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鸣珂

　　李鸣珂，化名李春华，李钟鸣。1899年出生于四川南部县城郊一个贫苦农民家庭。稍长，就读于私塾。1911年转入白登观村小学。其后又进入南部县乙种农业学校。1919年考入成都四川省高等蚕业学校。五四运动爆发后，他站在反帝爱国的前列，并在吴玉章的帮助下，开始接触和学习马克思主义。1922年任南部县实业所所长。1924年参加川军。1925年进入广州熊克武创办的建国联军干部学校受训，不久，光荣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并转入黄埔军校第四期步兵科学习。1926年军校毕业后，分配在叶挺领导的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四师工作，任教导队第一中队长。1927年参加南昌起义，任警卫营长。起义失败后，返回上海在中央军委工作。1928年根据中央决定，回四川任省委委员兼军委书记。1929年春至1930年春，他先后发动和领导了万源固军坝起义，邝断勋部兵变和涪陵武装起义。1930年4月英勇就义于重庆朝天门外，时年仅三十岁。

　　（一）

　　嘉陵江水，蜿蜓曲折，穿过南部县城向东南方向流去。在江左岸安坝乡龙王沱嘴的小山包上，有一幢草房，破旧不堪，住着一个老实忠厚的农民叫李阳初。妻子赵氏，是邻近教书先生的女儿。俩人经年劳碌，省吃俭用，维持清苦生活。1899年，他们生下第二个儿子，取名鸣珂。稍长，父母即送他上附近的私塾。

　　1911年，是一个风云突变的年头。帝国主义列强加紧掠夺和奴役我国，而腐败无能的清王朝对外出卖国家主权，对内实行血腥镇压，整个社会民不聊生，危机四伏。是年春天，清政府与英、美、法、德四国银行团订立借款合同，把川汉铁路筑路权出卖给帝国主义。四川人民对此异常愤慨，为了捍卫路权，各地相继成立了保路同志会。从岷江到三峡，从大巴山麓到赤水河畔，处处燃起反对清王朝的革命怒火，斗争达数月之久。四川人民所掀起的保路风潮，促进了武昌起义的进程。同年10月10日，孙中山先生领导的武昌起义成功，接着各省宣告独立。从而，统治中国人民二百余年的清王朝垮台了。

　　这时，李鸣珂已转入白登观村小学读新学。他非常爱听老师和长者讲述有关保路运动和辛亥革命的故事，为国为民思想开始在他脑子里萌发。老师赞扬说：“鸣珂年纪虽小，犹有救国之志。”不久，鸣珂的父亲离开了人世。由于私立学校经费昂贵，鸣珂只好转入了收半费的南部乙种农业学校。他读书非常自觉，刻苦努力。当时县上实行“月考”制度，成绩优异者给以奖学金，他常常是奖学金的获得者。

　　辛亥革命后，袁世凯窃取了革命果实。1914年，日本帝国主义趁欧战之机，出兵我国山东，并向袁世凯政府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袁世凯为了换取日本支持他当皇帝，竟恬不知耻地接受。1915年底，又玩弄公民投票，强奸民意，爬上皇帝宝座。消息传出，遭到全国人民反对。在南部县读书的李鸣珂与同学李载溥、李孔章、马安华一道，四处宣传反袁反日的道理，抵制仇货，在偏僻的县镇掀起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的浪潮。

　　五四运动爆发后，李鸣珂跟同学们一道四处宣传，焚烧日货，站在反帝爱国的前列。在斗争中，他很快结识了吴玉章，并受到器重。从此，他开始接触和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并逐渐认识到，要拯救人民，复兴中华，必须组织起来同帝国主义和军阀作斗争。

　　1922年，李鸣珂在四川高等蚕业学校毕业，经学校和袁诗尧推荐，回南部县任实业所所长。这时他刚二十出头，朝气勃勃，决心以争取民主，发展科学为已任。他深感要发展蚕桑，兴办实业，光靠腐败的政府发一纸空文是不行的，必须苦干实干，身体力行。他一面发动群众，一面训练骨干，在县城创办农业训练班，招收知识青年一百七十多人入学，毕业后分回各乡利用旧庙宇举办桑园、苗圃和林场。他特别重视技术革新，专门聘来石玉良，刘锋两位技师讲授技术，改良蚕种，改进缫丝。在县城附近，他亲自带领工人利用空地、河坝、坟山，广辟桑园，栽培苗圃，开办缫丝厂。因成绩显著，颇受乡亲们的欢迎。

　　与此同时，李鸣珂还大力宣传革命思想和新文化。他采取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用演文明戏（话剧）的办法，启发人们的觉悟。又与进步青年李载溥，赵文浩、马安华等组织“青年义勇团”发动和组织群众同贪官污吏、土豪劣绅作斗争。

　　李鸣珂的革命活动，遭到县知事毛光祖和当地土豪劣绅的忌恨。对此，李鸣珂早有思想准备。

　　他团结进步青年和人民群众，一面向何光烈（川军师长，驻南充、辖南部县）控告毛光祖贪赃枉法，助纣为虐的罪恶事实；一面通过成渝两地有关人士，登报和散发传单，揭露毛光祖草菅人命，鱼肉乡里的劣迹。何光烈迫不得已，撤去毛光祖县知事职务，改派林伏崇继任。

　　毛光祖丢了官，和土豪劣绅余锦江、颜万鉴等纠集在一起，图谋报复。他们诬蔑李鸣珂宣传共产，赤化民众，捣毁庙宇，不孝不忠。呈具文书向省署、道尹、防区控告。新任知县林伏崇虽倾向进步，但执拗不过顶头上司，只好将李鸣珂撤职。

　　李鸣珂被撤职，要离开南部县的消息传出后，各界进步人士和人民群众都为他鸣不平，依依不舍地为他饯行。他离开南部后，到了顺庆（南充），在张澜先生主办的职业中学教书。然而，这种生活又怎能使他满意呢？过了几个月，他经过一番思索，决心投笔从戎，拿起枪杆子，打倒列强，铲除军阀。

　　（二）

　　1924年，李鸣珂弃文从武，到川军何光烈二十团任一等书记（文书）。当时，刘伯承在川军中当团长。经同乡贾良俊介绍，李鸣珂与刘伯承相识，在刘伯承的启发、帮助、教育下，李鸣珂的思想向前飞跃了一大步。1925年，李鸣珂经陈任民介绍进入广东熊克武的建军干部学校受训。在广州，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转入黄埔军校第四期步兵科学习。

