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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闇公

  杨闇公是党的四川地方组织的建立者和最早领导人之一。1917年东渡日本学习,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1920年归国。1922年,在成都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1924年,与吴玉章等组织“中国青年共产党”,同年入党,担任社会主义青年团重庆地委组织部长。他和吴玉章等对四川地区国民党组织进行整顿,巩固和扩大革命统一战线,并利用这一有利条件,开展了一系列反帝反封建的斗争。1925年冬,中共重庆地方委员会成立,杨闇公担任书记。为了配合北伐战争,他和刘伯承领导了顺(庆)沪(州)起义。1927年春,蒋介石在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前夕,指使四川反动军阀制造了屠杀革命群众的重庆“三·三一”惨案,杨闇公不幸被捕,壮烈牺牲。时年二十九岁。

  (一)

  杨闇公又名尚述,1898年3月10日出生于四川省潼南县双江镇一个没落的封建大家族中。他排行第四,幼年过继给杨霞峰为子。

  杨闇公的大哥杨剑秋在东渡日本期间,就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二哥杨衡石到成都进了铁道学校;堂兄杨宝民于1906年加入同盟会,参加过黄花岗起义。他们常在家信中谈论救国救民的道理并传来一些革命的信息,有时还寄回一些报刊书籍,这使杨闇公在少年时就受到新思潮的影响。

  1913年7月,杨闇公看见报载李烈钧在江西湖口宣布独立,兴兵讨袁世凯的消息,他的堂兄杨宝民在江西讨袁军中任总参议,便决定去江西投奔革命。到达宜昌时,传来了赣宁之役失败的消息,其余各地讨袁军也纷纷失利,杨闇公便到上海与不久前从日本留学回国的大哥杨剑秋相会。适逢杨宝民于湖口起义失败后,也避居上海法租界嵩山路,以行医为掩护,继续从事反对袁世凯的活动。杨闇公见到杨宝民时说:“我是来革命的”。杨宝民便介绍他加入了国民党,以后又托江苏都督冯国璋、南京军官教导团少将教官彭维翰保介他进军官教导团学习。

  为了准备进行反对袁世凯的军事活动。杨闇公常于周末去上海,秘密筹集和运送军火,受到外国巡捕追捕。他穿弄堂、越屋顶,机智脱险。他还在军官教导团内秘密发展革命党人图谋倒袁。1915年12月,袁世凯在北京上海复辟帝制的丑剧,遭到全国人民的反对。军官教导团为了防范革命党人在内部从事革命活动,突然包围搜查学员宿舍。杨闇公恐事机泄露,越窗而出。1916年初赶到江阴炮台,策动要塞司令肖某率部举起反袁义旗。因事机不密,冯国璋派兵镇压,起义失败。杨闇公跳崖滚坡逃至江边,幸遇一渔舟,得救脱险。

  1917年,杨闇公渡海去日本,先就读于成城学校补习日语;1918年转入日本士官学校,攻读军事。在成城公学读书期间,杨闇公积极参与组织留日同学读书会,学习进步理论。日本警视厅以未经学校当局批准为借口,解散读书会,拘留了杨闇公。几天后以无罪释放。这时随着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和欧洲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高涨,社会主义思潮在日本兴起,马克思主义也逐渐传播开来。杨闇公开始阅读宣传社会主义思潮和马克思主义的书刊,初步认识到一些关于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道理。

  1919年,五四运动的消息传到日本,留日中国学生和华侨举行集会,并到中国驻日公使馆请愿示威。杨闇公连夜奔走,四处联络。当时,中国公使馆留学生监督江庸、监督署职员杨肇熉,都是杨闇公的戚族。他们面见杨闇公,希望他看在戚族分上,设法缓和学生的示威活动,杨闇公却不予理会。当日本宪兵队的马队向请愿示威队伍冲闯,日本警察挥舞棍棒毒打中国留学生和爱国华侨时,杨闇公怒不可遏,奋不顾身救护被殴打的同胞,并与日本宪警进行博斗。东京警视厅以所谓“违反治安罪”将他逮捕入狱,判处八个月徒刑。这是杨闇公在日本第二次身陷囹圄。1920年出狱后,他被迫离日回国。

  (二)

  1921年冬,杨闇公由重庆到成都,参加了成都留日学友读书会,同一些留日归国在成都教育界工作的人联系,以便发现志同道合者。1922年,他结识了成都社会主义青年团负责人之一的童庸生,不久,就加入了这个组织。同时,他不认识了成都高等师范学校校长吴玉章。他和吴玉章等人以成都高等师范学校为基地,组织进步学生深入工厂,发动工人罢工,组织工会;深入农村,发动农民,组织农会。这时,恽代英因在泸州进行革命活动被军阀赖心辉扣押,吴玉章特去电泸州保释,将恽代英请到成都高师任教,并介绍杨闇公与之相识。1923年8月,刘伯承作为川军第一军第二混成旅的团长,因率部队在大足县同吴佩孚派来的黔军王天培部激战受伤,正在成都就医,吴玉章又介绍杨闇公与之相识。杨闇公常常同吴玉章、刘伯承在一起谈论时事,研究革命问题。

  1924年1月12日,一个叫做中国青年共产党(开始简称C·Y,不久改为Y·C)的共产主义组织,在成都市娘娘庙街24号杨闇公的寓所里宣告成立。有一间挂有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画像的房间里,二十来个人举行了将近三个小时的会议,大家热烈地讨论并通过了一周以来经过两次研究的中国Y·C团的纲领、章程和各种议案,推选出吴玉章、杨闇公等六人为负责人。

