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世炎

　　赵世炎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杰出理论家和组织活动家，他为共产主义进行了艰苦卓绝的英勇斗争。虽然他二十六岁时就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但其英名和业绩将永远镌刻在中华民族革命斗争历史的丰碑上，光彩熠熠地照示着千千万万的后来人。

　　（一）

　　1901年4月13日，赵世炎诞生在四川省酉阳县龙潭镇的一个地主兼工商业家庭。父亲赵登之，对子女教育极严。母亲陆氏，出身寒微，性格善良、温厚。二哥赵世珏，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他重视对弟妹灌输新思想，常从外地寄回一些介绍民族英雄的书籍，并在书面上写上“富弟（即世炎）效之”的字样。赵世炎从这些书刊中受到了革命思想的启发。

　　1912年，赵世炎到龙潭高级小学读书。他从地理教员王勃生那里听到祖国被帝国主义瓜分的情况，为中华民族的灾难而感叹。他崇敬岳飞、文天祥、史可法等民族英雄，恨洪承畴之类民族败类；决心效法民族英雄，为拯救中华民族献身。他还开始接触到从西方传入中国的一些新思想，如达尔文的《进化论》，赫胥黎的《天演论》和卢梭的《民约论》等。

　　1915年8月，赵世炎到了北京，考入国立北京高等师范学校附属中学。这个学校的民主空气和学术空气很浓，成立了各种研究部和学会，还办有学术刊物，老师和学生共同研究问题，纵谈天下大事。这对他后来走上革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赵世炎在师大附中学习期间，正是祖国内忧外患加剧的年代。他积极参加新文化运动，并用各种形式阐发了自己的民主主义观点，强烈要求民主与科学，反对封建专制与愚昧，在《三代非专制辩》一文中，借助历史上三代为公之例，抨击了封建专制主义。他说：“君，群也。”认为君只不过是群众的头，决不能离群而为私。他又指出：“古代上下一体，今则偏上偏下；古代民意机关公于众，今日民意机关萃于一，公于众者名实相称，萃于一者有名无实。”一针见血地揭露了袁世凯复辟称帝的反动实质，召号民众起来为反对专制，争取民主而斗争。在《说图书馆友人问何》一文中，赵世炎提倡大力发展科学文化事业：“倡之教育，以进其智，兴之法变，以进其德”，此乃兴国之途。在《论行青苗法之利病》一文中，他主张必须“注意于民生之利病”，进行有利于民众的社会改革。

　　1917年，赵世炎结识了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先驱李大钊。当时李大钊、王光祈、周太玄等人正在酝酿创办一个传播新思想的学会，他们认为赵世炎是一个很有为的青年，值得特别注意。在筹备“少年中国学会”期间，许多活动都邀请赵世炎参加。

　　1919年，正当赵世炎中学毕业前夕，伟大的反帝反封建的“五四”运动爆发了。赵世炎积极投入了运动。他大声疾呼：“日本强占我们的青岛，欧美人同意他们占据青岛，段祺瑞不敢力争，我们为了救国，必须起来反对，不能再埋头读书了。”5月7日附中学生会成立时，赵世炎当选为干事长。在“五四运动”中，他遇事冷静，每当发生意见分歧时，他总是耐心地听取各方面的意见，把情况弄清楚，经过分析判断后才发表自己的看法，促使问题完满解决，以致同学们称他为“及时雨”大哥。

　　赵世炎中学毕业后，毅然放弃了报考大学的机会，直接投身于轰轰烈烈的革命斗争。不久，赵世炎就由李大钊、王光祈等人介绍，参加了“中国少年学会”。赵世炎还仿效这个组织，以校友的身份，在附中也发起组织了“少年学会”。学会发展了二十几个会员，并出版《少年》半月刊。这个刊物以研究中国社会问题和民族文学为主。赵世炎认为：要解决中国问题就必须先了解中国，要了解中国必须首先明白中国历史，明白中国社会情况。此外，赵世炎还在附中办起了校工补习班，帮助工人学习文化。

