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愿庵

　　刘愿庵，1895年12月6日生于陕西咸阳。1923年，他在成都参加了恽代英组织的“学行励进会”，开始接受共产主义思想。后经恽代英介绍，到泸州、宜宾等地组织马克思主义学术团体，进行革命的宣传活动和发动反帝爱国的群众斗争。1925年入党后，他先后担任过中共成都特支书记、省委宣传部长、省委代理书记、书记等职，为发展四川党的组织，发动工农运动，组织武装起义，进行了艰苦的工作。1928年5月，赴莫斯科参加中共“六大”，被选为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1930年5月5日被捕。他在敌人的法庭上高声宣告：“社会主义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由之路”。5月7日，壮烈就义，时年35岁。

　　(一)

　　1908年，刘愿庵随父去江西南昌，入大同中学读书。辛亥革命爆发后，他去南京参加了学生军。不久，袁世凯窃取了革命果实，刘愿庵参加的学生军也被解散。于是，他到四川，在乐山电报局担任勘测长途电话线工作，同工人工作在一起，并常与附近农村的贫苦农民接触。他眼看广大工农群众整日奔波劳累，仍然衣不蔽体，食不果腹，深感人间之不平，思想感情发生很大变化。

　　1919年，刘愿庵经人介绍到驻万县军阀卢锡卿部当参谋。当时。“五四”反帝爱国运动的革命热潮席卷全国，刘愿庵的思想深受影响。他对现状越来越感到不满，也越来越不满卢锡卿的军阀作风，乃毅然离去，去川军杨春芳部作秘书。1922年秋季被杨委派为丰都县县长。这位年轻的县长，身着粗布衣，脚穿草鞋，进入县城先住在旅馆里，了解民情。当地土豪士绅来向新任县长献殷勤、拉关系、送厚礼，均被刘愿庵谢绝。刘愿庵上任后，首先着手复查案件，清理冤狱，将一些无辜受害的劳动群众释放回家；对一些残酷盘剥劳动群众的苛捐杂税加以废除；将一些欺压人民群众的团总，贪赃枉法的官吏，分别给以撤职、警告和罚款等处分。他的这一系列有力措施，深得群众拥护，人民称他为刘清官。但刘愿庵的果敢行动。却引起了当地劣绅、土豪和驻军团长的憎恨，纷纷跑到杨春芳那里去告状，而杨本人对刘愿庵的作法也早已不满，便下令革除了刘愿庵的县长职务。丰都人民对新县长遭到排斥打击，愤愤不平，为了表彰他的功德，给他建立了德政碑。刘离开丰都县，回成都，到刘四英办的西南公学当国语教员，从事教育事业。

　　1923年初，恽代英到成都从事革命活动。恽代英约集在成都的先进知识分子刘愿庵、邹进贤、刘春晖、刘竹贤等，组织“学行励进会”，发行《励进周刊》，传播革命思想。后又建立起“蓉社”，发展社员二十多人，恽代英负主要责任，刘愿庵作具体指导。从恽代英那里，刘愿庵受到了教益，立志“以谋求中国人民及全世界被压迫者的解放为终身事业。”经恽代英介绍，刘愿庵去川南师范教书，传播革命的种子。然而，不到一年就被反动当局解聘。

　　1924年，刘愿庵去到宜宾，任刘文辉第九师司令部咨议官，兼任《叙州日报》总编辑。在此之前，曾在成都参加过恽代英组织的“学行励进会”活动的刘春晖,已早期回到宜宾，他先后邀集同盟会员陈宣三，尹绍洲和郑量澄、黄雨岩、潘学海、张立如等人，成立了“青年读书会”。刘愿庵到后，如虎添翼，他们在宜宾东街天顺祥旧址内阅读进步书刊，讨论研究马克思主义及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道理，在当地播下了革命的种子。接着，刘愿庵同郑佑之、许培高、熊去安、张立如等，在培养了一批骨干分子、群众觉悟有所提高的情况下，于宜宾将军街曾家祠设立了“通俗讲演所”，传播革命思想，还吸收当地教育局长韩敬元等参加。每天傍晚灯燃的时候,他们就分别奔赴各个街头讲演，向老百姓讲述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罪恶行径，揭穿反动派的狰狞面目。群众很喜欢听刘愿庵等人的讲演，常是挤满街头。可是群众的爱国热情却被当地军阀视为洪水猛兽，派军队进行干预和镇压，使讲演活动只进行了几个月就被迫停止。

