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右木

　　王右木，是最早在四川传播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的宣传者和组织者，也是四川党、团组织的主要创始人之一。他追求真理，热爱真理，把自己毕生的精力献给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从开始接受革命理论，到留学日本后回川，他都始终旗帜鲜明地领导四川人民同貌似强大的反动派进行英勇机智的斗争。他从组织马克思主义读书会，建立社会主义青年团、成都地方团执行委员会到创建中共成都党支部，都热情地宣传马列主义，深入群众，细致工作。他领导了争取教育经费独立的群众运动，又从事工人运动,创办《人声报》。他既不为反动派的气势汹汹所吓倒，也不为反动派的高官厚禄所诱惑，坚持为真理而斗争。王右木的一生虽然非常短暂，却为我们树立了一个无产阶级革命者的光辉形象,他不愧是四川革命运动的先驱。

　　艰苦的青少年时代

　　1887年11月12日(阴历9月27日)，王右木诞生在四川省江油县城关镇(今江油县武都镇)一个贫民的家庭。这里紧靠龙门山脉北段的东南侧，奔腾不息的涪江绕城而过，他家就座落在城的中央。

　　王右木的父亲王奎生，又名王源光，是一位老实人，年轻时以教书为生，勉强维持全家生活。后来开了个小客栈，收入不多，生活日益困难。母亲杨氏生下他时，其父尚在外面躲债，因无力喂养，准备忍痛送给别人。他在外教书的大哥知道后，坚决不同意，自己节衣缩食，全力支持家庭，将弟弟抚养成人。

　　王右木排行第三，曾取名王丕昌、王燧。四岁起就跟着大哥识字读书，受到严格管教。

　　当时的中国，在清朝腐败无能的统治下，甲午战败，被迫签订了屈辱的马关条约，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斗争，随之一浪高一浪地向前发展。王右木十一岁那年，四川的东部爆发了规模浩大的余栋臣反洋教武装起义。稍后，又爆发了义和团运动。这一切都在王右木幼小的心灵上留下了深刻的记忆。当他读到中学时，由于家庭经济越来越困难，不得已曾两次停学去教蒙童(初小)来挣学费。全家人为了他不致停学，一年中除由本家亲戚凑集一个学期的学费外，另一个学期学费，则靠右木利用寒假在家门口摆摊写春联出售来筹集。当地的豪绅地痞，鄙视他的家世，对他进行冷嘲热讽。正是这样艰难困苦的环境、锻炼了他对邪恶势力的傲视和挺拔的高尚品格，以及努力向上的坚强意志。他终于在江油县立登龙书院和龙安府立匡山书院念完了初中和相当于高中的课程，“清末应童生试，名列前茅”。随着知识和年龄的增长，他开始观察和思考自己的周围及社会了。是时，接近灭亡的清政府，更加衰败无能，实业不振，一切仰外人鼻息，贪污成风，官吏不以为耻，竞相效尤。王右木每谈到这些，深感“痛心疾首”。

　　辛亥革命前夕，王右木以优异成绩考入成都的四川通省师范学堂数理科，决心从实业着手，使国家振兴，人民富强。当时的成都，已是四川革命党人的重要活动和集中地之一，通省师范又是他们活动的主要场所，大批留日回川的学生在此任教，革命空气十分浓厚。尽管清王朝的四川政府严加防范，革命洪流仍然滚滚向前，许多革命刊物，如梁启超的《新民丛刊》、《饮冰室文集》、邹容的《革命军》、陈天华的《天演论》、还有《新湖南》、《太炎论事》、吴玉章在日本主持创办的《新四川》等，都在学生中广泛传阅。很多有志青年都感到要变法才能救国，学西欧、学日本，才能富强。生活在这种环境中的王右木，受到革命思想的熏陶，便产生了留学日本的愿望。但他的家庭经济这时更加困难，连供他继续读书也不可能，只好被迫中途休学，留日学习的愿望当然无法实现。回乡后，他应县立龙郡中学之聘任教务长。在校期间，他除努力于教学的组织工作外，还积极支持学生的正义行动。据当年曾在该校读过书的张秀熟回忆说：一次，校长的儿子流里流气地到他们班去当学监，学生都不满意，就抓住他有失礼节的一件小事，给以迎头痛击。学生们请教务长评理，王右木完全站在学生一边。结果，校长的儿子灰溜溜地被轰走了。

　　不久，王右木积攒了一些钱，又回到通省师范学堂去完成他未竟的学业。这时的成都，经过辛亥革命的风暴，民主共和国的观念深入人心。年轻的王右木，怀着炽热的心情，投入到了当时沸腾的政治生活。但是，他逐步看到，辛亥革命并没有能够给人民带来什么利益，人民照旧在水深火热中挣扎。他感到，一个幸福兴旺的国家，不可能在这貌新实旧的统治下实现。无情的现实，促使他团结有志之士，经常“研讨国家政治”，摸索救国救民真理。

　　1913年秋，王右木在四川通省师范学习毕业后，又回到龙郡中学，教授物理课程。他教学态度认真，阐发道理清楚，深受学生欢迎。

　　走向革命的道路

　　1914年，王右木在亲友资助下，终于实现了去日本留学的愿望。他考取了东京明治大学经济系中国官费生。这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日本帝国主义利用西方列强无暇东顾的机会，加强了对中国的侵略，不仅出兵我国山东，强占青岛和胶济铁路，而且还向袁世凯提出企图灭亡我国的“二十一条”作为支持袁氏称帝的交换条件。消息传出后，立即激起了中国人民反日、反袁的斗争怒潮，我国的留学生也迅速召开了留日学生总会会议，反对袁氏签订卖国条约。会上，公推李大钊为文牍干事，负责起草通电。在这次运动中，王右木“奔走呼号”，动员人民竭力反对袁世凯的卖国行径。

　　1915年12月25日，云南首先高举起讨袁护国的武装义旗。接着全国响应，维护民主共和国的反袁运动进入高潮。东京的留日学生总会组织学生积极支持云南的护国军，并代筹军饷，推举李大钊为文事委员会编辑主任。同时李大钊等还在东京留学生中发起组织“神州学会”。王右木立即加入这一组织，并在运动中结识了李大钊同志。在这场轰轰烈烈的爱国运动中，王右木的态度十分鲜明：他慷慨激昂地抨击袁世凯的倒行逆施；对一位友人司君加入袁世凯的筹安会，愤怒地加以斥责，指出：“如不退出，即断往来”；他在给家中的信里，也用较多的笔墨来评论国事，抒发自己的爱国热忱。

