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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子健

  程子健1923年在法国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4年7月回国,在重庆社会主义青年团重庆地委工作,1925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在五十年的漫长革命生涯中,他勤勤恳恳地在自己的故乡——四川的土地上工作。他是我省早期党的领导干部,参加过四川地方党组织的筹建。1925年中共重庆地方委员会(即省委)成立,他即任地委第一届工委书记,长期从事工运和军运工作。三十年代曾任过四川省委书记。建国后一直领导西南和四川的统一战线工作,为贯彻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呕心沥血,鞠躬尽瘁。

  程子健原名程秉渊,字心浦,党内化名秋霞。1902年10月28日出生于四川省荥经县。荥经地处川康边陲,交通不便,消息十分闭塞。程家几房人合伙在城里经营了一家卖糖食和水烟的商店。他家住在县政府隔壁,离劝学所很近。他七岁入学,十二岁高小毕业。当地无中学,就参加水烟糖果店售货,因为是自家子弟,待遇上优于一般学徒,他就利用业余时间自学。1917年,程子健已是十五岁的少年,抱着强烈的求知欲,渴望到省城升学。恰好这时一个小学同学从成都来信,提到吴玉章在成都倡导留法勤工俭学,开办了一所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鼓励子健上成都投考,并抄寄了一份招生简章。入学条件是:凡年满十四岁以上,自愿赴法国留学,缴纳会费一元,取得留法勤工俭学会会员资格者即可入学,学习法文。他是个有抱负的人,早将在商店工作的收入积攒起来,准备有机会上成都另谋出路。现在既有勤工俭学的机会,能到文化昌盛、科学发达的西欧国家去学习,又无需家庭资助,这真使他喜出望外。征得家长同意后,立即准备行装。1919年秋,程子健来到省城,如愿以偿地进了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第二期。这个身体瘦小,却十分敏捷的青年,对人生充满了热情和希望,在生活的道路上开始了新的起点。

  1919年北京“五四”运动掀起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风暴,席卷古老的蜀都,在留法预备学校学习的学生,一面抓紧学习法文,准备留学考试,一面积极参加以抵制日货等为主要内容的爱国运动。当时有十三个思想进步的同学,受苏联十月革命的影响,取“劳工神圣”的意义,组成“劳人团”,程子健是积极参加者。这个团体在他们到法国后还存在,直到1921年5月才宣布解散。以后十三个同学中有十二人在法国参加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均先后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在成都学习期满,省政府不同意补助旅费,要学生自筹。这对程子健来说是十分困难的,他只好求告父母四处借贷。好容易才凑足两百元旅费。1920年11月下旬第二批四川留法勤工俭学的学生乘“智利”货轮赴法,1921年1月上旬抵法国马赛。这时正值法国经济不景气,找工作很困难。克来棱的史来德公司是半机械化制造武器的工厂,需要大量的散工,每日工资五法郎,仅够吃面包。程子健经济无来源,急于觅得工作,就随四川同学到了克来棱,在轧钢车间当散工。这是一个高温车间,工作是用长把铁钳,夹着几十公斤到百多公斤的钢材飞跑,不仅劳动强度大,且有危险。程子健来到法国原想能进学校深造,谁知竟在这里啃面包、喝自来水,累死累活干了两年多散工。1923年4月才进了巴黎电影专门学校,说是学习放映和摄制电影,实际进了一次短期放映训练班,三个月毕业,又到巴黎奈罗汽车厂作磨工和车床工。年底,由同厂工作的同学吴琪介绍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

  1924年7月回国,在上海由党中央负责同志邓中夏接见,派回四川。到重庆与团中央特派员肖楚女接上关系,分配在社会主义青年团重庆地委职工运动委员会工作。这时他刚从法国回川,尚无固定职业和生活来源,他想用法国学到的电影放映技术,开办一所电影院,既有了社会职业、生活来源,又可利用放映电影宣传革命。他这个想法经团地委同意,便约了三个留法同学,联系了一个药材商人,集资在重庆打铁街开办了社育电影院,以后又在成都总府街筹办了智育电影院。1926年春为支援綦江东溪米案募捐,社育电影院还放映他从法国带回来的一套幻灯片。这是四川最早的两个电影院,他长期以此为社会职业掩护革命活动。因为经营电影院,得和一些工商界人士交往,他不得不常常穿上旧西装出入交际场所。当时有的同志开玩笑说:“程秉渊是穿着西装做工运”。而这位西装青年却是法国史来德公司和奈罗汽车厂卖过三年多苦力的工人。这一段生活使他熟悉工人的生活和疾苦,以后成为四川最早的工运领袖。他担任过中共四川省委、四川省工委、川西特委、川康特委的工委书记,领导四川的工人运动前后达九年之久。

