨的人的丑恶面目。同时，又公正地调解将领之间的纠纷，博得他们的信任和敬慕。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发动了反革命政变。4月28日李大钊被杀害。伯坚十分愤慨。他迅速同西安党组织一起发动群众，掀起规模巨大的讨蒋运动。4月16日，在西安市莲花池召开了三十余个团体、六万多人“拥护革命军肃清后方，会师中原大会”。向全国人民，向冯玉祥，向武汉政府发出五项通电。会后整队游行示威。刘伯坚代表国民联军总部接见了游行群众，表示坚决拥护支持群众的革命行动。5月5日，在党的领导下又于西安红城（今新城）举行了纪念“五·一”，“五·五”，声讨蒋介石反革命罪行大会，参加者约十万人，刘伯坚在大会上彻底揭露蒋介石自“三·二○”事件以来的各种反革命活动，并向全国全世界通电宣布蒋介石的罪状。在人民群众的支持下，在高涨的革命气氛中，冯玉祥终于宣布命令，率师出陕，“援鄂攻豫，会师中原”。刘伯坚率领大批共产党人和革命青年随军东下，进驻潼关。5月15日攻克洛阳，30日克复郑州，6月1日占领开封，与唐生智部胜利会师，实现了“会师中原”的战略计划。冯玉祥在军事上取得了重大胜利，处于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他的政治态度如何，就成为一个举足轻重的问题了。当时刘伯坚已看到冯玉祥的政治态度转变，托人转告党中央派到郑州了解情况的张国焘：“冯玉祥对武汉的态度不好，倾向南京蒋介石”。果然，6月10日冯玉祥参加汪精卫召开的“郑州会议”。接着应蒋介石的邀请，参加徐州会议，在蒋的拉拢下，冯玉祥终于由动摇而公开投靠了蒋介石。“七·一五”汪精卫公开叛变，实现了宁、汉合流。冯玉祥也在河南等地和军队中进行大规模的反共“清党”活动，下令查封各县农会，扣押和审讯部队中的共产党人。在形势非常紧张的情况下，刘伯坚镇静地布置工作，嘱咐周围同志：“要随时准备应变，迅速转入地下斗争”。对公开身份的共产党员，他坚决要冯玉祥安全送出境，冯玉祥慑于刘伯坚、邓小平等共产党人在西北军民中的崇高的威望，又深感全靠这批人帮助他才起死复生，故而没有采取“杀”的方法，一律用武装押送出境，即所谓“礼送。”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虽然失败了，但刘伯坚等人在西北地区点燃的革命烈火并未熄灭。他们在西北军中传播的马列主义真理也没有消失。刘伯坚以自己的实际行动，为党在西北军中树立了崇高的威望。

　　（六）

　　1927年7月，刘伯坚来到白色恐怖的武汉，积极投入挽救革命的斗争。在郭沫若的住处，他对一位来访他的老乡（任张发硅部宣传干事）说：“没有什么忧虑，革命的事业不会就此罢休。”

　　不久，伯坚同爱人王叔振一道去上海从事党的秘密工作。在白色恐怖下，他不顾个人安危，扮成学者、商人，深入基层，鼓舞群众，组织力量，进行斗争。

　　1928年春，党又派刘伯坚去苏联学习军事。他先后在莫斯科军政大学和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同年6月18日至7月11日，他参加了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经过了一段实际斗争，现在又回到课堂，系统地有计划地研究马列主义军事学说。因此，他十分珍惜这一机会。据当时和他一起学习的刘伯承回忆说：“刘伯坚同志学习很用功，学得很好。一次我邀他去打球，他说：‘我的功课还没有做完，现在不能玩’”。

　　1930年夏，刘伯坚增赴德国柏林和苏联的南部一些地方考察，一路上就自己观感所及，写下很多诗词，集为《旅欧诗组》。在这些诗词中，抒发了他在国外学习期间，无时不考虑国内的革命斗争，想念着在国内同反动派浴血奋战的同志和战友。

　　1930年秋，刘伯坚结束了在苏联的学习生活，回到上海，与王叔振一起取道福建，秘密前往中央苏区。伯坚到达苏区后，担任中共中央军委秘书长职务，同毛泽东、朱德、周恩来一起，为扩大红军、粉碎蒋介石反革命围剿，巩固和发展红色根据地而斗争。