  中国Y·C团是按照“横的方面少数服从多数,纵的方面下级服从上级”的民主集中制的原则组织起来的。它有严密的组织和严格的纪律,有明确的纲领。这个纲领发表在1924年5月1日出版的中国Y·C团机关刊物《赤心评论》创刊号上。可惜现在尚未查到这个纲领的原文,仅能从中国Y·C团主要组织者和领导人杨闇公1924年1月的日记中窥见其大致内容。杨闇公在中国Y·C团成立前后的日记中写到:

  “欲指导群众,究竟从哪条道路走的好?……刻已认定马氏为主”(“马氏”,指马克思、马克思主义——《杨闇公日记》编者注)

  “社会的进程是循序渐进的,有自然的定律。”

  “社会主义是为一般人各得其所,都有发展天才的机会,不致受经济压迫,得真正的自由。”

  “吾……必须为他人尽力,使彼第四阶级者得一反其生活与地位。”

  杨闇公这段期间思考的问题看来,中国Y·C团是一个以马克主义为指导思想,以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争取实现社会主义,谋求无产阶级的解放为目标的革命群众团体。

  中国Y·C团成立的初期,在吴玉章、杨闇公领导下,主要进行了以下三个方面的革命活动。

  一、积极开展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宣传教育和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鼓动工作。中国Y·C团刚成立时,由杨闇公担任编辑,出版了油印刊物《微波》,揭露封建军阀祸国殃民的罪行,宣传革命道理。1924年5月,由成员积资创办了十六开铅印月刊《赤心评论》。杨闇公积极参与筹办,把它看作中国Y·C团的化身。《赤心评论》第一、二期分别刊载了中国Y·C团的纲领和章程。第一期是纪念列宁特刊,以后续几期刊登了《列宁年谱》,宣传列宁的革命业绩。中国Y·C团成员吴玉章、曾凡觉、郭祖  、张可勤和吕渺崖等发表了不少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介绍苏俄情况和揭露帝国主义、封建军阀暴行的文章。

  二、成立社会主义研究会,从各方面物色人才,培养群众运动的骨干。中国Y·C团成立后,就作出了以王右木在二十年代初建立的成都马克思主义读书会为基础,建立社会主义研究会的决定。4月13日,风和日丽,春意盎然,社会主义研究会正式成立。上午九时,杨闇公赶到会场,见七十多人济济一堂,显示了中国Y·C团三个多月来的工作成绩,十分高兴。特别使他兴奋的是到会的人中,有五名是工厂里的职工。他想,这些“被压迫而欲待救于人的,也因自身的关系出面奋斗了。此后善于指挥,会内必能物色些人才来。”开会时,吴玉章以《马克思派社会主义的势力》为题发表演说,指出马克思派的社会主义是“普遍于全世界”的“最伟大最新颖的潮流”,“经过苏俄的试验,人人已知道它有实现的可能性。”“实行社会主义以扫除资本阶级,消弭国际战争,也是时势的要求。”他号召中国人民要“对于最流行的社会主义明辨而后笃行”,以达到“改造社会的目的。”杨闇公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玉章演说词甚善”。

  三、同成都社会主义青年团一道派人到工厂、农村和学校去开展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和学生运动。

  1924年5月1日,中国Y·C团同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成都地区的组织在成都少城公园联合举行盛大的纪念“五一”并追悼列宁的群众大会。杨闇公在会上发表了题为《国际资本主义对中国的侵略》的讲演。他说:“创造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列宁逝世了,世界人民得此噩耗莫不痛悼。这不正因为列宁是实行经济革命与世界革命的第一个成功者吗?不正因为列宁是人类推倒资本帝国主义的急先锋吗?当我们还在痛苦地呻吟于资本帝国主义压迫之下急盼解放的时候,忽然失去这样一位革命的巨人、劳动界的救星,我们怎么能不痛哭呢!?”他呼吁青年志士们,加速团结,“顶天立地树建民族精神与国民的大义,系统的宣传,严密的组织,向国际资本帝国主义进攻,为继承列宁未竟之志而奋斗。”杨闇公富于鼓动性的精彩演说,博得了全场群众的热烈掌声。讲演结束后,群众正准备游行,四川军务督理署秘书秦正树突然跑来对大会主持人杨闇公等说:“军长有命令,阻止游行。”消息传开,大家十分愤慨。杨闇公在5月1日和2日的日记中写道:“我很笑这些无识的军阀和他的走狗,何苦作此无谓的举动来惹起反感啊!愚呀!愚呀!”“昨天的运动,我们可以证明,‘自由’不是空谈可得来的,非血、泪、汗,不能得真正的自由。前途的障碍还多得多,非对此三种有最大的决心,哪能说得到其他,我很希望大家努力。”这是对中国Y·C团成立以来的革命活动的深刻总结。

  (三)

  1924年5月7日,杨闇公离开成都,经乐至、遂宁回到潼南双江镇。在家住了一个星期,便乘轮经合川去重庆。

  杨闇公抵达重庆后,立即找到社会主义青年团重庆地区组织的负责人童庸生,交换成、渝两地革命活动的情况并研究了今后的任务。在童庸生的热忱赞助和支持下,杨闇公于1924年6月初乘轮东下,前往中国共产党中央所在地——上海,寻求党的指导。在上海他会见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执行委员兼宣传部长恽代英。杨闇公十分推崇恽代英,在日记里记下了这样的感想:“此君谈话,很有一部分真理存在。”“故我很有动于中。”他还访问了一些川籍的国民党人士,谈论了改组后国民党的状况。7月底,杨闇公离沪近渝。归途中,他在轮船上抓紧时间学习了《唯物史观浅释》等书。轮船在中途停泊时,他便下船与劳动群众接触。他的日记中有这样的记述:“午后停船,与土人谈甚久,心甚安适。”“江边群立而观轮船的人,约有二三十,我因欲知他们的生活状况,遂与之交谈。……农人们的生活着实太苦。”“那般乡民的亲切和友爱的样子,着实令人心感得很。社会上最苦的,也没有他们那样可怜,不觉又令人鼓舞起为人流血的雄心来了。”