  1925年秋冬,中共重庆地委成立,程子健任工委书记,积极深入工人群众开展宣传和组织工作。1926年重庆成立工会,冉钧任委员长,程子健任副委员长,在市总工会的领导下,各行业纷纷成立了赤色工会,有三百多个基层工会组织,工会会员最高达一万七千多人。1926年4月,他领导了重庆启渝印刷公司工人的罢工斗争,5月领导了重庆工人反对军警镇压“五一”集会游行的罢工斗争。1926年10月,成都也成立了市总工会,积极开展了成都地区的工人运动,推动了自流井、泸洲、顺庆等中等城市的工人运动的发展。1926年万县“九·五”惨案发生后,他立即领导重庆工人组织了“雪耻会”,抽调六十多个优秀的青年工人组成重庆雪耻会工人纠察队,主要任务是宣传发动市民拒用英、日仇货,在码头、仓库检查、封存、销毁仇货,维持社会秩序,查办不法奸商等。这六十多人分为四个小队集中住宿,他利用这一机会除进行军事操练外,还亲自为他们上政治、文化课进行培训。

  1927年蒋介石勾结四川军阀在重庆制造了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的“三·三一”惨案。一部分同志转移到成都,加强了中共川西特委的领导力量。程子健也到了成都,在川西特委负责组织工作。当时四川军阀全力围攻刘伯承领导的顺泸起义,解散各地的革命群众团体,逮捕了一些革命团体的领导人和积极分子,白色恐怖笼罩全川。川西的革命人民并没有被四川军阀的血腥镇压所吓倒,在中共川西特委的领导下,开展了各种斗争,使川西地区的革命形势反而得到蓬勃发展。许多学校建立了党团组织,并以党团员为核心,组织和发展了一批进步青年组织,开展了争取教育经费独立的运动。全市工人群众开展了反对国民党反动派解散革命的市工会,对反动派操纵的省、市工会进行了短兵相接的斗争。还在社会上广泛发动各阶层人士,开展了反对军阀滥制劣币的斗争。他作为川西特委的主要负责人之一,参加了各项运动的具体组织领导工作,并注意培养各项斗争中涌现出的积极分子,从中发展党团员。这个阶段是成都地区党团组织发展较快的时期。

  1930年盘据重庆的刘湘在二十一军军部成立了清共委员会,大肆捕杀共产党人,在全川制造白色恐怖,特别恶毒的是利用叛徒破坏地下党组织。省委主要领导同志刘愿庵、穆青、程攸生、邹进贤、李鸣珂等于三、四月先后被叛徒出卖壮烈牺牲,省委机关遭到破坏。战友们牺牲的噩耗传到成都,程子健感到十分悲痛,但大无畏的共产党人,并没有被敌人的残酷屠杀所吓倒。当重庆急电调他前去工作时,他明知重庆环境险恶,却立即赶到重庆,同罗世文、饶耿之等积极筹组了中共四川临时省委,程子健任书记,在危难之际毅然挑起领导全省革命斗争的重担。正当革命艰苦危困的时刻,中央派余乃文来川传达全国举行武装暴动的决定,四川省委立即将党、团、工会合并,成立各级行动委员会,程子健任行委主席。当时省行动委员受立三路线的影响,对全川形势作了错误估计:认为四川军阀连年混战,自顾不暇;四川党团组织得到恢复和发展;川东游击队在万源、城口,四川工农红军二路游击队在丰都、涪陵坚持游击、开展武装斗争,因而已经具备了大搞武装暴动的条件。于是,布置各地发动兵变、农暴,拟组成十七路游击队。在这期间,先后发动了江津、合川、广汉兵变,丰都、梁山、荣县农暴,在自贡发动盐业工人政治同盟大罢工等斗争,但均遭失败,使革命力量受到很大损失。刘湘继续利用叛徒在重庆四处抓人,省委饶耿之、刘大明等领导同志又先后被捕牺牲。程子健因长期在重庆战斗,叛徒多认识他,住处要经常转移。当时省委也难以在重庆继续活动,年底,被迫再迁成都。这一段时间行动委员会斗争失败的教训是特别深刻的。以后他到上海向中央汇报工作时,沉痛总结和检讨了这一阶段时间的错误。后来每提到这个时期斗争中的人和事,特别是盲目执行上级指示,强令四川的三路工农红军离开游击根据地东征,几至全军覆没,感到十分痛心。他在以后总结工作中写到:“四川省委执行立三左倾盲动路线,时间虽然只有几个月,但给四川地下党和人民造成严重损失。这时,我任四川行动委员会主席,应负主要责任。我犯了严重错误。”

