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维舟

　　王维舟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最早在四川开辟革命根据地的著名领导人。他一生中经历了漫长的革命战斗途程：从参加四川保路斗争、辛亥革命，到投身护国讨袁战争；从加入朝鲜旅华共产主义小组，到转入中国共产党，投入第一次大革命的洪流，创建了“川东游击军”，接连发动三次游击战争；实现了同红四方面军的胜利会师，他参与子开拓与保卫川陕革命根据地的战斗，继而经历了艰险曲折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在到达陕北后，他进过红军大学学习；抗日战争时期，他曾在陇东担负保卫陕甘宁边区的重任；解放战争时期，他在重庆智斗顽敌，随后返回延安，保卫党中央；全国解放初期，他参加了建设大西南的工作，以后在党中央监委任职。

　　王维舟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热爱与坚持革命真理，对党和人民赤胆忠心，具有坚定的革命毅力和大无畏的斗争精神，养成了艰苦卓绝、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和严格要求自己、顾全革命大局的组织观念，在人民群众中享有很高的威信。在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被选为候补中央委员，在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委员、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43年2月，王维舟被评为陕甘宁边区劳动模范。毛泽东曾书赠王维舟以“忠心耿耿，为党为国”八个大字。1970年1月10日。王维舟在北京逝世。

　　(一)

　　王维舟，原名天桢，1887年6月10日出生在大巴山区的宣汉县清溪场王家坝一个贫苦农民家里。父亲王正启，号光迪，是个老实忠厚的农民，秉性刚强，生活简朴，毕生辛勤耕种田地。母亲徐氏，出生劳苦家庭，粗通文字，十分重视对子女的教育。王维舟排行第五，有一兄、三姐、一弟。

　　王维舟八、九岁时，靠父母节衣缩食，进了私塾；但刚读到十三、四岁，即因连年灾荒，苛捐杂税繁重，家庭负债累累，被迫辍学，随父务农。此后，每年秋收下来除交付地租，债息，所剩无几。迫不得已，他只好在十九岁那年离开家乡，到宣汉县城里冉立三(又名冉崇根)的货栈当学徒谋取生路。

　　(二)

　　王维舟到栈里后，每天从早到晚给那些客商端茶送饭，擦桌扫地，还要肩挑背扛货物，常常累得筋疲力竭，而所得的报酬，仅能维持自己的最低生活。当时，宣汉县叫东乡县，归绥定府(今达县)所管。这里虽然是偏僻山区，但同样受到清王朝反动统治者的剥削和压迫，弄得民不聊生。年轻的王维舟在货栈里当店员，常常听到贫苦的老人们讲述当年农民领袖的革命故事，讲述清王朝的腐败和穷苦人民的悲惨命运，他总是情不自禁地发出感叹：“只恨手无三尺剑，斩尽天下有钱人!”

　　就在当学徒期间，王维舟结识了一批具有民主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景昌运、冉雨生、宋更新等人。景昌运是东乡县第一个留日学生，在日本加入了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同盟会”。1906年回国后，任东乡县劝学所视学。他在当地积极改革教育，设立劝学所，宣传民主革命思想。王维舟兼任该所会计，管理办学经费，月薪三串。

　　(三)

　　1909年，王维舟为实现他“富国强民”的理想。去成都报考四川总督赵尔丰办的新军学堂。但因错过考期，只好另行考入东门外新民兵工厂半工半读学校(原四川大学工学院旧址，现为南光机械厂)。这个学校的学生，大多来自无地可耕的青年农民，失业的手工业者、城市贫民和失学青年。他们对社会上的政治活动较为敏感。当时，四川人民正在集股自办川汉铁路。王维舟的家乡东乡县，按地丁旧额派了九百五十股，每股白银五十两。1911年5月，清政府悍然宣布“铁路干线国有”政策，将粤汉、川汉两铁路拍卖给英、美、法、德帝国主义，四川人民无比愤怒，成立了“四川保路同志会”。  8月24日，成都开始了保路罢课、罢市，继之，全川的保路运动蓬勃兴起。9月7日，成都的工人、学生数千人举行示威大游行，去总督府请愿，要求归还路权，释放“保路同志会”被捕的蒲殿俊、罗纶等人。当天王维舟和同学们—道参加了示威请愿的斗争。不料．四川总督赵尔丰竟下令军队向手无寸铁的群众开枪，制造了骇人听闻的“成都血案”。王维舟目睹反动统治者这一罪行，感触颇深，认识到赤手空拳只能任人屠杀。当夜回校后，他即与一些同学商议，决定分别回到各自的家乡发动群众，拿起武器，推翻清王朝的统治。

　　王维舟回东乡以前，东乡的“保路同志会”已于7月成立。不久，王维舟的家乡清溪场也成立了“保路同志会”，由宋更新领导，宣传“推翻满清”、“复兴汉室”、“建立中华民国”等主张；并提出了“鼓舞兆民之英气”、“痛除奸宄之官气”、“速组民众之武装”、“力遏列强之侵凌”等四条行动纲领。王维舟回到东乡后，便与景昌运，宋更新、龚权山、刘事杰、冉雨生等十多人取得联系，以“东乡保路同志军”名义，推冉崇根为首领，以附近团练为基本队伍，建立一支新军，发动武装起义。王维舟亲自从双庙场、双河场经胡家坝到晋光寺，南坝场、天生场等地巡视串连，发动群众。仅半月响应者即达数万人之多。起义日期原定12月2日。王维舟调集靠城八十里以内乡镇的武装，每个乡镇出兵二十人至六十人，准备攻城。他自己则事先进入城内潜伏，担任军事总指挥。冉崇根、景昌运等负责去做警佐李树兹的争取工作。不料被县知事吴巽发觉了这一情况，王维舟等乃决定将起义日期提前两天。

　　11月30日，由王维舟率领的事先埋伏在城内的精壮部队，分头到西门、北门搜缴了守城的清兵武器，将城门打开，各乡镇起义军随即一涌而入，包围了县衙门、警察局，活捉了经征局长吴朝清。次日晨，起义军涌进县衙门，知事吴巽躲藏起来，经景昌运等人劝降，吴巽交出了印信、公物、文卷及枪械，打开监狱，释放了全部犯人。接着，组织东乡军政分府，冉崇根任参谋兼民军司令，王维舟任警备队长，因他熟悉帐务，所以又总理财政。12月2日，在文昌宫召开全县代表大会，一致赞成释放吴巽出境。东乡军政分府出榜安民，社会秩序井然。东乡即告光复。

　　东乡光复后，王维舟积极准备夺取绥定府的军事行动。原驻绥定府的清军有一个府练营。为了有把握夺取胜利，王维舟与大竹县蒲凸山“孝义会”领导人李绍伊商定，联合攻占绥定府。起义军围城十多天，府官广某(满族)在起义军声威震撼之下，被迫派人出城乞降。起义军准其率部投降，并允诺保全其身家性命。协议达成，广某派清府官员高举白旗，剪去辫子，俯首跪地迎接义军入城，交出印信，被遣送出境。义军入城后，即成立达县军政府，推士绅王瑜南主持政府工作，达县宣告光复。

　　但是，清廷皇帝当时尚盘踞北京。王维舟及时率领原有武装部队返回东乡，挑选精干六千余人，改编为北伐大队，自任大队长，下辖三个中队，制定了经陕西北上的作战计划，对部队加强军事训练和政治动员，提出“直捣幽燕，驱逐鞑虏”的战斗口号，激励士气。后得军政府指示，谓奉南京陆军总长黄兴电令：清帝已宣布退位，南北议和，北伐告停。可是，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不久却被北洋军阀袁世凯所篡夺，四川人民武装起义所夺取的政权，亦落入封建军阀和旧官僚手中。此后，军阀割据，连年混战，广大劳动群众又重陷入被剥削压迫的深渊！