　　1925年，英、日帝国主义在上海制造了震惊全国的“五卅”惨案。消息传来，群情激愤。在宜宾，成立了“叙州五卅惨案外交后援会”，一致推选同盟会员尹绍州、郑量澄和刘愿庵等负责领导。中心任务为：揭露帝国主义屠杀、蹂躏中国人民的种种罪恶，坚决抵制英日仇货，不准仇货上岸，禁止在市场出售，实行经济绝交。通过上述活动，宜宾人民群众的反帝爱国热情更加高涨。

　　“五卅”惨案发生后，在上海工作的尹伯民．郑则龙带着党组织交给的任务回宜宾建立党团组织。他们同尹绍洲、郑量澄一道，作刘愿庵的思想工作，很快将刘愿庵吸收入党。不久，党组织派刘到成都工作。

　　(二)

　　1925年冬，四川的部分共产党员在重庆中法大学内秘密召开会议，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重庆地方执行委员会，刘愿庵任执行委员会委员兼成都特支书记。在成都，他以办报为社会职业，后任四川省参议会秘书。

　　1926年初，统一战线中争夺领导权的斗争日趋激化，在四川，国民党右派依附四川封建军阀猖狂向以共产党为首的左派势力进攻。同时，四川又是以曾琦、李璜等为首的反动的国家主义派的大本营。他们历来反共，纠合他们在青年学生中的党徒与共产党公开对立，对我党在青年学生中的工作危害甚大。因此，反对国民党右派和国家主义派的斗争是巩固革命统一战线的迫切任务。刘愿庵总是站在这个斗争的最前列。1926年北京“三·一八”惨案发生后，全国人民无比愤恨，国家主义派却公然跳出来为帝国主义和段祺瑞政府辩护，明火执仗地诬蔑共产党。于是，成都的一些社会团体组织了一次公开的群众性讲演会，同时约请刘愿庵和李璜等人参加。李璜自命为思想界了不起的权威，有军阀作靠背，有党徒为其摇旗呐喊，收集了不少反共材料，在台上大演反共卖国丑剧。听众都谴责他不像中国人在讲中国问题，安全是一副奴才相。刘愿庵走上讲台，虽然衣着朴素，看起来“土里土气”，但他以谈笑自若的态度，坚定正确的立场，犀利流畅的言词，对李璜卖国反共的谬论进行了淋漓尽致的驳斥，听众纷纷为他叫好，拍手称快。李璜再也不敢招架，只得夹起尾巴灰溜溜地滚出了会场。

　　11月25日，中国国民党四川第一次全省代表大会在重庆召开。刘愿庵以成都国民党左派代表的身份出席了大会。会议开幕的第二天，刘愿庵在省执行委员会举行的宴会上，代表全省出席会议的代表致答词，提出国民党（左派）各级组织加强宣传组织工作，树立国民政府的威信，而不能让蒋介石树立个人威信和特权的正确主张。他还代表大会在重庆群众的欢迎大会上致词，对“联俄、联共、扶助工农”三大政策作了精辟论述，对国民党右派、国家主义派的反共谰言予以有力的驳斥，起到了教育群众、肃清流毒的良好作用。

　　国民党四川省第一次代表大会以后，中共重庆地委加强唤起民众的工作，积极开展军运、农运和工运。刘愿庵被派到合川陈书农部作军运工作，配合刘伯承等领导的顺泸起义。刘愿庵在陈部任师政治部中校宣传科长，兼任军官教育团政治教官。

　　（三）

　　1927年，蒋介石公开叛变之前，秘密策划四川军阀首先举起屠刀，屠杀共产党人，屠杀革命群众。3月31日，军阀刘湘、王陵基、兰文彬和团阀曹燮阳、申文英之流制造了震惊全国的“三·三一”血案。四川省党的负责干部和革命志士杨闇公、冉钧、漆树芬，陈达三等或当场遇难，或会后遭搜捕，英勇就义。