  1933年初,程子健去上海向中央汇报,被留在中央军委工作。3月初,奉命去宏源里江苏省军委联系工作,不知道省军委书记朱之江已被捕,国民党特务正守在机关抓人。他一进门就遭逮捕,关在老闸捕房。经多次刑讯要他供认是共产党员,他一口咬定是找错了门,不是共产党。以后解往南京伪宪兵司令部拘留所,经叛徒出卖指认,被迫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对有关组织问题,尽管严型拷打,一直坚决拒绝交待。当时同监的难友都估计他可能要上雨花台,大家凑钱买馄饨为他送行。他也作好为革命牺牲的准备,谈笑自若,把生死置于度外。狱中一般都在拂晓提人枪杀,他每晚睡觉都把鞋子放在枕边,以便提他时从容登鞋而出。接着几天,同案的几十个同志都陆续转监。他自己虽下定牺牲的决心,但却祝愿同志们早脱险境。一天早上,当听见看守喊到他的名字时,他从容起立,而同狱难友却十分紧张,朝鲜同志金元镐含着热泪抢前紧握子健的双手。在这生离死别的时刻,战友们都以沉重的心情围着子健含泪告别。不料看守宣布程子健押转南京军人监狱,环立的战友犹如见到亲人绝处逢生一样,高兴得几乎要把他抬起来。曹少白把仅有的一点糖果赠送子健,金文镐不知如何是好,忙脱下身上穿的一条裤子,要他穿上。当程子健正要押往中央军人监狱的时候,看守又宣读了国民党按照“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判处他无期徒刑的判决书。临行时,程子健与难友们握手告别,含笑致意:同志们!放心吧!共产党人只要生命不息,就要继续战斗!

  在南京中央军人监狱关押两个星期。1933年7月,程子健又被解往江苏苏州军人监狱,同牢的同志有李乐平、刘瞻、杨守仁、李维、邸止庵、孙锦涛等人。牢内有政治犯,还有其他刑事犯,年青人不少。当时刘瞻才二十一岁,是一个年青的新党员,血气方刚,常常违犯看守的所谓监规而被挨打受罚。程子健就用摆龙门阵的方式,给他讲解一些党的基本知识和监狱斗争的策略,还主动指导和帮助年轻的党员学习理论。当时通过“外役”(即普通犯人,每天可以进出作些担饭、送水和倒马桶等杂务)偷送一些政治书籍如艾思奇的《大众哲学》、《世界知识》等书籍,组织大家学习。他还耐心地讲解《反杜林论》、《哲学之贫困》等书籍,深入浅出,引起了听者更大的学习热情。对于同牢一些因贩毒、偷盗或抢劫而入狱的,程子健教他们学文化,同浅显的道理讲旧社会的黑暗现象和产生的根源。他们受到程子健的影响,后来有的人走上了革命道路。基中有一位叫房文涛的上海青年工人,对程子健特别崇敬,出狱后积极参加革命斗争,后来成了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

  程子健在牢房艰苦险恶的环境里,坚持为党工作,为培养一代新人而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他是同房难友中的长者,他们对他都十分尊敬。当他胃病严重时,他们轮流守护,为他端饭送水。他象磁铁一样,把大家团结在一起,互相学习,互相鼓励,互相照顾,形成一个团结战斗的集体,发挥了一个老共产党员的特殊作用。

  监狱里的生活十分艰苦,每天只有很少菜饭,饭里还有砂子,秋天长期吃烂冬瓜。狱中发动过多次要求改善伙食的斗争,每次他都积极参加,因此被加过两次大镣。1935年夏,全狱发动了一次绝食斗争,当时他因长期牢房生活的折磨,患有严重的肠胃病,每顿饮食很少,常常翻胃,为了生存,把满嘴酸臭的食物闭着眼重咽下去。在这次绝食斗争中,程子健带病和大家一起坚持斗争,强忍头晕胃病的折磨,给同房的难友讲拒食斗争的政治意义,说明坚持斗争是锻炼自己革命意志的一种形式。他以浓重的四川口音一字一句地鼓励大家:“勿忘巫山跋涉,牢记汉水转战。铁窗亦战斗,全凭斗志坚。大风大浪漫受锻炼,哪怕铁锁链。我坚敌胆寒,苦到尽头有明天。”他那种坚毅沉着、顽强战斗的精神,使同房难友十分感动。全狱绝食斗争坚持了五天,大家颗粒未餐。监狱当局被迫接受了“犯人”要求自买一些书籍、延长放风时间、改善伙食条件,绝食斗争获得了胜利。同志们开始进餐,而带病坚持斗争的程子健却已衰弱得不能进食,只得抬至病房。当他身带沉重的铁镣被抬出牢房时,许多同志都感动得哭泣起来。

  1935年秋在狱中听到中央红军已进入川西北,他高兴得彻夜难眠,似乎看到他长期战斗过的故乡红旗漫卷、战歌遍野,他欣然命笔写诗抒情。同狱战友许涤新深受感染。1973年程子健在成都逝世,许涤新在痛悼战友的诗中写道:“无期徒刑等闲事,横眉对敌不低头。‘但愿华西潮水涨,千愁万恨付东流’。”后两句就是引程子健当时的诗句。这首悼念诗既是对老战友的怀念,也是对程子健在狱中坚贞不屈的真实写照。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国共进行第二次合作,党中央提出要求释放全国政治犯,国民党被迫接受,苏州监狱从8月下旬开始陆续释放政治犯,程子健等判无期徒刑的60人,在江苏高淳县最后一批释放。当时因长期囚禁生活,程子健患脚气病十分严重,脚趾溃烂,腿胫红肿,出狱后寸步难行,由同狱战友背、扶到了湖北。到达汉口后因一时无处住宿,就暂住难民营,并分头出外找党的关系。他因足疾正蒙头大睡,突然听到卖新华日报的叫声,便翻身追出买了一份新华日报,然后到报社找到徐迈进,谈了他们的情况和心情。徐迈进对这些受尽国民党监狱折磨的同志十分同情,立即将他们的情况向长江局作了报告。过了几天,由徐迈进带他们到长江局机关,同组织部秘书长刘顺元见了面,经过审查,吸收他们参加了长江局举办的干部训练班。