　　辛亥革命既已结束，王维舟所指挥的北伐军被缩编为一个营，约五百余人，驻宣汉县。王维舟改任宣汉县团练局长，任务是剿匪安民。经年余，匪风大敛。

　　1913年4月，王维舟进成都警备军官学校，学习了两年。后来，省警备司令卢卿锡调他担任绥定府警备司令兼达县警备队长。

　　(四)

　　1915年12月，袁世凯推翻民国，恢复帝制，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怒。王维舟邀达县进步人士杨荫槐、洪秀生、尹守白等人商定，以自己所率警备部队为基础，组建讨袁护国军，推颜德基为司令，杨荫槐、郑启和为副司令，王维舟任第一纵队司令。护国军首先以武力推翻了达县拥袁的黄知事，随即率部攻克营山，击溃袁军钟体道部一个旅，又回师攻克宣汉，活捉宣汉县长李策安，军威大震。继又攻取开江、开县，在开县歼灭北洋军阀吴光新(段祺瑞部)一个团。

　　1917年秋，孙中山在广州召开非常国会，宣布成立护法军政府。这时，护国军改称靖国军，王维舟任该军一个营的营长，率兵攻克宣汉城（东乡改称)。年底，又率所部攻克开江、云阳、奉节等地，与北洋军吴光启部展开了激烈战斗，并将其赶出四川。在攻克奉节后，王维舟升任团长。奉节知事不甘失败，某日，白天设宴招待王维舟，表示“欢迎”驻军；夜间却派地方武装包围了王维舟驻地(团部)，枪声四起，王维舟率部奋起还击。王维舟又调驻在郊区的部队包围了敌人，使敌人腹背受击，粉碎了敌人的进攻。其后，王维舟继续率部连克巫山、秭归、巴东、利川、建始等县城，大败袁系军阀王占元、吴光新部队。

　　王维舟之所以能征善战，和他治军严谨，重视军风纪，不讲私人情面很有关系。l 9 1 8年，王维舟奉命援陕，因前线失利，驻守万源城。那时，颜德基一部分军队及滇黔军溃兵在官渡湾、诸葛坝、王道坪、皮货铺、庙坡、大竹河一带抢劫扰民，王维舟闻讯，即率部将他们赶走。一次，其弟王大千酒后无故鸣枪，王维舟坚决要撤掉他的职务。虽经全团官兵多次请求，仍罚禁闭七天。1919年3月19日，王维舟整顿军队。营长王永修、雍跃先、连长周绍轩等因不服从管理，当即被缴枪解职。王永修等发动兵变，将王维舟押赴巴州郑启和部，幸颜德基率部营救，郑启和才未敢加害，以礼送回。广大群众对王维舟的为人，深为敬仰，在县城东门外刘家祠给他立德政碑：“除暴安民”；又在北门外大石盘立碑：“东乡屏障”；在赤溪场立碑：“兆民赖之”。

　　护国、护法之役虽胜，但由于军阀林立，互相吞并，战乱不断，苛税繁重，依然民不聊生。王维舟目睹东乡人民的苦难，深想十年奋战，救民于水火的愿望已成泡影，便毅然于1920年5月弃职离家，奔赴上海，另寻救国救民新路。

　　(五)

　　王维舟到上海后，眼界更为广阔。十月革命的胜利，五四运动的影响，马列主义的传播，使他认识到只有走社会主义的道路，才能真正救国救民。他非常想去苏俄学习革命经验以改造中国。后经朝鲜人金笠和李某介绍，王维舟加入了朝鲜旅华共产主义小组。这时组织上同意在适当时候介绍他去苏俄学习。

　　1920年秋，帝国主义在上海虹口公园举办“远东运动会”，有中国、日本和非律宾三国学生参加。朝鲜旅华共产主义小组决定在运动会上散发汉、日、英三种文字的传单，宣传爱国思想，历数帝国主义的罪行，号召广大青年团结起来，打倒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派，让帝国主义滚出中国去!王维舟报名参加了这次行动。他和许持平、肖华清等九人，各带手枪进入会场。八点正，运动会宣布开幕；他们散发的传单，与会场上的各种商标广告混在—起，五彩缤纷。不久被巡捕发现，发出紧急警号，大肆搜捕。后来，巡捕见许持平还在继续散发，首先向许扑去。许开枪还击。场内秩序大乱，运动会被迫停开。王维舟趁乱跑出会场，搭电车赶回霞飞路渔阳里、宝康里。当他刚把几个同志室内的文件收拾妥当时，巡捕赶到，搜查许久，毫无所获。参加这次行动的同志，除王维舟幸免外，其余人枪均遭扣捕，被囚于虹口万国监狱。

　　在共产主义小组领导下，王维舟积极开展营救工作。他通过种种关系，找到孙中山先生的英籍法律顾问林白克，他答应以六百块大洋为代价，设法营救。许持平因开了枪，情况较突出，预计会判重刑。王维舟即化名许：安平，以兄长的身份先后五次到会审公堂为他辩护，声称：“我弟持平在上海求学，参加运动大会时，不知何故竟遭逮捕。他只有十五岁，还未成人，在法律上也不能构成犯罪。请求早日释放!”最后，肖华清等七人被驱逐出租界。但许持平一直下落不明。通过这次斗争，使王维舟对帝国主义的本质有了新的认识，更加坚定了反帝决心。

　　1920年冬，王维舟经朝鲜旅华共产主义小组的批准，化装商人，从上海乘船出发，经牛庄(即今营口)、安东，拟取道朝鲜，再转到苏俄。但当时的朝鲜还是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鸭绿江大桥有日军把守。于是，他只好转经哈尔滨至满洲里，通过朋友关系的帮助，进入苏境，于1920年底到达依尔库次克。他在那里和从广东、浙江、上海去苏的工人，学生共十余人，一起学习俄语和马列主义理论，约七、八个月的时间。其后，王维舟一行获准在莫斯科参观了一个星期。不久，又被邀请参加了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四周年庆祝大会，见到了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列宁。在大会上，列宁庄严地预言：“整个资本主义世界一定要崩溃，无产阶级一定要在全世界取得胜利！”这在王维舟思想上留下了永恒的纪念。

　　1921年底，王维舟等启程回国。

　　(六)

　　1922年初，王维舟回到北京后，组织进步青年学生学习和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宣传苏联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对人类解放的伟大意义及其对中国革命的影响，宣传劳工神圣，宣传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宣传走苏俄的道路，以教育人民，提高觉悟，增强斗志。

　　王维舟鉴于当时苏俄国内发生灾荒，就带领进步青年发起组织“俄灾救济会”，宣传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援俄救灾。又同其他同志一道组织北京大、中、小学生游行、募捐，扩大宣传影响。仅一月多，即募得救灾捐款数十万元，购成物资运送苏俄。后又列上海募得一笔不小的捐款。1923年上半年，上海募捐工作刚刚结束，他就得到家中发来母亲病危的急电，由朝鲜旅华共产主义小组金笠批准，回家省亲。