　　在白色恐怖笼罩之下，刘愿庵领导的中共成都特支，此时虽与上级失去联系，仍屹然挺立，带领群众坚持斗争。

　　4月4日，在中共成都特支的领导下，成都地区的工会、农会、学生联合会、国民党成都市党部等十五个进步团体联合组成“重庆三·三一惨案省会后援会”，选出刘愿庵、孙壶东、李献亭、唐伯焜、袁亚群（女）等为“省会成都援助重庆惨案各界代表”同时作出如下决定：一、电请中央（国民政府）派特派专员来川会同办理此案；二、警告刘湘及渝中各将领，并责成他们将王、兰、曹、申等监禁查办；三、质问向育仁并要求他表明态度；四、推举代表与邓、刘两军长交涉，请负省会治安全责。

　　4月8日早上九点钟，成都各民众团体代表在商业场集中，然后由刘愿庵等率领赴二十八军军部请愿。俟刘文辉、邓锡侯到场，刘愿庵首先发言，痛斥军阀刘湘、王陵基、兰文彬等背叛国民革命，在重庆制造“三·三一”大血案，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人民的罪行，要求邓、刘两军长站在国民政府的立场上，讨伐刘湘，并切实维持省会治安，以杜绝类似重庆事件发生。代表们发言以后，邓锡侯却说：“近日省会忽发现有农民自卫军总司令失玺布告，同时发现三民自卫总司令李廷布告，此两种主义不同之自卫军，随时都有发生冲突，扰害治安的可能。所以维持治安责任，要大家负责”。刘文辉与邓锡侯同一腔调地说，“在青天白日旗下之成都，只有三民主义活动的领域。”刘愿庵大义凛然，据理反驳，一针见血地指出：向育仁系蒋介石派回四川来进行“清党”的要员，他在重庆与刘湘等密谋，制造了“三·三一”惨案，回到成都后，又企图镇压群众，他干了不少反对国共合作和破坏国民革命的事，要求两位军长将向育仁驱逐出境。经过一番面对面的半争，刘愿庵等认为，要想通过他们解决什么问题是不可能的，只有发动群众进行艰苦的斗争，才会有胜利的成果。于是，决定离开二十八军军部。

　　成都各界群众开展声援重庆人民的活动和派出代表到第二十八军军部请愿，引起了军阀们的惶恐和憎恨。刘文辉、邓锡侯、田颂尧等在附署刘湘的“反共拥蒋”通电之后，于4月9日急忙加委向育仁为“省会城防司令”，以加强对成都地区的军事控制。

　　几天之后，蒋介石在上海进行了惨绝人寰、震惊中外的“四·一二”大屠杀，霎时，白色恐怖笼罩全国。4月24日，向育仁以“四川整理党务特派员”、省会军警团联合办事处处长、省会城防司令和四川团练副委员长的四重身份，在成都导演了“成都农工商学兵清党示威大会”的反共丑剧。他们唆使党徒、网罗一批工贼、流氓和社会渣滓，在街上贴标语、喊口号、狂呼乱叫，反对国民革命，反对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并将成都市工会捣毁。同时，反动派指名要将刘愿庵、钟善铺等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捉拿归案惩办，并在街头小巷用漫画丑化刘愿庵等为“长发顾问，”“麻面科长”等。

