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恩波

　　廖恩波，1922年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1926年转党。早年在内江、成都积极参加和领导学生运动。1926年后，到自贡开展工人运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先后担任过中共川西特委组织部长、省委组织部长、省委书记等职。他积极恢复党的组织，恢复工农运动，领导广汉兵变。1933年10月，他赴中央苏区；红军长征后，他担任赣南军区政治部秘书，坚持游击战争。1935年3月6日，他在突围中被俘，21日，于江西大庾被杀害。

　　（一）

　　廖恩波，名承永，字恩波，化名时民、昔昆，1901年生于内江县槔木里（镇）元山子父名振奎，系清末秀才，无山子人，私塾老师，在廖恩波幼年时，便因病离开了人世。母曾氏，在其丈夫去世后不久，拖儿带女离开元山子迁回到白马庙粮家孀居。后来，曾氏的父亲在白马庙街上给他买了一套店面街房。她就将其中一部分佃给别人，收取租金。此外，在乡下还有一些田土，每年能收租十石和甘蔗五、六万斤。这样廖恩波一家三口人的生活，也就过得较富裕些了。

　　廖恩波年幼丧父，母亲特别疼爱他。她希望儿子将来长大能科举成名，做个有出息的人，在廖恩波几岁时，就被送去白马庙私塾念书。随后，又送进县城南街小学堂学习。这期间，廖恩波多半时间住在东兴镇伯父家里。只是到星期日，才回白马庙去看望母亲。

　　1917年，廖恩波小学毕业，考入内江县立中学第十班。他喜爱算术，渴求新知识。当时，一般同学周末都爱打麻将，但他却喜欢和一些同学在一起，摆谈古代英雄人物的故事，议论灾难深重的祖国，民族危亡和社会的不平。他性格倔强，有反抗精神，爱打抱不平。他对当时学校陈腐不堪的教学内容和规章制度也表示反对，因而被学校降级到第十一班读书。

　　1919年，北京爆发了“五四”爱国运动。消息传到内江，一部分热血青年学生极为振奋。这年暑假，在外地读书的内江籍学生返回家乡，又带回一些五四运动的宣传刊物，在部分青年学生当中进行宣讲和传阅；随后，一些有关宣传新文化、新思潮的刊物，如《新青年》、《每周评论》，还有《星期日》、《四川学生潮》、《威克烈》等，也通过各种渠道，陆续传入内江。从此，这个沉静的甜城开始沸腾起来了。

　　廖恩波被卷进了这场革命的洪流，积极投身于内江的学生爱国运动。那时的内江，随着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初步传播，抵制日货的斗争也正不断兴起。内江的学生，尤其是廖恩波就读的内江县立中学的学生，在成都、重庆等地反日救国、抵制日货斗争的影响下，纷纷走出校门，在街头巷尾去张贴标语，进行宣传，劝告商告的店主要“抵制日货，提倡国货”，“商人要知亡国恨”。号召市民紧记“爱国光荣，亡国痛苦”，“哀告同胞毋忘国耻”等等。同时，还对那些只知爱利，不知爱国的店主，特别是对内江存日货最多的一些商号，进行了痛斥，甚至将检查出来的日货用木棍砸烂。廖恩波在这场斗争中，表现得特别活跃和积极。

　　紧接着，在廖恩波的倡导下，召开了各中、小学校的学生代表会议。经过协商，成立了“内江县学生联合会”。廖恩波被推选为“学联会”的负责人之一。参加学联会的学生有三百多人。

　　“学联会”成立后，针对当时内江的教育受到封建学阀的把持和军阀割据势力的摧残，决定发动一场争取学生自治的斗争。那时，有一些奸商，由于受到内江县立中学抵制日货运动的打击怀恨在心，于是勾结内江县立中学校长古德钦（绰号叫古罗汉），妄图对学生严加“管教”把学生束缚在课堂上。这件事，引起了大多数同学的不满。他们在廖恩波的带领下，去找校长说理，反对学监制和校长的专横，要求实行学生自治。学生们的合理要求，遭到校长的训斥和蛮横拒绝。廖恩波挺身而出，带领同学们举行了罢课。这在内江的学运史上是第一次，在社会上引起很大反响。恼羞成怒的古德钦，暗中勾结县衙当局，指控恩波“带头闹事”，是“当今余孽”，“品行不端”，违犯了校规，而强行挂牌开除学籍。面对这种卑劣的行径，廖恩波心情十分不平，愤怒地将挂牌打碎，丢进了粪坑，以示抗议。同学们对学校的这一处理，也纷纷表示不满和反对，经过据理力争，终于迫使学校当局同意发给廖恩波转学证书。随后，廖恩波即忿然离开了学校。这件事，深深地刺激了青年时代廖恩波的心灵，使之埋下了仇恨旧社会的种子。