　　王维舟回家不到三天，其母即不幸逝世。四川军阀刘存厚慕其名，派人来请他出去当师长，他断然拒绝。他想在家乡创办教育事业，培养革命新苗。在和冉雨生商议后，决定将办在庙宇内的清溪寺小学，改名为“宏文小学”。王维舟又把自己家里的房屋献出一部分创办“新群女子小学”，并亲任校长，聘请思想进步的知识分子冉雨生、胡俊辉、尹素筠(女)等担任教师。清溪及附近丰城、桃花、普光、老君一带的青少年闻讯前来学习的达三，四百人。王维舟注重培养学生全面发展，既强调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又重视进行政治思想教育和开展文娱体育活动。学校购置了风琴、胡琴、月琴、琵琶、洋琴、锣鼓等乐器，每周开一次音乐晚会，把朝会唱的旧国歌改为唱《国际歌》，还开展了网球、乒乓球、木马、跳高、跳远和体操活动。宏文小学还办了下个较大的图书室，陈列有《新青年》、《向导》、《创造周刊》、  《中国青年》等进步书刊，供学生阅读。王维舟逐步吸收宋发裕、冉雨生、宋文新、尹素筠(女)、胡俊辉等人加入由他创立的共产主义小组。他们白天向学生进行反帝、反封建教育，并着重宣传苏联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夜间，分头去农村串连，访贫问苦，开办工农夜校，启发工农群众的觉悟。军阀刘存厚风闻这一情况，曾三次派便衣武装搜捕王维舟，都在群众掩护下，机智巧妙地对付过去了。

　　这时，党领导的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已经兴起。朝鲜旅华共产党小组(朝鲜共产党于1925年建立)电促王维舟去武汉。他就把宏文小学交给其侄儿王波(即王天辅之子)经办，自己即赶回武汉参加大革命斗争。

　　(七)

　　1925年春，王维舟被组织上调到汉口从事革命统一战线工作。同路前往的还有周伯世、冉海舫等。这时，经组织批准，王维舟已由朝鲜共产党党员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在武汉，王维舟参加了毛泽东主持的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学习。毛泽东亲自讲授的《农民问题》和《农村教育》等课程以及《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还有彭湃的讲课。给王维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为他以后在四川发动农民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奠定了思想基础。

　　1927年初，帝国主义加紧干涉中国革命。在帝国主义和买办资产阶级的拉拢、收买下，蒋介石积极准备叛变革命。3月31日，蒋介石唆使四川军阀刘湘在重庆制造了打枪坝惨案。王维舟十分愤怒，在武汉组织“三·三一惨案救济会”，声讨刘湘的反革命罪行，救济死难烈士家属。上海“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后，四川军阀颜德基一个师驻安徽，处于动摇状态，还派冉子静(四川奉节人)来武汉暗地接洽。中共中央军委派王维舟为代表，前往安徽争取颜德基。此事被安徽省主席蒋鼎文侦悉，蒋鼎文压迫颜德基派兵逮捕。王维舟闻讯后，机智地登上“三北公司”的“奉浦”轮，安全回到武汉。

　　5月间，蒋介石为颠覆武汉国民政府，消灭革命力量，不断指使粤、桂、川、黔四省军阀出兵进攻湖南、湖北。中央军委又派王维舟，高语罕去四川作军阀杨森部的工作，并带去—批枪枝子弹，以示对杨的支持。这的杨森已接受蒋介石任命，担任第五路前敌总指挥，出兵进攻鄂西。驻宜昌的夏斗寅也已接受蒋介石的指示，佯为战败，将宜昌让给杨森部队，向武汉方向推进。王维舟押运的武器弹药，运至沙市，便被夏斗寅全部扣留。当时，船未靠岸，夏部便开枪射击，击毙一人，击伤多人。王维舟被夏部扣留，随军押送；船至新捷下游时，王维舟趁看押人员疏忽，机智逃脱，急奔汉口，及时向军委汇报。此时，武汉主力军正在鄂豫边境武胜关同军阀张作霖作战，后方异常空虚。不久，夏斗寅部迫近距武汉四十里的纸坊。情况十分紧急，留驻武汉的叶挺师，黄埔女生队、工人纠察队等，勇敢地投入了战斗，将夏部击退，武汉得以转危为安。随后王维舟参加了李富春领导的政治部工作，继又到湖北仙桃镇抗击川军对鄂西的进攻。后因湖南许克祥背叛革命，冯玉祥也投蒋，武汉形势每况愈下，王维舟又回到武汉。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共产党员惨遭屠杀，全国—片白色恐怖，党转入了地下活动。王维舟同周伯世一道，离开武汉，潜回四川。

　　(八)

　　1927年8月初，王维舟乘轮溯长江而上，到万县下船后，即住马家、薛家栈房。他来往于万县、开江、达县之间，会同已回川的大革命时期曾活动在北京、上海、广州、武汉等地的川籍共产党员，共同筹划在四川地区重新开展党的工作，组织地方武装，搜集枪枝，发动游击战争。不久，他们就搞到了两百多条枪。

　　1928年元月，王维舟到开江普安场，建立了中共宣汉特别支部；随后又在广福、甘棠、长岭、天子店等地发展党的组织，并把建党、群众工作和武装斗争紧密结合起来。在王维舟帮助下建立起来的中共广福支部，组织进步师生白天上课，夜里到农村宣传，提出“反对拉兵拉夫!”“反对苛捐杂税！”“打倒贪官污吏！”“打倒土豪劣绅!”“实行土地革命!”等口号。还成立了广福乡妇女协会，举行了—千余人的妇女集会、游行，提出了 “打倒封建主义!”“男女要平等!” “妇女要解放”等口号。这里的游击武装也迅速建立起来。

　　由于王维舟和回川的大革命时期入党的其他共产党员的共同努力，万县、梁山、开江、开县、大竹、城口、万源等地的许多学校先后建立了党的组织。党加强了对工会、农会和群众运动的领导，把工作重点放在农村，在农会中培养积极分子，选拔勇敢的青壮年建立武装小组，收集刀矛枪枝，进行军事训练，打击军阀和地主豪绅，积极准备开展武装起义，以期在川、陕、鄂三省交界的城口、万源、巫溪、开县、宣汉等地建立根据地。

　　1928年春，王维舟在开江广福场活动时，适逢万源县固军乡厚坪的共产党员李家俊从渝返乡路过，便与他共同商讨了开展武装斗争问题。由李家俊负责，组织农会和赤卫队去收集刀矛，抗捐抗税；发动原杨森部队的营长徐允士以及固军坝团总吴会治参加起义。