　　继“四·一二”大屠杀之后，汪精卫在武汉发动了“七·一五”反革命政变。第一次大革命终于失败。这时，四川党内一小部分不坚定的分子，对革命前途悲观失望，有的脱党离川，有的叛党去充当敌人的走卒。然而，坚强的共产主义战士刘愿庵却坚持革命，毫不动摇，将“三·三一”惨案后从重庆等地来成都的任煜（白戈）、朱挹清等组织起来，转入地下，坚定地继续开展对敌斗争；在成都附近县份发动农民，建立以贫农和中农为基础的农民协会，选派从毛泽东、彭湃等主办的广州和武汉农讲所毕业归来的同志，去充实农会的领导班子；在成都市内，领导钟善辅、刘亚雄（后叛变）、李宗林、朱挹清等积极开展工人运动，根据工人们的迫切要求，提出增加工资，改善劳动条件，缩短劳动时间等口号，使成都一度消沉的工会工作又活跃起来。工人俱乐部、工人读书会和夜校等在各行业先后举办；人力车工人的减低车租的罢工斗争和长机工人、生绉工人要求就业的示威游行相继爆发。刘愿庵还动员一些还能公开活动的社会团体，如工人业余俱乐部、少年俱乐部和学术团体等，出面组织报告会或讲演会，邀请那些同国民党有关系，而又有声望的左派人士讲演，以造革命的声势。刘愿庵还要求成都各级党组织，对于军阀、团阀等势力，要利用矛盾，作个别的争取工作。他还非常注意团结帮助科技、文艺和教育界朋友的工作，争取他们同情革命，进而参加革命。二十年代，在重庆、成都、泸州和宜宾等地受到刘愿庵的教育和影响，从而参加革命队伍或倾向革命的仁人志士为数不少。如著名作家李劼人在1951年7月1日撰写的《纪念先烈赵世炎》一文中说：“我听见这个消息（即赵世炎牺牲）后，一如听见刘愿庵在重庆就义的消息一样，好多天不舒服，因而更引起我对共产党的同情，更增强了我对蒋贼中正和他那一伙的仇恨。我很感谢两位先烈！我敢于说，自我从法国回国以后，我确实受了他两位的无形影响，使我愈明确坚定我这二十几年来的行动方向！”

　　（四）

　　1927年党的“八七”紧急会议之后，中共中央派傅烈、周贡植等到重庆，建立中共四川临时省委，恢复联系，整顿和发展党的组织。9月，中共四川临时省委召开第一次会议，传达“八七”紧急会议的精神。1928年2月10日至15日，临时省委在巴县铜罐驿周贡植家中，秘密召开扩大会议。到会代表有来自成都、宜宾、涪陵、江津、重庆等地的二十余人。会议由傅烈主持。根据1927年11月临时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精神，着重讨论了四川全省春荒暴动问题，制定了《四川暴动行动大纲》，决定开展土地革命，进行武装斗争，建立苏维埃政权。会议选出了新的领导班子，正式成立了省委会。由傅烈、刘愿庵、周贡植、张秀熟、郑佑之、刘成辉、周敦婉等任省委委员。傅烈任书记，周贡植任组织，刘愿庵任宣传，牛大鸣任秘书长。会议还选举了出席党的“六大”代表，正式代表刘愿庵，候补代表刘远翔、刘披云。

　　1928年3月9日，在重庆兴隆巷八号召开中共巴县县委成立会议。省委书记傅烈、组织部长周贡植等到会指导，不幸被敌人发觉，除省委秘书长牛大鸣一人巧妙地逃脱外，其余十多人都被捕。同志们闻讯异常愤怒，刘愿庵立即召开紧急会议，研究营救办法，进行营救活动，并通知各地党组织加强秘密工作，保存好党的文件，调整干部，避免不必要的牺牲。会议推选刘愿庵为代理省委书记。被捕的同志，虽经多方营救，终归无效。3月9日，傅烈、周贡植等同志被军阀刘湘杀害于朝天门。在此以前，四川军阀又在成都制造了“二·一六”下莲池惨案，屠杀我党团员和革命青年袁诗尧（川西特委宣传部长）、钱祥芳等十四人，造成严重的白色恐怖。

　　1928年5月，省委派刘愿庵赴上海向党中央汇报四川情况，要求派负责干部到四川加强领导，并准备出席党的“六大”。刘愿庵走后，由张秀熟代理省委书记，主持全川工作。刘愿庵到上海汇报工作后，即去出席党中央7月在莫斯科召开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他从上海出发，转赴哈尔滨，然后经满州里到达莫斯科。会上，被选为中共中央第六届委员会侯补委员。