　　王右木留日期间，马、恩著作在日本知识界有较为广泛的流传，思想十分活跃。王右木在东京明治大学时，经常聆听进步学者山川均夫妇和上杉荣讲经济学，还去听京都帝国大学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河上肇讲《政治经济学史》。这时他还结识了俄国的革命诗人爱罗先珂。他们都是王右木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启蒙老师。这期间，王右木如饥似渴地阅读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和其它各种社会科学书籍，并联系自己的切身体会和中国的现实进行探索，从而认识到靠单纯的发展实业是不能挽救中华民族的。他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通过苏联十月革命胜利的伟大实践，更加坚定了。

　　1918年秋，王右木获得日本明治大学经济系学士头衔。归国后，他在上海稍事停留，于1919年春回到阔别四年的家乡。全家人在高兴之余，都希望他能参加当时的省议员的竞选，以期日后升官发财，光宗耀祖。但是，王右木却断然拒绝了家里人的这种主张，耐心地解释说：“我到日本去求学，是为了寻找救国救民的方法，绝不是为了个人的名利。现在，我已找到了革命的道理，回来就是为了宣传真理，发动人民起来革命，改造这个黑暗透顶的社会，像俄国那样！”他大哥不能理解他的革命心情，愤怒地说：“你要参加‘过激党’，以后是要被砍头的！弄不好我还会受拖累。千万干不得！”为此，他大哥还动员亲朋好友来规劝他。右木不仅不为所动，反而极力说服众人。他大哥很是生气，骂他“没良心”、“败家子”，甚至要对他动用拳头。事情越闹越凶，最后不得不以分家告终。

　　王右木没有在压力下屈服，他带着全家五人，离开了亲爱的家乡，于1919年端午节后的第二天（阳历6月2日）到达成都，在实业街租房住下。不久，应聘于高等师范学堂（原通省师范学堂），任学监，教日文。从此，他便以这个母校为基地，努力在成都开辟马克思主义的宣传阵地，积极从事革命活动。

　　从组织读书会到建立社会主义青年团

　　1919年，北京爆发了反帝爱国的“五·四”运动。消息传到四川，激起了全川人民的爱国热情，迅速掀起了反帝反封建的群众怒潮。广大青年学生首先起来响应。在学运中，四川学生联合会和川东学生联合会相继成立。各阶层人民都投入了这一伟大的爱国运动，王右木积极地置身于运动之中，并密切注视着它的发展。他认为：在四川要开展这一运动，“必须首先抓住高师这支庞大的队伍。要把当前的文化运动更深刻、更向前推进一步，必须要有马克思主义作指导，用它来占领思想文化阵地。”因此，“亟需要组织一支马克思主义的先进队伍。”当时，他除在高师任课外，还先后兼任过高师附中的领导职务和法政专门学校、成都女子师范、农业专门学校等校的课程。他利用在各校教学的机会，物色和联络青年积极分子，并给他们灌输革命思想。在农业专门学校讲课时，他针对当时一些空喊实业救国的人，尖锐地指出：“中国政治问题不解决，经济问题就不可能解决，实业就没有前途。”他还教育学生关心时局，注意政治，不要只是埋头读书。

　　1920年8月，陈独秀、李达、李汉俊等在上海成立了中国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之后，陈独秀又积极倡导，并委托各地马克思主义者建立党的组织。王右木在这年夏天去过上海，在高师开学前夕，赶回到成都，开始考虑在四川省筹建党的组织。当时的四川，经过新文化运动的洗礼，马克思主义已较为广泛地在知识界流传，得到不少进步青年的拥护。王右木首先考虑到，现在应集中力量从事革命理论的宣传工作。就在这年，他邀集亲友和同乡成立了“马克思主义读书会”。起初有四十余人参加，经过几次集会后，只剩下一、二人了。王右木很快意识到，用松散形式建立起来的组织是不可靠的。于是，他决定重新物色新的革命分子，并对想入会的同志进行一些必要的考察，再次组建“马克思主义读书会”。这次参加的人员有中专、大专院校的学生，中小学教师，新闻记者，还有少数工人。这是五四运动后，四川最早诞生的一个以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为主要任务的群众革命组织。“马克思主义读书会”的具体工作由袁诗尧和童庸生负责（以后是王右木自己负责）。四川学生联合会中的各校代表有一半左右都参加这个读书会。他们每星期天集会一次，地点随时变换，有时在老西门外万佛寺，有时在右木家或杜甫草堂、武侯祠等处。王右木经常到会向大家讲解马、恩著作中的一些基本原理。为了避免反动当局的注意，他们对外简称“读书会”；公开讲演或扩大宣传时，就利用当时合法的团会进行。后来，由于参加的人数渐次增多，就借皇城明远学校教室或高师致公堂举行会议。方法上采取：一、自行阅读，不受时间地点限制；二、结合当时的社会问题，分组进行讨论，交流学习心得；三、利用纪念日、节日举行大型讲演会，结合学习内容作有指导性的报告。参加讲演会的人，不仅有读书会的会员，有时也广泛约请非会员参加，以扩大影响。王右木给读书会主讲过《资本论》、《唯物史观》、《社会主义精髓》等著作中有关理论问题。他的讲演，能理论联系实际，深入浅出地揭露资本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罪恶，“发言激昂，鼓动性强，颇能打动听众的思想感情，是一位很好的革命理论宣传家”。他那诲人不倦的精神，受到了“读书会”成员和进步青年的敬重。除讲马克思主义哲学外，他还指导学生学习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恽代英翻译的《阶级争斗》，以及《新青年》、《晨报》副刊等进步书刊。此外，他还组织读书会员，在各人所在的单位开展宣传，如成都女师学生李竹云、周斌如等人就在女师学生中广泛开展了革命宣传活动。

　　王右木在课堂上是学生的良师，在课外则是学生的益友。他经常注意观察并发现有革命思想的青年积极分子加以培养。他常到出售进步书刊的“华阳书报流通处”等地去了解新文化运动的方向和国内外大事。有一次，他发现高师附中学生刘孝祜、肖崇述等编了一个小报《黎明》，出了两期，内容很不错，是“不满当时的社会制度，不满军阀作威作福。”就亲自到附中去请他们到自己的办公室来摆谈，和颜悦色地指出：你们“要多写社会、多写农村、多写贫穷苦人、多写帝国主义和兵匪在农村造成的残破和悲惨情况。”经过了解后吸收他们参加了“马克思主义读书会。”后来，这些人都加入了成都的社会主义青年团。

　　1920年,正当四川人民反对北京政府,痛恨军阀混战的情绪十分高涨之际,北京卖国政府又在四川制造混乱,支持四川军阀刘存厚组织靖川军攻占成都。人民对此不满，学生尤为愤恨。11月27日，刘存厚的军队在少城公园强占学生运动场，打伤学生多人，抓走十余人。学界极为震怒，二千多名学生齐集高师所在地，奔赴刘存厚住地北较场请愿。露宿一夜，毫无结果。接着举行全城三十余校的大罢课，抗议军阀暴行。王右木指导读书会员积极参加，推动成都的四川学生会派大、中各校代表赴重庆争取支援。学生会派出了以读书会员为主的代表到重庆，得到了在重庆领导自治运动的吴玉章的亲切关怀和坚决支持。当学生会的代表离开重庆时，吴玉章还特意嘱咐他们回成都要听王右木指导，有事要同王右木商量。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诞生了。这一划时代的事件，成为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起点。对王右木来说，则是个很大的鼓舞和鞭策。这时，他已经由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者，发展成为一名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这年冬，在他的影响下，部分读书会员和一些先进青年，组成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成都组织（简称S·Y）。成都团组织的建立，对于成都的革命运动有着重要的意义。