　　黄埔军校情况复杂，左派和右派的斗争异常激烈。左派以廖仲凯先生为旗帜，在黄埔军校特别支部的领导下，广大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青年团结一起，由共产党员蒋先云、周逸群、左权、陈赓等人发起，组织“青年军人联合会”，坚决拥护孙中山先生提出的“三大政策”，创办《青年军人旬刊》、《中国军人》等，宣传革命思想；右派以蒋介石为后台，由王柏龄，缪彬等人，组织了“孙文主义学会”。李鸣珂是“青年军人联合会”的骨干，由于他年纪比一般同学稍大，个性秉直，为人忠厚，群众关系好。加之他当过兵，进过军校，会讲话，懂文又懂武，同学们常常称他为“老军务”，夸耀他既有诸葛亮舌战群儒的口才，又具有武松景阳岗打虎的本领。一次，黄埔军校的学生在广州市区参加群众游行，“孙文主义学会”骨干分子杨引之、潘佑强（均系四川人）等，早有预谋地率领一批顽固分子进行捣乱。先是信口雌黄，挑起纷争，最后原形毕露，大打出手。李鸣珂带领同学们奋起反击，将他们打得抱头鼠窜。

　　1925年8月30日，国民党右派暗杀了黄埔军校党代表、国民党左派廖仲凯。事件发生后，李鸣珂和其他同志警戒在黄埔和虎门一带，很快抓到了凶手，但由于蒋介石包庇和放纵，凶手又安然逃出了法网。李鸣珂从切身经历中开始认识到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右派分子是革命的敌人，蒋介石和革命学生走的不是一条路。

　　1926年3月20日，蒋介石制造了“中山舰事件”。事隔不到两个月，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又在蒋介石的策划下，通过了“整理党务案”，强迫在黄埔军校的凡是具有双重党籍的党员，交出共产党的党证，保留国民党的党证。对此，李鸣珂同其他同志一道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使国民党右派未能完全达到预期的目的。

　　（三）

　　1926年秋，李鸣珂在黄埔军校毕业后，被分配到国民革命军第十一军二十四师（师长叶挺）工作。这个师是我们党控制的武装力量。党中央为了培养军事骨干，在该师成立了一个教导大队。李鸣珂到该师后，受命到湖南长沙、湘阴、浏阳等地，为教导队招募了一千多名进步青年，其中绝大多数都是党团员，具有较高的革命热情和一定的政治觉悟。教导大队为团的建制，大队长孙树成，副大队长申朝宗，下设四个中队，李鸣珂为第一中队的中队长，队员中有粟裕，谭家述等。

　　教导大队继承叶挺独立团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在叶挺师长的亲自领导下，无论在军事训练或政治教育方面，要求都非常严格。李鸣珂以身作则，处处带头，事事认真，严格要求学员，更严格要求自己。他本人生活十分简朴，却把节约下来的津贴交给伙食团，改善大家的生活。学员中有人得了病，他关怀照顾，无微不至。常常亲自送病号去医务所，甚至背着重病号去看病。李鸣珂的行动，给士兵带来了党的温暖，革命的友情，全队学员们都把他视为亲兄长、贴心人。

　　正当北伐战争节节胜利，北洋军阀吴佩孚、孙传芳先后失败和广州国民革命政府迁都武汉之际，新军阀蒋介石急急忙忙跳出来抢夺胜利果实，在南昌另立右派中心，和帝国主义眉来眼去，同江浙财阀打得火热。在党的领导下，武汉地区组织了讨蒋活动。李鸣珂在武昌阅马厂召开的大会上，历数了蒋介石的十大罪状，并宣读了讨蒋宣言。重庆“三·三一”惨案发生后，李鸣珂在武汉闻讯，义愤填膺，立即和吴玉章、王维舟等一起，把四川军阀杨森驻武汉办事机关的房屋全部没收，成立了“三·三一”惨案救济会，声讨蒋介石，声讨四川军阀。

　　1927年5月，蒋介石指使夏斗寅叛变革命，进攻武汉国民政府。敌人来势凶猛，突然出现在离武汉城仅四十公里左右的纸坊、土地堂一带。当时留在武汉的只有二十四师和七十二团和教导大队二十五师的七十五团以及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和武汉农讲所的学员。中国共产党坚决主张保卫武汉，国民党左派也积极支持，决定由武汉卫戍司令叶挺率领上述部队前往讨伐。李鸣珂所在的教导队负责扼守洪山，保卫武汉南大门。出战前，他召集部队进行政治动员，号召大家彻底消灭来犯之敌。由于参战部队的英勇作战，很快把夏军打败，保卫了武汉，巩固了武汉国民政府。

　　在武汉期间，李鸣珂为了发展革命力量，还函邀原在家乡一起同封建势力共同作过斗争的青年李戴溥、李宗昭、阳永盛等到武汉参加革命队伍。经请示领导和吴玉章的介绍，李戴溥任教导大队第一中队书记（文书），李宗昭任军需员，阳永盛任湖北省总工会纠察大队中队长。他们志同道合，经常在一起研究国内外政治形势，讨论国家前途，决心共同奋斗。

　　（四）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党中央决定把我党掌握的部队集中于南昌，举行武装起义。

　　7月中旬的一天，二十四师教导大队受命从武汉出发。那天正下着滂沱大雨。出发前，周恩来到部队讲话。李鸣珂担任值日官。他看到大家敬爱的周老师（黄埔军校学生对周恩来的尊称）站在过膝深的水中，十分心痛，连忙说：“你讲重大问题就行了，具体事情我来布置：“同志们，我们是革命的队伍，是为国为民的。经过一年的斗争，我们打垮了旧军阀，可又出了新军阀蒋介石，汪精卫也叛变了革命。现在，我们要转移阵地，离开武汉去江西，讨伐新军阀，希望大家团结一致，勇敢坚强，胜利地完成战斗任务。”周恩来的讲话给大家以极大的鼓舞和力量。

　　部队乘船东下、经大冶、黄石、九江，于7月下旬抵达南昌。李鸣珂领导的教导大队第一中队，在路上还担负着警卫周恩来、叶挺等负责同志的光荣而艰巨的任务。

　　教导大队到达南昌后，住在朱德所在的第九军“军官教导团”左侧的一所小学里，军事、政治训练比在武汉更为紧张。李鸣珂废寝忘食，终日辛劳，除搞好所属部队的军政训练外，还要警卫前敌指挥部负责同志的安全，经常向周恩来、吴玉章、恽代英、刘伯承等汇报请示工作。