　　党中央根据刘愿庵的报告和四川省委的要求，于1928年7月，派穆青以中央特派员身份到四川指导工作。不久，又派共产党员、优秀的军事指挥员李鸣珂到四川任省委委员兼省军委书记，负责军事和保卫工作。1928年10月初，代理省委书记张秀熟等二十余人，在重庆不幸被捕，党、团省委机关遭到破坏。省委机关迁到成都，由穆青、刘披云、程子健等组成临时省委，穆青任书记。不到一年之内，省委两度被破坏，四川党组织处于何等危难的境地！

　　党的“六大”后，刘愿庵从莫斯科回国，途经上海。他千方百计联系转移到上海读书或工作的四川同志，鼓励战友们战胜暂时的黑暗，渡过难关。当刘愿庵了解到任白戈在招商局公学教书时，就托人将任找到旅馆中见面，首先关切地问：“你的组织关系接上了没有？”任说接上了，刘愿庵感到很高兴，接着刘愿庵扼要介绍了“六大”决议精神，着重讲述了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说明中国现阶段的革命任务是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这两个任务，至今一个也未完成。所以，当前我们党领导的革命还是资产阶级性的民权革命，而不是社会主义革命。然而在当时，陈独秀派正在党内散布反对“六大”决议的言论和托派观点。对此，任白戈后来回忆说：“愿庵同志的一番话，启发我清楚地认识了陈独秀派的谬误所在，及托派观点对中国革命的危害性。使我后来在政治斗争中能够较为敏感地认识到托派的种种谬论，并在同托派作针锋相对的斗争中揭露和驳倒他们。这是愿庵同志给我的最大的关怀和帮助，令我终身难忘。”

　　不几天，刘愿庵约孙壶东等在上海肖华清、陈觉仁家相见。旧友在患难中重逢，格外亲热。刘仔细了解几位同志在上海的生活、工作情况和今后的打算，然后给大家讲述在莫斯科等地的见闻和党的“六大”的基本精神，“革命的中心任务是打倒帝国主义；反对国民党蒋介石新旧军阀势力。现在，毛泽东、朱德等同志在井冈山打游击，建立革命根据地。我们回四川后要积极发展组织，大力开展工农武装斗争。”并对孙壶东说：“我们希望同国民党左派继续合作，共同反蒋。我们现在同国民党反动派是公开地干，而你们可以在国民党内部反对蒋介石，可算是殊途同归，目标一致”。时至今日，时间已过去半个多世纪了，孙壶东回忆起这次在白色恐怖中的会晤，仍然十分感慨。

　　刘愿庵在上海小住几日后，速回四川，急奔成都。1928年12月18日，临时省委在成都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穆青、刘愿庵、程子健、陈俊山、刘远翔五人组成统一的临时省委。穆青任省委书记兼省军委书记，刘愿庵任宣传鼓动部主任兼党报编辑，程子健任组织部主任。1929年2月12日，在成都召开了临时省委扩大会议，参加大会的有二十余县的代表三十余人。刘愿庵在会上传达了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精神，指出党的总任务是争取和发动群众，促进革命高潮的早日到来。会议认为，国内革命形势处于两个革命高潮之间的低潮，四川革命高潮有到来之可能，应加紧争取群众，准备武装暴动。并总结了四川革命的经验，提出纠正盲目暴动主义倾向。会议选出了刘愿庵任书记，穆青任组织，刘披云任宣传，李鸣珂任省军委书记，牛大鸣任监委书记兼秘书长。