  杨闇公自上海回到重庆后,参加了社会主义青年团重庆地委的领导工作,任组织部长。不久,即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5年初,他被选为团地委书记。这段期间,他一直全力以赴地做团的工作,同奉派来重庆领导团工作,并筹建党组织的团中央特派员肖楚女取得了联系。经过几个月的努力,重庆地区团的工作颇有起色,杨闇公也更为同志们所信赖。

  1924年秋,全国各大城市纷纷建立反对帝国主义大同盟,掀起爱国反帝运动新高潮。杨闇公在抓紧团的工作同时,十分重视做基层群众的工作。他和肖楚女等发动重庆工人、学生和各界爱国群众,建立四川反帝大同盟,开展爱国反帝的宣传。同年11月,在重庆又组织了青年团的外围组织——“四川平民学社”。杨闇公在该社成立大会上发表演讲时指出,这个组织的前途是未可限量的,鼓励大家要努力工作。四川平民学社开办了平民学校,出版了刊物——《爝光》,广泛地联系并发动了群众,杨闇公和肖楚女还发动各校进步学生组织各种社团或读书会,引导他们学习革命理论,研究社会问题,走上革命道路。

  1924年11月19日,日本商船“德阳丸”在重庆私贩劣币,扰乱市场金融。重庆军警团督察处派员上船搜查,竟遭日船人员殴打,检查人员还被抛入江中,造成数人伤亡,这就是震惊全川的“德阳丸案”。事件发生后,重庆各阶层爱国群众纷纷向日本帝国主义和反动军阀提出强烈抗议。肖楚女、杨闇公等联络各团体组织了抗议“德阳丸”暴行的重庆人民外交后援会,还通过四川平民学社广泛动员群众向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四川军阀展开斗争。12月13日,重庆市各界人民举行声讨“德阳丸”暴行的群众集会,肖楚女发表了声讨日本帝国主义罪行的演说。会后举行示威游行并到军阀政府请愿,杨闇公被推举为请愿的总代表。当队伍行进到省长公署时,衙门里大大小小的官僚们一个个都溜之大吉了。杨闇公说:由于这次群众运动的兴起,使“死气沉沉的渝中,因此顿现生气。”群众“精神因之大振”,“群众受此大训练后,必易于激动。”

  1924年11月,孙中山接受中国共产党的建议自广州北上,呼吁立即召开国民会议,制定宪法,反对军阀专制,废除不平等条约。中国共产党于孙中山北上的同时,在全国发起召开国民会议和废除不平等条约的群众运动。杨闇公根据党中央关于开展国民会议运动的指示,多次同童庸生和团地委负责人罗世文等进行研究,确定了在重庆地区开展国民会议运动的策略,即:发动青年团员积极投入运动,尽力掌握各进步团体,早日组成国民会议促成会;对国民党右派,要有分寸地向他们开展斗争,先是监督他们对运动的不努力,第二步才攻击他们向右的倾向。

  这段期间,杨闇公夜以继日地紧张工作着:写文章、作讲演、主持会议、指导基层的活动,简直忙个不停。为了抵制段祺瑞企图用军阀、官僚和御用文人政客参加的所谓“善后会议”来取代国民会议,他决心用“积极的手段”,“拼命的做去”,以便迅速地把国民会议的群众运动开展起来。即使在身染疾病的情况下,仍四出奔波,甚至在病榻上还与来者研究问题。为了广泛地发动群众,他还曾多次带领团员和积极分子,在1925年的春节期间到南岸真武山,向进香和游览的群众散发革命传单和发表演说。这年正月初二,杨闇公一连讲演了八次。开始,他讲的道理深了些,群众不甚了解。他发现后立即加以改进,注意采用通俗生动的语言,并着重联系群众的切身利益。因此,越讲越有吸引力,听的人个个点头称是。群众的热情使杨闇公深为感动。他在日记中写道:“从前他们何尝知道他们是国家的主人翁啊!以为只是几个所谓伟人的人,是应该来支配他们的。

  经过杨闇公等人几个月的工作,重庆国民会议促成会于1925年1月18日正式成立。杨闇公被推举为负责人之一。他们排除了国民党右派的干扰,选出了童庸生等四人为重庆地区去北京参加全国国民会议促成会的代表。这时,綦江县也推选出邹进贤、危直士等四名代表。2月27日,重庆国民会议促成会召开群众大会,到会者有一万四千多人,其中工人占一半以上。杨闇公担任大会主席,他报告了促成会成立的经过并阐述了开展国民会议运动的重大意义。去北京的代表也发表了演说。大会还顺利通过了由杨闇公提出的增选两名女代表的提案。大会还顺利地通过了由杨闇公提出的增选两名女代表的提案。至此,在选举代表的问题上,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取得了对国民党右派的完全胜利。会后举行了游行示威。当队伍行进到夫子池时,杨闇公再一次向群众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演说。与群众大会和游行示威相配合,杨闇公等发动党团员和积极分子,组成二十多个讲演队,沿街向市民进行宣传,并散发了四十多种油印传单,使“迅速召开国民会议”、“反对善后会议”、“打倒帝国主义和军阀”等口号在重庆广泛传播开来。