　　“八一”起义前夕的南昌，情况复杂，斗争激烈。一天，李鸣珂的一位在黄埔时的同学突然来访，自称他是二十四师参谋长的亲戚，刚来师部作参谋。但言谈之间，渐渐露出了他反革命原形。李鸣珂强压怒火，一面“热情接待”，一面秘密向上级报告。经弄清底细后由领导批准，将这个家伙镇压了。事后，李鸣珂对战友们说：“那个家伙过去在学校时和我的关系好，随着革命向前发展，我们各走一端：我信仰共产主义，他成为蒋介石的忠实奴才。我们每个革命军人，对革命事业应无限忠诚，对同志要真诚友爱，但对敌人决不留情。”李鸣珂爱憎分明的高贵品质，受到大家的敬佩。

　　7月31日下午，教导大队接到“擦洗武器，补充弹药，整理行装，待命行动”的命令。李鸣珂和大家一样，怀着激动的心情，认真地按照命令要求，作好准备，急迫地期街着新的战斗任务。8月1日凌晨，指挥枪打响了，接着机关枪、迫击炮也轰鸣了。李鸣珂带领战士迅速完成策应朱德领导的军官教导团任务后，又冲入敌阵，支援其它中队。敌第三军的第二十三团驻在贡院后面，遭到我军进攻后，向北面湖边败退。由于我军阻击，又折回扑向教导大队。困兽犹斗，来势凶猛。十多个学兵有些抵挡不住，中队长陈守礼又身负重伤。正在千钧一发之际，李鸣珂率领队伍从左侧冲杀上来，将敌人打垮了。

　　起义胜利后，由周恩来主持，对部队进行了整编。李鸣珂被调到中共中央前敌委员会，任警卫营长（即手枪队队长）。警卫营除担负革命委员会和参谋团（相当于军事委员会）的保卫工作外，还负责保卫文书档案、押送起义缴获的武器和现金，协助李立三领导的政治保卫处惩治反革命分子。他出色地完成了党交给的任务。

　　（五）

　　8月3日至5日，起义军分批撤离南昌。保卫前委和革命委员会领导人的工作就显得更加重要。李鸣珂率领的警卫战士，走在领导机关的前面，勇敢杀敌，扫清道路，并主动和兄弟部队配合阻击敌人。刚过宜黄，主力部队在广昌与敌人钱大钧部接火，战斗进行得十分激烈。突然有一小股敌人迎面窜犯。李鸣珂把领导同志、伤病员和民夫隐蔽好后，立即带领部队冲上一个小山包，抢占有利地形，终于打退了敌人。

　　8月19日，起义部队胜利占领瑞金县城。在瑞金休整时，警卫营总结了前段行军的经验教训，及时安排了下一步工作。根据上级指示，先将护送的文件作了清理，重要的交地方党收藏保管，次要的就地销毁，极少数必须用的随军携带；所带现金（银元）根据上级决定分发给有关部队，作为途中开支。部队离开瑞金后，前委恽代英经常深入部队，作政治动员，吴玉章等也常与李立三领导的政治保卫处一道行军。这样，警卫营的任务就大大地减轻了。

　　行军途中，李鸣珂一面带领警卫部队英勇杀敌，一面又尽量作争取敌军的工作。如去上杭的路上，部队经过一个小镇，镇上住有地方军一个团，李鸣珂带着副官李宇等徒手进入该镇交涉，说明只路过此地，暂借一宿，希望双方互不侵犯。他的诚意得到了对方的理解，从而避免了消耗和伤亡。

　　在向广东大埔行军中，突然遇到敌人伏兵袭击。李鸣珂马上组织反周。军需员李宗昭背有银元和文件，为了抢快脱险，从一个崖坎上跳了下去，结果丢失了文件箱。李鸣珂知道后，迅即向秘书长吴玉章作了汇报。并亲自率领一个机枪排、一个手枪连和一个步兵连，摸黑通过敌人的封锁线，把文件箱找了回来。在归途中，被敌人发现，连续遭到射击。李鸣珂为了不让中央文件落入敌手，决定不与敌人纠缠，沉着机智，不还一枪，率领部队快速冲出险区，安全回到了驻地。同志们见了十分欢喜，领导上对他这种认真负责精神进行了表扬。

　　1927年9月，起义部队到达三河坝。由于天气酷热，长途跋涉，不少人生病掉队，加之连续作战，伤亡较大，人员大大减少，这时黄绍竑部乘机向我第二十五师发动进攻，情况危急。深夜，朱德来到警卫队营驻地，对李鸣珂下达命令说：“敌人一个团的兵力正从梅县方向扑来。离这里约三十里地的蜈蚣岭是个要冲，决定派你队前往死守，不得命令，不准撤离。”李鸣珂迅速集合部队，跑步到达指定地点，加紧修筑工事，严阵待敌。骄横愚昧的敌人，根本未想到这里设有伏兵，大摇大摆地向山梁上爬来。当接近我阵地时，李鸣珂一声喊“打”，全队指战员排枪齐放，手榴弹遍地开花。敌人毫无准备，慌忙后退。此时，李鸣珂一面继续修筑工事，一面派出侦察员走访当地群众，了解是否另有通道上山。结果查明，确实还有一条平日很少行人的羊肠小路通往山顶。他立即抽调一班人带着重机枪扼守小路要口。次日拂晓，敌人果然沿大、小两条道向山上进攻。由于我军早有准备，沉着应战，又一次打退了敌人，胜利地完成了阻击任务。

　　起义部队到达潮洲、汕头时，警卫营除保卫首长外，还被派去镇守汕头炮台，阻击敌人从海上登陆偷袭，前后又坚持了一个星期。后因整个部队失利而转移，李鸣珂也取道香港返回上海。

　　（六）

　　1927年11月，周恩来到上海后，具体领导中央军委和中央特科。陈赓、李强和李鸣珂等在中央军委和周恩来的领导下，各负责一个方面的工作。当时，党中央实行机关社会化和家庭化，即党的各部门以社会团体、商店、企业、医院等灰色面目出现，或以建立一个家庭为掩护。李鸣珂以三洋经济川裕公司负责人身份开展活动，同黄云桥装扮成假夫妻，住上海南成都路。同住的还有原第二十军党代表廖乾吾、中央机关交通员李觉鸣等。