　　在党的“六大”路线指引下，在刘愿庵、穆青、李鸣珂等的统一领导下，四川党的工作迅速恢复。1929年冬，全省党员发展到近三千人。经省委研究决定，积极准备武装起义。1929年4月下旬，以王维舟、李家俊为首发动和领导了万源固军坝起义，成立了“四川工农红军第一路游击队”，李家俊任司令员，雷玉书任副司令员，唐伯庄为政治委员。全队拥有三百余人枪，在川东地区树立起一面武装斗争的旗帜。1929年6月，由共产党员邝继勋、罗世文等发动川军第二十八军第七混成旅在遂宁县射洪咀起义。此次起义，刘愿庵认为时机不成熟，开始不同意，后来由于部队处境危急，部队中的党员干部又要求迫切，最后，刘愿庵等省委领导同意了，派刚从苏联学习回来的罗世文、邹进贤等去该部参与指挥。6月29日，成立“中国共产党四川工农红军第一路总指挥部”，邝继勋任总指挥，罗世文任党代表，邹进贤为特委书记，王金辂为参谋长。原订起义后到万源与李家俊部汇合，建立根据地，于是将队伍开赴川东地区。部队长途跋涉，几面受敌，开到梁平、达县地带遭围攻失败。

　　四川军阀急于扑灭革命火种，摧毁党的组织。刘湘首先采取了罪恶的“自首”政策，在重庆于二十一军军部下设立特务委员会，各县、市建立起清共组织，收买一些叛徒组织“侦辑队”，专门搜查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并成立“反省院”，开展所谓“心理战”。我党的一些动摇分子如江巴兵委秘书长易觉先，团省委负责人宋毓萍，以及游曼谷、游洪钧兄弟等均先后叛党，充当刘湘侦辑队的凶恶鹰犬。由于叛徒出卖，1930年春夏之间，省委（当时已由成都迁至重庆）连续三次遭受损失。第一次是1930年3月，临时省委组织部长穆青在重庆回水沟街被叛徒出卖而遭逮捕，五月英勇就义。第二次，在四月中旬的一天，省委常委、省军委书记李鸣珂等四人因公外出，于朝天门，碰上叛徒易觉先带着一伙特务去江北捕我特支负责人归来，狭路相逢，李鸣珂临危不俱，开枪打死叛徒易觉先，并打伤敌特三人，自己却不幸被捕，不久壮烈牺牲。第三次，是刘愿庵、邹进贤、程攸生三位同志被叛徒告密而遇难。

　　1930年5月5日，四川省委书记刘愿庵、省委秘书长邹进贤、宣传部长程攸生等四人，在重庆浩池街三十九号裕发祥酱园铺楼上开会。叛徒陈茂华写了一张纸条叫一小贩交给附近岗亭里的警察。警察知此事关系重大，连忙投告第六区警察所长郭晴岚。郭立即派巡官王建之、黄禀率领便衣特务多人前来搜捕。邹进贤将记录揉成一团，高声问道：“你们是干什么的？”警察吼道：“搜查”。此时刘愿庵、程攸生等见特务上楼的越来越多，于是主动出击，争取跑掉。但刘愿庵因积劳成疾，身患肺病，体质较弱，与警察搏斗时被打倒在地上，脸被特务用木椅打肿，眼睛亦被击伤，不幸被捕。程攸生与一便衣特务摔打滚下楼梯，因敌人众多，体力不支，也被捕。邹进贤在搏斗的混乱中跑出，因眼睛近视，不慎被门栏杆绊倒在地而被捕，只有一个人跳窗走脱。

　　（五）

　　军阀刘湘早知刘愿庵的才华和他在我党中的地位，妄图采取“密糖”的策略收买他，为其充当“四川王”效劳。因此，他先后派巴县伪县长冯均逸（刘愿庵早年的朋友）和部属某师参谋长（刘愿庵的亲戚）等劝降，以“院长”、“厅长”等高位和每月薪俸二百元大洋为诱饵，要刘愿庵脱离革命，退出共产党。坚强的无产阶级战士刘愿庵，从入党的那一天起，就誓为中国人民和世界被压迫人民的解放而奋斗终身，什么升官发财，早已视为粪土，敌人的劝降骗局遭到破产后，5月6日，刘湘二十一军军事法庭正式开庭。在法庭上，刘愿庵神态自若，把法庭当讲台，宣传党的主张及共产主义真理。

　　当敌人的军法官询问姓名、职业和住址的时候，刘愿庵昂首挺胸，理直气壮地答到：“全世界无产阶级的斗士、中国共产党党员、四川省委书记刘愿庵……。”