　　1931年11月，在江西瑞金召开的第一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上，刘伯坚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兼任工农红军学校（后改称红军军事学院）政治部主任（校长是何长工）。这所学校先后为红军培训了军事干部近五六千人，周恩来到校视察后，表彰该校“比黄埔军校还办得好”。

　　刘伯坚在中央苏区工作不久，王明从苏联回国。他借助共产国际的力量，在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上，取得了党中央的领导权。他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军事上推行左倾冒险主义。刘伯坚对此十分不满，始终坚持党的正确原则，支持毛泽东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支持军事上以少胜多的游击战争。因此，被王明视为眼中钉，遭到排斥和打击，刘伯坚以党的事业为重，忍辱负重，忠心耿耿地为党工作。对那些受王明打击和迫害的同志，他体贴入微，关怀备至。宋任穷被“左”倾机会主义者撤了师政委职务，警卫员也被取消了。有一次派他下农村扩大红军，他手腕因骑马摔坏了，拿东西很困难。刘伯坚立即叫自己的警卫员照料他。宋任穷在回忆这段历史时，语调沉重地说：“刘伯坚同志为人正直，是非分明，平易近人，是党的好同志！”

　　（七）

　　1931年12月14日，震憾中外的“宁都起义”爆发了。这次起义不是偶然的，而是刘伯坚、邓小平等一批共产党人在西北军中播下的革命种子，开出的一支报春花。宁都起义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党领导的一次成功的、重大的武装起义，它给予蒋介石反动派以沉重的打击，鼓舞了全国人民抗日反蒋的革命热情，对扩大红军力量、巩固和发展中央革命根据地，起了重要作用。1937年，毛泽东在延安接见部分宁都起义的同志并合影，题词：“以宁都起义的精神，用于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我们是战无不胜的”。

　　国民党二十六路军的前身，是冯玉祥的西北军的一部。1931年春，被调往江西进攻红军，连遭挫败。“九·一八”事变爆发，民族危机加深，中国共产党向全国人民发出了抗日救国的伟大召号，二十六路军广大官兵困处内战前线，既慑于红军威力，又苦于蒋介石对“杂牌军”的歧视，深感于民族危机严重，于是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召号，发出了“回老家，打日本”的呼声。他们联名通电蒋介石，要求北上抗日。蒋介石不仅严加拒斥，而且派出嫡系部队堵住二十六路军的去路。二十六路军进退维谷，处境困难，广大官兵深切怀念老政治部主任刘伯坚，盼望把他找回来，挽救这支部队。这时部队中与上级党有联系的党员只有七十三旅上尉参谋刘振亚。董振堂批准他以“回家探亲”为名到上海去找刘伯坚。刘振亚到上海，见到了中央军委负责军运的朱瑞和原西北军的袁血卒、王超、李肃等(均系党员)，方知刘伯坚已赴中央苏区工作。根据中央军委的决定，袁、王、李三人随刘振亚到二十六路军工作，成立了秘密党支部，由刘振亚任书记。很快发展了赵博生入党。积极筹划起义。

　　此时，南昌地下党一个交通站被敌人破坏，二十六路军党支部暴露了。部份党员名单落入敌人手中。12月5日，蒋介石的南昌行营拍来十万火急电报，严令缉捕刘振亚、袁血卒等，星夜送南昌惩处。接着又派专机传来蒋介石彻底清查二十六路军中“反动分子”的手令。幸亏“急电”和“手令”全部落到当时主持工作的赵博生手里。形势万分紧迫，党支部研究决定，一面由赵博生发出“遵令即办”的回电，敷衍南昌行营，一面派袁血卒星夜赶往苏区找刘伯坚。