　　“五四”运动以后，解放之声，劳工神圣的呼声激荡全国。赵世炎认为，青年积极上进，最少保守思想，应该为青年的解放而呐喊、呼吁。他在《诸君的自身问题》一文中明确指出：“我以为现在一般青年最重要的事，就是要求解放——对旧社会的解放，脱离种种恶习。”他在《说少年》一文中，深刻地批判了那些封建糊涂家庭，要求自己的子弟“兴家立业，步步高升，光宗耀祖，抱子添孙”的封建伦理思想，猛烈地抨击了当时“中国的学校是些衙门，四班八房，典史差役无所不备，造册子，出训令，一层一级，森威谨严”。赵世炎认为，象这样的家庭和学校，当然只能培养出迷惑的青年，贵族似的学生，而这样的青年又怎能成为国家的依靠，社会的栋梁呢？因此，他大声疾呼，必须改革不合理的学校教育制度。同时，赵世炎积极提倡半工半读，他说：“吾辈能入学校读书，便是幸福”，然而“人生不能仅读知识，读书之外，应发工作”。他认为“读书是劳心，工作是劳力”，“劳力劳心应相间而行，”只有通过劳动才能消除“好逸之思想”，才能把青年培养成为有用之材。

　　1919年10月，他针对当时北京大学学生杨德君自杀事件，尖锐指出：社会不杀青年，青年决不会自杀，社会制度才是真正杀害青年的罪魁祸首。同时，他诚恳地告诫青年：自杀不是出路，“奋斗二字，愚常奉以为人生第一要义”，“生今之世，处此万恶社会，不奋斗，何以为人也”。赵世炎号召青年绝不能听任旧社会的摆布，要敢于奋起斗争。

　　当时，国内正兴起进步的留法勤工俭学运动，这给有志于改造社会的青年提供了一条冲破现状寻求真理的道路。1919年秋，赵世炎进入吴玉章在北京主办的法文专修馆。在此期间，他除了学习和劳动之外，还主办了《工读》半月刊和《平民》周刊。他在《工读》半月刊的创刊词中，公开主张中国应该实行社会主义。他认为：中国社会坏透了，不图解救不可能长久，而解救之道只能是社会主义。因为社会主义最公道、最平等，它无军阀、无财阀、无种界国界，经济上固然好，道德上尤其好。经过实践的探索，使赵世炎的思想发生了飞跃，初步找到了改造中国的唯一正确的道路。

　　1920年，北京反动政府封闭了《工读》半月刊。他决心到法国勤工俭学，进一步寻求革命真理。

　　正当赵世炎准备出国时，他的母亲忽患重病，内心十分痛苦，但为了实现崇高的革命理想，追求新的思想，他毅然告别了家庭和慈祥的母亲，踏上了奔赴法国的征途。

　　（二）

　　1920年5月9日，赵世炎从上海乘“阿芒奥尼克号”船启程去法国。在船上，他写了《航海中之赴法学生消息》一文，兴致勃勃地写道：“这一百多人离开了熙熙攘攘的社会，在波涛万状的大海中作有秩序的生活是顶有兴趣的”，“我们不但不感寂莫，……精神上得到许多愉快，虽船位不佳也不觉痛苦，这……是可以乐告国人的。”6月底到达巴黎。8月，赵世炎进入巴黎西郊工业区赛克鲁的一家铁工厂做工。入厂的那天，恰好是他母亲在北京病故的日子，当他得知这一噩耗之后，悲痛万分，但很快就克制住自己的感情，积极进行艰辛的劳动和学习。10月，他转到三德建一家铁工厂工作，因为不懂技术，只能在工厂里作点杂活。赵世炎对能够同工人在一起进行劳动，感到十分欣慰，但他同时也感到缺少知识的恐慌。因此，他每天除做八小时的勤杂活外，还挤出三、四小时的时间自学，并经常与勤工俭学同学讨论国内外大事，还与国内的同学保持密切联系，积极为国内出版的《少年》写稿，报道留法勤工俭学的情况。

　　1920年冬，战后的法国，工人大批失业，赵世炎也被迫离开了工厂。经过实际的劳动生活，他逐步认识到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的本质。同时，经过这段生活的磨炼，也加深对社会改造问题的重要性的认识。他在给友人的信中指出：希望朋友们“务要从冷静处窥探人生，于千辛万苦中杀出一条血路。”当时，国内正在开展对无政府主义思潮的批判。身在异国他乡的赵世炎对这场斗争十分关注。他坚决地反对这种错误思潮，认为它是空洞的，幻想的，有害的。他明确指出：中国革命必须走俄国人的路，必须进行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