　　团组织成立后，王右木更加努力于革命的宣传工作，十分留心全川的革命运动，希望能把革命的火种撒遍巴山蜀水。他在给高师毕业后到南充教书的团员袁诗尧和革命青年张秀熟的信中，指示他们“要多多散布革命种子，建立川北据点。”他还打算带领一些活动分子到川南去宣传革命，组织群众，开展革命运动。

　　在革命运动的发展过程中，成都的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也稳步地成长起来。1922年10月15日，十三名团员聚集王右木家中，正式成立成都社会主义青年团地方执行委员会。选举执行委员时，王右木以最多数票当选，但因右木年龄超过团章规定，所以不能担任团的执行委员。但是，为了使四川这个新生的革命组织能够得到进一步发展，后来王右木仍然义不容辞地担负起了指导成都团地方执行委员会的工作。

　　创办《人声报》

　　1922年2月7日，王右木主持创办了《人声报》。该报的前身《新四川旬刊》，创刊于1921年1月，其宗旨是配合四川自治运动，“研究学术，改进社会，建设新四川”，王右木亲任编辑，袁诗尧为经理，后因多数参加编辑的同志出省和其它多方面的原因而停刊。在该刊停刊周年之际，王右木决定重新创刊，并更名为《人声报》。第一期上他宣告了自己办报的基本方针：

　　一、直接以马克思的基本要义，解释社会上的一切问题。

　　二、对现实社会的一切罪恶现象，尽力的揭露和批评。

　　三、对现实的政治组织，不为妥协的的改善方法。

　　四、注意此地的劳动（工）状况，给彼辈以知识上的帮助。

　　五、注意世界各地之劳动界的进取状况，以为此地劳动组织之建设和修改的物质标质（准）。

　　六、注意世界各地的社会运动状况和已有的成绩，以资我辈讨论，或加入第三国际团体，作一致行为。

　　七、讨论马克思社会主义之学术以及实际的一切问题。

　　八、讨论新社会之一切建设问题。

　　上面八条，就是本社对诸君所表示的最诚恳、最鲜明的态度，至于本社为什么要取这种的态度，就是全为了我们的最终目的；为全人类谋均等幸福。

　　《人声报》的编辑部设在王右木家中，他一身兼任社长、主笔、编辑，包括内外杂务都干，只邀约了刘先亮等三人组成精干的校刊和发行工作小组。

　　右木还对投寄《人声报》的稿件，要求一律用通俗易懂的文字，不要用文言文。

　　《人声报》的出版，给徘徊不前的四川革命运动指明了前进的方向，鼓舞了人民的革命斗争意志。《人声报》出到第三期时，反动当局指挥警察厅命令停止出版。王右木面对此事，十分巧妙地在《国民公报》上发表了《人声报》停发原因的启事。启事说：“本报第三号业由警厅命令停止出版，谓‘本号言论纯为鼓吹社会主义而作。’谨向爱读本报诸君道歉，已订报者准于后期出版时补送。”短短的几十个字，既揭露了当局压制言论自由的罪行，又提醒人民认识黑暗的世道和与之斗争的勇气；还明确地告诉已订报者后期补送，表现了右木机智的斗争艺术。3月2日以后，并改名为《人声日报》。从此它又恢复了青春的活力，继续前进在宣传革命理论的艰难道路上。

　　据当年读过《人声报》和《人声日报》的一些老同志回忆说：这个报纸能以深入浅出的文字，阐述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来解释马克思学说中比较深奥的内容，使从未接触过社会主义思想的进步分子也易理解，喜欢读，收到了良好的宣传效果。它还抓住当时革命的特点，大力宣传爱国主义思想，抨击帝国主义以及与帝国主义相勾结的北洋军阀，抨击封建势力以及省内的军阀割据势力；经常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分析批判旧思想、旧制度，揭露了当时教育、社会、政治等方面的各种不合理现象，宣传男女平等、婚姻自主、社交公开，并提出了妇女解放运动、青年运动等问题。它十分注意用马克思主义教育青年，使其不受无政府主义的影响，因而深受群众欢迎。在报上还介绍了一些俄国十月革命和世界工人运动情况，激励工人、农民组织起来参加爱国运动，为争取自身福利而斗争。

　　《人声报》还发表了王右木的友人、日本革命活动家山川均的《十年后之日本》，该文分析了日本明治维新以来的历史发展、阶级分化和政治现状，指出：“现在日本的劳动者和无产阶级明明白白看见他们的反对阶级了……，日本的劳动者和无产阶级现在有了明确意志了。他们不是无意识的‘会成什么样子’的要素，完全是成了‘如何做去’的要素了”。编者在这篇文章后面附言说：“日本的劳动者和无产阶级在明白看见他们的反对阶级之后，而又有明确的意志，读者诸君你说他们会如何去做？可怜中国的劳动者和无产阶级的人们啊！你们明明白白的看见你们的反对阶级没有？军阀、政客、地主、房主、商店主、工场主，这些都是天天在剥你们的皮，吸你们的血的人呀，你们应该把他们怎样？

　　《人声报》发表的新诗《‘新’与‘朽’之不两立》和《生日》，号召青年们，要抱“绝对改造的观念，”“把现在所有一切旧社会——腐朽势力所凭借的——制度，一齐打倒，作根本改造”，要“歼我的仇人，救我和我的朋友！头可断，身可毁！再也不敢放弃这份人的责任。”

　　一段时间后，由于《人民日报》的经费十分困难，王右木不得不又将它改为《人声周报》。在一次“地方通讯栏中“，该报曾揭露驻防江油的小军阀刘膏腴，不择手段搜刮民财的罪行。通讯见报后，刘膏腴恼羞成怒，但对身在成都的王右木无可奈何，便把在江油县的右木的两个哥哥抓去用刊。二哥被迫害致死，大哥被打得遍体鳞伤。右木闻讯后，悲愤异常，满怀仇恨，奋笔疾书，继续在周报上宣传马克思主义，狠狠揭露军阀统治的罪恶。大小军阀无不恐惧，都把王右木视作眼中钉，肉中刺，从各方面发起对《人声周报》的攻击。加之经费奇缺，周报最后乃被迫停刊。右木勉励同志们说：“军阀恨我十分，就是我等工作做到十分；彼辈不恨我等，就是我等没有做工作。”《人民周报》是四川最早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刊物，尽管它存在的时间不长，但是，它鲜明的观点和坚定的立场，勇敢战斗的顽强精神，唤起了人民的觉醒，在中共四川地下党组织的发展史上留下了光辉的篇章。