　　（二）

　　廖恩波被强令转学后，离开家乡，到达成都，在同乡会的帮助下，先进入资属中学。后于1922年夏，考入四川省立工业专门学校机械专业。这年假期，回到内江白马庙，由母亲包办作主，与农村姑娘罗义宗结了婚。

　　廖恩波在成都读书期间，先后认识了王右木、吴玉章、杨闇公等四川早期的一批革命家。在他们的教育和影响之下，思想进步很快。他除在校读书外，还积极参加了校内外的各种社会政治活动，开始接触到了马克恩主义的革命理论。那时，革命先驱者王右木为了宣传马克思主义，在成都组织了一个“马克思主义读书会”，经常秘密集会，进行革命的政治宣传。廖恩波除积极参加这个“读书会”的活动外，还和校内的一些志同道合的同学们一起，也组织了一个“读书会”，阅读进步书刊。后来，杨尚昆在回忆中写道：那时，我在成都高师附中读书，闇公四哥就曾介绍我同廖恩波相识，参加他们所组织的“读书会”。当时读的书。如《欧洲社会思想史》等，虽然还不是马克思主义著作，但读书会会员从这些书里已经知道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名字，初次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学说。廖恩波组织读书会会员们一面学习革命理论，一面畅谈时局、研究问题，使马克思主义思想越来越广泛地在校内外传播。

　　1922年，廖恩波在成都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S·Y·），成为四川早期的一批团员之一。

　　此后，廖恩波便利用回家乡度寒暑假的机会，仿效成都“读书会”的形式，与黎冠英、谢独开、廖释惑（即廖维华）等进步青年一道，在内江城里的太平巷杨家祠堂秘密组织了一个“读书会”。他们邀约一批社会青年和内江县立中学的学生，一起阅读进步的报刊杂志，如《向导》周报、《中国青年》周刊和一些介绍马克恩主义、社会主义的文章等。会员们还利用星期日聚会，各抒已见，畅谈读书体会。发生争论时，廖恩波总是认真地倾听各方面的意见，然后发表自己的见解，使所争论的问题能得到进一步的认识。此外，会员们还结合内江的社会实际，组织演讲队，到街上去进行宣传鼓动工作，以广泛传播马克思主义和唤起社会民众的觉悟。

　　同时，廖恩波还根据团支部的决定，及时地把“读书会”的优秀会员，如黎冠英、谢独开等人，吸收到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这就为内江革命活动培养了干部力量，奠定了内江党组织创建的根基。

　　1924年，廖恩波为了团结更多的青年同学进行社会活动，便联络在成都读书的内江籍学生，发起组织了一个“内江旅省同学会”。由于他平时总是生气勃勃，办事认真负责，加之待人又热情诚恳，故被一致推选他为“内江旅省同学会”的会长。会员们常常利用星期日，到支矶石公园、川北会馆和静宁饭店秘密集会，主要是议论时政，抨击社会，以进行革命的宣传活动。当时，由于四川军阀连年混战，民不聊生，一些青年人对国家的前途和个人的理想，感到悲观失望，缺乏斗争的勇气。针对这种情况，廖恩波曾赋诗一首：“愈难志愈坚，一心更一德；相将向前趋，努力追事业。”用以鼓励旅省同学会会员的信心和斗志，激发大家投身到拯救祖国的火热斗争中去。