　　不久，中央派李鸣珂去广东执行任务。当时正值广州起义失败，敌人四处搜捕和屠杀革命者。广州城内外，岗哨林立，密探四布，形势十分紧张。李鸣珂同交通员刚进入市区，就被敌人的便衣特务跟上了。李鸣珂见势不妙，很快走进一家大百货店，又由百货店另一道门走出，但仍未甩脱尾巴。他又穿过一条街，闪进一家旅馆。跟踪的特务以为这下可以手到擒拿，便严密地把守住旅馆的大门。然而，沉着机智的李鸣珂早已从旅馆后面的一个小门飞步走出了。

　　1927年12月下旬，李鸣珂刚从广州归来，中央又派他去湖南给朱德送信。信的全文共十二条，指明了工农暴动的方向，提出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规定了人民军队建设的原则，等等。这是一封极其重要的文件。

　　中央指派李鸣珂亲自给朱德送信，决不是把他当作一般的交通员，而是作为中央的特派员。这点可从信的几段文字中看出：“自从三河坝与潮州的交通被切断后，党的指导机关即与二十五师全体同志失去了联系。潮州失守后，粤省委曾两次派人追赶你们，及你们退出武平转入江西信丰时，江西省又派人接洽，最后知道你们已经越大庾岭而入湖南，中央乃命湖南省委派人与你们接洽。但一切都是徒劳，始终未得赶着你们。现时你们的踪迹，从报纸上的记载和辗转传来的消息，似乎退驻在桂东和桂阳一带，惟仍未能证实。并且据江西省委报告，你们转入湖南时，曾与范石生有一度之联系，此事如果属实，在广东暴动失败后，能否不范石生所解决，很是疑问，因此，中央特派李鸣珂同志经江西入湘专与你接头。除了中央一切重要的决议和关于军事运动的新政策以及最近各省工农武装暴动的情况和统治军阀崩溃的趋势已令鸣珂同志口头向你们详细报告外，中央还有以下的话要说……。”“鸣珂同志的任务完毕，即须回来报告。万一你们需要鸣珂在那边工作，他可以参加师委并任军队中一部分指挥工作。一切一切都由鸣珂同志面达，此次就不详写了。最后中央对于你们这一师死难的同志，特致最诚恳的哀忱和永不能忘记的心意，同时并祝你们后死的同志努力！”

　　李鸣珂对这项光荣而艰巨的任务，表示坚决完成。他带着党的期望，同李觉鸣等一道启程到湖南。他们扮成做小生意的两兄弟，沿途买了些浏阳的夏布、长沙的雨伞和湘南的木履，随身贩卖，以此作为掩护。到长沙后，他们就向湖南省委汇报了中央的意图。湖南省委介绍他们到湘潭县委去。可是，这时湘、粤、赣几省的国民党反动派正在围剿井岗山革命根据地和湘南游击区，严密封锁各地，到处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李鸣珂和李觉鸣几经转折，均未能在湘南找到朱德和他领导的起义军，只好返回上海，仍留中央军委工作。

　　（七）

　　为了加强中共四川省委的领导力量，1928年夏，经中共军委书记、党中央组织部长周恩来的提议，中央决定派李鸣珂到四川任省委委员兼省军委书记，负责全川的军事工作和保卫省委机关的安全。此前不久，即1928年3月，中共四川省委书记傅烈等在重庆兴隆巷八号召开巴县县委成立会议时，不幸被捕牺牲。李鸣珂入川后，不畏艰险，团结其他同志，迅即开展工作，为完成先烈未竟事业而英勇斗争。

　　在重庆，李鸣珂化名李春华、李钟鸣、时而装扮成医生，穿着褪色的兰布长衫，留着胡子，出没在大街小巷，宣传组织群众，指导工作；时而化装成商人，去涪陵、江津、泸州、自贡、南充和成都等地检查工作，组织武装起义。为了掩护党的工作，他将爱人李和鸣、妹妹李蜀俊、堂弟李孔章，从家乡南部县接到重庆，在顺城街租佃一间房屋住家。这个“家”门上贴着“生意兴隆通四海，财源茂盛达三江”的对联。从外表看，它完全象个商号，实际上是党的交通联络站。联络站由李和鸣负责，人们尊称他为“三嫂”。她热情接待外地来的同志，安排食宿，煮饭、洗衣，十分耐心；她保管党的文件井井有条，往来传递消息非常认真细致，深受同志们的爱戴。李鸣珂的妹妹李蜀俊，由党派到南岸区作工人和妇女工作，公开职业为小学教师。李鸣珂的哥哥李祥如，为人忠厚老实，勤劳纯朴，安排在重庆十八梯浩池街开一家酱园铺，以掩护设在三楼上的省委机关。李鸣珂的一家，结成了一个革命的集体，分别战斗在各个岗位上，为劳苦大众的翻身解放而勤奋地工作着。

　　李鸣珂经过一段时间深入调查研究，认真分析了敌友我三方面的力量对比，决定在军事方面抓三项工作：第一，开展军事运动。由省军委派出共产党员到川军各部，把原有的党员组织起来，争取在一些师或旅建立起特别支部。大革命失败后，党从上海、武汉、北京等地陆续派回了一批共产党员到四川工作，其中不少在川军各部。如共产党员胡仁杰任郭汝栋部政治部主任；秦青川任邓锡侯部第七混成旅政治部主任；刘文仁、秦仲文任二十八军第五混成旅团长等等。第二，在敌军内发动士兵群众，进行兵运，建立江（北）巴（县）士兵运动委员会，争取士兵倒戈；同时，在省军委领导下，建立了伪军和伪警察工作小组，派共产党员打入伪军和警察局内部，搜集情报，同伪军官、官警中的下层交朋友，争取他们的同情，为我们送情报，透露消息，暗中对革命者进行一些保护。第三，建立保卫小组，保卫党的组织，镇压叛徒和特务。三项任务，都建立在发动群众、密切联系群众的基础上。