　　丢掉假自治  奋斗新目标

　　1922年春，四川的自治运动还在有气无力地进行着。对这一虚伪的民主运动，王右木不但已彻底和它决裂，而且积极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对这场运动失败的原因进行深刻的剖析和认真的总结，并给人民指出新的革命道路。

　　他在《人声报》发表的《一年来自治运动之回顾与今后的新生命》一文中说：一年前他主办的《新四川旬刊》，曾认为自治的前提，首先在裁兵，于是登载过一位记者写的裁兵方案，谓：欲求军官不依靠军队为护符，必先求军官位置入手，务期军官与军队的多少，不生关系，然后分期遣散归田的事，方有可望。可是，一年多来，军人方面之自治，不过仅有换汤不换药的点缀，兵既不能裁，争夺防地也日趋激烈，谁有兵，谁就有权，议会的人不拥护军队的人，是当不上议员的。所以，说是人民制宪，不如说是军队在制宪。王右木对此得出了新的认识，他说：《新四川旬刊》记者所写的“裁兵方案”，完全是“告哀求怜”，简直是“说梦话。”他要求人民从现在起就“万莫去信那样能够裁兵的事”，更不要“迷信自治运动再会有望”，而是应当另求新计划。

　　这个新计划在哪里呢？右木明确地告诉人们：“就是要直接以马克思的基本要义，解释社会上的一切问题。”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这就是新计划、新目标，也是今后的新生命。接着王右木又回顾了新生命的诞生经过。

　　他说：还在1920年10月，正当马克思主义经过“问题与主义”的论战之后，进一步广泛传播之时，英国的“大哲学家”罗素来到中国，在张东荪等人的陪同下，四处游说。11月6日，张东荪在《时事新报》上鼓吹罗素的观点，说什么中国的当务之急是开发实业，发展资本主义，而不是宣传社会主义，更不是进行社会主义运动。文章一发表，立即受到以陈独秀为首的一批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和其他赞成社会主义的人们的愤怒驳斥。结果，使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革命道理愈明，所谓实业救国的观点愈益不得人心。

　　王右木在概述了这场大论战之后，进一步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说：“吾人于兹世界改造呼声中，对时局若有所主张，如未经过多数学者讨论以前，总应算是未成熟未确定的议论。今改造杂志与新青年杂志对于社会主义之评论，已及半年，所著言词几及百余万，决不类少年中国杂志、东方杂志、太平洋杂志等西走一步，东踢一脚的样子。吾人对此既成熟既确定之计划，如仍漠焉无所闻，即或已能知有此事，而以为事不关己，遂不关心，吾人对于此辈，只能目为非社会性的动物。此人生离不脱社会而居处，人生何事不受社会事项支配，社会制度，是人所建设的”他的观点鲜明，引起了人们充分地注意。

　　王右木对这次大论战非常关心，对陈独秀、李达等人在论战中发表的论断，感到“得着的教训不少”，加深了他对社会革命的认识，他认为要让人们知道自治运动失败后，我们共同起来奋斗的唯一目标，应该是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而社会主义又能给我们带来些什么呢？他把社会主义的好处结合当时社会实际问题概括为七个方面：

　　一、社会主义，可免却世界资本主义的压迫。

　　二、立可免除军国主义的压迫。

　　三、立可阻止军阀构兵。

　　四、可救济财政破产。

　　五、可以减轻人民的痛苦。

　　六、可使人民的精神及物产生活渐次安固。

　　七、可促进世界和平。

　　领导教育经费独立运动

　　1922年夏，四川教育界爆发了一场争取教育经费独立的群众运动，这是四川军阀长期压迫剥削的结果。

　　早在1920年9月，四川教职员工就联合召开了教育经费独立问题的大会，王右木曾在会上愤慨地指出：“吾川国家税收每年合计不下三千余万元”，而全川“六十万元的教育经费却无款开支，以此欺诈国人，万万不能承认，如再能忍受下去，吾人人格安在！”他主张积极进行教育经费独立运动，并向各地发出通电，“联络各界”，组织起来进行斗争，同时还要求处理那些“破坏团体之人”。他的这种勇于斗争的革命精神，只是由于当时条件还不成熟，未能形成大规模的群众运动。随着军阀防区战争的加剧，教职员的薪水越来越少，每月只能领得其中二三成，有时一两月分文不发，教职员工思想浮动，议论纷纷，他们认为这样下去，喝稀饭也成问题。许多学生也因补贴经费无着，常常忍饥挨饿。因此，川中各地多次爆发了争取教育经费独立的群众运动。反动当局对群众的这种合理要求，一直是充耳不闻，大规模的群众运动有一触即发之势。

　　1922年3月11日，成都教职员联合会开紧急会议，要求财政厅补发欠薪。4月1日，重庆男女学生为争取教育经费独立举行游街宣传。

　　王右木在成都领导社会主义青年团和读书会员，推动各样师生员工开展了比以往任何一次规模都大的教育经费独立运动。他首先在高师附中召集各校社青团员会议。经过热烈的讨论，会议一致认为，要发展教育，传播革命思想，一定要把教育阵线稳住；而要稳定教育阵线，必须争取教育经费的独立；并继续提出：划拨全川肉税作为教育经费是这次运动的总目的。王右木还号召所有参加运动的人都要遵守纪律，团员更要带头作好各方面的工作，一定要争取这次请愿达到预期的目的；如果形势需要，各校团员负责派出纠察人员，共同组织纠察队，以维持秩序。四川学生联合也决定全力支持教育经费独立运动，在教职员和学生代表会上，王右木被推举为这次运动的代表团总指挥，团员和一些读书会员也被学生选为主要代表。他们设法和全川各地联系，以便互相配合。