　　“内江旅省同学会”为了揭露和控拆当时内江的封建反动势力对人民的推残，以散播革命的火种，特地创办了油印刊物《不平鸣》（即不平者，则鸣）。廖恩波以犀利的笔锋，写了《发刊词》。其中最后两句这样写道：“当今野草丛生，谁是锋利的剪草机呢？！”文章直刺时弊，把斗争的矛头直接指向内江的“三九”（即县团练局局长马祥九、商会会长林基九、浮桥经费收支所所长范承九。因这三人名字后面都有一个“九”字，故称为“三九”。“三九”互相勾结，贪污田粮，鱼肉乡民，称霸地方，早为内江各阶层人民深恶痛绝。《不平鸣》刊物上公开揭露“三九”的罪行后，进一步激起了内江人民的愤怒。他们在黎冠英、谢独开等人领导下，开展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反对“三九”的斗争。反动当局在民众的压力下，不得不将“三九”关押起来，以息民愤。这就进一步激发了内江人民的革命热情。

　　由于廖恩波在校内外进行革命活动的显著成绩，逐渐引起了成都学生界的注意和敬佩，先后被同学们推选为四川省立工业机械专门学校的学生会主席和全川学生联合会执行部的主任。从此之后，他奔走各校，不辞劳苦，为领导全川的学生运动更加努力地工作着。

　　1925年3月，孙中山逝世的消息传到成都后，团组织为了扩大宣传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和“遗嘱”，藉以扩大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统一战线，及时联合各界人士成立了“孙中山先生成都民众追悼会”。廖恩波连日奔波各地，联络各界群众。4月6日，在支矾石公园召开的第二次筹备会上，他被到会代表推选为大会主席。这次筹备会议讨论和研究了召开“成都民众追悼会”的准备工作，而且决定组织青年学生到大街小巷进行宣传。这样一来，起到了发动革命群众，在政治上扩大左派，争取中间派，孤立分化右派的作用。

　　上海“五卅”惨案发生后，反帝的怒吼声遍及全国。成都民众也异常激昂，他们在团组织的领导下，积极地行动起来，响应党中央发出的“反抗帝国主义野蛮残暴的大屠杀”的伟大号召，掀起了一场席卷成都地区的群众性的反帝爱国运动。为了执行党中央关于反帝反封建的统一战线政策，团结工农商学兵一起行动，经过廖恩波等人的奔走联系，于6月17日，在学道街工专校内开了二十五校学生代表紧急会议，商议了为声援上海人民反对英、日惨杀华人而进行斗争的问题。接着，成都各学校、各工商市民一百多个团体的代表约一千人，在川北会馆召开成立了“上海英日惨杀华人案成都国民外交后援会”。这次会议决定成立总务、文书、庶务、宣传、交际五部来做“后援会”的具体工作，由总务部统筹一切。廖恩波任总务部主任。

　　6月20日，“后援会”在旧皇城高师校召开了各部紧急联席会议，决定于21日举行全市国民大会，进行示威游行，以抗议帝国主义的暴行。同时决定，国民大会由总务部主任廖恩波担任公务主席，童子军总司令谢晓轩担任会务总指挥。

　　6月21日（星期日）黎明，成都市区各商店均停止营业，悬旗志哀，全城罢市。各团体群众达万余人，手持小旗和各种标语，齐集西较场旧皇城会场，隆重举行国民大会。据当时的文献记载，廖恩波等“后援会”的各部负责人，为了召开好这次大会，忙碌了一个通宵而未休息。是日清晨，廖恩波提前到达，在主席台上指挥各群众团体进入会场。上午十时，他宣布大会开幕；接着由宣传、文书、庶务等部主任发表讲演；最后廖恩波代表“后援会”向大会提出了四项议案：“一、请政府照吾人目的向日英严重交涉，立刻释放被拘华人，赔偿死者命债及受伤医药费，惩办英日肇事官及凶手，英日政府向我道歉；二、凡英日在华所雇佣之中国人，一律退职；三、与英日经济绝交；四、联合世界被压迫民族，打倒帝国主义。”廖恩波宣读完毕，万众高呼，一致赞成。顿时悲壮激昂的战斗气氛，使整个会场变成了愤怒的海洋。

　　接着，进行了空前未有的大游行。廖恩波以及欧阳辑光、杨自廉（宣传部副主任）等负责人，率领着游行队伍，沿途进行演讲；带头高呼：“不要忘了上海殉难同胞！”、“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无产阶级团结起来！”、“被压迫民族团结起来！”口号声此起彼落，回荡在蓉城上空。

　　之后，廖恩波等还到处奔走，为组织宣讲队、募捐队，帮助各群众团体加强和扩大组织等，做了大量的工作。这一运动的开展，广泛地教育了人民，提高了群众的革命觉悟，为推动以后成都地区大革命高潮的到来起了积极的作用。