  国民会议促成会全国代表大会进行期间,突然传来了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病逝的噩耗。3月14日,杨闇公在重庆国民会议促成会的会议上提议为孙中山举行隆重的追悼大会。由各进步团体组成了重庆市孙中山先生追悼会筹委会,肖楚女、杨闇公等被推举为负责人。4月7日,各界群众八千多人在打枪坝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肖楚女、杨闇公等在大会发表演说,热情颂扬孙中山的伟大功绩,宣传他“以俄为师”的指导思想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他们还揭露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勾结起来奴役中国人民的罪行,这段期间,党组织还动员大批学生与工人组成几十个宣传队,在市中区、江北和南岸等地大街小巷向群众讲演,散发了七十多种传单。“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废除不平等条约”和“努力国民革命”等标语张贴在各大街小巷。当时杨闇公在重庆二府衙街七十号的寓所,经常是宣传队员聚集和休息的地方。杨闇公的父亲杨淮清也很同情和赞助这些青年人的革命活动,他高兴地对来到家里的宣传队员们说:“孙中山先生死了,我当孝子。你们离学校、工厂太远,宣传完了,就请到我家里吃饭。”

  1925年5月30日,发生了上海公共租界的英国巡捕开枪屠杀中国人民的惨案。消息传到重庆,激起了全市人民的极大义愤。杨闇公同冉钧、罗世文等党团组织的负责人一道,领导各进步团体成立反抗英人惨杀上海华人重庆外交后援会,并组织共青团和爱国学生到群众中去开展宣传活动,广泛地揭露帝国主义的暴行。6月25日重庆市的工人、学生和市民举行大规模游行示威,英、日帝国主义企业中的中国工人,开展了罢工斗争。自7月1日起,重庆市人民对英、日等帝国主义实行经济绝交,码头工人拒绝为英、日商轮装卸货物,广大群众坚决抵制仇货。英帝国主义者恼羞成怒,竟派水兵登陆,在龙门浩隆茂洋行一带,破坏我爱国反帝宣传,拘捕爱国学生数名。次日,残暴的英国水兵,又刺死中国群众数人,制造了“龙门浩血案”。全市人民更加怒不可遏。杨闇公和党团的其他负责人当即决定领导全市人民开展更大规模的斗争,提出了惩办凶手、赔款和要英帝国主义者向中国人民道歉的正义要求,停止了对外国领事馆、企业和洋行人员的生活必需品的供应,使帝国主义者遭到沉重的打击,向中国人民炫耀武力而开往重庆江面的两艘英国军舰,也不得不夹着尾巴离去。

  这段期间党加强了对各群众团体的领导和促进国民党的改组工作。党组织决定将已有的平民学社加以改组并扩充到各县去,将劳工互助社改为青年劳工互助社,吸收各工会的下层青年分子、准备作为将来成立总工会的基础;将四川妇女改进社加以改组使之成为妇女运动的总机关。同时,党还准备建立重庆青年团体联合会。对于四川地区的国民党组织,党决定由杨闇公负责,发动党团员和积极分子加入进去,以打破国民党右派的垄断。此外,杨闇公还主张将当时重庆联合中学、重庆第二女子师范学校、巴县中学等校建立的学校互进社、怒涛社、波浪社等进步学生团体置于党的掌握之中,成为党的外围组织。

  革命形势的发展,亟待加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和培养大批骨干。1925年8月,吴玉章由广州返回重庆,着手整顿四川省的国民党组织,同时,同杨闇公、冉钧等商量筹办培养革命干部的学校。由于吴玉章1916年在法国同蔡元培发起组织过法华教育会,1917年又在北京参加开办留法预备学校,所以便将拟议中的学校定名为中法学校。其大学部名为中法大学。不久,杨闇公租得通远门外大溪沟谭家花园一幢旧式楼房及其附近的几处民房作为校舍,首先办起了中法学校附属高初级中学,招收了两百多名因闹学潮而被江北中学、合川联合中学、重庆第二女子师范学校开除的进步学生与闻风而至的进步青年作为第一批学员。9月14日,中法学校正式开学。吴玉章任校长,童庸生任教务主任(年底由肖华清接替),杨伯恺任训育主任,张克勤任事务主任,杨闇公、冉钧、周贡植和漆树  等为兼职教员。学校开办不久,杨闇公亲自布置第一期学生到磁器口的几个丝厂去组织平民学校。平民学校条件很差,学生只能在一些竹林捆绑的四周通风的房子里给工人上课。晚上就作为宿舍,伙食问题也是自己解决。经过两个多月的艰苦工作,学生们在思想和工作能力方面都受到了锻炼。到1927年初,中法学校已发展到一千多人,教育了大批进步青年,培养了许多革命骨干,其中有些人加入了共产党和共青团,有的为革命事业英勇献身,有的在长期革命斗争中为中国人民作出了重大贡献。

  在创办中法学校的同时,杨闇公还领导开办了党团员训练班,培养党团基层组织的骨干。训练班每周开两三次会,讲授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传达党的指示。主要由杨闇公、冉钧上课。杨闇公派任煜为这个训练班的教务长。

  经过几年的筹建和做了大量的宣传工作与组织工作,建立中国共产党四川省的统一组织机构的条件已经具备了。1925年冬,来自全川各地的一些共产党员于重庆中法学校举行秘密会议,正式成立了中国共产党重庆地方委员会,选举杨闇公为书记,冉钧为组织部长,吴玉章为宣传部长(因吴玉章当时不在重庆,遂由周贡植代理,后来为钟梦侠接任),加强了党对全川革命工作的领导。

  (四)

  在筹办重庆中法学校期间,吴玉章,杨闇公团结国民党左派,对四川的国民党组织作了进一步整顿,并将国民党四川省党部移至重庆莲花池。杨闇公负责省党部的实际领导工作。10月底,省党部通知各县、市党部就地选举四川省出席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当选的有吴玉章、杨闇公、童庸生、廖竺君(廖苏华)、廖划平和黄复生等。除黄复生外,其余五人都是共产党员。选举结果表明,两个多月以来四川省国民党组织经过整顿,左派已占很大优势。