　　李鸣珂仔细研究了四川各军阀的特点和他们之间的矛盾，决定在军运工作中紧紧抓住三个环节：即兵运、民（团）运和匪运，主动向敌人展开进攻。他认为：一、四川军阀多，统治残酷，各有靠山，可以利用；二、各地民团系地主武装，是军阀统治的基础，是地头蛇，残暴凶狠，直接压迫老百姓，群众恨之入骨；三、当时的四川，土匪多如牛毛，占山为王，给老百姓带来极大的痛苦。所以，人民群众称军阀、民团（或团阀）和土匪为三大祸害。有一首民谣说：“兵如梳，匪如篦，团防好似剃头刀子剃”。由于这三大祸害横征暴敛，百般搜刮，把天府之国的四川弄得民不聊生，劳苦大众过着“三月杂粮，三月糠，三月野菜，三月荒”的日子。如果作好这三方面的工作，就可以把各方面的力量集中起来，将矛头指向新军阀蒋介石和他在四川的走卒刘湘之流；就可以减轻人民的疾苦，扩大我党在群众中的影响。

　　李鸣珂经常对各地搞军运的同志讲：“我们的军运，包括兵运，匪运和团运三种工作对象，只要瓦解了人民头上这三把刀子，我们的工作就事半功倍了。”他亲自深入虎穴，在争取重庆城防司令郭勋祺、师长潘文华、合川驻军师长陈书农、广汉陈静珊旅长、邻（水）、岳（池）、广（安）驻军旅长任玮章、陈杰才等的工作中都取得了明显的成效。

　　李鸣珂不但重视武（掌握枪杆子），也很重视文（抓宣传舆论）。他动员川军第二十四军军长刘文辉派驻重庆的张清平师长（当时为共产党员）出经费办一报纸，取名《新社会日报》，由我党掌握。社长罗承烈，编辑有项鼎（共产党员，后任川东特委书记）、刘仁伯等。他和省委书记刘愿庵亲自为报纸撰写社论和文章，帮助审稿，常彻夜不眠。这家报纸以新颖的文风和生动活泼的文字，宣传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道理和我们党的各种主张；尖锐地抨击了国家主义派散布的反动滥言。发行量由每天二千份扩大到五千份，仍然供不应求。军阀刘湘很讨厌这家报纸，但因这家是以张师长的名义办的，社长罗承烈是刘文辉派出同友军谈判的代表，刘湘与刘文辉又是叔侄关系，所以不好查封。我们党就利用这种复杂关系，将报纸办了一个时期。后来，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和中央训练部长何应钦等，以《新社会日报》“发表反动文字”、“造谣挑拨”、“淆乱听闻”等罪名，于1929年6月电令刘湘查封了该报。

　　除了办报，中共四川省委和共青团四川省委机关还办了一些刊物，用以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教育党团员，指导四川党和团的工作。如《四川通讯》、《青年通讯》等。此外，李鸣珂、刘愿庵、穆青等还在重庆开设了两家书店，一为“九七书店”，一为“掘新书店”，发售进步书刊杂志，聚集革命力量。书店以“招股”的办法筹积资金，避免反动当局怀疑为我党所办。

　　李鸣珂和省委、省军委同志，就这样日夜战斗在敌人残酷统治的山城。经过他们的辛勤劳动和艰苦努力，工作进展很快，短短半年时间，党的组织就有了较大的发展。四川统治者为之而惊恐不安，《国民公报》1928年10月20日曾以“四川共产党如此多耶”为题，报道说：

　　“渝讯：此次卫戍部队破获共案牵涉甚大，四川共产党查有四千余名，女党员约八、九百人，其最高领袖，现尚在省外某最高机关担任要职，闻刘湘拟将前后一切情形，向国府呈报，请示办法云。”

　　由此可见，李鸣珂等的工作，是何等的卓有成效啊！

　　（八）

　　蒋介石的心腹戴弁，是1927年间派往重庆，作为同四川反动军阀勾结的特使，担任刘湘二十一军政训部主任。这个家伙是制造重庆“三·三一”惨案和一系列白色恐怖活动的重要策划者，双手沾满了革命者的鲜血。李鸣珂与省军委其他同志一致认为，戴弁是一只残暴的豺狼，如不迅速除掉他，将会给革命带来更大的危害，于是作出了决定处死戴弁的决定。代理省委书记张秀熟听了李鸣珂的汇报后，同意了省军委的决定。1928年9月下旬的一天，细雨蒙蒙，薄雾笼罩着山城，李鸣珂带上李觉鸣和另一位姓陈的同志，在戴弁平日由较场口公寓乘轿子往二十一军军部办公的路上，枪毙了这个作恶多端的坏蛋。

　　戴弁被我枪决后，惊动了全川军阀，有力地打击了刘湘的反动气焰。消息传到南京，蒋介石也大为震动。他和国民党政训部长戴季陶，一面致专电表示哀悼；一面要刘湘严缉所谓“正凶”。此后，国民党反动派和军阀武装进行疯狂的报复活动，先后破坏我党、团省委机关，并逮捕了代理省长书记张秀熟等二十多人。顿时，白色恐怖笼罩山城，李鸣珂和穆青等不顾个人安危，在积极设法营救战友的同时，坚定地领导全川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继续同敌人作殊死的斗争。

　　（九）

　　1929年初，四川省委在成都召开了扩大会议。首先由刘愿庵报告了在莫斯科出席“六大”情况和传达“六大”的主要精神；接着讨论“六大”决议和四川的工运、农运、军运以及发展组织等问题，并作出了四川党的决议案。决议指出：由于四川军阀割据，连年混战，农村经济破产，城市经济萧条，人民生活极苦，纷纷要求解放，革命高潮有首先到来和成功的可能，要求各级党组织加紧争取工农兵群众，准备武装暴动。会议选举刘愿庵、穆青、刘云简、李鸣珂、熊子良、刘远翔、曾海云、周敦婉、陈嘉钰等为省委委员，前三人为省委常委。

　　李鸣珂领导的四川省军委，根据党的“六大”精神和省委扩大会议决议，分头到南充、涪陵、达县、泸州和川西北等地发动工农群众，搞兵变，组织武装起义，建立革命根据地，深入土地革命，成立苏维埃政府。从1929年初开始，至1930年春，先后发动和领导了万源固军坝起义、邝继勋部起义、涪陵兵变等等。