　　（三）

　　1926年，在实际斗争中锻炼成长起来的廖恩波，光荣地由共青团员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从此，他在党的领导之下，为了中华民族的解放，赴汤蹈火，开始了更加忘我的工作和艰苦的斗争。

　　也就在这一年，廖恩波从省立工业专门学校毕业后，被中共重庆地方执行委员会派往川南自流井，协助刘远翔（当时地委工委委员）在盐场工人中开展工作。从此这个古老而又富饶的盐都。开始燃起了工人运动的革命烈火。

　　廖恩波到自流井后，和刘远翔一起开展艰苦的地下工作，发展党的组织，建立起中共自流井特别支部。机关设在自流井八店街述善盐业公司内。刘远翔任特支书记，廖恩波负责组织工作。

　　自流井特支活动的重点是盐工运动。然而，当时自流井的神会制度特别浓重；加之，受反动派利用的工贼尤多，这些工贼常常勾结绅土、军阀，剥削工人，破坏真正的工人组织，给党在自流井开展工人运动带来了困难。面对这种复杂的环境，廖恩波没有畏惧，他认为这是对自己严峻的考验和磨炼的好机会。为了便于发动和组织盐工，他一身盐工打扮，风尘仆仆地奔走于釜溪河畔的东、西盐场，出没在盐工们喝茶的茶棚或居住的茅寨之中，与他们交朋友，促膝谈心。起初，只是随便摆摆龙门阵，拉拉家常，问寒问暖，从中了解盐工们的切身痛苦和要求；等盐工们对他已有所了解的情况下，才逐渐向盐工们讲述盐场的不合理制度，宣传盐工们为什么穷，盐场老板为什么富的道理，启发工人们对盐场资本家的仇恨，提高他们的阶级觉悟。廖恩波每讲到盐场老板剥削压榨工人们的凄惨情景时，总是声音特别宏亮，常拍案怒骂吃人的资本家，对盐工们影响很深，教育很大，激起了盐工们憋在心里的满腔怒火，为后来盐场工人运动的发展作了思想准备。

　　不久，自流井特支接到中共重庆地委的指示，要求尽快地组织和领导盐场工人进行罢工斗争，以支持北伐战争。特支为了加强对盐业工人罢工斗争的领导，决定刘远翔改任特支工运委员，专作工运工作；特支书记由廖恩波担任。

　　随后，自流井特支在长土洞庭寺召开了自流井盐场第一次机车工人代表大会。廖恩波到会作了《关于成立机车工会的报告》。阐述和分析了成立工会组织的重要意义，以及盐工们组织起来就有力量的道理。大会经过讨论，正式成立了自流井长土机车工会。接着，盐场各帮工会也相继成立。这就为即将形成的自流井工人运动的高潮作了组织上的准备。

　　1927年初春，特支再次在长土洞庭寺召开工人代表会议，决定开展一场以增加工资为中心的全盐场工人大罢工。会议在结束之时，廖恩波代表特支作了简短而有力的总结发言，他号召盐场各帮工人，要紧密地团结一致，百倍提高警惕，防止敌人的引诱离间，破坏劳工团结。廖恩波的讲话，鼓舞了工人代表团结起来，夺取罢工斗争胜利的信心。于是，一场声势浩大的盐业工人罢工开始了。

　　2月14日，天刚蒙蒙发亮，盐场各帮工会就按照特支的决定，带领着手执“反对资本家剥削工人血汗!”、“增加工资养活全家！”、“增加日行肉，改善工人生活！”等标语旗的盐工们，从四面八方向自流井汇合。很快，三万多游行示威的工人队伍，就将井商会和反动政府当局围得水泄不通。在工人群众不断的愤怒呼声和强烈要求下，井商会无可奈何地接受了工人们提出的增加工资、改善伙食、减少工时和不干附加活路等项条件。这次罢工取得了初步的胜利。