  11月,杨闇公和吴玉章等离渝赴广州参加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吴玉章是大会的秘书长,杨闇公参加了大会秘书处的工作。大会从1926年1月1日开幕至19日结束。大会期间,杨闇公以敏锐的政治眼光,察觉出汪精卫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暗示了对中国共产党和苏联顾问鲍罗廷的不满是“有用心的”。阴险狠毒的反革命野心家蒋介石伪装一副革命的面孔,一些人为他的“左”的言词所迷惑,在他讲话时,竟出现了与会代表“起立致敬”的场面,杨闇公却轻蔑地认为这简直是“笑话”。并一针见血地指出:“蒋介石的报告抹煞一切工农援助的事实,而表示自我太强”,也是“有用心的”。他对毛泽东所作的关于宣传工作的报告十分推崇,认为较其他报告都“有系统些,他能把具体事实指得出来,并对于每个时期所施的宣传口号,也恰中客观的需要。”对恽代英的报告也给予很高的评价,认为“颇多中节”。杨闇公在会外也很活跃,除参加各种群众集会外,还发起成立四川革命的同志会,并亲自起草章程。他想通过这一团体,把在粤的四川革命同志组织起来,使之具有正确思想,以免受到反动派的迷惑,便于他们将来返川进行革命工作。杨闇公在广州期间,中国共产党中央的负责同志对四川党的工作曾作指示,要求在国民革命军北伐时,对四川军阀采取“前顶后拖”的办法。国民党左派邓演达也向杨闇公说:“将来北伐一定成功,要取武汉,驻守万县的川军杨森对湖北宜昌、武汉威胁太重,四川同志要负起这一方面的工作。”

  国民党“二大”以后,杨闇公、童庸生先期回川。不久,吴玉章亦来重庆。当时,刘伯承也住在重庆浮图关(刘伯承经杨闇公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杨闇公曾要他去广州看一看,并在黄埔军校当教官)。他们遵循中国共产党中央的指示,根据国民党“二大”的精神,讨论并研究了当前的工作,决定由杨闇公负责发展共产党的组织和开展工农运动,吴玉章负责继续整顿四川国民党的组织并在中上层人物和军队中进行工作。在几个月的时间内,许多县、市都成立了国民党党部;重庆、成都等地均组织了工会,有组织的工人达三——四万人;营山、南川等地成立了县农民协会。兵运工作亦有相当进展,党已争取并掌握了部分军阀部队,使之有的同情革命,有的在后来参加党所领导的武装起义。七月,吴玉章去广州。刘伯承不久亦离渝。

  杨闇公十分重视人民群众在革命斗争中的作用。他认为,“扩大四川的民众力量,才能使全国革命成功。而加入革命的人们,才能变成为真正的革命者。”他特别强调农民运动的重要性,他说:“应扶助在全川人口百分之八十九的农民的发展才能得到真实的动力”,才能“使四川的革命基础巩固,不致于为假革命所动摇”,“不致因环境变迁而动摇本党在政治上的地位。”他经常说:“只要把群众发动起来了,军阀们那几杆烂枪是没有多大用处的。”为了开展全川的农民运动,党的重庆地方委员会派了一些干部到各地去组织农民协会,还派遣二十多人去广州到毛泽东主持的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受训。

  当国家主义派和国民党右派向革命人民发动猖狂进攻时,杨闇公坚定地领导革命势力进行了坚决回击。

  “五卅惨案”周年纪念时,中国共产党重庆地方委员会,通过莲花池的国民党左派省党部在打枪坝召开各界群众纪念大会,并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但是在国家主义派骨干分子徐孝匡,杨叔明把持下的重庆联合中学和第二女子师范学校的师生却不参加大会。国家主义派分子还大放厥词,辱骂革命群众是“卢布虫”,胡说“五卅惨案”是共产党制造的。会后,重庆《新蜀报》在报道大会消息的特稿的标题中,标明了“惟联中女师不参加大会未免美中不足。”国家主义派遂以此为借口,于次日纠合几十名学生到《新蜀报》社起哄,要挟报纸刊登启事赔偿两校名誉损失,并强使主编周钦岳到二女师,要他向学生鞠躬赔礼。杨闇公闻讯后赶到报社问明情况,并布置“全面反击”。各报社成立了重庆新闻界雪耻大会。第二天各报均辟专栏揭露国家主义派的暴行。各进步团体纷纷发出“快邮代电”,进步人士亦发表谈话支援新闻界反对国家主义派的斗争。不久,成都、泸州、顺庆(即南充)等地的新闻界亦起而响应,这就形成了全川舆论界对国家主义派的总进攻。斗争持续了一个月之久,使徐孝匡、杨叔明处境十分狼狈,不得不被迫托人出来调处,并在各报刊登道歉启事,最后灰溜溜地离开了重庆教育界。在党的重庆地方委员会和杨闇公领导下的这场反对国家主义派的斗争,搞得有声有色,大获全胜。

  这时,国民党右派已在重庆总地另立国民党四川省党部,同莲花池的国民党左派省党部相对立,经常挑起冲突,大打出手。有一次,中法学校的一支学生宣传队在街头向群众宣传北伐胜利的消息,却遭到右派的袭击。一些学生挨打受伤,鲜血直流。杨闇公闻讯后,赶到刘湘军部(北伐军进入两湖战场后,刘湘迫于形势,将部队改称国民革命第二十一军),面见刘湘,痛斥了右派的罪恶行径,并严正指出:“实在不能容忍伪省党部再存在下去了。”这时,几百名革命群众用滑竿抬着受伤的学生前来军部请愿,高呼:“打倒伪省党部!”“请刘军长严惩凶手!”要求刘湘取缔总土地国民党派省党部。刘湘此时既已易帜改号,也就只好装出“革命”的样子,当众下了一道查封总土地伪省党部的命令,派人取下了伪省党部的吊牌。