　　李鸣珂亲自指导了川军边防军第五混成旅瞿联承部的兵变。1927年初，刘伯承、朱德等领导顺泸起义时，瞿联承是驻南充川军第五师何光烈部的一个团长，该团后来改编为边防军第五混成旅。在这个旅中，我们党的工作比较活跃，旅部秘书赵子文，十团团长刘文仕、十一团团长秦仲文等，都先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8年秋，瞿联承发现了我党在该旅进行革命活动，急急忙忙地向其主子李家钰（边防军司令）密报，说“共产党要在第五混战旅搞暴动”。李家钰一听立即命令对刘文仕、秦仲文两个团进行改编。赵子文等得知后即研究决定：一面派人向省委汇报，一面积极准备武装起义。李鸣珂闻讯后，立即赶到瞿旅。这时刘、秦两个团已把旅长瞿联承赶跑了，但不知下一步该如何办？情况十分紧急。李鸣珂马上召开各级党员干部会，讨论部队的出路。会议根据李鸣珂的意见，决定成立中国工农红军四川独立第一旅，由刘文仕、秦仲文负责；旅委改为前敌委员会，由赵子文任书记；部队开往下川东一带建立革命根据地。由于这个部队只有几十个党员，力量不强，思想不统一，担任团长职务的两个党员政治觉悟不高，部队行动缓慢，步调不一。李鸣珂等人虽然作了大量的说服教育工作，效果仍然不大。加之部队无粮饷，生活发生困难，行至璧山，又遇到刘湘重兵阻击，伤亡重大。不久，这支部队，就被早已下台的川军五师师长何光烈利用旧关系所控制。刘湘则乘机以委官、发饷为诱饵，收买了何光烈，并将该部调浮图关整训。刘文仕在浮图关被敌人暗杀。李鸣珂为了继续作好这支部队的工作，一面派遣思想好、能力强的干部李春畅等去加强该部党的领导；一面将一些暴露身份的党员干部调至其他部队或地方工作。后来，这支部队开往邻水，何光烈实行“清共”，将官兵中的革命者和进步分子一律惨杀，党的忠诚战士李春畅也遇害牺牲。不久，党组织也将何光烈这个沾满鲜血的刽子手镇压了。至此，这支部队完全解体。

　　1929年底，李鸣珂又亲自去涪陵抓军运和农运。涪陵郭汝栋原是军阀杨森部下的一个师长。杨森被刘湘赶出四川后，郭曾一度任军长。此人善于投机，大革命时期，他为培植实力，为自己增添革命色彩，曾派了一些青年去广州入黄埔军校和武汉分校受训，还接纳一些黄埔学生到他的部队工作。我们党利用这个机会先后派遣了尹绍洲、胡成杰、徐孔嘉、任狄犹、赵启明等到郭部工作，胡成杰还担任了军政治部主任。李鸣珂原是黄埔军校“青年军人联合会”骨干，在黄埔军校的同学中有较高的威信。回到四川后，大家都尊重他。李鸣珂利用这种关系到涪陵，首先与胡成杰商量起义事宜。

　　1930年初，蒋冯阎大战正酣，后方空虚，蒋介石命郭汝栋部出川至湖北镇守。李鸣珂等决定利用调防时机在涪陵发动郭部第一师第一团兵变。他头缠白布帕，身着蓝布对襟短衣，象个老实忠厚的农民，整天奔走在涪陵县城内外，调查起义后出走的路线，布置起义计划，组织农民武装接应等等。2月的一个晚上，起义开始，由于叛徒告密，引起了敌人的警觉，立刻戒严，结果只有第一团三营八连连长赵启明（共产党员）率领不到一连兵力起义成功。接着进入罗云坝与当地农民武装结合。3月初，在涪陵县齐团镇召开军民大会，宣布中国工农红军四川省第二路游击队正式成立，赵启明为司令，梁歌为党代表。不久部队开进丰都、忠县、石柱几县的边境地区，在那里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建立苏维埃政权，粉碎敌人的围攻。李鸣珂返回重庆投入新的战斗。

　　李鸣珂奔走四川各地，不仅抓军运，而且也重视工运、农运和学运，并以工运、农运和学运作为军运的基础。同时，他也很注意地方党组织的建设。1929年秋，他同老战友李溥等一道回到了家乡——南部，进行社会调查。当时的南部县是四川的一个小军阀李伟如的防区，所占地盘小，而部队开支很大。加之贪官污吏、土豪劣绅的盘剥，每年所征粮款和苛捐杂税都非常繁重。广大人民生活极苦，因而要求推翻军阀封建势力的革命热情很高。而李伟如对南部的统治又不象刘湘统治重庆那样严密，这些因素都有利于我乘机发展革命力量。李鸣珂据此确定了“发展农村党组织；加强党对农民运动的领导”的指导方针，动员同乡尹绍伊从成都回到南部，以国民党员的公开身份筹办国民党南部县指导委员会，掩护党的秘密工作。他还把在外地加入党组织回到南部的马安华、李仕修等组织起来，成立了南部县第一个党支部。并在黄金、三合、元坝、永定、流马、寒坡等乡镇发动农民群众，建立农民协会，减租减息，抗税抗捐。这些革命活动，惊动了地主豪绅、封建余孽，他们纷纷要求军阀李伟如派兵镇压，并指使暴徒捣毁了南部县左派国民党指导委员会。李鸣珂和南充中心县委派来的项志平一道抓住这件事为导火线，有领导有组织地向国民党右派和封建军阀势力展开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斗争。由共产党员李仕修、赵文浩等、率领永定区的数百名农协会会员，开往县城示威，沿途队伍不断扩大，增至数千人，进入南部县城，冲入县衙门，强烈要求县府惩办捣毁县指导委员会的凶手熊仁卿、孙铸成，发还农民修建潼（南）保（宁）公路的血汗钱。该县知事和马路局长被吓得魂飞九霄，仓皇从后门逃走。群众气愤之余，砸烂了县衙门高挂的“明镜高悬”横匾，捣毁了公堂。接着以县团练局长为公开身份的共产党员张友明，召集市民大会，揭露熊仁卿等人的罪行，号召商人罢市，学生罢课，声援农民的正义行动。会后，将捣毁县指导委员会的凶手熊仁卿、孙铸成游街示众，人民群众皆大欢喜。在觉司了的人民面前，在强大的政治攻势和社会舆论的压力下，军阀李伟如无可奈何，不得不把熊、孙二人监禁起来，以掩人耳目。