　　罢工之后，特支将在斗争中表现积极的工人骨干分子吸收入党，壮大了党的组织。从此，自流井盐场工人运动的烈火愈烧愈旺。

　　不久，重庆发生了骇人听闻的“三．三一”惨案。自流井特支被迫转入地下隐蔽活动。第二年初春，特支在黄家山山王庙召开了一次工人代表会议。这次会议讨论决定：在工人生活受到严重威胁的旧历年关，再开展一场以增加工资、改善工人生活为内容的第二次总同盟大罢工。特支专门成立了由廖恩波、刘远翔、杨玉忠、王文甫、罗世良等五人组成的罢工委员会来具体领导这场斗争。这次斗争，前后坚持了十八天之久。在广大工人、小手工业者、店员工人和青年学生的罢工，罢市、罢课等强大力量的支援之下，反动当局接受了工人们提出的几项条件。

　　反动当局对廖恩波等党的负责人恨之入骨，发出通缉令，悬赏大洋一千元捕捉廖恩波。后来，廖恩波在给亲人摆谈这件事情时，曾幽默地说：“我哪里能值一千个大洋啊?！顶多只值两个铜板!”对敌人的追捕，付之一笑，表现出一个革命者的大无畏精神。

　　此后，白色恐怖象满天乌云笼罩着整个盐都。为了保存革命力量，迎接更艰巨的战斗，四川临时省委决定将廖恩波等主要负责人撤离自流井。

　　廖恩波在自流井开展工人运动的时间虽然不长，但由于他和特支的其他负责人一道，在工人群众中进行了热情的宣传和细致的组织工作，唤起了盐工们的觉悟。这就为后来川南特委在自流井组织数千人的盐井工人武装纠察队和盐业工人的大罢工创造了条件。廖恩波为自贡的革命斗争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四)

　　廖恩波离开自贡后，受四川临时省委的派遣，辗转于川南，川西一带活动，传达省委的指示精神，从事着艰苦的地下斗争。

　　时值成都“二·一六”惨案之后，在四川反动军阀的大屠杀下，党的工作条件更加艰难，活动经费也成问题。廖恩波想到党的事业和同志们的处境。于是，他回到家里，准备把家里的十几亩田变卖，来做党的活动经费。最初，母亲误认为儿子在外面不务正业，很生气地骂他是“不孝之子”。后经廖恩波的耐心说明和开导之后，母亲才点头同意，凑足了六十元大洋。这期间，廖恩波的生活是困难的，但他尽力帮助比自己更困难的同志。他说：我是个乐天派，精神上是非常愉快的。应该看到，我们目前虽然困难很多很大，但前途是光明的，而且是有希望的。对战胜困难和赢得革命的胜利充满了信心。

　　1928年秋，四川临时省委遭到敌人的破坏，省委机关一度由重庆迁到成都。1929年2月12日，临时省委扩大会议在成都召开。会议选举了第三届省委。随后，为了加强和统一领导川西地区二十余县党的工作，省委决定在成都恢复川西特委，并且调廖恩波相任特委组织工作。在特委工作期间，他常常深入农村、工厂和学校等基层单位，找党员谈话，发展党的组织，帮助和指导基层党组织总结经验，开展革命活动，使川西地区党的组织工作逐渐得到恢复和发展。

　　可是，1930年夏天，正当四川和全国的革命形势有了相当发展的时候，“左”倾错误再次统治了党中央领导机关。8月2日，全省第一次党代会在重庆举行，贯彻“左”倾冒险主义，将党、团、工会的各级组织合并组成为武装起义的各级行动委员会，以配合全国的总暴动。川西特委也奉省委的指示，合并改为川西行动委员会。廖恩波担任川西行委的组织部长，张春帆(苏雁秋)任行委主席，陈翰屏任宣传部长，周国干任军委书记，熊子良任工委书记。川西行委成立后，又接到省行委紧急指示；限期(即在8月份内)发动广汉驻军的兵士暴动，并加强对广汉附近的金堂、绵竹、新都、什邡等地的工作，以配合江津，荣(县)威(远)、梁(山)、达(县)等地的兵士暴动和农民暴动，进而组织红军，实行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川西行委接到指示后，立即召开了行委主要负责人的紧急会议。经过激烈讨论之后，认为马上发动暴动没有把握，加之时间又仓促，于是决定推迟到10月份进行；同时指派廖恩波去直接领导，担任前敌委员会书记。在川西行委的领导之下，经过各方面的准备工作，10月25日(农历九月初四)晚上发动了广汉兵变。但暴动后不几天，在国民党二十八军邓锡侯、二十九军田颂尧部的联合镇压下，兵变遭到了失败。