　　1929年3月，固军坝地区根据上级党委指示，成立了以李家俊为组长，唐伯壮、雷玉书为副组长的起义领导小组。王维舟派去八十多位身带短枪的青年干部，又从开江运去一百多支长短枪和一批弹药。4月27日，万源固军坝、白羊庙，宣汉厂溪、官渡等地农民武装，铁矿坝的工人武装，以及从梁山(今梁平)、开江县来的工会会员，农会会员，汇聚在固军坝附近的龙潭河，打出了党在四川领导的第一支红色工农武装的旗帜：“中国工农红军川东游击军第一路”，李家俊为司令，雷玉书为副司令，全军共三百余人枪。川东军阀刘存厚闻讯，急派第三路(旅)廖雨辰部一个连，进驻白羊庙。5月12日，游击军发起攻击，激战数小时，全歼敌人，缴枪三十多支。战斗中，雷玉书副司令负伤后牺牲。白羊庙大捷后，游击军即在固军坝、白羊庙周围建立起纵横四十余里的一块游击根据地。直到8月，廖雨辰率兵反扑，游击军才主动撤离，移至外线作战。11月初，游击军再次攻克白羊庙、固军坝。11月中旬，刘存厚又派宣汉驻军吴建臣等两个团，由官渡攻打固军坝，对游击军进行“围剿”。这时，由王维舟派去打入敌军内部的共产党员冉南轩，从宣汉天生桥拉出一个连八十多人枪在七里峡起义，击溃敌一个营，参加了川东游击军。刘存厚大为震动。与此同时，在宣汉王家场、明月场一带活动的共产党员李光前、邓延刚，在王维舟的领导和支持下，也组织起一支武装队伍。游击军由于得到冉南轩、李光前两支队伍的配合作战，给宣汉敌军以严重威胁，迫使敌人将进攻固军坝的军队撤回，从而粉碎了敌人的“围剿”。1929年冬至1930年春，游击军乘军阀刘存厚内讧之机，积极发展以固军坝为中心的游击根据地。在固军坝附近的龙潭河成立了县农会，各区、乡也相继成立了农会。游击武装发展到一千多人，分三个支队，同敌军四个团以及万源、宣汉、城口等五个县的民团作战，先后打下万源的石塘、铁矿、白沙，宣汉的厂溪、官渡、樊哙以及城口的双河、余坪、固溪、明通等地，革命声势震惊成都。1930年4月，刘存厚在平息了内讧之后，复调集一万人以上的兵力，对游击根据地进行“围剿”。这时，省委领导机关几次遭到军阀刘湘的“特务工作委员会”的破坏，省委书记刘愿庵、军委书记李鸣珂惨遭杀害，省委遂决定调李家俊到省委工作。李家俊走后，由于领导力量削弱，加之敌强我弱，这支游击军于1930年7月全部失败。

　　在这期间，王维舟又以百折不挠的精神，在开江县任市铺、广福场等地，发动群众，组织农民武装，开展斗争。中共梁山地下党组织也在虎城场、南岳场一带，组织共产党员打入团局的壮丁队，组建了由石怀宝、蔡奎等领导有六百多人、四百多支枪的虎南游击队。其时，中共四川省委受立三路线影响，命令川东刚刚成立的游击武装南渡长江，进至鄂西南的建始、恩施地区与红二军团会师，然后“共同包围武汉”。7月29日，任市铺和虎南等游击队南下，在忠县西北的黄钦坝，与共产党员李光华、李次华、李维领导的梁山太平乡壮丁队，王一贯领导的梁山龙沙乡壮丁队会合，组成了拥有三千多人的“川东游击纵队”。李光华任纵队总司令，王维舟任副总指挥。这支新军成立不久，军阀刘湘即派驻忠县的陈兰亭师、驻梁山的王致义师进行“围剿”。因敌我力量悬殊，我军避敌精锐，转移至忠县黄水坝，恰遇陈兰亭部堵截，遂在沙河场与敌展开激战。在这紧急时刻，游击纵队干部便在忠县后山黄金场召开紧急会议，讨论部队的行动问题。在“左”倾路线的影响下，多数同志误认为，“一个中心城市胜利即一省胜利，一省数省胜利即全国胜利”。省委派来的牛大鸣说：“这是上级党的命令，下级党应服从。”王维舟则认为，部队成立不久，缺乏战斗锻炼，思想也不稳定，行动不统一，战斗力不强，应暂缓东进为宜；即使要执行上级指示，也应选派部分精锐东征，余部回本地农村游击。经过三天的争论，王维舟的正确意见被否决。8月初，部队南下至忠县的石宝寨渡过长江，进抵石柱县西界沱，与活动在涪陵、丰都、石柱边界的、由赵启民率领的一支游击队伍会合。整个游击队进至石柱县西罗坪，被刘湘的陈兰亭师包围，我军疲惫应战，猛战三昼夜，最后弹尽粮绝，遭到惨重损失。李光华、李次华受伤被俘，后被害于丰都。我军余部在“八德会”武装的掩护和帮助下，返回梁山、达县地区。

　　1930年底，王维舟在梁山、达县、开江交界的以百里槽为中心的地区，重建根据地。经过发动群众，组织农民协会，很快发展成为一支拥有五百余人枪的游击队伍。

　　1931年4月初，中共四川省委在成都召开会议，王维舟、王波前往参加。会议结束，王维舟奉命返回川东开展第三次游击战争，王波留在成都工作。王维舟抵达万县后，暂住由宣汉迁来的长兄王佐卿家楼上，等待游击区来人护送去根据地。第二天黄昏时，上维舟到盘龙石公园散步，见路上军警密布，戒备森严，势态紧张。他正在纳闷之际，忽然遇到在旧军任职时结识的副官长李培之，李悄悄告诉他说：“你来万县，已被叛徒向王陵基告密。刚才军警已包围了你兄长的家，因未抓到你，已将你兄长的一家人抓起来严刑拷打，正追查你的下落。家中财物已被匪徒洗劫一空。”李培之引他潜至在旧军任职时的一位好友李重仁的父亲店内(钱庄)，连夜化装成妇女怀抱婴儿，坐于轿内，前面打着钱庄灯笼，越过警戒线，到达后山菜花寨。三天以后，山红区交通员来接头，把他护送到梁、开、达交界的根据地，尔后又投入了新的战斗。

　　根据省委指示，第二次游击战争的主要任务是破仓分粮，训练农村青年，扩大游击武装力量；王维舟任川东军委书记和川东游击军总指挥。总指挥部设在宣汉、开江、开县三交界的六厂坪，后移驻宣汉芭蕉场大山坪。王维舟召集紧急会议，传达省委指示，纠正执行立三路线的错误，总结经验教训。会议根据省委的指示和游击队广大干部的意见，确定了新的工作方针。

　　总指挥部成立后，对分布在梁山、宣汉、达县、开江、万源等地的游击队进行了改编，分三个支队，分三路发动、组建。第—支队长蔡奎，第二支队长谯长吉，第三支队长由王维舟兼任。第一支队首先在达县万家坝一带进行组织。王维舟在开江县广福场活动，他从被撤掉团总职务的曾敬孙、李介眉那里，搞来步枪六、七十支，武装了这个支队。但出乎意外，第一支队因混入了阶级异己分子，只在那里活动了两个多月，就被反动富农分子金长毛叛卖。他勾结官兵，又对游击队放毒，趁战士们昏倒时，突然将游击队包围、屠杀。蔡奎虽被一农民救出，不久仍遭杀害。

　　第一支队失败以后，另外两个支队更加谨慎稳妥行事，按原订计划，发动群众，组织农会，破仓分粮，发展游击队，扩大根据地。

　　游击队的发展和根据地的扩大，震撼了四川军阀的反动统治。在游击队总指挥部附近的清溪场、南坝场、芭蕉场，敌人加强兵力，经常有一营人或一团人驻扎。各个乡镇到处张贴捉拿王维舟、悬赏十万元的通缉令。刘存厚还增派他的第二师到铜鼓石、下八庙一带游击区“围剿”，并且逼近游击军总指挥部。

　　游击军总指挥部根据敌我势态发展，调集各地游击队主力，采取灵活战术，打有准备之仗，胜利地进行着反“围剿”的斗争。在宣汉铜鼓石一战，游击军将刘存厚增派的第二师击溃，活捉了刘存厚的表弟一匪军上校团级副官、南坝场禁烟局长陈炳章，以他作为人质，换取了刘存厚的五万块大洋，狠狠打击了敌人的威风，振奋了游击军的士气。