　　随着群众运动的发展，革命斗争的深入，群众中涌现出一批积极分子，有的发展为党员，有的吸收为团员。中共南部县支部也改为南部特支，由罗星樵任书记，孙召民等为委员。此后，南部县的党组织领导南部人民向敌人开展了可歌可泣的斗争。如1932年的“昇保暴动”，声势之大为全川之冠。这与李鸣珂在那里艰苦斗争，创立南部县第一个党的支部是分不开的。

　　（十）

　　随着四川各地党组织的恢复和壮大，工农运动的不断兴起，以及武装起义的蓬勃发展，军阀刘湘一伙胆战心惊，他们在武装“进剿”的同时，还采取了各种卑劣手法，收买叛徒，以破坏革命。

　　针对这种情况，省委刘愿庵、李鸣珂、穆青等及时研究对策。除在党员中加强革命气节教育，要求大家坚定立场，树立必胜信念，去克服暂时困难外，还由李鸣珂负责，加强锄奸保卫小组，开展针锋相对的斗争。李鸣珂领导的省军委派出一些坚强的共产党员打入刘湘的二十一军军部及其所领导的特务委员会，了解敌人动向，摄取情报，对付敌人的破坏阴谋，进而主动地消灭敌人，严惩叛徒。

　　由于军阀刘湘采取种种毒辣手段，从各个渠道破坏我们党的各级组织，虽经多方工作，党内仍有个别意志不坚定的分子叛变投敌，其中叛徒易觉先起了带头羊的作用。易觉先，四川长寿人，曾任我党忠县县委组织部长、省委士兵委员会委员兼江巴联防总会秘书长。他投入刘湘的怀抱之后，经常带着特务在重庆城内外捕捉革命者，甚至还去万县、成都等地逮捕共产党员和爱国人士。省军委决定一定要除掉这个十恶不赦的害人虫。与此同时，敌人也准备对李鸣珂下毒手。1930年春天的一个夜里，在刘湘副官处做勤务兵的一个地下工作者找到了李鸣珂报告情况说：“各地的军阀都急于要搜捕你，只苦于摸不着头脑。现易觉先叛变，他知道你的行踪，看来你在重庆不能留久了。中央不是已任命你为红六军军长吗？你快离开这里到湖北上任去吧！”李鸣珂回答说：“易觉先不除，四川党组织和党员的生命要遭到更大的危害。个人的安危算得了什么？我一定要根据省军委的决定，先将这个叛徒除掉，然后再去新的工作岗位。”此前，国民党的反动报纸就发表了一则“通缉令”式的消息，要各地军警捉拿李鸣珂。消息说：“共党近来乘时局变化，在各地活动甚力，其在四川尤注重重庆，盖以地方繁盛，交通便利，为四川各地之冠也。该党省党部自张秀熟被捕后，即改设成都，嗣以成都偏在西隅，不能策应全川，乃增设川东、川西、川北三特委会行使省委职权，其省党部仅设委员三人转输命令责任而已。顷闻该党中央因三特委会各行其是，步调不一，于进行上殊多不便，遂将党部正式组织起来，使三特委会绝对受其支配，以一事权。……其省党部委员李鸣珂，黄埔生，于前数日来渝，在各处运动甚力，盛传该党以图取重庆之故，近来特注意兵运匪运妓运三种，并已将其在涪陵所设之军委会移到重庆指挥一切云”。

　　易觉先的叛变，报纸上的“通缉”。给李鸣珂的生命安全带来了极大的威胁。他自己也很清楚，随时都有被捕的可能。但他大义凛然，甘为共产主义的事业洒热血。他向同志们讲：“胜利是争取来的，我们要日夜不停地工作，不要怕牺牲，当然不能听任牺牲，要在死亡线上求生。为革命牺牲是值得的。”他还嘱咐爱人李和鸣，要忠于党的事业，严守党的机密，抚养好孩子，并将各种文件进行处理，以防意外。

　　一天，叛徒易觉先带领几个匪徒破坏了我江北特支机关，逮捕了负责人。匪徒们在回转途中，刚爬上朝天门码头，恰巧遇见李鸣珂、邓玉书等外出执行任务。冤家相遇，格外眼红。易觉先一下扑到李鸣珂面前，恶狠狠地说：“我已反了党！”李鸣珂从容不迫。回答了一句：“我早已知道，你这无耻的叛徒！”接着，连发两枪，易觉先这条走狗应声倒下。李鸣珂赓即又连发数枪，毙倒几个匪徒，其余吓得目瞪口呆，不敢上前一步。此时，被枪声惊动了的敌城防司令部和团务局航管处，出动大批匪兵，并宣布全城戒严。李鸣珂等不幸被捕。

　　（十一）

　　李鸣珂被捕后，最初关在重庆卫戍司令部里。省委书记刘愿庵等积极组织营救，派省农委负责人陈茂华前去找卫戍司令部郭勋祺司令的亲戚地下党员徐春芳，要他想各种办法将李鸣珂营救出来。可是，陈茂华这时已对革命发生动摇，虽然口头答应，实际上却迟迟不动。经刘愿庵再三催促，终因去得过晚，李鸣珂已被押解到刘湘军部。在转押过程中，李鸣珂仍尽力宣传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以及共产主义一定要在中国实现的道理。对此，敌二十一军特委会写给刘湘的报告中，曾有这样一段记述：“此人是有才华的，善于词辨，被逮捕进部，见士兵宣传士兵，见夫役宣传夫役，有机会便利用。共产党人的魔力真可恶！”

　　李鸣珂被押解到二十一军军部后，刘湘先派特务头子、二十一军副官长兼重庆警备司令李根固带着刽子手贺蜀筠、宋毓萍等前来审讯。他们用尽威胁利诱等种种卑劣手法，李鸣珂象青松挺立，不予理睬，把审讯室变成对敌人的审判室，把法庭当作宣传革命的讲台，义正词严地向反动派进行了面对面的斗争。

　　李根固问：“你是不是叫李鸣珂？”

　　李鸣珂答：“我就是。你要怎么样！”

　　“你是共产党的省军委书记吗？”李根固又问。

　　“一点不假！”李鸣珂毫无惧色，昂首回答。

　　“你家住在什么地方？”

　　“住在天上地下，五湖四海。”

　　“你有哪些同党？”

　　“千千万万，数不清。”

　　“难道你不怕死吗？”

　　“怕死的就不是共产党员。”

　　李根固火了，说：“你打死侦缉队员易觉先要抵命！”

　　李鸣珂答：“可惜杀得太少，连你们这班狗东西也该杀。”