　　1920年底，赴法勤工俭学的学生已达一千二百余人，但绝大部分学生无工可做，北洋军阀政府指使驻法公使将在法无工无学的学生遣送回国，法华教育会也停发维持费，怎么办？需不需要继续勤工俭学？还能不能坚持勤工俭学？赵世炎认为，要革命，首先要组织工人，到工厂做工可以学会组织工人、领导工人的本领。因此，他主张要继续坚持勤工俭学，并反复说明找不到工作只是暂时的。为了团结广大勤工俭学学生，他和李立三等共同发起创建了“劳动学会”。在“劳动学会”的成立大会上，他明确提出了无产阶级必须组织工人才能进行革命斗争的思想。

　　1921年2月28日，蔡和森、向警予等领导蒙达尼附近勤工俭学学生开展了一场争取“生存权”、“求学权”的斗争。这一正义行动却遭到了中法反动派的镇压。赵世炎虽然没有亲自参加这次运动，但在事件发生后，却立即以“劳动学会”名义发表宣言，坚决反对中外反动派殴打学生，号召全体勤工俭学学生团结起来，共同进行斗争。赵世炎为了加强勤工俭学学生内部的团结，确认蔡和森是信仰马克思主义的优秀分子，并主动写信给他，还专程到蔡和森住处蒙达尼，当面交换意见，双方取得了共同的认识，表示今后要共同研究问题。由于赵世炎等人的努力，赴法勤工俭学学生的各部分青年很快地团结起来了，这就为以后开展的“拒款斗争”和“进占里大”的统一行动奠定了基础。

　　在这一年，赵世炎获得了进到法国最大的铁工厂施乃德厂做工的机会。这个厂是华工比较集中的地方，有一万多人。他利用一切机会，深入到工人群众中开展工作。赵世炎和李立三除了组织“华工组合书记部”作为领导华工的核心外，还在华工中建立了“消费合作社”、“工会读书会”等组织，主办了《华工周报》。他还通过开展文娱活动、教识字、讲课等多种形式，利用“五一”节和“双十节”组织勤工俭学学生到各地华工中去讲演，把学到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用通俗易懂的方式向华工进行宣传。经过赵世炎的耐心启发和教育，使一些积极要求进步的华工提高了觉悟，想信了马克思主义真理，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的结合。赵世炎在华工中的工作是十分出色的，许多当年的勤工俭学学生在回忆这一段情景时都说：在华工中进行工作这条路是赵世炎开辟的。

　　1921年6月至8月，在赵世炎、蔡和森和周恩来等的领导和组织下，广大勤工俭学学生发起了一个规模较大的“拒款运动”，抗议北洋军阀政府用出卖国家印花税和滇渝铁路修筑权等向法国借款，购买军火打内战的卖国罪行。6月初，当中国政府专使吴鼎昌、朱启玲到达法国的消息传出后，由赵世炎、周恩来、蔡和森等立即发起，联合巴黎华人团体在巴黎通讯社成立了“拒款委员会”。6月30日，在巴黎哲人厅召开了拒款大会。赵世炎主持了大会，他列举了三条开会理由：“1.为磋商全体反对之办法。2.为预防将来借款之阴谋。3.为宣布对于法国之态度，非反对其国民，乃反对其少数资本家借款与中国长中国之内乱者。”会后，还发布了拒款宣言。“宣言”号召中法两国人民联合一致，反对这一危害中法两国人民利益的借款。8月30日再次在巴黎哲人厅召开包括所有华侨团体参加的拒款大会，并要求驻法公使陈箓出席会议。陈派其秘书王思曾到会，王思曾对大家所提问题推三阻四，一味支吾，被激怒的学生和听众将王拖下台来痛打一顿。王思曾迫于公愤，只得代表陈箓签署了一个中法借款条约作废的声明。这个声明除由拒款委员会电告国内各大报馆外，还送交给法国外交部，延续两个多月的拒款斗争终于取得了胜利。

　　同年9月，在赵世炎、蔡和森领导下，勤工俭学学生又起了一次进占“里昂大学”的斗争。早在拒款运动之前，北洋政府官僚政客吴稚晖等，以解决勤工俭学学生入学为名，向各方筹集经费，在里昂兴办了一所“中法大学”的斗争。学校建成后，却又从国内招来一批地主、资本家子弟入学，激起了留法勤工俭学学生的愤怒，于是各地派出代表队到里昂，推选赵世炎为总代表向校方交涉，但遭到拒绝。学生们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只好强行占领了学校。于是学校当局、中国反动政府与法国反动政府勾结起来，派武装警察将代表队逮捕并押到兵营监禁起来。在关押中，赵世炎、蔡和森等领导学生进行绝食斗争。10月13日，一百零四名被扣押的学生被遣送回国。赵世炎在同志们的掩护下，机智地留了下来，继续在当地进行学习和斗争。