  1938年4月,中共四川省工作委员会书记邹风平去武汉向长江局汇报工作,同时要求给四川增派干部。程子健原是四川党的领导干部,长江局即决定派他随邹风平返川。四年多的囚禁生活的锻炼,使他更加坚定了革命意志,四到四川后革命激情高昂。回顾1933年他离开故乡时,革命处于低潮,全川一片腥风血雨,现在到处一派热气腾腾的景象,成渝各地抗日救亡的群众运动正蓬勃发展。5月到成都后,他立即以饱满的革命热情参加省工委的领导工作,任省工委组织部长。6月,省工委将派出一批干部,如刘传苇、侯方岳等入党不久的青年同志到各地开展工作,于是决定由程子健负责,开办一期党员训练班,先培训这部分同志,主讲人是邹风平和程子健。讲课内容有职工运动、农民运动,还讲批判张国涛错误和托派斗争等内容。10月,省工委撤销,成立川东、川康特委,程子健任川康特委组织部长兼工委书记。

  由于各地救亡运动的蓬勃开展,涌现出大批积极分子,发展了许多新党员。1938年春,全省党员只有340多人,至10月即发展到约4千人。作为组织部长的程子健及时考虑到应如何提高党员的素质,加强党员的基本知识教育,严格党的组织纪律等问题。他和邹风平商量继续开办小型党员训练班,只要有各地同志来汇报、联系工作的机会,即留下进行一次短期训练,多则七、八人,少则二、三人。由罗世文、邹风平和郑伯克这些既富有斗争经验,又有理论水平的老同志来上党课。程子健主管训练班的组织领导,还亲自上课,讲党的秘密工作原则、工人运动、反特斗争、监狱和刑场上的斗争,这些都是他多年地下斗争和领导工运的经验总结。这些小型、简易的党员训练班,形式灵活多样,大多是在茶馆或以郊游野餐形式在田坝上课。上课时讲课人很认真,听课人也很专注,对培训党员干部很有成效。时隔几十年的今天,当时听过党课的同志仍留下很深的印象,称道不已,说:“那些年上那么几课,是我们当时工作的本钱,也是进行领导工作的本钱。”

  随着抗日救亡群众运动的开展,全省大中城市的工运工作也迅速发展,逐步建立了工会组织。当时程子健任中共川康特委组织部长兼工运书记。川康特委建立后,成都市委于11月撤销,他直接领导成都市工运工作。在成都市除按行业积极组织工会外,还亲自领导成都市工人抗敌宣传团的工作。工抗团从1938年春建立,至1939年4月,仅一年时间,发展到22个分团,人数达1千多人。各种救亡活动如抗战一周年纪念,庆祝台儿庄大捷,保卫大武汉等的集会和游行,以及为前方战士募寒衣、写慰问信等活动,工抗团都积极参加。1939年春,抗战进入相持阶段,汪精卫投靠日本,国民党暗中加紧投降分裂。川康特委为了领导川西人民坚持抗战,反对汪精卫投降,争取民主的斗争,利用当时抗日救亡运动的大好形势,决定由程子健、送伯克、韩天石、甘棠等组成“五月革命行动委员会”,程子健任书记。为了筹备召开“五一”国际劳动节庆祝大会,他亲自找梁华等工人抗敌宣传团的负责人一起研究。他在会上说:“一定要开好这次大会,先和各方面加强联系,各救亡团体都要来参加,工抗各分团要尽量多动员工人来参加,要把纪念‘五一’的大会开成坚持抗战、宣传抗战的大会。“会后分头进行了紧张而充分的准备工作。五月一日上午在中山公园召开庆祝“五一”大会,参加人数达3千人左右。会后四川旅外剧团表演节目,先唱抗战歌曲,后演“放下你的鞭子”,观看演出的人就更多了。当天中山公园人山人海,嘹亮的抗战歌声此起彼落,气氛十分热烈。许多老同志、老工人回忆当时大会的盛况,都说:这是抗战以来,我们在成都组织得最好、最有成效的一次群众大会。五月五日,程子健又召集工会负责人开会,研究如何利用五月七日国民党召开“精神总动员”大会的机会,针锋相对地开展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反对汉奸,反对分裂的活动。工抗团各分团日夜赶制各种标语口号,各式灯笼,还紧密结合形势,编了歌咏式的口号和顺口溜,其中一首最能打动人心,至今尤为许多老工人记诵的是:“汪精卫卖国贼,勾结日本飞机炸中国,炸死老百姓流鲜血,大家起来杀国贼,嘿!嘿!嘿!”五月七日在少城公园集会,全市工人都积极参加,当晚还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反汪、反投降的火炬游行。