　　广汉兵变(当地人习惯上叫“二五”兵变)，在当时的条件下发生，实际上是一种“左”倾错误的表现。但是，它唤醒了川西人民的觉悟，扩大了我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影响，打击了四川的军阀势力。

　　广汉兵变失败后，廖恩波和陈翰屏一道被迫转移。他们从华阳县出发，沿岷江而下，经嘉定，叙府秘密来到重庆，向省委汇报工作。廖恩波随即接受党的指示、只身回内江进行隐蔽活动。那时的内江农村，百分之七、八十的农民都种甘蔗，故称之为“蔗农”他们不但受官府、军阀的野蛮掠夺，而且还受到糖坊老板的苛刻压榨，终年辛勤劳动，到头来却是穿襟襟挂绺绺，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廖恩波目睹蔗农遭受这三重剥削，深为愤恨，在他和地下党组织取得联系后，决定把蔗农组织起来，团结在党的周围，与糖坊老板作斗争。为此，他在凌家场主持召开了一次秘密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地下党员和接近党组织的革命群众近二十多人，讨论了把贫苦蔗农组织起来，参加“青山帮”，领导蔗农斗争的问题。会后，“青山帮”在东乡、一四滩和永兴庙一带，开展了反对糖坊老板斗争，并且取得了一定的成绩。这一斗争，在内江的农运史上影响较大。

　　1931年夏天，省行委负责宣传工作的罗世文赴上海向党中央汇报四川党的工作返川后，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和六届三中全会的决议，撤销了四川总行委，恢复了四川党、团、工会的独立组织和日常工作。罗世文被中央任命为省委书记，程子健为军委书记。为了加强省委工作，廖恩波被调至省委担任组织部长，邹风平任组织部秘书。廖恩波的担子更重了，他冒着严重的白色恐怖，长期奔波各地巡视全省党组织的工作，历尽了艰辛。

　　1933年夏，四川军阀“二刘战争”结束后，形成了刘湘独霸四川的局面。随即，刘湘把他的指挥机构从重庆搬到了成都。这样一来，白色恐怖更加严重的威胁着省委。为了使全省的地下党组织适应这种恶劣的环境和保持党组织战斗力，避免遭受敌人的破坏和摧残。8月，廖恩波在成都主持召开了省委扩大会议，宣布了省委关于撤销川东、川南和川西三个特委组织，建立梁（山）万（县）、巴县、泸县、宜宾、内江、南充、三台、安（县）绵（竹）成（都）华（阳）九个中心县委的决定，这是符合当时四川实际情况的。

　　同年8月，省委书记罗世文受党中央的委派赴川陕苏区协助红四方面军工作。省委领导机构重新作了安排和部署，由廖恩波代理省委书记。

　　（五）

　　1933年10月底，廖恩波奉中央的指示，化名廖昔昆，辞别了患难与共的战友，离开四川，前往江西中央苏区，向党中央汇报四川党的工作。几经周折，于年底到达红都——瑞金。以后，他便留在中央机关工作。

　　当时，正是国民党蒋介石对中央苏区进行第五次“围剿”的时期。为了粉碎国民党的“围剿”，克服红军在反“围剿”战斗中的财政困难，《红色中华》机关报于1934年3月向中央工农民主政府各机关团体，提出了在4月至7月内节省行政费用八十万元的号召。这个号召发出后，立即得各机关团体工作人员的热烈响应，中共中央机关从白区到中央苏区的外省籍工作同志联名写信给《红色中华》报，表示愿意“每天少吃二两米，不领今年热天穿的衣服，以节衣缩食的实际行动来响应《红色中华》的节省号召。”廖恩波和陆定一、邓颖超、博古、陈云、毛泽覃、成仿吾、罗迈、潘汉年等人，均在这一信上签了名。在他们的积极带领下，中央各机关团体在四个月内共节省行政费用一百三十余万元，超过了原计划的百分之六十二。廖恩波等人的这一举动，充分表现了他们为革命吃苦在前的崇高美德。