　　赵世炎由于没有护照，在巴黎难以存身，决心到华工最多的法国北部去。战后的法国北方，一片荒凉景色，许多华工被迫在这极其恶劣的条件下打扫战场。他们吃的是黑面包，住的是破帐蓬，而且随时都有碰上残存地雷爆炸丧身的危险。赵世炎不顾个人安危，置身于华工中间，为他们读报、介绍时事，讲解华工之所以会流落国外，完全是由于中国反动政府的出卖，而不是什么命苦的道理。他的讲解，打开了华工的心扉，华工把他看成自己的知心人。通过这段时间的劳动和生活，他深有感触地说：对工人，你只要能深入下去，和他们共同生活，帮他们做事，体贴他们，一旦他们相信了你，连心肝都可以挖给你。

　　赵世炎在法国北方期间，一直和周恩来、张申府等保持着密切联系，又与在比利时的李维汉、聂荣臻等经常通信，共商筹建团的组织问题，还向在国内工作的吴明、李立三了解情况，索取团组织刊印的书报文件。对于入团条件，他主张必须以个人名义正式履行手续方能参加，不同意“工学世界社”全体成员共同加入的意见。为了作好建团的准备工作，赵世炎于1922年5月1日从法国北方回到巴黎，奔走蒙达时、里昂和准也儿等，同各地进一步联系磋商。

　　1922年6月3日，在巴黎召开了“中国少年共产党”成立大会。赵世炎主持大会，并在会上作了报告。大会讨论并通过了章程，选举了“中国少年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赵世炎担任书记，周恩来任宣传委员，李维汉任组织委员。会议结束后，向国内党中央作了汇报。

　　1923年3月，赵世炎、王若飞、陈延年等十二人，根据党组织的决定到苏联“东方大学”学习。他十分珍惜这一机会，刻苦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并用以分析实际问题。从1924年1月起，他先后在《响导》周刊、《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上发表了《苏俄与美国》、《列宁及列宁主义》、《列宁》和《世界第一名帝国主义——英国》等文章。他是较早的在中国报刊上系统介绍列宁及列宁主义的人之一。

　　1924年春，赵世炎被李大钊指名列席了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和赤色职工国际大会。他给中国代表团当翻译并积极了解情况，吸取苏联等兄弟党在建党、领导工农运动及国际共运内部路线斗争等方面的经验教训。

　　（三）

　　1924年秋，赵世炎回到北京后，党中央立即任命他为北京地委书记。后来，北方区执行委员会成立，他担任了北方区执行委员会宣传部长兼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协助李大钊领导北方的革命斗争。

　　北方区党委成立后，决定创办《政治生活》周刊，由赵世炎担任主编。赵世炎很重视马列主义的宣传工作，尤其是对列宁主义的宣传。他认为，中国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对列宁主义的态度应当是“一方面是力求学习领会，另一方面最要紧的还是遵守实行”。他强调说：“把列宁主义运用到中国来，是中国劳动阶级唯一的责任”。

　　大力宣传党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纲领，也是《政治生活》的一大任务。赵世炎指出：中国人民目前的紧急任务，对外就是推翻帝国主义压迫，对内就是打倒军阀的暴政。同时，他还指出：要完成反帝反封建的任务，必须依靠工人阶级，因为工人阶级的本质是革命的。“工人阶级是反抗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中坚力量。同时他还指出中国工人阶级必须联合有革命觉悟的农民和手工业工人共同战斗。对国民党右派，赵世炎一针见血地指出：国民党右派已与帝国主义、军阀和国家主义派勾结起来，“右派与反动派是一家人，属于反革命”。他们代表了“大资产阶级，买办阶级和商人的利益”，“而不代表几千几万城市小资产阶级、农民、工人和革命知识分子的利益”。