  程子健开始在工人中积极发展“成都市工人抗敌宣传团”的同时,从1938年10月至1939年10月,还成功地领导了成都市排字工人三次增加工资的斗争,并在斗争中重建了印刷工会。抗战初期,成都市的报馆和印刷厂生意十分兴隆,而排字工人月工资只九元。自1935年排字工会被迫解散至1938年10月,尚无工会组织,排字工人只按厂为单位组织了“茶话会”。程子健亲自领导排字工人中的党团员,团结各厂“茶话会”的负责人,组成茶话会联系会,决定以联系会的名议发动斗争,实行“各个突破”的斗争方式。首先从《新中国日报》打开缺口,推动各排字工人起来斗争,最后取得全市排字工人增加三元工资的胜利,显示了工人组织起来的力量。年底,在排字工人的积极要求下,终于重建了排字工会,成为排字工人进行公开斗争的合法组织。1939年春,他召集工会的领导人一起研究,决定用工会组织名义出面,发动排字工人第二次加薪斗争。首先用工会名义向印刷同业公司提出加薪的书面要求;二是具文请求市政府仲裁。经过反复斗争又取得第二次加薪斗争的胜利。1939年8月国民党分裂投降的阴谋更加暴露,公开地压制抗日救亡活动。当时物价波动,工人生活下降,排字工人再一次要求增加工资。他和印刷工会的同志一起研究分析,认为在当前形势下,不宜举行大规模罢工,以免暴露工人中的骨干力量,还是采取“各个突破”的方式,选择《新新新闻》报馆作为突破口。当时《新新新闻》销路大,经不起停工损失,而该厂工人骨干力量强,有一定斗争经验。决定选派工人代表与厂方进行谈判,据理力争,终于增加了三元工资。其他印刷厂工人也派代表同厂方谈判,要求照例增加工资,又取得了排字工人第三次加薪斗争的胜利。印刷工人三次加薪斗争的胜利有力地推动了全市工人运动的发展。

  1939年秋冬,国民党消极抗战,积极反共,形势逐渐恶化。12月下旬的一天,重庆国民党中央党部向成都发密电,令当晚逮捕一批共产党人。在敌特电台工作的同志,立即报告了川康特委。身任组织部长的程子健拿着这份“黑名单”,心急如火,必须尽快通知同志们转移,时间刻不容缓,许多线都是他单独掌握的,别人不能代替。他立刻找特委副书记邹风平商量,名单上有邹风平认识的,由邹负责通知转移,其他和自己单线联系的同志,要找交通员通知已来不及,必须争取时间。他顾不得自身安危,冒着被捕的危险,亲自去组织转移,用最快的速度,最简单的语言,紧急通知疏散。他出门想到的第一个人就是抗团的团长、党团书记沈绍伯,因为他负责领导抗日救亡团体公开活动,认识他的人很多,必须通知他及早脱险。沈绍伯在《新民报》当校对。程和沈一直保持秘密联系,平时他是绝不会到《新民报》报馆去的,即使有急事,也是通过交通员联系。这天,他突然出现,使沈大吃一惊,连忙迎出来。子健很简洁的说:“绍伯,两个钟头内,你要立即离开成都,今晚要逮捕人,你上了‘黑名单’,等一会有交通员来领你走,撤回延安去”。说完就匆匆离去,因为他必须争分夺秒,抢在敌人行动之前,让所有的同志都能安全转移脱险。

  1940年3月14日国民党在成都制造“抢米”事件,形势急转直下。事件发生的第二天早晨,川康特委的主要负责同志罗世文、邹风平、程子健、郑伯克和王叙五等人,在焦家巷特委机关召开紧急会议,分析形势,认定“抢米”事件是国民党制造的阴谋陷害,必须提高警惕,迅速组织党员疏散,会后立即分头通知。不料第二天川康特委书记罗世文不幸被捕。川康特委立即采取了紧急措施,副书记邹风平和妇委甘棠、统战部长张曙时三人转移至西门罗家碾暂避,组织部长程子健疏散到苏坡桥农村,城内暂由宣传部长郑伯克负责,继续组织党员转移,同时派人到南方局报告事件经过。为了应付紧急情况,保护川康特委主要领导干部的安全,南方局决定邹风平、甘棠、张曙时立即撤回延安,任命程子健代理书记,重新组织川康特委。于是,在危难之际。程子健又一次毅然肩负起川康地区革命斗争的重担。为了揭露国民党制造“抢米”事件的阴谋,南方局起草了一个宣言,经中央批准后,以中共成都市委的名义,在成都、重庆、西安等地大量散发,对国民党的投降反共阴谋进行了有力的反击。同时为了争取中间力量,孤立国民党顽固派,程子健根据宣言的精神,及时通过一些关系对地方实力派进行统战工作,派出黄松龄和刘文辉联系,潘文华部队中原就有肖中鼎、黄孔乡等同志在进行工作,田一平、苏幼农和潘文华也有联系,又派王文鼎向邓锡侯说明事件真象,表明我党始终如一坚持团结抗战的决心,以争取地方实力派的中立。