　　6月5日，教职员联合会和学生联合会决定成都各校一律罢课要求教育经费独立。10日，成都各校学生为争取教育经费独立举行游街大会。社会主义青年团发表了《四川社会主义青年团宣言》，号召教职员和学生要积极行动起来，动员“平民阶级”对“军阀阶级实行阶级斗争”，要求全体教职员和学生“一致起来奋斗”。这样，达到教育经费独立的目的才能“易如反掌”。《宣言》还号召“成都、重庆、泸州、顺庆（南充）各大埠组织教育大联合会……余县设分部，一律罢课，”反对军阀摧残教育。《宣言》要求教育界全体教职员工积极参加，并向各界联络，发动群众，务使教育经费独立运动得到广泛的社会支持，那胜利就一定是我们的。6月12日，王右木率领学生代表到省议会请愿。省议会的议长熊烨（又名晓岩）及其追随者拒不出席会议，引起学生的气愤，决定派八名代表去熊宅要求其到会。熊烨竟命家丁将八名代表拘押起来。在省议会旁听的数百名请愿学生和教职员闻讯后更加义愤填膺，在王右木的率领下，浩浩荡荡奔赴熊宅质问，并救出代表。熊烨闻风逃窜，但斗争并没有结束。6月13日，社会主义青年团和读书会员又组织数百学生到省议会请愿，熊烨及其同伙收买大批暴徒冲入请愿的学生队伍中。顿时，棍棒、铁器、石头向手无寸铁的学生飞来，当场打伤学生三十余人，其中有社会主义青年团员和读书会员数人。广大群众为之震怒。王右木号召人们不畏强暴，继续斗争，并慰问受伤学生。反动派在打人之后更加猖獗，熊烨及其一伙对教职员和学生采取了疯狂的进攻，竭尽造谣诬陷之能事。他们首先把矛头对准王右木，说他以马克思主义“麻痹”青年，专和政府“捣乱”，企图实现个人的“阴谋”，要求政府逮捕；还在市面上到处张贴传单，妄图以迫害王右木来达到镇压教育经费独立运动的目的。在这重要关头，有的教职员产生了畏难情绪。王右木及时地在高师附中“召集教职员和学生代表的紧急会议；积极动员并热情鼓励他们坚持斗争到底，决不要半途而废。他那果敢、坚毅、沉着和富于鼓动性的讲演，以及不怕牺牲的实际行动，给参加会议的同志们增添了无穷的力量。请愿群众统一了思想，坚定了斗争意志，他们既不为反动派的棍棒所吓倒，也不为反动派的谣言攻势所胁迫。运动在继续地向前发展着。为支持成都的教育经费独立运动，6月18日，重庆教职员联合会召开全体大会；6月20日，重庆各校学生上街游行；6月21日，重庆各校举行罢课。省议会迫于形势，终于通过师生代表提出的议案，教职员和学生无不欢欣鼓舞。斗争获得了初步的胜利。然而反动派是不会善罢甘休的，他们无理解聘了王右木在高师的职务。这就激起了广大师生强烈的不满。面对政府的高压，王右木不为所屈，他决心以更充沛的精力、坚定的意志，迎着反革命风暴从事更为艰巨的斗争。通过斗争，成都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者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在群众中从事革命活动的信息，传遍了全川。于是人们更加相信，革命的真理，终究要得到胜利，任何反动势力是无法将它扑灭的。

　　勇敢进击的坚强战士

　　1922年7月，王右木辞别蓉城，奔赴重庆，与刘先亮在“大江东旅馆”找到正要准备动身去上海的林如稷。右木一见如故，不等刘先亮介绍，就坦率地向这位不曾见过面的《人声报》通讯员作了自我介绍。并委托林如稷到上海后，替他预备一个住的地方，要一个小房间。当晚，王右木又在朝天门码头找到就要上船的林如稷，直说来意：“我们要来上海，你先别让别人知道，特别是要叮咛王怡庵，一个太随便的小浪漫派，敞口嗽叭”。王右木为人爽直和当时处境的困难，是可想而知的。

　　不久，到了上海，王右木和林如稷同住贝勒路“法租界”鸿仪里寓所二号。第二天一早便去渔阳里会人。这时，中国共产党正在上海召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明确地提出了彻底地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在“二大”的各项决议中，还提出了与民主革命相适应的联合战线政策以及在新形势下党的建设问题。

　　王右木是否参加了这次会议，目前还没有准确的文献记载和可靠的回忆材料证实。他在上海，除每一两天要出门去会人外，常常是紧关着小门伏在条桌上写着什么。来访他的人很少，只有恽代英、李达等几位偶尔来过，他们在房间里低声谈话。

　　除了紧张的工作外，右木一有空隙便给同住寓所搞文艺的进步青年滔滔不绝地宣讲马克思、恩格斯以及日本河上肇的理论。他常常是兴致勃勃，一谈就是两三个钟头。有的青年调皮地反问他：“文艺同你那社会科学理论是两回事哩”。“你们总不肯多研究，信口乱说！”王右木口气很重，但并不露出丝毫生气的样子说：“‘文艺’连宗教还不能不受社会经济条件规定啦。你们看，《资本论》里也常常提到莎士比亚，恩格斯对于文学还有不少专门的论文”。虽然这些青年未必能接受他的理论，听后却是很尊重他的。王右木在上海后约住月余。夏末，他携带着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宣言等文件回到成都，继续任教于高师。

　　9月20日，高师开学后，王右木和吴玉章“为改良社会促进文明。”在校内指导社青团员和积极分子筹备“平民教育社”。10月10日在高师校门左侧设置了通俗讲演室，每晚七时至八时讲演，凡属平民人等“均表欢迎”；同时又在校门右侧设“平民阅报室”为宣传革命道理，他们还经常在校内举办报告会、讲演会，各校学生前来听讲者络绎不绝。政府当局为阻止学生到高师开会，在校门口增加了“值班警士”，并声言要各校学生“谨守范围”，“不许各校学生再往该校开会。”这些措施不但不能阻止各校进步势力的相互往来，反而激起了进步青年的愤慨，使他们更热心于追求真理，更坚决地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动军阀的压迫。

　　王右木一面从事于理论上的广泛宣传，一面又积极组织引导社青团员和读书会员声援全国各地的革命运动。开始时，有的团员认为，外地的工人运动与我们关系不大，而我们的工作还很多，不必下功夫去搞声援。右木就用“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这个口号来教育大家，耐心进行说服。他说：全国反帝反封建的斗争是一致的，不能有外地和本地之分，只有通过我们所有的革命者共同携手才能冲垮反动势力的堡垒，社会主义才有实现的希望。他在成都领导了声援湖南第一纱厂罢工事件，并举行了黄爱、庞人铨的追悼活动；对于长辛店工人的罢工斗争也进行了声援。河北开滦工人惨遭屠杀的消息传到成都后，王右木领导社会主义青年团积极发动群众，召开大会，开展了反对英、美帝国主义，打倒北洋军阀、支援开滦工人的罢工斗争，并且开展各种宣传活动，广泛散发传单，冲破军警阻挠，组织宣传队上街讲演。通过这些活动，使社青团员和革命进步青年，得到了实际的教育和锻炼。

　　这年的11月，由吴玉章保释并聘请被泸州当局无理拘押的恽代英同志到成都高师任教。恽代英和他的学生张济帆、余泽鸿等于1923年3月上旬到达成都，落脚在臬台四川公立警监专门学校（后住西南公学）。王右木立即前往会见，并邀恽代英给青年团和读书会员讲《阶级斗争》。恽代英表示谦逊，王右木却爽快地说：“《阶级斗争》是你译的，难道你还讲不出来吗？”在谈到无政府主义时，王右木说：“无政府主义者像赖抱鸡婆一样，见到别个上房子，自己上不去，只在下面咯咯乱叫一气。”随后，右木又将同恽代英到成都的团员余泽鸿、张济帆和外语专门学校的黄君尧编成一个社会主义青年团小组。从此，他们在王右木的领导下，积极投入了成都的革命运动。