　　据不完全统计：赵世炎从1924年7月到1926年7月这两年时间里，一共写了七十多篇文章，以世炎、因、识因、禾生、罗敬、施英等笔名，分别刊登在《政治生活》、《中国工人》、《向导》、《京报》、《二七》周刊等报刊上，其中刊登在《政治生活》上的就有五十多篇。他写的文章深受群众特别是青年所欢迎。《救国时报》曾称颂：“赵先生为有名的北方政治评论的主编，其言论风采为一般革命青年所景仰，赵世炎之名遂扬溢于全国。”曾和赵世炎在一起工作的同志回忆说：“赵世炎同志能说能写能干，既是一个理论家，又是一个实践家”。

　　赵世炎在抓紧宣传工作的同时，还十分重视党的组织建设，他认为：“站在阶级斗争的出发点，头一件事就是需要一个铁的纪律的无产阶级政党。”因此，他很重视在工人中间建立党的组织，亲自到工人中去，发现和培养积极分子，吸收他们入党。他也十分关心青年一代的培养教育，尤其关心女青年和少数民族青年，他指出：青年救国和妇女解放，只有参加共产党。在他的教育帮助下，女师大进步学生组织《星星社》中的一些女青年，如赵世兰、赵君陶等先后加入了共产党。四十多名蒙古族青年走上了革命的道路，有的还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经过赵世炎等的出色工作，北京的党组织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迅速扩大了几倍，各大学还建立起了团的组织。

　　1924年10月，冯玉祥因受革命影响率部队从前线回到北京举行了政变。我党及时发表了“第四次对时局的主张”，再次号召召集国民会议。赵世炎认为：这次政变给了日本帝国主义利用直系内讧，支持奉系压服冯玉祥以建立日本在中国所操纵的军阀独裁政治的机会；而直系在北方的势力虽败，但在美帝国主义支持下，吴佩孚仍占据长江流域一带的富饶地区，随时都可能再次组织力量作乱。这表明，日美两派争夺未已，军阀之间的斗争未已，中国之大乱未已。他主张“我们目下唯一的出路只有大家起来，由工会、农会、商会、教育会、学生会……促成国民会议”。

　　北京政变后，冯玉祥表示愿意和孙中山为首的广东政府联合，并邀请孙中山北上，共商国是。我党从全局形势出发，支持孙中山北上召集国民会议。赵世炎认为：孙中山应当北上。北上是接近北方民众，把革命从广州推向全国的一个极好机会。但他同时希望孙中山到北京后的态度应当是“合则留，不合则去”。

　　11月，孙中山发表了北上宣言，赵世炎知道这一消息后，满腔热情地指出：孙中山这次北来，将展开中华民族的生机，号召北京人民站在革命立场上热诚欢迎孙中山。当孙中山北上沿途受到帝国主义攻击、诬蔑时，赵世炎立即发表了《中山北来与帝国主义者的压迫》一文，揭露了帝国主义及其追随者对孙中山的种种迫害，指出孙中山北上召集国民会议和废除不乎等条约，表达了中国人民的心愿，是为中国人民所支持的。他严厉地警告帝国主义者：你们应当放明白点，孙中山先生现在是全中国人民众望所归的革命领袖，谁敢对孙中山无礼，中国人民就要用自己的铁拳把它打得粉碎。随后，赵世炎代表北方党组织到天津火车站迎接孙中山，并在天津民众欢迎孙中山的大会上致欢迎词，希望孙中山速到北京，登高振臂一呼，全国响应。

　　1925年1月，孙中山到达北京，张作霖、段祺瑞企图迫使孙中山放弃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在中国工产党和全国民众支持下，孙中山断然拒绝了段、张的要求。2月1日，段祺瑞不顾人民反对，悍然召集由他们一手控制的“善后会议”。赵世炎撰文严加批判，指出：段祺瑞召开会议的目的，是用此来确定他的政权，扩张势力，是使各军阀平均分脏，受他操纵。但段祺瑞这一阴谋只能更加暴露其反动面目，只能使人民更加觉悟，更加奋起。

　　1925年3月10日，由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共同发起的国民会议促成会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正式开幕。赵世炎被任为参加会议的中国共产党的党团书记。他明确指出：国民会议的本身仍然是一个国民革命的口号，同时又是一种公开的合法的民众政治运动，其目的是号召社会各阶级的群众起来关心政治，积极参加政治活动。赵世炎在会上，特别讲了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问题。大会最后重申了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和打倒军阀的口号。