  9月初,正当北伐军打到武汉时,发生了英国军舰在万县向中国军民开枪开炮,造成毁房数百间,近千人伤亡的“九五惨案”。事件发生后,中共重庆地方委员会立即发动全川人民掀起反英浪潮。9月7日,成立了万县惨案重庆国民雪耻会,杨闇公被推举为主要负责人。中共重庆地方委员会、国民党左派省党部和各进步团体相继发出“快邮代电”,声讨英国帝国主义罪行,号召人民奋起斗争。9月9日,“雪耻会”召开市民大会,会后举行大规模反英示威游行,参加群众达十多万人。杨闇公强调要充分发动和依靠群众,彻底实行对英帝国主义经济绝交。党组织还通过“雪耻会”组织了纠察队,严禁英货行销,并防止奸商的破坏活动,使市面上“洋油”、“洋烟”很快绝迹。愤怒的群众又查封了大量英国制造的哈德门香烟和布匹。这期间,党还组织英国企业中的华工,开展了罢工斗争。

  (五)

  1926年秋季以后,党的重庆地方委员会一面继续大力发展工农运动,一面又把主要注意力集中于抓军事斗争,以配合北伐的胜利进军。

  这年10月,吴玉章根据中国共产党中央的意图,向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和监察委员会联席会议提议,派刘伯承到四川做军事工作。刘伯承回四川后,向朱德、杨闇公传达了中国共产党的指示。随后,由杨闇公、朱德、刘伯承组成了中共重庆地方委员会的军事委员会,杨闇公兼任军委书记。军委决定,一方面努力争取四川所有军队都倾向国民革命而反对北洋军阀,以此抑其出兵东下威胁武汉;另一方面是利用军阀内部矛盾,策动部分军队起义,建立革命武装,配合北伐战争。当时,我们党在四川已掌握了一部分武装力量:其一是驻合川的江防第二区司令黄慕颜的部队。党对黄慕颜进行争取教育,经过杨闇公、童庸生介绍,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其部队中有党派去的政治工作人员,还开办了培训骨干的学生队,并建立了共产党的组织和国民党的区分部;其二是驻顺庆的川军第五师何先烈部秦汉三、杜伯乾两个旅;其三是驻泸州的赖心辉部袁品文、陈兰亭两个旅;此外,共产党员李蔚如在涪陵掌握了数千人的团队武装,邝继勋在彭县、崇宁掌握了部分江防部队,潼南、綦江等地的共产党员亦掌握了部分团队。这说明,党要从军事方面在四川开创一个局面是有一定基础的。1926年秋,由杨闇公主持,在重庆莲花池国民党左派省党部召开了倾向革命的川军师、旅、团各级十二个单位代表参加的军事会议。杨闇公在会上提出了“响应北伐,会师武汉”的口号。会后杨闇公将黄慕颜、秦汉三、杜伯乾、袁品文、陈兰亭和皮光泽(驻泸州部队)等六个部分的代表留下,向他们正式公布了关于举行顺庆、泸州起义的决定,并宣布成立国民革命军川军各路军总指挥部,由刘伯承任总指挥,黄慕颜任副总指挥。刘伯承当时尚不在重庆,但他来渝后便立即到合川向黄慕颜作有关起义的军事部署。他们筹划由黄慕颜伪称调防成都,率领所部开赴顺庆与秦汉三、杜伯乾两旅会合,挟持何光烈就范,先在顺庆举事,再由袁品文、陈兰亭等在泸州发起响应,并迅速率部到顺庆与黄、秦、杜三部会合,以顺庆为根据地,将起义部队整编为六个师,向绥定(今达县)进击,消灭刘存厚部队。然后挥师入陕,接应已由甘肃开入陕西的冯玉祥的国民军,在中原与北伐军胜利会师。商定后,刘伯承返回重庆。党组织又派遣童庸生持刘伯承亲笔信去泸州,指示袁品文、陈兰亭等按计划行动。

  1926年11月25日至12月4日,中国国民党四川省第一次代表大会在重庆中山学校举行。大会代表都是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杨闇公和刘伯承被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杨闇公代表省党部作了《政治报告》、《工人运动报告》和《农民运动报告》,刘伯承作了《军事报告》。大会通过了杨闇公参加起草的《中国国民党四川省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杨闇公的报告和大会宣言分析了全国和四川的形势,揭露了帝国主义和国家主义派破坏统一战线的卑劣行径,提出了充分发动群众,支援北伐战争,争取全国革命成功的任务。杨闇公强调说:只要“以农民为后援,以有主义之军为先锋,将来倾之覆之亦易若反掌。”大会通过了制裁国民党右派的决议案,选举了省党部执行委员会,杨闇公、刘伯承、朱玉阶(朱德)等当选为执行委员。这次大会对巩固和扩大统一战线,发展四川革命形势有深远影响。

  国民党四川省第一次代表大会正在进行的过程中,袁品文、陈兰亭于12月1日在泸州兰田坝扣押了赖心辉的师长李章甫,宣告起义。起义部队在当天晚上击溃了李章甫三个团的兵力,占领了泸州城,宣布成立国民革命军川军第五路军(袁品文部)和第四路军(陈兰亭部)。12月3日,顺庆方面的秦汉三和杜伯乾亦率部起义。这些行动都突破了原订计划。消息传来后,杨闇公忙将主持大会的任务交由他人接替,自己便与刘伯承等赶赴合川,负责起义的组织领导工作,决定由刘伯承和黄慕颜率合川江防部队开往顺庆。12月9日,黄部与秦、杜的部队在顺庆会合。次日,在顺庆城内果山公园召开起义军誓师大会,宣告国民党革命军川军各路军总指挥部正式成立,刘伯承就任总指挥之职。顺庆方面起义部队改编为第一、二、三路军,一路军司令由副总指挥黄慕颜兼任,秦汉三、杜伯乾分别担任二、三路军司令。这时,杨闇公派人送来一封密信,说中共重庆地委已严令泸州起义部队立即向顺庆集中,嘱刘伯承、黄慕颜等人率部坚守顺庆。另一方面,杨闇公又派人送信给武汉的吴玉章,请求设法对顺泸起义予以支持。吴玉章便在武汉国民政府会议上提议按军事序列给起义部队以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五军番号,委派刘伯承为军长。会议通过了这个提案。但右派谭延闿竭力阻挠贯彻执行,幸有吴玉章力争,武汉国民政府终于公布起义部队为国民革命军暂编第十一军。