　　袁血卒化装越过赤白封锁线，到瑞金叶坪中央军委所在地，见到刘伯坚，报告了全部情况，刘立即向中央作了汇报。翌日晨，由朱德主持军委会议，叶剑英、左权、刘伯坚、李富春、王稼祥等参加，袁血卒也应邀列席。会议研究了二十六路军的暴动方案，分析了暴动成功的主客观条件，也讨论了万一暴动失败需要采取的措施，决定派红四军出动配合行动。毛泽东指示：“行动需要坚决，要注意保密，万一不能全部暴动，局部暴动也是好的”。袁血卒即带上叶剑英给的军用地图，由刘伯坚星夜送他离开瑞金。

　　中央军委指示刘伯坚负责起义的具体指挥工作。伯坚与左权、王稼祥等携带电台，到宁都附近的固原镇。原订13日举行暴动，恰巧这天蒋介石为笼络杂牌部队，运来武器弹药、军饷棉衣。刘伯坚等遂决定：“礼物”照收，起义推迟一天。14日夜，以赵博生参谋长的名义在二十六路军总部召集团以上军官大会。由董振堂亲自率领特务连巡逻于总部和七十四旅之间，以应付不测事件的发生。会中一士兵因过分紧张而走火，赵博生当即宣布起义。除二十五师的一个团被敌人骗走外，二十六军总部，两个师部、六个旅部、十一个团以及独立营和直属部队，全部参加了暴动。15日晨，一万七千多名官兵浩浩荡荡开赴苏区。刘伯坚率众欢迎。起义官兵大声呼喊，“刘主任您好！刘主任，您好！”伯坚频频点头说：“昨天晚上，我一夜没睡好，真替你们担心。列宁讲过：‘暴动的时机成熟了，一分钟也不能延误!’现在我们胜利了!”当晚，部队暂驻固原休息。伯坚起草了“在原国民党二十六路军于宁都起义后加入红军宣言”。次日晨，部队出发前，刘伯坚代表中央军委讲话，宣布起义队伍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的命令，并宣读了毛泽东和朱德签署的委任状，任命季振同为红五军团总指挥，董振堂为副总指挥兼十三军军长，赵博生任红五军团参谋长兼十四军军长，黄中岳任十五军军长，刘伯坚任红五军团政治部主任。此后，刘伯坚便与肖劲光、王如痴、何长工、黄火青、程子华等一起，致力于把这支队伍建成一支英勇善战的红军。

　　刘伯坚在红五军团主持政治部工作期间，坚决反对王明提出的“要兵不要官”的错误口号。他相信绝大多数起义军官是要革命的。如“左”倾机会主义者决定遣送黄镇回家，他就当场拍起胸脯说：“这人能写会画，很有用处，政治上由我担保”。时至今日，黄镇仍对伯坚之子刘虎生说；“要不是刘伯坚担保，我连参加革命工作的权利都没有。他生前不愧是一位政治活动家，是我的启蒙老师。要不是他善于做团结教育人的工作，说不定当时有许多起义过来的官兵要离开红军”。对于起义归来的姬鹏飞、王幼平、李达、李雪山、张永厉、刘向山等人，刘伯坚非常尊重和爱护。

　　刘伯坚在对红五军团进行整顿、改造之中，十分重视加强部队的文艺宣传工作。他不仅创办了《猛进报》，而且还组建了《猛进剧团》，并以政治部的名义开办“文化娱乐训练班”，为连队培养宣传骨干。他经常在部队开展歌咏、戏剧活动和体育比赛。有时甚至拎着石灰桶，亲自刷写标语。他主张自编自演，多反映苏区军民的斗争，并抽空给作者修改稿件、剧本。黄镇回忆说：“刘伯坚工作再忙，都要挤时间去给大家修改剧本。那时我写了好几个剧本，都是通过他修改的。《破草鞋》经他改后，演出效果很好。后来邓小平还叫把这一段加进《万水千山》中去。反对开小差的《英勇上前线》一剧，先由苏区教育部长瞿秋白看过，后又转交刘伯坚修改。他说：对那个开小差的战士，要写他通过帮助后的思想转变过程，就更有教育意义。我按刘伯坚的意见修改后，演出很受欢迎。李克农等合作的《杀上庐山》这出戏，由伯坚亲自修改，指导排演。他要我扮蒋介石这个角色。演出时，周恩来、朱德等许多中央首长看得哈哈大笑，拍手叫好。