　　1932年夏，梁(山)达(县)中心县委的活动中心由梁山，大竹地区转到达县蒲家场，中心县委书记杨克明参加了游击军的领导，在宣汉、达县一带深入农村发动群众，抗捐抗税；吸收一大批斗争中涌现出来的积极分子入党，扩大了游击队伍。同时分成了若干小股游击队袭击团防，没收税款，镇压顽固的豪绅地主。王维舟转至开江广福场一带坚持游击战争，增派得力党员干部，前往城口、万源游击区，加强和恢复游击活动，并经常同中心县委保持密切联系。经过不长时间的努力，达、宣、城、万、梁及，开江、开县地区的游击战争开展得十分活跃。在游击区内，党的领导加强丁，农民协会发挥了有力的作用，还成立了赤卫队、少·

　　先从、儿童团。妇女会等群众组织。

　　(九)

　　１932年底，正当四川军阀混战于川西，而川北防守空虚的时候，红四方面军越过巴山，进入川北。消息传来，川东游击军广大指战员和游击区的革命群众，莫不兴奋异常。川东游击军总指挥部数次派人前往通、南、巴，想与红四方面军取得联系，都杳无音讯，几次派去的人也不知下落。王维舟回忆这桩往事说：由于张阔焘路线的错误，可能是对派去接头的人不信任，遭到了杀害。

　　为配合红四方面军行动，扩大游击根据地，争取与主力红军会合,中共四川省委指示川东军委和梁、达中心县委，迅速动员一切力量，巩固和扩大游击军。在红军入川和各地革命浪潮高涨的影响下，川东游击军在1933年夏秋之间迅速发展到两千多人，随即进行改编：川东军委书记王维舟任川东游击军总指挥，冉南轩任第一支队长，王波任第二支队长，蒋群麟任第三支队长，积极活动于宣汉、达县、城口、万源、开江、开县广大地区，牵制了四川军阀刘湘、刘存厚两个师的兵力。

　　1933年8月，红四方面军乘胜进军，不仅粉碎了军阀田颂尧的三路围攻，开拓了纵横两三百里的根地,部队由四个师改编为四个军，而且正在发起仪(陇)，南(部)进攻战役。这时，

　　王维舟率领川东游击军主动发起攻势，袭击达、宣之间的双庙场、马渡关、元山场、清溪场等地的敌军，曾在南坝场、峰城场击溃敌人两个团。10月，红四方面军赢得了营(山)渠（县)战役的胜利，乘胜向宣汉、达县方向推进。王维舟率领川东游击军，有力地配合红四方面军组织的宣(汉)达(县)战役。刘存厚放弃宣汉，连夜南逃，游击军堵住渡口，消灭两连敌人，并缴获装满枪枝弹药及其它军用物资的十几只船。

　　在宣汉南坝场、游击军还包围了廖雨辰从万源下退的八个团的兵力，相持一周。这时，徐向前到了宣汉，即派许世友率主力增援。两军配合，猛攻南坝场、圣灯寺大山，全歼敌人。川东游击军便在南坝场、黄金口、普光寺一带，同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

　　川东游击军对红四方面军入川作战的胜利，起了有力的配合作用。正如朱德在《祝维舟同志五十六寿辰》一文中指出：“有着这一批川东游击队伍，才使入川的红四方面军能迅速的扩大起来。”

　　川东游击军同红四方面军会合以后，盘踞在达、宣、城、万的封建军阀刘存厚狼狈逃走。革命红旗在达县、宣汉地区飘扬，广大工农群众欢天喜地。参加游击军的人数陡增数倍。梁达中心县委书记杨克明，在达县几个乡活动几天，就组织了数千人。整个川东地区，游击队伍达三万人之多。这时，川东游击军已发展到一万多人。

　　1933年11月2日，在宣汉城东门外广场上召开了军民大会。王维舟受命主持了这个大会。会上由红四方军的政治委员陈昌浩宣布：川东游击军正式改编为红四方面军第三十三军，辖三个师。经党组织决定：原川东军委书记、川东游击军总指挥王维舟任红三十三军军长，原梁达中心县委书记杨克明任政治委员；任命蒋群麟为九十七师师长，冉南轩为第九十八师师长，王波为九十九师师长。

　　就在这个时候，四川军阀刘湘在蒋介石的指使下，已就任四川“剿匪”总司令，发动了对川陕革命根据地的六路围攻。刚成立的红三十三军，立即投入了粉碎刘湘六路围攻的战斗。王维舟指挥全军，担任左翼阻击任务，负责从宣汉芭蕉场到开县、宣汉间樊哙店长达四百余里的警戒线。敌人以为红三十三军成立不久，新兵很多，不堪一击，反动气焰十分嚣张。那知这支由翻身农民组成的、经过战争严峻考验的游击队员为骨干的军队，怀着对军阀的深仇大恨，有力地抗击了敌人的猖狂进攻。在开县、宣汉间的杨柳关一带，在开江高桥一带，红三十三军曾勇猛地击溃敌人的猖狂进攻，与敌王芳舟部及廖雨辰部对峙二十余天。就在红四方面军发出“收紧阵地，诱敌深入”的部署下达以前，还曾发起最后一次反攻，把敌人赶出几十里外，打到开江三口、温塘井一线。当奉命撤至南坝、前河以西一线时，仍节节阻击，粉碎了敌人多次进攻。后来在厂溪、官渡、固军坝等战斗中，又歼灭敌主力三个团。在万源清花溪、罗文坝战役中，除担任钳制敌人的任务外，还消灭地方反动武装两千多人。

　　1934年6月，红三十三军奉命东出，攻占城口。以后在罐口场、庙坝场一线坚守阵地两月之久，先后击溃郝耀庭，王太旦、崔二旦的多次进攻。8月，红四方面军发起反攻，红三十三军不仅积极参加正面作战，而且在严重缺粮情况下，筹集粮食供应兄弟部队，在粉碎刘湘六路围攻中起了重大作用。

　　1934年春，王维舟还曾组织指挥过三十三军消灭“神兵”的战斗。当时，活动在万源、宣汉一带的反动地主武装，趁我军前方吃紧之机，发动叛乱，十分猖狂。他们利用封建迷信组织了什么“孝义会”、“大刀会”、“扇子会”、“大本团”、“圣母团”等反动会道门，说什么他们“真神护身，打不死”；“红军的机关枪打不响”等等。王维舟在川东游击军时期，早有打反动“神兵”的经验。他一面向广大群众宣传科学文化，破除封建迷信；一面对反动会道门头子及其巢穴采取歼灭的措施。这次，他让副军长罗南辉率领一支专打“神兵”的部队，经罗文坝、王坝、清花溪，沿宣汉后河，再扫到万源县全境及城口县城下。每战必胜，歼匪两千多人。这对巩固川陕苏区，起了积极的作用。川陕省委还为此对红三十三军进行了表彰。

　　然而，当时在红四方面军担任要职的张国焘，对红三十三军却从来不予信任。王维舟曾在苏俄列宁召集的东方和平会议上见过张国焘。红四方面军入川后，他两人又常见面。张国焘始终认为他是知识分子，对他的很多建议，不采纳；对他率领的部队，也加以歧视。王维舟部队改编后，人多弹少，武器、弹药缺少补充。张国焘在作战中对该军的指导也很不及时，有时失去联络和配合，使之几次处于孤军奋战、被敌包围的困境。对于张国焘的这些作为，王维舟很难理解；但为了顾全大局，他总是努力克制，严格要求自己，仍然忘我地工作和战斗。

　　使王维舟感到最痛心的是张国焘执行宗派主义的组织路线和错误的肃反政策，杀害了经过党多年培养出来的三百多名青年干部。红三十三军成立不到半月，在宣汉双河场召开绥定党代表大会时，即以“审查代表成分”为借口，将川东游击军干部黎时中、龚堪庸、龚堪彦，王荣澍、牟永烙等七十余人逮捕杀害。与此同时，陈昌浩在宣汉冉家垭口，将二九五团团长吴某与副团长邓某及连级干部五人妄加杀害。张国焘又以调动工作为名，将达、宣及三十三军中的知识分子郑廷壁、修焘、王心敏、王心正、任俊卿、高继升等五、六十人，分送各县保卫局处决。与王维舟并肩战斗过的原川东游击军的高级领导干部蒋群麟、冉南轩，任九十八师、九十七师师长不及一月，便接通知去巴中参加所谓“军事会议”，惨遭活埋。在粉碎刘湘六路围攻的战斗进行得正激烈的时候，张国焘从火线上撤换调走军政委杨克明以及团、营、连、排干部共五十多人，除杨克明、杨正坤得到幸免和营救外，其余均下落不明。尽管遭到如此骇人听闻的残杀，红三十三军的同志们并未对革命悲观失望，仍然勇敢杀敌，  一往无前；他们坚信那不白之冤，总有一天会得到昭雪!