　　1923年5月5日，王右木和恽代英共同在西南公学主持召开了四百余人参加的马克思诞生一百零五周年纪念大会。他们在会上作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生平事迹讲演，受到与会师生的热情赞扬，也引起了师生对马克思主义的更大兴趣，立即要求加入马克思主义读书会的群众达五十余人。

　　在此前后，王右木多次邀请恽代英到高师讲演革命理论，赢得了进步师生的热烈欢迎。王右木又亲自送去高师聘请恽代英为讲师的聘书。当时，恽代英在高师每周大约只有四小时课，主要的还是在西南公学授课。右木还多次请他到家中畅谈革命理论，各抒己见，常到深夜。共同的理想使吴玉章、恽代英和王右木三人之间建立起革命的友谊。在他们的指导下，高师的校风大为改观，“师生员工团结得很紧密，树立了一种崭新的学风。同学们有秩序、有朝气，追求知识，孜孜不倦；议论政治，意气风发。成都高师成了进步势力的大本营。”

　　建立成都劳工联合会

　　1922年冬，成都团支部遵照中央关于团的工作应向劳工方面去活动，建立革命的劳工组织的指示，经过认真讨论分析成都工人队伍现状后，认为只有长机帮工人人数最多，待遇低劣，且以往就有过零星斗争经验，受过革命思想的影响。但那里的工人曾受工党马云衢的欺骗，罢工惨遭失败，需要作艰苦细致的工作才能重新发动起来。王右木决定，除派团员钟善辅、刘亚雄负责工人运动外，自己也毅然地取下博士帽，脱下旧长袍，换上工人装，首先走到工作较难的长机帮工人中去。他很快和那里的一些工人交上了朋友，向他们通俗地宣传组织工会，为工人利益进行斗争的意义。他说：“要求得自己生活的改善和本阶级的解放，只有努力奋斗，组织自己的工会，团结工人阶级自己的力量。不要依靠他人，也不要幻想现时的政府能帮助你们。因为现时的政府都是保障资产阶级利益的。但部分工人鉴于以往罢工失败的教训，心中不免留有阴影。王右木了解这种历史的原委后，总是耐心细致地做工作，终于逐步和几十名苦大仇深的工人结成了知心朋友，受到工人的信任和爱戴。在工作有了一定的基础后，王右木便借成都皇城内的明远学校教室开办夜课学校，吸收各工帮的积极分子参加，从思想上提高他们的革命觉悟。加上社会主义青年团员在其他各厂的努力工作，工人中涌现了部分觉悟比较高的积极分子。尔后又继续组织团员入于工人聚居区的主要街道和茶馆、酒店，努力宣传反帝反封建的爱国道理。王右木还对在长机帮中有威望的正值青年孟本斋进行重点培养，吸收他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他热情地进行工作。有一次，他得知军警林立的成都兵工厂的工人在酝酿罢工风潮，竟不顾个人安危，化了装，着工人服，机智地混进去了解情况。王右木还很重视工人夜校，多次到夜校用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给工人讲剩余价值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理论，很受工人欢迎。由于他们在工人中的工作比较扎实，行业工会的组建也就比较顺利，先后成立起了长机帮、生绉帮、建筑帮、牛骨业和店员工会等二十余个工会组织。而各帮工会的建立，又为成立统一的成都联合工会准备了条件。

　　1923年，“二七”惨案的消息传来，右木以成都社会主义青年团和读书会员为骨干，发动成都有组织的工人进行全市性的政治大罢工，声援京汉铁路工人的英勇斗争，并且组织以团员为核心的宣传队走上街头，愤怒声讨帝国主义走狗北洋军阀吴佩孚血腥镇压工人的罪行。主次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是对工人队伍的一次大检阅，充分显示了党领导下的成都工人阶级的伟大革命力量，有力地配合了全国工人阶级的斗争。

　　这年的“五一”国际劳动节，成都工人以长机帮、生绉帮、粗丝帮、牛骨业、刺绣工人等为骨干，正式成立成都劳工联合会，并隆重召开了成立大会。遍街都张贴着“唉！劳工不得不做五一运动啊！”“咀咒的劳工做五一运动的人请看这好罢！”的鼓动性传单，给死气沉沉的蓉城增添了新的活力。各工界都选派了代表出席劳工联合会成立大会。大会还通过了关于工人正当利益的四种提案，会上散发了《人日宣言》和《劳动五一纪念游行大会宣言》。《川报》称劳工联合会“的成立为成都破天荒之工人盛举”，是为工人谋利益的“真正工人的工会。”它标志着四川工人运动的新起点。

　　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工人运动相结合，使成都的革命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是，王右木仍感到跟不上全国革命的发展形势，虽然他在社会主义青年团成都地方执行委员会中以“特殊”团员的身份指导着革命运动，仍不免感到工作上不能直接参与之苦。恽代英到成都后不久，了解和观察到成都团组织的一些情况，他佩服王右木的革命意志和理论水平，认为王右木的年龄是大了些，但在当时的成都，他是团组织的发起人，只有他才是暂时的恰当的领导人，为了发展和领导好四川人民的革命运动，恽代英从具体情况出发，于1923年6月给团中央写了建设信，《关于请团中央给予四川青年团工作的指示信》，信中说：“但我望中央能为川中慎于发令，使王（指王右木）得合当指导，则川中前途尚可为也。”同月，社会主义青年团成都地方执行委员会举行第三届选举会议，王右木当选为书记。成都青年团组织在王右木的领导下，更加生气勃勃地开展革命运动，发展壮大了组织。

　　在革命运动进一步发展的过程中，王右木领导的社会主义青年团和读书会，在群众中开展了民权运动。陈毅（仲宏）也以“四川留法勤工俭学同学会四川代表”的名义参加了这个活动。7月1日，“四川民权运动大同盟”在成都东大街公所召开改组代表会议，由陈毅担任会议的文书职务。会议选举王右木、裴紫琚为文书股主任，康明惠、钟善辅为庶务股主任，钟协安、孟本斋为交际股主任，刘亚雄、罗荣同为宣传股主任，推选钟协安为联席会议主席，刘亚雄为副主席。10月，重庆民权运动大同盟发表宣言，表示要和成都的四川民权运动大同盟“携手进行”工作。这就使全川民权运动取得了新的进展。

　　建立党的支部

　　1923年，为了进一步宣传革命思想和推动青年运动，王右木指导团员创刊了《青年之友》，派邹进贤、窦勤伯、张济帆等几位团员负责办理。为掩护刊物，成立了“青年之友社”作为社青团的外围组织。