　　1934年10月，红军主力开始长征。刘伯坚在左倾错误领导的排斥和打击下，离开了红五军团，调往赣南省军区任政治部主任，坚持敌后斗争。他没有因受排斥而消极，也没因革命遭受暂时挫折而悲观，仍一如既往，以革命者的大无畏精神，去经受严峻的考验，继续投入新的战斗。

　　赣南军区政治部驻扎在于都县的黎板桥，这是当时红色区域剩下的最后一个大的集镇。主力红军决定从这里渡于都河，冲出敌围。伯坚率部搬运材料，担任架桥任务。黄镇路过，去拜望他，两人依依惜别。他豪情满怀对战友们说：“为了革命的需要和革命的发展，同志们要到较远的地方去。但是，我相信这个时间不会很长，预计两三年胜利后，我们会重相见的。”叶剑英黄昏时来到桥头，两人并肩挽手地在岸边互叙革命衷情，一时难分难舍。二十八年后，叶帅满怀激情写下了《建军纪念日怀战烈》，其中一首就记录着这次感人肺腑，催人泪下的悲壮场面。

　　主力红军撤离后，情况日益危急，斗争越来越艰苦，政治宣传工作显得更加重要。刘伯坚将原《火星报》、《战斗报》的人员设备合并，继续坚持办《红色中华报》，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出版发行达四个月。他还亲自带着政工人员和文工队，翻山越岭，为军民宣传演出，通过各种有效的形式，教育群众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继续保卫苏区，保卫土地革命的胜利果实，开展游击战争。一次，袁血卒因事去政治部找他，他正忙于给游击小组儿童团分配任务，布置坚壁清野，号召大家行动起来，“使闯入红色区域的白鬼子，找不到水喝，得不到补充，得不到休息，处处遭到困难，受到打击”。他告诉袁血卒，“贺主任(贺昌)的指示，我们已经照着执行了，我觉得还要加上一条群众性的对敌宣传。”刘伯坚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深入做政治思想工作，对安定群众情绪，鼓舞军民斗争，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但是，由于当时担任中央分局书记的项英，深受“左”倾冒险主义影响，拒不接受正确意见。1935年初，中央分局、中央办事处和赣南省级机关、部队，被敌人围困在狭小的仁凤地区，陷入非常严重的危险境地。2月中旬，决定分五路突围。为了中央机关和主力安全转移，刘伯坚断后掩护。3月3日午后，他率领的机关和部队，准备最后向粤赣边境游击区突围，苦战一天一夜，军区司令蔡会文和少共书记陈丕显与部分队伍冲出了五倍于我的粤军包围圈。赣南省委书记阮啸仙壮烈牺牲。4日上午，刘伯坚率部冲杀到牛岭附近，为掩护政治部所属宣传部的一些小战士，不幸左腿负重伤，昏倒在此。红小鬼谢有才用尽全身力气背他走，他醒来后坚定地说：“小鬼，谢谢你。不要背我。快、快冲出去要紧，多冲出一个人，多添一份革命力量！”这时冲来个大个儿，将他背到一个小山包。蔡会文司令员又找来医生和担架，派人冒雨摸黑把他抬到信丰塘村附近的山岗树林中隐身。天亮前，伯坚身边集拢一批冲散的红军战士和文工团员，准备作最后的战斗。拂晓，枪声大震，敌人从四周围上来了。伯坚翻下担架，拔出手枪，一步一颠向敌阵逼近。他命令部队：“快冲出去，我来掩护！”在打完最后一粒子弹后，不幸落入敌人魔掌。

　　（九）

　　刘伯坚3月4日受伤弹尽被俘，最初被关押在驻信丰（原登贤县）的国民党粤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团部。由于蒋介石对陈毅、刘伯坚等均以数万元悬赏缉拿，并将照片发至官兵手中。因此伯坚被俘后，立即被认出身份。敌团长出面劝降，设宴款待，劝伯坚顺应“潮流”，“识时务者为俊杰”。伯坚义正严词驳斥了敌人的劝降滥言。后来这位敌团长说：“刘伯坚这个人，真不愧是‘特殊材料制成的’！”五天后，被押解至江西大余监狱。粤军第一军军长兼驻赣第六绥靖区司令余汉谋，同他的参谋长星夜从赣州赶到大余，坐镇指挥审讯。在大余十二天的铁窗生活中，刘伯坚以共产党人钢铁般的意志，忍受着敌人的折磨和伤口的疼痛，同敌人进行了顽强的斗争，并给后人留下了气吞山河、光照日月的珍贵遗墨。他给凤笙大嫂的信，至今还珍藏在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