  1941年皖南事变后,国民党特务头子康泽带了一批特务到成都,利用—些叛徒作鹰犬,到处搜捕共产党人。程子健由于长期战斗在四川,为许多叛徒特务所认识,不得不立即转移,1941年夏由组织决定撤回延安,8月分配在中央党务研究室工作。在延安期间他参加了伟大的整风运动,1945年作为四川党的代表,参加了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

  1946年4月四川省委公开期间,程子健又从延安派回四川任省委民运部长。在公开省委的领导同志中,副书记王维舟曾在下川东组织川东游击军坚持游击战争,程子健任省委军委书记时,也曾多次发动兵变和农暴。国民党当局对他们十分害怕,于是利用他们手中的报纸造谣说,王维舟、程子健要在四川发动暴动。以后,形势愈益紧张,中央决定从重庆陆续撤走一些同志,王维舟目标大,先撤走。王维舟临走前和组织部长于江震商量,准备把程子健、杨超二人转移到成都。董必武知道后特发电指示,说程子健在成都已经暴露,不能再去成都。9月,程子健再次撤回延安。

  随着人民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中央派了大批干部去东北,参加城市接管和经济建设工作。程子健从1947年至1949年7月,都在哈尔滨东北工业部工作。当时鹤岗煤矿是东北工业部直接领导的主要大型企业,担负着供应铁路交通用煤、直接支援东北解放战争的任务。解放战争的胜利推进,军事运输十分紧迫,东北解放后,立即在鹤岗成立矿务局,大力恢复矿山生产。1947年7月,程子健从东北工业部调到鹤岗矿务局任党委副书记、副局长,分管党务和群众工作。他到矿后立即深入群众进行宣传和发动工作,进行了民主改革,健全了工会组织,在恢复生产建设中,培养了大批工人骨干,建立和发展了党团组织,还开办了职工学校,培训矿山基层党政干部,既加强了鹤岗的组织建设,还为全国解放后各煤矿单位培养和输送了大批干部。当时,黑龙江省解放不久,干部还缺乏领导和管理大型企业的经验,在鹤岗矿务局进行民主改革中,东北工业部派来的工作组犯了“左”的错误,扩大了打击面,程子健是执行者。在纠偏中他主动承担责任,积极做好善后处理工作,鹤岗的群众特别是工程技术人员至今还怀念这位好书记。

  1949年7月,为了配备西南解放后四川的地方干部,中央决定把四川籍或熟悉四川情况的同志从各地集中到南京。随同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进军西南。这时,东北局决定把在东北各地四川籍的同志调集长春市,由李大章、程子健负责带队赴南京。1949年底四川解放,在重庆成立了中共中央西南局,程子健任统战部副部长,以后任省委统战部部长,直到1973年病逝,长期领导西南和四川的统一战线工作。程子健自建国以来,为贯彻党的统一战线政策,付出了自己的全部心血。他在长期领导西南和四川的统一战线工作中,坚持党的统战政策,从许多方面表现出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结合,很少随风倒或受“左”的影响。

  1949年下半年,国民党残余势力麇集西南几省,全国许多著名人士也云集西南几个大城市。西南地区解放后,为了迅速分化瓦解敌人,团结广大爱国民主力量,统一战线工作的任务是十分繁重的。西南局成立后,统战部部长是刘伯承兼任,程子健任副部长,主持统战部日常工作。他立即组织干部对当时极为复杂的西南社会情况,进行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对民主党派、民族资产阶级、地方实力派、开明士绅和高级知识分子中的代表人物,通过组织学习,接触交谈,调查了解,做了大量工作。并帮助各民主党派建立和健全了省一级机构,团结了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对稳定大西南的政治局面,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在建立大区及省一级政权机构时,他亲自率领西南局统战部的同志到各地深入调查了解,充分掌握情况,认真审查举荐,经过民主协商,安排了大批党外干部。在以后卅多年曲折的政治道路上,这批干部都经受了严峻的考验,长期和我党团结共事。