　　(十)

　　1934年11月中旬，王维舟得到通知，随总部徐向前去巴中清江渡参加军事工作会议。会上，徐向前作了军事报告，总结了反六路围攻的经验。张国焘提出放弃川陕根据地，向甘南发展的错误主张。徐向前等则主张依托老区发展新区。此后，红四方面军被迫撤离川陕根据地，开始了艰苦的长征。1935年1、2月间，王维舟被调到总部参加广(元)昭(化)战役、陕南战役的指挥工作。3月，红四方面军发起强渡嘉陵江战役。战役前，王维舟随徐向前、王树声在西线嘉陵江沿岸寻找渡江点，他们的足迹踏遍了嘉陵江上下数百里，发现苍溪县附近的塔子山山多隘险，敌人虽在沿江修筑了很多碉堡，但防守兵力薄弱，于是决定在此渡江。部队先在苍溪后山凉风垭下小河边制造了三十多只木船，每船能容一排人。渡江前夜，将木船秘密运到塔子山小溪口。3月28日渡江战役开始，王维舟在塔子山上指挥炮兵，王树声在江边指挥突击队偷渡。两人并肩作战，配合战斗。当木船快接近对岸时，才被敌江防部队发觉。王树声即电话通知王维舟下令开炮。山上的二十四门迫击炮，向早已测好的目标猛烈射击，掩护渡江突击队登陆。在数路大军的猛攻和密集炮火的威力下，敌人惊慌失措，全线江防土崩瓦解。

　　胜利渡江之后，红四方面军横扫嘉陵江西岸敌据点，半个月内连克昭化、剑门关、梓潼、青川、江油、平武、中坝、北川等地。当红四方面军主力正向北川、平武、碧口川甘边推进时，在后方主持工作的张国焘，慑于敌人的“川陕会剿”，在强敌向通江、南江围攻时，他就率领后方机关和红军撤过了嘉陵江，擅自放弃了老苏区，迫使红军经茂县西渡岷江，进入理县(杂谷脑)少数民族地区。王维舟和红三十三军广大指战员对放弃川陕苏区，是不满意的。

　　1935年6月中旬，红四方面军与中央红军在懋功会师，王维舟奉命同傅钟一道去马塘欢迎党中央和毛主席。全军指战员无不欢欣鼓舞，而张国焘却包藏祸心。王维舟在和张国焘的接触中，发现他不尊重党中央、毛主席和周副主席，歧视中央红军，接待也不热情。联系到张国焘5月中旬在茂县成立“西北特委”和“西北联邦政府”时的情况，王维舟更产生了疑虑。两河口会议后，张国焘拒不执行党中央决定的北上的方针，在四方面军干部中散布流言蜚语，要求改组中央军委和红军总司令部，并在供给上百般刁难。王维舟耽心如此下去，会分散革命力量，于革命事业不利。

　　1935年8月20日毛儿盖会议后，中央决定将一、四方面军混合编为左、右两路军，并派朱德、刘伯承和张国焘一道率领左路军北上。王维舟率领的红三十三军属左路军，与朱德、刘伯承时常见面，他想越是困难，越应和衷共济。9月初，左路军主力已北上到达阿坝。党中央电令张国焘率左路军向东与右路军靠拢，全力向北推进。张国焘却以种种借口按兵不动。朱德总司令督促张国焘执行中央指示，并在阿坝准备了干粮。部队到达嘎曲河岸，适遇河水陡涨，张国焘令王维舟率一个团沿河岸探察渡河点；正待出发，他又下令停止探察。嘎曲河水不太深，只要决心过河，总是可以设法过去的。而张国焘以“嘎曲河水涨”，“粮食缺乏”为借口，命令全军往阿坝撤退。行至一宽阔的草地，又下令停止前进，暂时休息，召集高级干部会议。会上，张国焘阴险狡诈地问大家：我军是前进呢?还是返回南下呢?，有的高级干部也指责中央红军是“逃跑主义”，主张红四方面军“不该往北逃跑”。朱德总司令坚持原则，坚决维护中央的方针，指出北上是正确的，南下是错误的。由于意见分歧，秩序大乱，张国焘则以冷笑和讽刺的态度来批评中央。他不但要红四方面军孤军南下，而且主张全部南下，急令秘书发出密电，迫使徐向前、陈昌浩率四方面军一部脱离右路军南下。对于张国焘的这种错误行径，王维舟是忧虑和不满的，行动上是被迫的。当左路军返回阿坝，经马塘、绰斯甲一带草地进驻卓克基时，张国焘又令王维舟率领一个团绕嘎曲河上游去接陈、徐率领南下的红四方面军。后接陈昌浩电，由原路经黑水返卓克基，王维舟又返回绰斯甲。

　　这时张国焘已野心毕露，公开进行反党活动。10月5日，在绰木角拉扰一些干部开会成立伪中央，自封中央主席，并捏造是非，诽谤党中央。朱德、刘伯承坚持原则，坚持团结，  反对分裂，耐心向干部解释。王维舟对于张国焘的分裂行为是看清楚了的，但由于一贯受张国焘歧视、怀疑，此次会议只是列席旁听，无发言权，也只好忍气吞声。

　　部队在卓克基编成两个纵队，其中一个纵队由倪志亮任总指挥，王树声任副总指挥，王维舟任参谋长。在张国焘的错误路线指导下，部队南下，占芦山、天全等县，最后在名山县百丈关恶战。王维舟参加了指挥百丈关的战斗。我军伤亡惨重，不得不退回草地，翻夹金山，于1936年2月西进甘孜地区。这时，王维舟被张国焘任命为中央五局局长，兼任抗日联军总司令。三十三军宣布取虽未消，却已名存实亡，过丹巴时与五军团合并了。

　　1936年7月，红二、六军团到达甘孜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在朱德、任弼时、贺龙、关向应、刘伯承以及徐向前等强烈要求下，张国焘被迫同意北上。