　　李根固气得暴跳如雷，吼道：“我要把你千刀万剐！”

　　李鸣珂淡淡的一笑说：“留取丹心照汗青，虽死犹生！”

　　“审讯”再也无法下去了。李根固这伙绝灭人性的家伙像疯狗一样发了狂，对李鸣珂施以毒刑。但李鸣珂坚贞不屈，未向敌人吐露半点党的机密。

　　在狱中，李鸣珂始终不忘一个党员的职责。他团结难友，向他们讲述革命形势，鼓励大家继续斗争。同时，他也知道敌人很快就可能对自己下毒手，便抓紧时间，给省委书记刘愿庵、爱人李和鸣等写了遗书，以表达他对党的事业的忠诚，对革命同志的无限深情。现抄录于后：

　　一、敦信同志（即刘愿庵）：暂请出城，避免毒手。五弟请严施训练，将来是很有作为的，祝你领导四川革命成功！

　　二、五弟（李觉鸣）：与你永别了！你在四川工作，不要走，你必须爱护敦信，在他指导下努力学习，以后不要发孩子的脾气了。你目前可请省委派到中央学习一次，训练转来了，到游击区去或仍努力继续在军委工作都可，临行前几分钟对你讲的话，望牢记！

　　三、敦信、觉鸣两同志：请速下乡暂避，闻说军部专门捉拿你两个，并准备拿到就地正法，望珍重。

　　四、和鸣：从此与你们一家大小永别了，不要伤心，好好教育我们的孩子，准备帮我复仇！你不要回家，同五弟住，或由敦信指定你的地方住，你今后惟有革命，并听五弟及敦信的话，紧紧记住。

　　特务头子李根固的“审讯”，未能捞到半点油水。于是刘湘亲自出马，搞所谓“公开审讯”。他集合部队千余人，在一个大坝子里助威，想以此来慑服李鸣珂。李鸣珂被戴上沉重的脚镣，出牢门时，他向邓文书笑一笑说：“今天是我们俩效忠于党、效忠于人民的日子了。”说罢，便昂首挺胸而去。刘湘见到李鸣珂后，装出一副假慈悲的样子说：“李先生，你是既聪明，又能干的人，要认清形势。你看，过激党处处失败，只是捣乱，哪像个成功的样子。你如能幡然悔悟，我们同造国家，你说好吗？”

　　李鸣珂高声说道：“要我说，我就要说一点钟，不准插嘴。”

　　刘湘以为李鸣珂要“回头”了，连忙答应：“好，好。”这时，李鸣珂站在阶沿上，向左右看了看，然后说：

　　“士兵们，我们都是穷人，世界上哪样东西不是我们制造出来的！我们受着火热太阳的曝晒，受着寒冷霜雪的刺扎，风吹雨打，肩挑背磨，白天晚上忙个不停；然而没有吃的，没有穿的，妻儿老小病在床上吃不起药，无人管……。”

　　有的士兵听着听着，忍不住流下了泪来。李鸣珂更提高嗓门说：“这些都是封建军阀、地主豪绅和贪官污吏剥削压榨造成的。他们征粮派款，拉丁拉夫，喝干了我们的血，而不是我们命不好！”

　　刘湘再也忍不住了，他怒气冲冲，拍案叫道：“不要听他宣传！”李鸣珂不理刘湘的恫吓，又进一步说：“社会上的寄生虫，假造什么道德法律来束缚我们，只许他们杀人放火，不准我们活命。我们要撕碎这些条文；我们要作主人，不当奴隶。大家要起来革命，要打倒我们的敌人军阀狗腿子……”。

　　刘湘急忙截断李鸣珂的话，咆哮道：“这是我的部队，你敢鼓吹！”李鸣珂轻蔑地一笑，指着刘湘说：“你这没有灵魂的东西，……这些都是我们的人，不是你的。你如不迅速省悟，等几天，你的脑袋就要被他们的子弹打穿。”

　　刘湘恼羞成怒，狂叫：“给我拉出去枪毙！”

　　是日下午，从二十一军军部到朝天门码头，三步一岗，五步一哨。李鸣珂、邓文书、张绍武等四位同志被押赴刑场。沿街两旁挤满了悲愤的人群。李鸣珂望着仍在苦难中的工友农友，高呼：“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打倒帝国主义！打倒蒋介石！革命胜利万岁！”等口号，英勇就义于朝天门。时年三十岁。

　　对李鸣珂等押赴刑场情况，1930年4月29日的《国民公报》上载有一篇报道。原文如下：

　　“本报二十号特约渝讯：渝二十一军军部于四月十九日午后，绑出共党四犯，赴朝天门外枪毙，均坐无顶肩舆，由大梁子下打铁街，约有两连手枪队押送，内有一犯，年约三十余，八字短胡，毫无惧色，沿途大呼共产党口号，如登讲演之台，闻系共产党著名首领李鸣珂……。”

　　李鸣珂英勇就义后，刘湘仍不解其恨，张贴布告，下令示众三天，不准收尸。但李鸣珂一生为劳苦大众的翻身解放而奋斗，深受群众的爱戴。因此，当天夜里，就有人冒着生命危险，将他的尸体运往南岸弹子石，安葬在松柏成荫的青山之中。

　　同志们在掩埋李鸣珂烈士的时候，还从他的口袋里发现一张纸条，这是他留下的最后遗言：

　　“天愁地暗，惨雾凄凉，千万人声沸腾，来到杀场，不觉恨填胸。我心中含着许多悲愤，别了！别了！别了！许多朋友别了，许多士兵别了，许多工农及一切劳苦大众别了。我今躺在血地上，切莫为我空悲痛，但愿对准我们的敌人猛攻！猛攻！”

　　我们党忠贞不屈的优秀共产主义战士就这样被敌人杀害了。他的一生虽然是短暂的。然而他的思想和行动，他的浩然正气，却永远闪耀着共产主义的光辉。李鸣珂对党对革命事业是那样赤胆忠心、无私无畏；对同志是那样关切体贴、肝胆相照。面对敌人又是那样深恶痛绝，毫不妥协。在法庭上，他那铮铮作响，锵铿有力的辩词；在刑场，他面对敌人的屠刀，威武不屈，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都永远值得我们学习，是我们中华民族的骄傲。李鸣珂的革命精神和崇高品质，将永远留在我们心中，永远值得我们怀念。（王斌 周秀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