  1954年他任四川省委统战部长期间,兼任省政协副主席。他利用政协这个广泛的统一战线组织和阵地,与各民主党派、各界人士进行了广泛的接触。他平等待人,态度和蔼,虑心听取他对革命和建设提出的意见,相互讨论、研究和切磋。他经常参加省政协组织各界人士的学习,和大家一起学习党的方针政策,座谈时事。此外,他还经常走访各界人士,个别接触,促膝谈心,通过谈心的方式交换意见,商量问题,传达政策精神。全国人大代表、四川省政协副主席徐崇林提到程子健时,还含着势泪称赞他是一位平易近人、深入工作的好部长!徐说,程子健同志经常到我们家里访问、谈心,推心置腹地和我们商量问题,我们也把心里的想法和意见告诉他。他真正把我们当朋友,和我们交心,从不把我们当外人。他不仅自己广泛接触各界人士,还教育身边的干部要注意广交朋友,在出差时也作为一条规定。因此,他和许多党外人士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对他们中的许多人,不仅熟悉他们的过去,还了解他们现在的思想、工作和生活中存在的问题,因而能根据党的统战政策,按各自不同的情况,进行妥善安排和合理解决,从而调动了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了可以团结的力量,参加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

  程子健对执行上级指示,不是照抄照搬上级文件,而是根据文件精神在实践中不断总结,既有实践又有理论。如对民主党派如何发挥参加国家事务管理和政治协商的作用,1962年7月他在民主党派一次大会所作报告中,总结为“应当发挥参、代、监、改的作用”。他说:“参,就是参加国家政治活动;代,是代表成员及所联系的群众的合法利益和正当要求;监,是互相监督;改,就是自我改造。通过参、代、监,从而达到改的作用。这就要做到调查研究,了解情况,收集意见,提出建议。如提出的意见、建议为党和政府接受,这说明自己对某个问题看对了,这就提高了自己”。过去对知识分子和党外干部的看法和使用问题上,长期受到“左”的影响,不能正确对待。他在上述报告中特别强调说:“过去存在对党外人士的作用估计不足,因而在安排使用、工作职权、工作条件等方面都注意不够。共产党员应该看到知识分子的科学知识和技术专长,工商业者的经营管理经验和技术能力等都是国家的财富。民主党派、民主人士有他的代表性,以上这些都是建设社会主义不可忽视的力量,要教育共产党员搞好党与非党的合作共事关系。”对于上级指示不正确的地方,他也敢于提出自己的看法和意见,如西藏发生叛乱事件后,在中央统战部召开的会议上,要各地批判统战工作中的投降主义。程子健认为西藏出了问题,不一定其他地区都有投降主义,都要批判投降主义。在会上明确提出自己的意见。1957年反右斗争来势凶猛,民主党派是冲击的中心,许多党外朋友被卷入漩窝。作为省委统战部主要领导人的程子健能够在热浪冲击中,保持比较冷静和清醒的头脑,保护了一些党外朋友。这些同志至今提起这段经历,还感佩他对党外朋友的真挚热情。四川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民建中央副主委童少生在1973年听到程子健病逝时,当时童已是七十高龄的老人,回想起程子健对他的真诚帮助和关怀,竟悲伤得失声痛哭。他说:“我真是由程子健死拉硬扯带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呵!”许多这样的老朋友,提起程子健都异口同声的赞扬他,怀着尊敬的心情,噙着热泪十分怀念这位老部长。

  在对私营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中,根据中央提出赎买政策的精神,程子健同志派出干部首先在重庆民生公司,对定息问题进行探索性的试点,在全面开展对私改造工作前,他数次去北京,向中央主管经济工作的李先念、中央统战部的李维汉等同志汇报、研究定息问题,后在中央统战部召开的工作会议上,经讨论确定了定息按四马分肥的方案试行。在对私改造过程中,程子健亲自找工商界的上层人士座谈,征询意见,传达党对私营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赎买政策。在工作进程中,对私营工商业的生产资料认真进行了清产核资,给以定息。并对资方及其从业人员的工作和生活进行了妥善安置,对其代表人物作了政治安排。还注意了传统名牌的保留,如成都名小吃赖汤元、利宾筵等都在合营后,保持了原招牌和原产品的特色。由于贯彻了党的对私改造政策,使四川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工作完成得比较顺胜。