　　3月12日，伟大的民主革命领袖孙中山在北京病逝。为了纪念孙中山，在李大钊、赵世炎组织下，北京民众三十万人连续三天举行悼念活动，散发了《政治生活》特刊三万多份。出殡那天，数十万北京市民“恭送”。赵世炎带领国民会议促成会的全体代表参加了送殡。赵世炎还在《政治生活》上连续发表文章，实事求是地评价了孙中山的伟大历史功绩，肯定孙中山是中国民主革命的领袖，是创造民国的元勋，他号召全国的革命分子应在孙中山的旗帜下，团结起来。“振作精神努力完成中国的国民革命，扫除反革命的恶势力。

　　由于我党的努力，国民会议促成会开得很成功。赵世炎认为：这次会议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是一次真正的民众会议，这样从民间产生出来的会，在我国实不易见，可以说是真正的国民会议之先声。

　　1925年5月30日，上海发生了帝国主义血腥屠杀中国人民的“五卅”惨案。北京人民在中共北方区委的领导和赵世炎的具体组织下立即起来声援，学生沪案雪耻会、工人雪耻会等组织纷纷建立，还成立了有四百八十多个团体参加的北京对英、日帝国主义惨夺同胞血雪耻大会。6月间，在赵世炎领导下，连续举行了几次群众示威游行。参加群众由五万人激增到三十万人。声援活动的规格越来越大，除城区各行业的工人、市民及青年学生参加外，四郊的大批农民也远道赶来参加。李大钊还派赵世炎到天津、唐山等地去加强那些地方的领导，把北方各地的斗争联成一片。

　　“五卅”运动后，赵世炎陆续发表了十几篇文章，揭露帝国主义和奉系军阀在全国各地镇压工人运动的罪行，并预言帝国主义的压迫和奉系军阀的统治是不可能长久的，是必然要灭亡的。他从各阶级在运动中的表现看出：中国的大资产阶级是反动的，中产阶级是动摇的，真正能领导中国革命向前发展的力量是无产阶级。要坚持无产阶级对中国革命的领导权，必须在国民革命的内部，开展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他再三强调了在国民革命中坚持无产阶级革命领导权的极端重要性。

　　“五卅”运动后，帝国主义为了缓和矛盾居心叵测地召开所谓“关税会议”，以此来收买一部分资产阶级，分裂反帝统一战线。中国的资产阶级幻想从关税会议中争得关税自主。甚至相信段祺瑞政府能够替中国人民争得关税自主的权利。因此，他们是同意“关税会议”召开的。对此，赵世炎一针见血地指出：“希望段政府能办到关税自主，与希望段政府废除不平等条约，是同样的不可能”。只有推翻旧政权，建立人民的政权，才能实现关税自主。他明确指出：“民众的政权，是民族利益的保障。民众的政权旁落在媚外军阀的统治阶级手里，什么民众利益都得不到……什么自主都行不通”。

　　11月25日，郭松龄倒戈，反对奉系军阀张作霖，倾向革命的冯玉祥所部国民军，已占领北京、保定一带。北京的政治形势发生了有利于革命的变化。赵世炎满怀信心地指出：奉系军阀势力已弱，从此易于消灭；为奉系军阀扶持的段祺瑞政府，其人物已鸟兽散易于推倒；数月来民众为争自由，为争民众政权的奋斗，现在得了一个良好的时机。赵世炎及时发出了为民众政权而战的号召。北方区委成立了由赵世炎、陈为人、邓洁等人组成的行动委员会，由赵世炎任总指挥。赵世炎在学生中组织了学生军，并在学生军的基础上组织了敢死队。在工人中组织了保卫队，在农民中组织了农民自卫队。

　　11月28日，由李大钊、赵世炎亲自领导，在北京发动了一场以推翻段祺瑞和建立国民政府为目的的革命斗争。开始是举行游行示威，游行队伍一路高呼着“打倒段祺瑞卖国政府”、“建立国民政府”等口号。随后游行队伍包围了段祺瑞执政府，赶跑了警察总监，占领了警察总局和邮电局。由于国民党右派的破坏，使这场斗争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然而，正如赵世炎所指出的那样：“累年的民众运动，目标没有这么巨大，手段没有这次激进……敌忾心没有这次深刻。”在北京革命运动的影响和推动下，上海、南京、长沙和汉口等地都发生了群众示威活动，同样喊出了“打倒段祺瑞，组织国民政府”的口号。赵世炎号召：“从广州到满州里，全国的民众都要立刻行动起来”，“为争民众政权，争民族解放而战斗”。