　　王维舟领导的五局，其任务是侦察和调查通过草地的路线。部队在荒芜辽阔的草地，粮草无着，困难不小。王维舟总是当先行官，筹粮措款，扫清障碍。在阿坝南面，敌人派上千骑兵，堵住红军去路。部队只好集中战马，组成骑兵师。许世友、王维舟率领这支骑兵师，选择有利地形，占领山头，敌人上来，就扔手榴弹，用机关枪扫射；敌人溃逃了，粮食也就有了。在那最困难的日子里，由于张国焘的歧视和虐待，朱德没有马骑，王维舟从五局挑了五匹壮马，使朱德、康克清和参谋部的同志得能骑马行进。部队过了阿坝，涉嘎曲河(只半人水深)，经过上、下包座，到达甘肃哈达铺，进驻岷州城下。岷州城被甘肃敌军鲁大昌、邓宝珊坚守，红军四面包围未拿下。张国焘主张绕道青海到甘北、新疆，打通“国际路线”。朱德、刘伯承等主张与党中央、毛主席会合。开了几天会，争论不休，最后仍执行张国焘主张，经拉卜寺草地向青海方面前进。在岷州时，张国焘命王维舟西去洮州(即今临潭)做李经义部(邓宝珊的一个旅)的争取工作。经过一番工作，并任命李经义为抗日纵队司令，使红军较为顺利地进至洮州。该处因系草地，粮食奇缺，部队进退两难。继续往前走，全军将有自取灭亡危险；想回中央，又无颜见毛主席、周副主席。党中央和毛主席不记前怨，派陈赓率部队来迎接，要张国焘与中央红军会合。经再三劝说，张仍固执己见，拒不会合。而敌人大军愈益逼近，唯一上策是越过甘陕公路北上，靠近中央红军驻地。张国焘被迫往会宁方面前进。敌人紧跟追击，我尾随部队在会宁以南的华家岭阻击歼敌，原三十三军副军长、五军团副司令罗南辉在战役中英勇牺牲。

　　部队越过甘陕公路，到达会宁与一方面军会师后，张国焘野心不死，借口“执行中央军委宁夏战役计划”，以欺骗手段提出“建立河西根据地”的口号，命令四方面军前锋部队两万余人，折向西北，从甘肃靖远县虎豹口西渡黄河。结果只过去了五军、九军、三十军及四方面军总部，其余部队因渡口被胡宗南控制过不去。已过河的部队组成西路军，向河西走廊孤军深入，困于祁连山，最后遭到惨败。原三十三军的广大战士和干部，包括军政委杨克明均牺牲殆尽。王维舟则随未过河的部队与中央红军一道，参加了山城堡战斗；是役后即进驻保安，终于回到了党中央和毛主席的身边。

　　(十一)

　　在保安，王维舟和刘伯承一起见到了毛主席。王维舟当面向毛主席报告了张国焘如何搞分裂阴谋活动，挑拨一、四方面军的团结，反对党中央，如何歧视三十三军，残酷杀害数百青年干部的种种事实。毛主席面示说，目前因红四方面军尚在甘北未完全过河与中央会合，四方面军的干部也还未完全认识到张国焘错误路线对革命的危害，因此对张国焘的错误的深入揭发检查，时机还不成熟，希望作好准备，还要他暂时切守秘密。

　　到保安后，中央任命王维舟为中央军委四局局长。1937年1月，他又随中央直属机关迁到延安。经本人请求和中央批准，王维舟进延安红军大学学习。当时的红军大学(“西安事变”后改名“抗日军政大学”)，设备非常简陋。住窑洞，没有教室就在院坝里上课，没有黑板就在墙上写字。艰苦的学习生活，对于过惯了游击生活、吃过长征困苦的王维舟来说，已感到很舒适了。他十分珍惜这个学习机会，如饥似渴地学习马列主义和毛主席著作，既学政治，又学文化，兴奋之情难以言喻。特别是毛泽东在百忙中经常来抗大讲课、作报告，给学员们很大的教育和鼓舞。

　　在抗大学习期间，中央领导开展了批判张国焘错误路线的斗争。王维舟积极参加了这一斗争。王维舟对张国焘所犯错误的揭发，严肃认真，实事求是，不夸大，不隐瞒，坚决执行党中央和毛主席对犯错误的干部的正确政策。

　　(十二)

　　王维舟在抗大毕业后，正值芦沟桥事变发生，伟大的抗日战争开始了。1937年8月下旬，陕北主力红军三万余人，正式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王维舟任一二九师三八五旅副旅长。1938年初，旅长王宏坤调抗大学习，王维舟任旅长兼政委。

　　红军在陕西三原县云阳镇一带改编后，三八五旅作为留守部队进驻陇西三河镇；一个月以后，又进驻陇东庆阳一带。三八五旅的主要任务是保卫陕甘宁边区，保卫党中央，巩固八路军的总后方，同时组织生产自给自足。当一二九师主力奔赴抗日前线转战太行山区，在晋东南开辟抗日根据地时，三八五旅加紧了防特、剿匪，保护边区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各种组织和群众团体的工作，同时开始组织生产运动。当1939年底至1940年初，国民党掀起了第一次反共高潮，胡宗南部队侵占了淳化、旬邑、正宁、宁县、镇原五座县城时，三八五旅进入前沿阵地，投入了紧张的战斗。当1941年1月国民党制造“皖南事变”、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后，三八五旅进行了反磨擦的斗争，一面练兵打仗，—面组织生产。1941年至1942年间，陕甘宁边区同其它解放区一样，财政经济处于极端困难的状况，正如毛泽东所说；“我们曾经弄到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党中央和毛泽东及时提出了“生产自给”的方针，王维舟积极响应。他同三八五旅指战员坚决表示：敌人在哪里进犯我们，我们就坚决把它消灭在哪里；敌人封锁我们，只能促使我们生活得更好。在王维舟的率领下，抽出七七○团开赴大樵山脉创办农场，向荒山进军，向土地要粮食。

　　大樵山脉，在陇东合水县东，连绵数百里，山脚下有大凤川、小凤川。这一带有数百亩可开垦的荒地，附近又有大片原始森林。要把这没有人烟的荒山荒坡变成美土良田，自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从小在农村磨炼过的王维舟，对于开荒种地并不陌生。他向干部战士作思想动员，群策群力，白手起家，热火朝天地干起来。没有农具，拾破铜烂铁自己炼铸，没有宿舍，用树枝、野草搭临时草棚。因三八五旅战士多是南方人，不熟悉北方下种季节和生产管理技术，就请当地老农指导。仅一年功夫，获得了农业丰收，既有粗粮，又有稻米，解决了全旅指战员的吃饭问题。

　　王维舟还组织了运输队，到三边(定边、靖边、安边)地区去驮盐，解决了部队和边区人民的食盐问题；又以盐换布，解决穿衣问题。部队还砍树烧木炭，解决煮饭和取暖的问题；组织畜牧业和手工业，做到了每个战士养一头猪、一只羊、两只鸡，四人养一条牛。用羊毛纺线，织毛衣、毛袜和手套等御寒物资，节省了开支。

　　王维舟还发动指战员自己动手，建造营房。各级干部自己设计蓝图，自己动手施工，不到半年时间，各营除宿舍外，还修有教室、阅览室、俱乐部、浴室、理发室和公共体育场等。从合水县城到大凤川，这一百多华里的弯曲小道，用了两个多月时间，修成了一条平坦的大马路。在大凤川和小凤川的衔接处还修了一座大木桥。后来这些大小建筑，大都被胡宗南部队破坏，有的还保存到现在。

　　经过部队几年的辛勤劳动，荒无人烟的大凤川变成了土地肥沃，禾苗茁壮，绿树成荫。交通方便的小江南。

　　1943年2月，王维舟被评为陕甘宁边区劳动模范，赠送给他一件珍贵的纪念品：一块矩形的漂白布，四边印有红色图案，中间闪耀着毛泽东亲笔题词“忠心耿耿，为党为国”。副题是“书赠王维舟同志”，落款是“毛泽东”。  (原件存中国革命军事博物馆)

　　1945年4月，王维舟出席了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被选为候补中央委员。毛泽东主席接见了王维舟。

　　(十三)