　　这年，经过考察的读书会员已发展到九十余人，流动听讲的达百余人，团组织的人数也发展到三十余人。它为中共成都党组织的建立打下了基础。

　　6月，中国共产党在广州召开了第三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同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方针，确定共产党员、社会主义青年团员以个人的身份加入国民党。9月，王右木从成都到达上海，准备去广东。在一条胡同里见到了林如稷。林如稷在《我认识的第一个共产党人》一文中是这样记述的：“这次他（王右木）的身体比前一年显得强健许多，神采焕发，而且，真出我意外，他穿一身米黄色的西服，脚上是深黄色皮鞋；他的脚病完全好了哩。谈过几句话之后，我禁不住想要打趣这一位苦行家了：

　　“‘哈，为什么你也洋起了呢？’

　　‘我到广东去——去开会’。他回答的音调却是很郑重的。”

　　‘什么会呀？又有秘密吗？’

　　他踌躇片刻不回答我；但又似乎不愿欺骗我这样一位忘年之交的小朋友，所以终于沉着地说：

　　‘这次的会，将要发生重大的影响，你以后慢慢会明白的。’”

　　他知道我要动身到法国去读书，还是想学文学，在分别的时候，他紧紧握着我的手，红涨着脸激动地说：

　　“中国的革命是完全有希望的。也许等到将来你再回国，一切情形便大不相同；不过，困难却也真多——一句话，我一直把你当成朋友看待的；文学可以弄，就是，你还应该多研究经济问题，要从那里去看问题’。”

　　去广州以后，王右木又及时赶回四川，沿途目睹四川各派军阀调动数万军队参加的角逐战争，在南起泸州，北至遂宁，东起重庆、永川、荣昌，西至成都的广阔地域上，你打过去，我打过来，战火蔓延之处，十室九空，民不聊生。饥民吃完树皮、草根，还以观音土充饥。无辜的贫民大批惨死路旁。而成都的当政者们却正在歌舞升平庆祝辛亥革命胜利十二周年。王右木痛恨地说：照例的庆祝又来了，仍然是命令式的挂国旗。除官厅方面在表面上表示喜庆外，人民的痛苦，还是十二年所过的日子不稍减轻，并且变本加厉的恼火。这样的国庆，值得我们庆祝吗？名共和而实专制的中国，到了今天，也是痛苦极了，国内各地的战争，相继而起，国外帝国主义的压迫，日甚一日，这些军阀流氓们，反说今天很可庆祝，欺谁呢！他决心要进一步努力动员人民起来和敌人进行斗争。

　　在成都，王右木召集全体团员传达了党中央关于和国民党合作的指示，要求大家坚决按党的决定去做。但一般同志对国民党在四川的表现是很不满意的，尤其是在教育经费独立运动中受过国民党摧残的人们，对国民党更为愤慨，几乎一致反对国共合作。王右木认为这是党中央的决策，应当遵守党的纪律。他向大家反复讲解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策略问题，阐述国共合作的伟大意义，提出要以大局为重，贯彻中央决议。他还以身作则，带头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7月5日，孙中山任命了改组后的四川国民党总支部长，他们聘请王右木担任国民党总支部的宣传科副科长。

　　王右木回川时还从党中央带来了新的喜讯：中央已同意在四川成立党组织的决定。1923年秋右木在团员中选拔了一批斗争中涌现出来的优秀分子，秘密组成中国共产党成都支部（简称C·P），直属中央领导，王右木暂任书记。下分学生组和工人组，每周开会一次。工人组开会的主要内容是由右木作通俗的政治报告，讲一些社会科学中的问题，结合讨论工会的活动方向问题。

　　1923年初冬，中共中央正式任命王右木任成都党的书记，同时命他辞去团的职务。王右木鉴于成都各地正在发展和建立团的支部，考虑到学生的寒假即将来临，改选会影响组织发展，因此，准备推到次年春天改选，他继续专心致志地领导党团组织的工作。

　　国共合作后，革命的群众运动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在新的条件下，王右木对党组织的发展提出了“以同志教育第一，发展党员第二”的方针，以减少和防范投机分子在革命高潮来临之际混入党内的可能。严格的选择和考验建党对象，和严密的组织生活，使党、团组织保持了政治上的独立性和思想上的纯洁性，保证了党团组织的健康发展。

　　甘洒热血化春雨

　　为了宣传群众、组织群众，使我党的方针、政策、路线尽快地为四川群众所了解，王右木将自己经济收入的百分之八十以上用在了党的组织和理论宣传工作上。他在高师任教期间，月薪达一百元左右，还先后兼任几个学校的课程，收入相当可观。但他自己从没有作过微小的享受。当年和他一起工作过的梁华说：王右木是一个大学教授，每月的收入自然不会少，可是他的生活却是过得非常的坏。他老婆、孩子们的生活水平还当不上一些工人家的，他把每月的收入多花在党的工作需要上了。对党的工作，他废寝忘食，不顾自己的一切。他每天不停地跑，有时甚至通宵不睡，也没有看见他喊疲倦和好好休息。可真是我十几年来少见的同志。为了苦心支撑《人声报》的经费，右木还把他留学日本的宝贵纪念品牙骨手杖、自鸣钟都送去卖掉，连杯盘碗盏都卖了。他家里人说；你挣那么多的钱还要去卖这些东西？他轻言细语地解释说：你们要晓得，我在搞革命。革命是干啥子？就是革除那些压迫人的人，革除那些欺负人的人。我们现在苦一点，是为将来所有受苦的人不苦，大家有饭吃、有衣穿。这些都是马克思的主义。他每月只给二十元钱作为全家连他在内六口人的衣食费用。任白戈同志回忆说：听刘亚雄和钟善辅讲，王右木当年在成都高等师范任学监时，他老婆和孩子在家里连菜都没有吃的。尽管这样，全家人仍是和睦相处，克勤克俭，积极支持王右木的革命活动。

　　王右木关心别人胜过自己。对于那些家庭经济困难的同志或进步学生，他总是慷慨无私地给予援助。有些学生无钱买书，他就送书，或者把自己的付款折子交给学生，让书店把学生的书钱记在他的帐上。有的学生积极分子缺衣少被，他就毫不犹豫地将自己并不多余的衣物被子送去。家中多次发现他正在使用的衣被忽然不见了，问他这些东西呢？右木心平气和地说：我送了人，别人比我更困难嘛！我们打紧一点就过去了。

　　那时《人声报》的主要论文都是出自王右木的手笔。为写好一篇文章，他有时连续几天不沾床，实在困了就伏在桌子上养一下神，睡梦中还大声说话，似乎仍在激烈地同别人争论问题。家里的人非常担心他的身体健康，省吃俭用，总想为他弄些肉、蛋之类的补养品，但他决不允许。有次深夜，家里的人给他煮了两个荷包蛋，他严厉地说：可不要在我身上多花钱，以后再不许这样做了。晚上不管工作到何时，第二天他仍然黎明即起，按时洗冷水浴一次，自始至终保持着勤劳俭朴、为党为民夜以继日、奋斗不息的革命精神。