　　1926年元旦，北京总工会正式成立，天津总工会也恢复了工作。这是北方民众斗争的最大成果。对此，赵世炎在《政治生活》上发表了《庆祝北京天津总工会成立》的纪念文章。他说：北京、天津工人阶级，经过数月来的苦战，终于得到了自由，终于团结起来了，这量值得大大庆祝的。他还进一步明确指出：北京、天津两总工会在今年元旦能出现于社会，不是由于外界的施与，而是全凭工人阶级自己的奋斗。为此，他告诫工人们要谋自身利益和民族解放，必须首先从政治斗争着手，工人阶级的所得完全依赖他们在政治斗争方面的努力程度而定。

　　在民众革命潮流影响下，冯玉祥所部国民军，表现了高昂的反帝爱国热情。赵世炎对此十分重视，认为国民军是一支从军阀内部分化出来的一支比较倾向民众的武装力量，国民军的存在与否同中国革命关系很大。为了进一步争取国民军站在民众方面，他亲自到国民军中去作了大量工作。他对这些官兵说：你们在京津战争中所以得胜，完全是依靠了农民的援助。得民者兴，失民者止。国民军应当懂得这个道理。赵世炎为了瓦解反动军阀李景林部队，专门油印一些宣传品，向士兵宣传反帝反封建思想，由他带到天津，再设法散发到军队中去。

　　“三·一八”前夕，赵世炎由天津赶回北京。在参加“三·一八”示威游行时，遭到反动军阀的镇压，他得以机智地脱险。“三·一八”惨案后，北方人民的革命斗争由高潮转入了低潮。赵世炎总结这一时期的斗争说：1925年是中国革命的一年，国民会议、五卅运动和反奉战争是民众运动的三大高潮。现在则开始了帝国主义与军阀联合扑杀国民革命的反动时期。他以革命者的远见指出：压迫愈深，反抗愈烈。“目前白色恐怖的局面……乃是真正的革命的催生符”。在当时白色恐怖下，赵世炎化名为伊壁也夫，留在天津，继续领导群众坚持斗争。

　　（四）

　　1926年3月，赵世炎代表北方工会组织出席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会后，中央任命他担任江浙区委兼上海区委（包括江苏、浙江、安徽三省和上海市）组织部长和上海总工会党团书记。他一到上海，就深入到工人中去了解情况，贯彻全国劳动代表大会决议，组织工人罢工，准备武装起义，迎接北伐。

　　“五卅”惨案周年纪念日这一天，赵世炎亲自在南京路上指挥六万多工人进行示威游行。此举震惊了帝国主义者，敌人慌忙进行武力镇压，但工人群众不畏强暴奋起反抗。事后，赵世炎高度赞扬了工人群众的斗争精神，并指出：今后还需进一步加强团结。5月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穷凶极恶地向工人进行反扑，他们剥夺了工人的一切政治权利，并任意开除、逮捕和处死工人，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进一步激化。赵世炎认为：罢工时机已渐趋成熟，上海工人运动应该由去年“五卅”惨案以来的防御转入进攻。只有通过积极的进攻，才能在斗争中进一步把工人团结起来，经受锻炼，为迎接北伐准备条件。在赵世炎和总工会其他同志的具体组织和指挥下，上海工人阶级经济罢工的序幕便由此拉开了。赵世炎及时发表了《上海最近罢工潮》一文，指出了上海工人大罢工的重要原因是由于“米价高涨”，“资本家向工人的反攻”，“五卅”惨案周年纪念的影响及工人阶级在组织上的团结战斗”、批驳了帝国主义和资本家污蔑工人“托词工薪太薄”，“故意器张”等谬论。

　　6月27日，中外反动派指使淞沪警察厅封闭了上海总工会。赵世炎非常气愤地说：“上海总工会虽被封闭，但上海的罢工潮并未止息。这就使帝国主义者、中外资本家都很失望……”。他还断言：工人罢工斗争的发展将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帝国主义……要杀人，军阀要制造战争，生活程度高，寒不得衣，饥不得食，为什么不罢工呢？”