　　敌人多次诱降无效后，3月11日上午，便将伯坚从大余监狱移囚绥署候审室。敌人故意押着他走繁华的大街，以显示反共的战功，震慑群众，妄图从精神上瓦解刘伯坚的斗志。伯坚正气凛然，气宇轩昂，拖着一副十多斤重的铁镣，向含泪伫立的乡亲频频点头示意。他的英雄气慨，深深地铭刻在大余人民的心目中。

　　敌人开始对刘伯坚进行新的审讯。但是居于受审地位的不是刘伯坚，而是国民党反动派。

　　敌人的军法处长问：“你为什么要加入共产党？”

　　刘伯坚铿锵有力地回答：“我看你们国民党，毫无治国救民的办法，故加入共产党，致力于土地革命和工农的解放事业”。

　　敌人尴尬地追问：“你们共产党人有办法，为什么现在弄得一败涂地？”

　　刘伯坚冷视而笑“胜败乃兵家常事，古人说‘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只要革命火种不熄，燎原之火必然漫天燃起”。

　　军法处长恼羞成怒，大声咆哮：“我不是在这里跟你论古道今！我问你：你们野战军奔川黔的意图是什么？”

　　伯坚神态自若地说：“此次主力红军出动川黔之意图很明确，是将苏维埃运动扩大到全国范围去，建立苏维埃更大的根据地。何况，现在日寇入侵，为保卫国家疆土，我们更需要号召和团结千百万群众实行民族革命战争。”

　　“不许你在这里宣传赤化，转移目标”。敌人只好草草收场。“给你纸笔，三天之内交笔供上来”。

　　刘伯坚拖着沉重的脚镣回到绥署监狱。当天下午在狱中写下了那首气贯长虹的抒怀诗《带镣行》，忠实地记录了这次转监途中的情景：

　　带镣长街行   蹒跚复蹒跚

　　市人争瞩目   我心无愧作

　　带镣长街行   镣声何铿锵

　　市人皆惊讶   我心自安详

　　带镣长街行   志气愈轩昂

　　拼作阶下囚   工农齐解放

　　这些壮丽诗句，字字熠熠生辉，句句焕发光彩，充分表现出伯坚甘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赴汤蹈火的英雄气慨，誓为工农解放战斗不息的彻底革命精神，以及与国民党反动派血战到底的革命气节。当时同狱的赣南军区政治部秘书廖昔昆（四川内江人）、独立十六团参谋长陆如龙（广西百色人）、中央办事处交通科长连得胜（上海人）、会昌贸易分局石采办事处营业部主任王志楷（江西兴国人）等四人，争先诵读，感慨不已！在伯坚的帮助和感染下，他们都表现得勇敢坚强。

　　敌人逼迫刘伯坚等辨认所有被俘的人。伯坚看看这些朝夕相处的同志，摇头回答说：“我不认识他（她）。”因此，许多同志被当成普通战士和一般群众给释放了，出狱后又继续为党从事革命工作。

　　刘伯坚虽然身处缧绁之中，又受各种酷刑，行动艰难，但他为了揭露敌人监狱的黑暗，抒发自己渴望中国革命事业早日胜利的宿愿，寄托对战友继续努力完成革命事业的殷切希望，3月13日清晨，以炽热的革命激情，写下了一首长诗《移狱》：