  程子健十分重视祖国文化遗产的继承发扬。解放初期他就注意到对古迹文物的保护。四川的峨眉山号称天下秀,名闻中外,山上庙宇亭台都是历史悠久、具有独特艺术风格的古代建筑,因年久失修,已残破不堪,建国初期未引起有关部门的重视。他亲自上山作了实地勘察,见到庙宇残旧,金顶形将倒塌。他到北京开会时,专程向朱德作了汇报,请求拨款修复。朱德立即批条嘱他去国务院,经李富春批准调拨了修复金顶的铅材。在中央领导同志的关怀下,峨眉山上的重点文物得到修复和保存。程子健还十分重视地方史料的收集和历史经验的总结。他兼任省志编委会副主任,在领导全省统一战线的繁忙工作中,尽量抽出时间参加省志的领导工作,多次强调要认真编修地方志,这是继承我国文化遗产的一项重要工作。他对省志干部的配奋煞费苦心,省志的许多重要会议,他都亲自参加主持,积极主动地承担起省志的实际领导工作。他是大革命时期四川党组织仅存的少数领导人之一,是四川许多重大历史事件的见证人。他对过去一同并肩战斗,而在严酷的战斗途程中壮烈牺牲的战友们十分怀念。他认为有责任记述下他们英勇奋战、坚贞不屈、前仆后继、为人民甘洒热血的可歌可泣的革命事迹,以教育和激励后代继续前进。解放初期,他常常亲自为“三·三一”、“二·一六”、“十二桥”等烈士组织扫墓等纪念活动。当时,程子健虽然只有五十多岁,但是,由于长期监狱生活的折磨,健康和视力受到影响,他撰写史料是有一定困难的;但出于强烈的责任感和对战友们的深切怀念,从1957年以来,他陆续撰写了怀念战友杨闇公、刘愿庵、罗世文、曾莱、罗南辉、余宏文、车耀先、余国桢等八位烈士的文章。还撰写了《‘三·三一’惨案死难烈士永垂不朽》,《成都市印刷工人三次加薪斗争》等史料。并且积极向有关部门反映烈士遗孤、家属的情况,使他们的工作和生活都得到妥善安排。特别可贵的是他经常利用到各地出差的机会,十分注意四川地下党历史资料的搜集、调查、核实工作,写下了四川地下党从大革命时期到抗日战争时期的历史资料;在十年浩劫期中,他仍坚持实事求是的精神,写了上万字的“交代”,现已整理成《川党大事记》、《四川地下党情况和我的经过》。这些资料现已列为专卷,珍藏在省档案馆,为四川党史、地方史的研究提供了大量宝贵的资料,也为后代留下了一笔珍贵的精神财富。

  十年浩劫中,程子健已是近七十高龄的老人,再一次承受了严峻的考验。当时,“投降主义”、“右倾”、“叛徒”等等罪名压在他的头上,大小会议批斗,长期关押,从身体到精神受尽摧残折磨。但作为一位久经考验的老战土,他并没有因此对自己终生追求的伟大信念有丝毫动摇,他坚信黑云终归遮不住太阳,真理一定能战胜邪恶。他仍然十分关心统战大业,时常系念着党外的老朋友们。当1972年他重新恢复工作时,四人帮还气焰嚣张,为了党的事业,他再一次顶风逆浪,挨户走访当时谁也不敢接近,正处于逆境甚至绝境中的一些党外朋友,关心他们的政治和生活情况,用谈心的方式给他们做思想工作,使他们增加了信心、力量和希望。有的朋友说“在那种时刻程部长亲自来串门,真是久早禾苗焦,送来及时雨”。大家象见到亲人一样高兴、激动。许多朋友现在回忆起来还一致称赞说:“那才是真正做到了荣辱与共,肝胆相照”。一位党外的老朋友说:“我和程子健交往了几十年,深感他友谊上讲道德,用句古话来说,他只干搭桥引路的事,从未见他干过河拆桥的事”。党外朋友的这些话,正是对程子健领导统战工作最大的信任和最高的评价。

  程子健对人宽厚,严于律己,他整个身心都扑在工作上,从不计较个人得失。1953年四川四个行署合并时,西南局撤销,组织上准备安排他到云南当副省长。组织部于江震征求他的意见,他从对四川人熟悉,特别对党外朋友的情况熟悉,有利于四川统战工作的开展出发,要求仍留四川搞统战工作,贡献他的力量。他在工作中认真负责,重要文件的起草或重要会议上的讲话,多是他亲自动手,不用秘书代笔。他不仅同大家一起反复讨论研究,还字斟句酌地多次修改,常常忙至深夜,数易其稿。他对干部十分爱护,待人和气,富有长者之风。解放初期,参加工作的青年同志,缺少工作经验,政策水平低。但他对这些年青人能循循善诱,既严格要求,又关怀、放手,大家都能心情愉快的在他领导下工作。十年浩劫中,有的年青同志在“左”的思潮影响下,对他存一些过头的言行,事后心里感到十分内疚;而程子健毫不介意,在提拔干部时,仍作为推荐对象。凡是和程子健一起工作过的同志,从各自的感受中,对他几十年如一日对革命事业兢兢业业的工作作风,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都留下深刻的印象和难以忘怀的思念。1973年,他刚恢复工作一年就在成都病逝。当时对他的政治历史结论还留下莫须有的尾巴,甚至限制开追悼会的人数。在那人妖颠倒、是非不分的年月,群众的意志仍然是不可阻挡的!党内外许多人闻风而至,追悼会大大超过了限制人数,达到好几百人。程子健从大革命时期到病逝的五十年革命生涯中,他和四川人民心连心,紧密联系在一起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他对革命的贡献将永垂史册,是任何恶势力所不能抹掉的!四川人民将永远怀念他!他战斗的一生正如许涤新在《忆子健同志的悼词》中所写:

  巴山老树抗雪寒,

  工农事业寸心丹。

  更喜东风扫尘雾,

  奇枝翠色艳人间。(四川省委统战部党史征集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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