　　为了和党取得紧密的联系，王右木从日本回川后，几乎每年夏天都要赴上海向党中央请示和汇报工作。他每次乘轮船，都是坐价钱最便宜的统舱。1922年7月，王右木到上海没几天，便患了头晕、两眼红肿和脚气病。但他满不在乎，继续为革命四处奔走。很快，他患湿气的双脚由浮肿而流着黄水溃烂起来。同住的林如稷替他购买七分小洋一磅的方面包，有时还给他带回一种瓶装牛肉汁，他总是要求下次不要再买。严重的脚湿病使他走起路来一瘸一拐。林如稷给他弄了几次清炖鳖汤，据说可以医治脚湿病。当王右木知道每次要费用两块多钱之后，便严厉禁止说：钱要安排在正大的用途上，这两块的数目，你当惯了少爷的满不在乎，却够别人吃半月一月哩！”他心直口快，好在他们有深厚的革命情谊。因为在王右木看来，疾病是自己的，只有党和人民的革命事业才是崇高神圣的，为了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就是自己粉身碎骨也在所不辞。从这些生活的细微地方，也充分表现了他公而忘私，奋不顾身的共产主义高贵品质。

　　生命虽短事业永存

　　1923年下半年，盘踞重庆的四川军阀刘湘和流窜湖北的杨森，在北洋军阀吴佩孚的支持下联合进攻成都。1924年2月8日，杨森攻下成都，在城内烧、杀、抢、淫，无恶不作。王右木对此无比愤慨，亲自率领部分社会主义青年团员和积极分子去散发传单。他幽默地说：“今晚上成都无政府，散传单机会好得很。”号召人民起来反对罪恶的军阀战争。

　　1924年2月，伟大的革命导师列宁逝世的消息传到成都。23日，王右木主持召开了邹进贤等九人参加的活动分子会议，认真讨论如何召开隆重的列宁追悼大会的问题。会议决定，由“社会科学研究会同民权运动大同盟发起，在各报征求意见，要求各团体参加筹备。”会后，各方积极筹备，为五月一日在少城公园召开的列宁追悼会作了组织上和思想上的充分准备。由于军阀压迫，王右木未能参加这次大会。

　　杨森占领成都后，被北京军阀政府委任为四川督理，独揽军政大权。为了收买人心，杨森提出了所谓“建设新四川”的口号，并委督署秘书秦正树筹办报纸为他的“新政”呐喊。秦正树原是留日学生，和王右木有深厚的交往；回国返川后，又加入了成都的社会主义青年团。在接受杨森办报任务后，他即找王右木汇报情况。王右木很快召开社会主义青年团骨干分子会议，商量如何利用该报进行革命宣传。有的同志担心，该报是杨森叫办的，恐怕难以利用它来达到为革命服务的目的，搞不好，反会招来更多的麻烦。王右木认为，利用反动派的东西来为革命事业服务是有先例的，因为我们的力量太单薄，没有力量自办日报，即使办起来也难于维持下去。如谋发展本团和把革命理想传播到群众中去，一部分党团员和积极分子需要加入进去。经过讨论，统一了意见，决定将办报的事承担下来，以当年的甲子年为刊名，就叫做《甲子日刊》。社址在成都三倒拐街（原川汉铁路公司旧址）。由秦正树任社长，王右木为总编辑，刘亚雄为助理编辑，还有廖划平、张济帆、刘孝祜、吴汝柏、窦勤伯、黄君尧、李盛虞等参加；邹进贤、赵维屏为（成都）东南门外普通访员（即通讯员）。报丁杂役多是同志，“似乎报纸成了我们党办的一样”。宣传方向是：利用杨森所谓建设“新四川”的口号，宣传反对防区制、反对军阀混战；主张还政于民。有时也在报纸上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思想，颂扬苏联革命的成功，介绍社会主义制度等新事物。这样办报当然不合军阀心意，不久，就为杨森迫令停刊。

　　杨森在成都为了巩固和发展他的封建势力，统一全川，还特别制定了一个延揽人才的计划，一些五老七贤、封建余孽、失意文人纷纷聚至他的署前。这时的王右木正从事于《甲子日刊》的编辑工作，杨森深知其在成都工人、学生中有很高威望，想用高官厚禄来收买。3月下旬的一个上午，杨森派他的四个亲随副官，大大咧咧地提着一箱银元直闯王右木家中，虚情假意，恭恭敬敬地呈上一张杨森军部督办署顾问的委任状，说什么：杨督理久仰大名，请出来共理川事。右木心理非常明白，这是军阀在玩弄卑鄙的收买伎俩，若马上严辞拒绝，必遭暗算，即虚与周旋，叫他们把钱带走，留下委任状。副官走后，王右木轻蔑地说：杨森想用高官厚禄来收买我，简直是痴心妄想。我和他的主义是水火不容的，我怎能去作他的官。他决定暂别蓉城去上海。

　　但是，中央在去年冬指示他辞去团的书记，目前还没有改选，这桩重大事件，无论如何要在走前落实。3月的一天，王右木召集团员大会，改选的第四届成都地方团执行委员会书记为张霁帆。会上王右木语重心长地对团的工作作了交待，并建议团组织在今后的大发展中，要加强对团员的考查和教育工作。他的建议得到团员大会的一致通过。3月24日，王右木给团中央写了《关于改选团组织给团中央的报告》，汇报了推迟改选的原因。这也是王右木在川中给团中央的最后一次通信。在一天的深夜，王右木准备了几件换洗衣服，收拾了一个尺多长的包袱，全家人都含泪围候在他的身旁。右木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毅然抛妻别子，在女儿的陪伴下，轻快地穿街过巷到了九眼桥，喊来轿子将女儿送回，随即登上去上海的途程。

　　王右木到达上海不久，即去广州。他在给亲人和同志们的信中谈到，他在广州参加了党的重要会议，会后，为节约路费、进行沿途实地考察，从广西、贵州步行回川。1924年中秋节前夕，王右木在贵州赤水县土城给家中和同志们写信，说他不久就要回到成都。得悉右木即将返蓉的消息，同志们互相转告，非常高兴。可是，从那以后，再也没有看到王右木高大的身影在成都出现了，再也没有得到有关王右木的信息了。党组织和同志们十分关怀，四处打听均无下落。后来传说王右木在路过贵州土城宣传革命时，被当地反动派杀害。

　　王右木虽然为革命牺牲了，但是，他所传播的革命理论和在四川创建的党、团组织，为四川革命运动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他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艰苦奋斗、忘我工作、不畏强暴、不怕牺牲的革命战斗精神，将永远活在人民的心中。（邓寿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