  顺泸起义的爆发震惊全川,封建军阀的反动统治为之动摇,军阀们神魂不定,一部分军阀如邓锡侯等立即公开出兵镇压,另一部分军阀如刘湘、杨森等暂时采取观望态度,窥伺时机,再下毒手。四川的形势顿时紧张起来。

  12月下旬,杨森假意邀请杨闇公、刘伯承和童庸生赴万县主持国民党党务并进行会商。利用这一机会,杨闇公、刘伯承和朱德等军委负责人在万县会晤,讨论了全川的革命军事问题,决定将国民革命军川军各路总指挥部移往泸州,委派刘伯承带领十多名政工人员立即赴泸,以加强对该地起义部队的统一指挥。刘伯承在杨闇公掩护下到达泸州后,整顿部队,密切军民联系,加强防卫,大大提高了起义部队的战斗力。

  到1927年春季,四川的反动军阀已和反革命野心家蒋介石进一步勾结起来,他们一方面处心积虑要将泸州起义部队置于死地,一方面加紧策划对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实行大屠杀。

  1927年3月24日,正当北伐军占领南京时,英美帝国主义停泊在下关江面的军舰竟然无理炮轰南京城,对中国革命进行横蛮的武装干涉,造成二千多军民伤亡的大惨案。南京惨案发生后,重庆市各界人民无不义愤填膺。杨闇公等党的重庆地委负责人议定,并同国民党左派负责人商妥,于3月31日在重庆打枪坝召开全市群众大会,抗议英美帝国主义炮击南京的暴行,扩大反帝反封建的宣传教育。

  召开群众大会的消息传出后,重庆地区革命与反革命力量之间的斗争达到白热化的程度。反动势力下决心要向人民开刀。3月下旬,刘湘在他的督办公署召集秘密会议,决定在召开群众大会时,暗中布置军队,以调停“工学冲突”为名,对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省党部负责人下毒手,并拟定了大屠杀的黑名单。刘湘还派人把蒋介石派到四川来的爪牙杨引之等请来充当大屠杀的指挥。

  这时,社会上谣言四起,什么“共产党要暴动”啦,“工人学生要打洋人”啦,“打枪坝的群众要冲外国领事馆毁教堂”啦,闹得满城风雨。反动派利用他们自己所制造的谣言作为镇压群众的舆论准备,并以保护侨民和领事馆、洋行为名,进行大屠杀的军事部署。3月30日,刘湘指使人对杨闇公进行恫吓说:“明天的大会最好不要开,外面的大炮已脱了炮衣。”遭到杨闇公严词拒绝。当天中午,杨闇公又得密报,说刘湘在军部召集秘密会议,准备破坏大会。针对这种险恶形势,晚上杨闇公在党的秘密机关主持召开紧急会议,参加者为党团地委的负责同志冉钧、钟梦侠、程志筠、刘成辉、蔡铭钊、任煜和程仲苍等。会议决定,为了不向反动派示弱和不失信于人民,群众大会如期举行。杨闇公严肃而坚定地说:这是一场严重的斗争,反动派要杀我们,不取决于我们这个会开与不开。要革命就不怕牺牲,怕牺牲就不是共产党人。与会同志一致采取宁愿牺牲也要开会的态度。接着研究了会场的警戒问题,决定了几项安全保卫措施:由工人纠察队负责在场内巡查;各校童子军携带木棍和绳套在会场四周警戒;各单位整队入场,不许闲杂人混入队伍等。杨闇公还说他已找过杨森部的向时俊,要他带卫队入场维持秩序。那天晚上,党的负责人还在川东师范学校召集工人纠察队员开会,要他们严守会场大门,并作好主席团的保卫工作。深夜,杨闇公去黄慕颜寓所(当时黄慕颜正在重庆,请党的重庆地委向武汉国民政府求援,筹集款项接济驻开江的起义部队),嘱其次日一早赶到会场。然后,他才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家。

  3月31日,杨闇公很早就起床了,他对妻子赵宗楷说:“今天召开市民大会,我要早点去主持。”刚下楼,杨淮清就来劝阻儿子不要赴会。这几天来出现的种种迹象,使老人对闇公的安全十分担心。但是,杨闇公还是说服了父亲。正待出门时,接到刘湘军部当参谋长的一位亲戚派人送来的信,信中说:“大会将有事故发生,恐对你不利,若能不去赴会,军座定有好音。” 杨闇公冷笑道:“威协和利诱,对我都无济于事,我们是为了正义事业,不是为了个人利益,难道还有错么?!你们收买不了我,也阻止不了我。”说罢便慈爱地搂抱着不满一岁半的女儿赤化,亲昵地说:“爸爸死了,你可要给我报仇啊!”接着又深情地吻了睡在摇篮中刚满月的小儿子共产,喃喃地说:“儿啊!你还在朦胧地睡着,可爸爸走了啊!还能再见吗?” 杨闇公给两个孩子取这样的名字,意在表示他同一切反动派斗争到底的决心和对共产主义事业的必胜信念。出门时,杨闇公转向结婚两年的妻子说:“我走后,你赶快去妇联集合,如消息不好,即作准备。”他还叮嘱弟妹们都要去开会。然后,向家人挥一挥手,大踏步走了。