　　由于王明“左”倾错误的危害，使粉碎敌人第五次反革命“围剿”的希望完全丧失。10月间，中央红军主力部队不得不离开中央苏区，突围转移，开始了二万五千里长征。

　　根据党央事前的布置，为了配合主力部队的突围，早在8月份就在赣南以于都为中心，成立了中央赣南省委和赣南省军区，廖恩波奉命留下来担任赣南省军区政治部秘书的工作，坚持赣南地区的游击斗争。

　　那时，留在中央苏区的武装力量，尚有红二十四师和第三、七、十一等独立团，加上地方政权机关工作人员和伤病员，约三、四万人。党中央交待的任务是：在苏区及其周围进行游击战争，发展和壮大地方工农武装力量，保卫苏区，保卫土地革命的胜利果实，准备将来配合红军主力，在有利的条件下进行反击。

　　中央苏区的广大军民，在项英、陈毅、贺昌、阮啸仙等领导下，展开了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廖恩波带领赣南省军区政治部的政工人员和文工团员们，翻山越岭，深入部队驻地，为广大指战员宣传演出，进行政治思想教育工作。他鼓励大家，在敌军压境，敌强我弱的不利形势下，要作好充分的思想准备，以应付各种复杂的局面，为保卫苏区要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

　　1935年1月，国民党蒋介石又纠集了大批兵力，妄图在一个月内荡平留在江西的红军游击队，形势十分严重，留在中央苏区的中央分局，中央办事处和赣南省委、省军区等机关部队，被敌人分割包围，陷入了非常危险的境地。2月中旬，中央分局接到党中央从长征路上发来的电令，在敌我力量过于悬殊的情况下，将部队化整为零，向外突围，继续坚持地方游击战争。

　　3月4日，瘳恩波等人率领赣南省委党政军机关人员和一部分地方武装力量，突围到达信丰、大庾境内的马岭附近时，遭到五倍于我军的国民党粤军余汉谋部的阻击。在此危急时刻，廖恩波以身作则，带领机关人员和部队战士，奋勇杀敌，打垮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围攻，战斗一直持续了一天。到3月6日，部队在信丰、会昌交界的金沙、罗坑、石寮、鸭婆坑一带，被粤军余汉谋部之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重重包围。在弹尽粮绝，伤亡惨重的情况下，除一部分冲出重围外，大部分均壮烈牺牲，廖恩波及赣南省军区政治部主任刘伯坚、独立第十六团参谋长陆如龙、中央办事处交通科长连得胜、贸易局会昌分局采办处营业部主任王志楷等五人不幸被俘。

　　随即押往驻信丰（原登贤县）的敌军团部，后又被押往大庾县监狱，3月11日移囚粤军驻赣第六绥靖区公署候审。

　　从被捕的第一天起，廖恩波就作好了至死不屈的思想准备。敌人为了从他口里捞到党和红军游击队在赣南的活动情况，对他用尽了软硬兼施的手段。先诱之以高官，金钱和美女，遭到廖恩波的严词拒绝后，又拿来纸笔，威逼他写其“笔供”。廖恩波用他那戴着沉重手铐的手，毅然挥笔，慷慨激昂地写道：“我之加入共产党，系为彻底推翻帝国主义在华统治和废除封建剥削制度，故献身于中华民族解放运动。”这短短的“笔供”，表述了一个无产阶级革命者的伟大胸怀和高尚的品格！这浩然正气，使敌人为之震慑。最后，敌人对廖恩波施用了各种残暴的酷刑。但是，这一切卑鄙的伎俩都遭到了失败。于是，敌人只好以“危害民国，扰乱治安”之罪，将廖恩波判处死刑。

　　1935年3月21日，大庾县城阴风惨惨，杀气腾腾。从绥靖公署通往城北门金莲山的一段二里多的公路上，敌人五步一兵，十步一岗，左右两旁，荷枪鹄立。上午约十时，一群刽子手将带铐拖镣的廖恩波等五人五花大绑，推上刑车，押往金莲（现大余县水泥厂门口）刑场杀害。面对着死亡，廖恩波等人不停地大声高呼：“打倒国民党反动派！”中国共产党万岁！”激昂的呼声，响彻了章水两岸，震荡着大庾县城。

　　廖恩波为了党的事业，为了普天下受苦受难的人民大众，将自己满腔的热血和闪光的青春，献给了中华民族。牺牲时年仅三十四岁。（中共内江市委党史征集办公室；重庆师范学院 张洪超执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