　　军法官楞了一下，连忙说：“刘先生，你之为人，不但我们敬佩，就是军长也爱惜你，你替军长起草的就职宣言，他至今还在称赞，军长认为刘先生是国家的人才，他要我们转告刘先生，希望能退出共产党组织……”

　　刘愿庵坚定地答道：“我信仰马列主义。加入中国共产党，是经过仔细研究和长期考虑的，是为了中国社会向前发展，这是我的人生观。至于生死之事，我早已置之度外，决没有什么退出共产党可言！”

　　军法官仍耐着性子，厚着脸皮说：“刘先生，军长对你非常惋惜……”

　　未等他说完，刘愿庵轻蔑地笑了一笑说：“真的么？我倒有点替你们军长惋惜，他吃的穿的都是老百姓的血汗，不把武力用来替劳若大众办事，反而伤天害理，残害无辜百姓，这倒真值得惋惜。与其惋惜我，不如去惋惜他自己吧！”

　　军法官们见引诱不成，遂以死威胁说：“刘先生，军长劝你不要误入歧途，你要三思而行，考虑后果啊！”

　　敌人的威吓，激起了刘愿庵的极大愤怒。他高声斥责：“什么歧途！社会主义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由之路，是不可动摇的真理。去把你们军部的政工人员和所谓‘名流学者’都找来，看他们谁能在我面前说清楚社会主义是“歧途”？除社会主义之外，谁能给中国社会及工农群众找出一条可以彻底解放的道路？我信仰真理，加入中国共产党，为祖国和广大人民的解放而战斗，走的是阳关大道，决不是什么歧途。我看，误入歧途的不是我刘愿庵，不是中国共产党人；那些替帝国主义服务，残民以逞的军阀、买办和官僚才是真正的误入歧途……”

　　军法官们见刘愿庵正义凛然，威武不屈，毫无办法，只得草草收场，宣布闭庭。

　　（六）

　　在拒绝敌人的劝降和进行法庭上的斗争后，刘愿庵深深知道，敌人将会置自己于死地。临刑的前一天，他给爱人写了遗书：

　　我最亲爱的：

　　久为敌人所欲得而甘心的我，现在被他们捕获。当然他们不会让我再延长为革命致力的生命，我亦不愿如此拘囚下去，我现在准备踏着先烈们的血迹去就义。我已经尽了我的一切努力，贡献给了我的阶级，贡献给了我的党，我个人的责任算是尽到了。所不释然的是此次我的轻意，我的没有注意一切技术，使我们的党受了很大的损失。这不仅是一种错误，简直是一种对革命的罪过，我虽然死了，但还是应当受党处罚的。不过我的身体太坏，在这样烦剧的受迫害的环境中，我的身体和精神，表现非常疲惫，所以许多地方是忽略了。但我不敢求一切同志愿谅，只是你——我的最亲爱的人，你曾经看见我一切勉强挣扎的困苦情形，只有希望你给我以原谅，原谅我不能如你的期望，很努力地、很致密地保护我们的阶级先锋队，我只有请求你的原谅。

　　对于你，我尤其觉得太对不住你了。你给了我的热爱，给了我的勇气，随时鞭策我前进努力，然而毕竟是没有能如你的期望，并给你以最大的痛苦。我是太残酷地对你了，我唯一到现在还稍可自慰的，即是我曾经再四地问你，你曾经很勇敢的答应我，即使我死了，你还是——并且加倍为我们的工作努力。惟望你能够践言，把死别痛苦丢开，把全部的精神，全部爱我的精神，灌注在我们的事业上，不应该懈怠、消极。你的弱点也不少，所对一切因循、缺乏勇气与决心，加以极大的补救，你必须要象《士敏土》里的黛莎一样，有铁一样的心。

　　关于你的今后，必须要努力作一个改革的职业家，一切去教书谋生活等个人主义的倾向，当力求铲除，这才是真正地爱我。……假如我死后有知，我俩心灵唯一的联系，是建筑在你能继续我们的工作与事业，而不是联系在你为我忧伤和忠诚不二上面，这是我理性的自觉，决不是饰词，或者故意如此说，以坚定你的信念，望你绝不要错认了！