　　大庚狱中将两日   移来绥署候审室

　　室长八尺宽四尺   一榻填满剩门隙

　　五付脚镣响锒铛   匍匐膝行上下床

　　狱门咫尺隔万里   守者持枪长相望

　　狱中寂静日如年   囚伴等吃饭两餐

　　都说欲睡睡不得   白日梦多夜难眠

　　檐角瓦雀鸣啁啾   镇日啼跃不肯休

　　瓦雀生意何盎然   我为中国作禁囚

　　夜来五人共小被   脚镣颠倒声清脆

　　饥鼠跳梁声啧啧   门灯如豆生阴翳

　　夜雨阵阵过瓦檐   风送计可到梅关

　　南国春事不须问   万里芳信无由传

　　大庾县附近的梅岭，即大庾岭。宋置梅关，为南北交通孔道。古往今来，不少诗人过此咏诗题词。当时是赣粤边的一个游击区。陈毅和刘伯坚等分路突围就是到这一带去打游击。此时，他在狱中不是考虑个人的安危和荣辱，而是想到突围战友是否胜利到达梅关，重新打起革命的红旗；长生的同志们又是否一路顺利。3月19日夜，面对透进狱中的一抹苍白的月色，他想到自己不能再与同志们并肩战斗了，不胜遗憾，慨然写下一首七绝《狱中月夜》：

　　空负梅关团圆月   囚门深锁窥不得

　　夜半皎皎上东墙   反映铁窗皆虚白

　　3月20日，伯坚与世长辞的前一天，他又给“凤笙大嫂并转五、六诸兄嫂”的第三封信。信中说：“弟在唐村被俘时，就决定一死以殉主义，并为中国民（族）解放流血，曾有遗嘱及绝命词寄给你们，不知收到没有？”“弟为中国革命牺牲毫不遗恨。不久的将来，中国民族能得解放，弟的热血不是空流了的。”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谆谆教育后代，一再嘱咐虎、豹、熊三个孩子，“最重要的，诸儿要继续我的志向，为中国民族的解放努力流血，继续我未完成的光荣事业”。

　　3月21日10时许，一队全付武装的敌人打开铁门。伯坚冷眼一看，心中明白，最后的时刻来到了。他转身艰难地整理了一下军装，然后坦然自若地迈开沉重的脚步，向外走去。敌人将他押到城隍庙大殿前（粤军军法处），桌上早已摆好几样酒菜。敌军官颤抖地说：“刘先生，请吃吧！吃了有事商量！”刘伯坚微微一笑：“吃吧，吃了去死有啥商量的！”伯坚从容进食，然后将碗筷一推，引吭高唱《国际歌》。

　　敌处长狰狞一笑说：“刘先生！多天不见了，让你考虑的问题怎样了？”

　　刘伯坚斩钉截铁地说：“我根本没有什么可考虑的！”

　　“难道你就不怕死吗？”

　　“怕死？怕死不革命，革命不怕死。要杀便杀，要写没有的，何必多废话！”

　　敌军法处长拍案而起：“好，今天就枪毙你，看你　　这伙匪党强硬到几时！”

　　刘伯坚哈哈大笑：“就请枪毙吧。共产党员是毙不尽杀不绝的！”

　　“住嘴！我问你在正法前还有什么后事？”

　　“后事吗？有。第一，我要写封家信，交待我的子孙后代要将革命进行到底！不许你们扣留。第二，我死之后要把我葬在梅关。”

　　“为什么死了还要葬在梅关？”

　　“葬身于梅关，站得高望得远，使我死后也能看到革命的烽火到处燃烧！”“让熊熊的烈火把法西斯制度彻底烧掉！”

　　敌人摇头叹气道：“死到临头还要这么硬。”只好拿给他纸笔。

　　伯坚镇定自若，挥笔疾书，谆谆叮嘱爱人王叔振同志：

　　“你不要伤心。望你无论如何要为中国革命努力，不要脱离革命战线，并要用尽一切力量教养虎、豹、熊三幼儿成人，继续我的光荣事业。”

　　“我葬在大庾岭梅关附近。

　　十二时快到了，就要上杀场，不能再写了。致以最后的革命敬礼！

　　刘伯坚

　　三月二十一日

　　于大庾

　　刘伯坚将笔搁下，整整衣冠，昂首走出敌人法庭，登上刑车，向沿途告别的群众纵情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打倒国民党反动派！打倒蒋介石！”一个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就这样与世长辞了！

　　刘伯坚一生追求真理，坚持真理，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为共产主义事业流尽了最后一滴血。他虽死犹生。他的精神永远激励着我们前进！（白明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