  杨闇公赶到会场后,中共重庆地委和国民党左派省党部的负责人及各界知名人士冉钧、李筱亭、程秉渊(程子健)和漆树  等均陆续来了。任煜在主席台上准备作记录。各界群众队伍正举着队旗,敲着锣鼓,高呼革命口号,歌声嘹亮地涌入会场。这一天,虽然满天阴霆,革命群众却热情高涨。沿途虽然军警林立,赴会群众却无所畏惧。工人纠察队和童子军在认真地维持秩序,会场警戒很严密。杨闇公在主席台上密切注视着会场动静,并嘱咐纠警队提高警惕。这时,军阀刘湘已按照他们的既定计划,命令王陵基的部队包围会场,堵住了各个出口通道。而蓝文彬和巴县团阀曹  阳、申文英的反动兵士和团丁,则扮作工人模样,暗藏凶器,混入群众队伍,或摆摊贩。当黄慕颜告诉杨闇公沿途所见情况和场内发现形迹可疑分子时,杨闇公非常镇静,要大家沉着应付,并增调童子军参加维持会场秩序的工作。当大会即将开始时,会场周围突然响了一串鞭炮,接着场内外枪声四起,混在群众中间的暴徒,一齐大打出手,他们抡起铁条,见人就打;抽出砍刀,见人就杀。顿时,会场秩序大乱。混乱中,匪徒们开始向主席台上的大会主持人冲击。正当台前制止反动份子暴行的《新蜀报》主笔漆树  首先被打倒拖出会场,惨死于两路口的荒冢之中。主席台上的其他负责人只得随着四散奔逃的人群,由会场一角跳下高高的城墙。许多跳墙群众在城外又遭敌人伏兵袭击,有的被打死,有的被打伤,跳墙时摔死跌伤的也不少。这一天,被杀害的革命群众有四五百人,受伤者在千人以上。杨闇公由于跳墙后潜藏在通远门外一户农民家中,才得以脱险转移到江北。这就是反革命野心家蒋介石指使四川反动军阀制造的惨绝人寰的重庆“三·三一惨案”。

  4月1日清晨,杨闇公毅然从江北回到城里,联络同志,布置工作。家里的人劝他暂避一下。他却用深沉的语调对亲人们说:“敌人虽然十分残酷,但我岂能顾及个人安危!?”晚上,他在妻子赵宗楷哥哥的家里召集党团负责人钟梦侠、任煜和刘成辉开秘密会议,说他要到武汉去向中央请示报告,叮嘱其他几位党团负责同志做好善后工作。

  4月2日,杨闇公与黄慕颜及六妹杨毅君搭上去武汉的“和平”号轮船。由于发现便衣特务跟踪,当夜又返回家中。次日,他化妆偕妻子赵宗楷及一位党员登上“亚东”号轮船。又遭叛徒告密。4月凌晨,“亚东”轮行至江心,特务便开出快艇和木船将轮船包围。杨闇公临危不惧,神色自若,迅速将身边隐藏的秘密文件吞咽下肚。特务以检查为名逮捕他时问道:“你是不是杨闇公?”他说:“我是,你们又怎么样?”那人说:“那你就不要干什么共产党了,跟上我们才有命。” 杨闇公斩钉截铁地说:“你们国民党反动派和反动军阀是什么东西?!你是是一伙凶恶的强盗,无耻的卖国贼,屠杀工农的刽子手。你们眼看就要无立锥之地了。”当特务要将赵宗楷和同志一齐逮捕时,杨闇公机智地掩护了那位同志。他故意问道:“我是共产党员,他们要寻逮捕我,你先生为什么也要被逮捕呢?”特务们以为那位同志不是共产党员,就把他放了。特务们将杨闇公、赵宗楷带上了囤船,杨闇公向周围群众义正辞严地揭露了反动派制造“三·三一惨案”的罪行,他大声疾呼:“大家团结起来,打倒列强!反对蒋介石独裁!铲除军阀!”当特务强行将杨闇公、赵宗楷分别带走时,杨闇公沉着地对妻子说:“宗楷!你不要害怕,也不要难过,转告同志们,我会斗争到底。孩子大了,要他们为我报仇!你要好好抚养他们。”接着又说:“敌人眼看就要无立锥之地了,共产主义事业一定会在全中国胜利的。”囤船上群众越聚越多,他们不顾特务阻拦,聆听杨闇公慷慨激昂的话语,目睹了这悲壮的一幕。

  两天以后,赵宗楷经党组织和杨淮清多方营救获释。杨闇公仍被关押在蓝文彬的监狱里受尽拆磨。审讯时,敌人用乱棍猛击杨闇公的双腿,强迫他下跪,他宁死不屈膝。蒋介石派来的特务问道:“难道你不怕死吗?” 杨闇公愤怒地说:“只有你们才怕死。你们也必然要死无葬身之地了。你们只能砍下我的头,可绝不能丝毫动摇我的信仰。我的头可断,志不可夺。”敌人的一切阴谋诡计都未能得逞,于是便在4月6日深夜,将他押至浮图关一个山岩边秘密处死。临刑前,杨闇公大义凛然,高呼“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为了阻止杨闇公继续呼喊革命口号,匪徒首先割去他的舌头,可他仍用鼻子哼斥,用眼睛怒视,用手指比划,以表示对敌人的无比仇恨。这位英勇不屈的共产主义战士全身都迸发出战斗的火花。暴徒们的兽性发作了,他们丧心病狂地挖掉了杨闇公的双眼,砍断了他的双手,最后还向他射出了三发罪恶的子弹……英勇不屈的共产主义战士,中国人民的忠诚儿子——杨闇公壮烈牺牲了。他以二十九岁的壮丽青春,谱写了一曲气贯长虹,惊天动地的正气歌。(郑洪泉)

责任编辑:蒋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