　　对于我们的工作，如果能给我以机会，我或者可以写出许多话来，但现在已不可能。不过这一切问题，历来的决议说得很多了……。然而我们的许多同志总是借口许多理由，说在实行上，事实上有某种困难把他修改或者联消了，这充分表现出畏难苟安的小布尔乔亚的恶习。我们并不是说没有困难，但布尔什维克的精神，是需用一切的努力去战胜这些困难，决不是对于困难屈服（修改原则或取消主义）。这是我理应能够而又必须最后说的最重要的话。

　　对于我的家庭，难说，难说，尤其是贫困衰老的父亲，……整个社会无量数的老人在困苦颠连中，我的家庭，我的父亲，不过（是）无量数之一分子而已。我的努力革命，也何尝不是如此。然而毕竟对于家庭，对于父亲是太不孝了。社会是这样，又复何说。此后你若有力，望你于可能时给父亲以安慰和孝养，尤其是小弟妹，当设法教之成立，这是我个人用以累你的一件事。不过对于我死的消息，目前对家庭，可暂秘密不宣，你写信去说我已到上海或出国去了，你随时捏造些消息去欺骗父亲好了。不过，可怜的父亲，是有两个儿子的生或死，永远不能知道了。五弟不自振作，无可说，五弟媳当使工作，不要她始终有个依赖丈夫想做所谓太太的观念，你应在可能时，在教育方面帮助她。

　　端儿是我很喜欢的一个孩子，也是我们兄弟所存留的一个独孩子，你在不妨碍工作范围内，可以抚养她，五弟媳是不会教育孩子的。只是我未免太累你了，然而这也是无法可想的事，你能原谅我。

　　望你不要时刻想起我，……更不要无谓的思量留念，这样足以妨害工作，伤害身体，只希望你时时刻刻地记起工作、工作、工作！

　　我被捕是在革命导师马克思的诞生（日）晨九点钟。我曾经用我的力量想销毁文件，与警察搏斗，可恨我是太书生气了，没有力量如我的期望，反被他们殴伤了眼睛，并按在地上毒打了一顿，以致未能将主要的文件销毁，不免稍有牵连，这是我这两日心中最难过的地方。只希望同志们领取这一点经验，努力军事化，武装每个人的身体。

　　你的身体太弱，这是我不放心的。身体弱会影响到意志不坚决与缺乏勇气，望你特别锻炼你的身体。主要方法是习劳，吃药是不相干的，望切记。

　　我今日审了一堂，我勇敢地说话，算是没有丧失一个布尔什维克主义者的精神，可以告慰一切。在狱中，许多工人对我们表同情，毕竟无产阶级的意识是不能抹杀的，这是中国的一线曙光。我们的牺牲，总算不是枉然的，因此我心中仍然是很快乐的。

　　再，我的尸体，千万照我平常向你说的，送给医院解剖，使我最后还能对社会人类有一点贡献。如亲友们一定要装殓费钱，你必须如我的志愿和嘱托，坚决主张，千千万万你必须这样，才算了解我。

　　别了，亲爱的……不要伤痛，努力工作，我在地下有灵，时刻是望着中国革命成功，而你是这中间一个努力工作的战斗员！

　　你的爱人死时遗言

　　5月6日午后8时

　　这封遗书，是五十多年前在敌人的监狱中秘密写的。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烈士对祖国未来和共产主义前景充满了希望，充分表现了他对党和人民的赤胆忠心和对无产阶级解放事业鞠躬尽瘁的崇高品质。

　　敌人在施展种种诡计均未得逞后，决定杀害刘愿庵。1930年5月7日，无产阶级的优秀战士刘愿庵同邹进贤、程攸生等一道，高呼口号，走向刑场。刽子手行刑后，群众一拥而上，瞻仰刘愿庵等烈士的遗容。当他们看到刘愿庵因用力高喊口号而喷在墙上的斑斑热血，不禁落泪，赞扬烈士们大无畏的革命精神。

　　喜看今日的伟大社会主义祖国，刘愿庵烈士有灵，将含笑九泉！（王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