　　1946年1月，我党周恩来等一行七人，赴重庆谈判，并参加了政治协商会议。党中央、毛主席派王维舟去重庆，任中共四川省委副书记。

　　1946年3月，王维舟带领全家，告别陇东战友，秘密地来到了重庆。先期到达重庆参加政治协商会议的中共代表团成员吴玉章担任中共四川省委书记。从此，两位老革命家又生活在一起，战斗在一起。开始，四川省委是秘密活动的。后来，因国民党政府要“迁都”南京，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也必须迁移，党中央决定四川省委公开，以便进行统战工作和对付国民党。4月30月，周恩来在重庆举行的最后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公开了中共四川省委，介绍了吴玉章、王维舟为省委正副书记。周恩来、董必武等离开重庆后，中共四川省委的担子更重了。省委的同志们团结一致，信心十足，工作干得很出色。经过斗争，国民党官方不得不承认我党的合法地位。

　　但是，随着国民党对我东北解放区和中原解放区的大举进攻，随着全面内战的爆发，重庆的气氛已经很紧张。办事处的门前屋后，军警岗哨林立，便衣特务监视。尤其是对王维舟，国民党十分害怕，报纸天天造谣，今天说王维舟已到川北打游击，明天说王维舟要在重庆搞武装暴动，为加害王维舟制造舆论。7月，蒋介石公开下令限王维舟三天内出川。重庆市长，代行营主任张笃伦借请客吃饭为名，把吴玉章，王维舟请到他家，传达蒋介石限期要王维舟出川的命令。张笃伦说：你王维舟是搞兵变暴动的专家！党考虑到王维舟的安全，也为了便于应付更困难复杂的局面，决定王维舟撤走，并疏散大部分同志。然而，国民党当局却又故意刁难，不给王维舟签发出走的飞机票。为此，吴玉章专门去找国民党要人张群说理。张群第二天送飞机票给吴玉章时说：“王维舟是搞军事的，他不走，大家不放心！……”可见，国民党何等害怕共产党人搞武装斗争！

　　王维舟及其一家，由国民党派机送到南京。这时，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等正在南京同美蒋反动派进行针锋相对、寸土必争的斗争。王维舟在南京留了两个月，后经周恩来交涉，才率全家乘专机返回延安。

　　(十四)

　　1946年9月，王维舟返回延安时，国共谈判已经完全破裂，国民党反动派发动了全面进攻，不仅大举进犯中原、山东、晋冀鲁豫解放区，而且以大军包围陕甘宁解放区。奉中央命令，王维舟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副司令。1947年3月，国民党反动派由全面进攻转为重点进攻，蒋介石调集三十四个旅、二十三万人的兵力，进攻陕北解放区，轰炸中央所在地——延安。而当时陕北的兵力只有六个旅、共两万余人。为了诱敌深入，打击和消灭敌人，党中央和毛主席决定撤离延安。毛主席说：“少则一年，多则两年，延安仍要回到人民的手中的。”王维舟怀着必胜的信念，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亲自指挥下，协助和配合野战部队，给机关干部和军民作动员，指挥和帮助中央各机关撤离延安，向陕北绥德和三边一带转移。

　　1948年4月下旬，延安重新回到了人民的怀抱，王维舟也重返延安。为了迎接新的胜利，党中央于5月迁至河北平山县西柏坡村。毛主席曾指示王维舟等说，“敌后各战区不断取得胜利，全国反攻的形势即将到来了。我去华北，计划解放全中国的事情，延安收复后的善后工作，你们去做。”遵照毛主席的指示，王维舟继续留延安处理收复后的善后事宜。西安解放后，又前往西安，准备解放大西南。

　　(十五)

　　1949年3月，党中央在西柏坡村召开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七届二中全会。王维舟出席了这次会议，听取和学习了毛泽东的重要报告，认识到党的工作重点由农村转移到城市的重要性和迫切性。他用心钻研进城以后党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基本政策。会后，他曾去北京学习参观，又返回西安，为进军四川作准备。不久，中央任命王维舟为进军大西南的西路军副司令。1949年12月29日，王维舟随军进驻成都。

　　1950年8月成立西南军政委员会，王维舟任副主席。次年，他作为中央人民政府南方老根据地访问团川陕分团团长，回到当年曾经战斗过的地方，访问老红军、老游击队员及军烈属，搜集川陕革命根据地的文物资料。在整个访问过程中，他深感这个工作的重大意义，无比的感慨。战友的重逢，乡亲的会晤，往事的回顾和未来的憧憬，把他和根据地人民紧紧地连在一起。

　　西南是个多民族的地区，全国少数民族当时三千多万人，西南就占了将近一半。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民族隔阂，尚须作大量的过细的工作。王维舟对民族工作是有深切体验的。他担任了西南民族事务委员会主席、西南民族学院的院长后，同少数民族的关系很密切，不但同被剥削、被压迫的下层人民有强烈的阶级感情，而且按照党的政策，积极做上层头人的统战工作。

　　王维舟在西南军政委员会工作期间，十分尊重西南局的领导。对西南军区司令员贺龙，他既尊重，又亲密无间，两人见面无话不说。对党分配的各项任务，他总是努力去完成。他组织观念强，工作积极主动。组织上照顾他年老体弱，通知他的秘书，有些会议他可参加，也可以不参加，但是他只要接到通知就一定要去。

　　（十六）

　　1954年，西南军政委员会撤销，王维舟调任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常务委员；同年被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1956年夏，他离重庆去北京。

　　1956年9月，王维舟参加了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被选为中央委员。

　　王维舟在北京生活的年代里，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既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也走了一些弯路。对于阶级斗争的扩大化，对于干部中的浮夸风，对于经济建设中的瞎指挥，他感到这是历史前进中出现的新问题，需要总结经验予以解决。他坚信我们党能够克服缺点，纠正错误，不断前进。

　　使王维舟不能理解的是，在文化大革命中，为什么有人把我们党说得一团糟，把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成就一笔抹煞？为什么党的民主生活不正常，社会秩序、生活秩序遭到破坏？为什么老一辈革命家都变成了叛徒、特务，各级领导干部都变成了走资派？他目睹一场大浩劫，“为党为国”，忧心忡忡。

　　当层层揪斗走资派的风刮到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的时候，总政治部主任肖华受到很大的冲击。对于肖华的历史和现实、思想和工作，王维舟素有了解。什么“走资派”？为什么要“揪”？要“斗”？出于对同志的关心和爱护，他嘱肖华同志去他家暂住。这种正义的行动，竟然被叛徒江青视为“保皇”，诬蔑王维舟“窝藏走资派”，是个“不甘寂寞的老头”。如此恶毒的诽谤，王维舟非常气愤。忧虑和郁积，使年过八旬的革命老人健康状况每况愈下。一次，长征时期的警卫员贺长清去医院看望他，他说：现在把我党我国搞成个什么样子啊？！他哭了！贺长清也哭了！这位“忠心耿耿，为党为国”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悲愤中于1970年1月10日含恨逝世了！

　　1979年12月29日下午4时，在北京八宝山公墓礼堂举行了王维舟追悼会。正如悼词所说：“王维舟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是战斗的一生。他的逝世是我党的一大损失。我们悼念王维舟同志，要学习他忠于党，忠于无产阶级事业的革命精神。要学习他密切联系群众，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更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高举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坚决贯彻执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和五届人大二次会议精神，为实现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而努力奋斗。”这就是我们党对王维舟同志一生的公正评论。王维舟虽然逝世了，但他的革命精神，他对革命事业的赤胆忠心，将永远留在人间。（四川大学川陕革命根据地科研组 徐正明 执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