　　为了使运动向纵深发展，赵世炎指出：还必须把斗争扩大到市政工人中去，如果把水电和公共交通抓到手，对打击帝国主义和资本家影响就更大。他亲自到电灯公司发展党员，建立党支部、工会和纠察队。

　　7月11日，上海总工会提出上海工人的政治、经济要求十一条，在此目标下，参加罢工的有一百多个工厂企业，七万多职工。罢工从手工业、轻工业到重工业，从市政工人到码头、港口、运输工人；从沪东地区到沪西地区，罢工斗争遍及了整个上海。

　　为了加强党对罢工斗争的领导，赵世炎在区委召开的上海活动工作同志大会上，又作了《组织问题与支部工作》的长篇报告。他在报告中强调指出：加强共产党对中国革命的领导，乃是当前我党在组织工作上的一个严重问题。因为“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政党，亦即领导中国工人阶级与贫农及一切受压迫民众革命的最高参谋部”。要发挥共产党领导作用，关键在于组织。党的组织建设的重点又必须放在支部。因为“支部是党的基础，是党在各种社会中之核心，没有社会中各种支部的存在，我们便可以说，我们的党就不算存在。”由于党的领导加强了，因此八、九两月的罢工斗争大大超过了六、七两月。

　　面对声势洁大的罢工浪潮，上海中外资本家十分恐慌。他们狗急跳墙，将数百工人开除，使上万工人失业。更有甚者，“万里丸”的日本水手竟秘密杀害小贩陈阿堂。赵世炎很有预见地指出：在最近的将来……上海的罢工运动……将要由经济性的变为政治性的”。为了争取运动的顺利发展，赵世炎号召社会各阶级的革命群众发扬“五卅”精神，联合起来，组成革命统一战线，以对付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屠杀和进攻。

　　在上海工人大罢工轰轰烈烈进行时，广东国民军于1926年7月兵分三路，出师北伐，北伐军的节节胜利，使上海更加沸腾起来。赵世炎清醒地看到，“国民革命军下武汉，军事的紧张局面，牵动到各方面”。在这种局面下，无论其发展趋势如何，我们的工作原则应该是：“（一）帮助北伐军保住其胜利是绝对必要的，同时毫不放松的应发展民众运动，谋民众的利益，开始要求民众的政权；（二）处处发展我党的独立的政治宣传与指挥民众运动……要用最好的统一战线，牵引社会各阶级于政治运动。”

　　1926年10月，北伐军攻克武昌，革命形势有了进一步发展。上海党组织为了配合北伐军夏超部进攻上海，决定举行武装起义，并由罗亦农、赵世炎任起义总指挥。但由于时机尚不完全成熟，致使这次起义未能成功。赵世炎及时指出，起义虽然失败，但对江浙的局势来说，却是根本变动的开端。他说：“如果民众运动不能进展，江浙的变动便是不可靠的，只有民众的工作来推动政局，才能成为有意义的变动。”

　　11月14日，北伐军攻克九江。江浙区委决定抓住时机，毫不迟疑地再次举行武装起义。

　　赵世炎认为：起义要获得胜利，关键在于充分发动群众，争取各方面的革命力量，建立以工人阶级为中心的革命统一战线。应特别重视农民发动工作，十分重视对工人武装纠察队的训练。他先把从各区区委抽调出来分管武装的委员集中起来，亲自给他们讲武装斗争的理论和策略,讲军事操练和打仗的基本知识,并进行实战演习。然后再把这批骨干分别派往各区，由他们负责对各区的工人纠察队进行训练。在各区训练期间，赵世炎经常深入下去进行检查，还向纠察队员们传授射击知识。

　　就在上海工人阶级积极准备举行第二次武装起义的时候，蒋介石的反革命嘴脸日渐暴露。江浙区委主席团召开会议，专门讨论了蒋介石的政治动向。赵世炎指出：蒋介石要浙江，目的在扩大势力……因此，我们对北伐军的欢迎，不应特别提倡”，以免革命群众太信赖他们。

　　经过充分准备，起义时机逐步成熟。在罗亦农、周恩来、赵世炎领导下，2月28日晚上，决定举行上海工人阶级总同盟罢工。罢工一开始，便遭到上海防守司令李宝章和帝国主义的工部局的血腥屠杀。赵世炎愤怒地指出：“白色恐怖的屠杀，只有激起红色恐怖的革命。以恐怖答复恐怖，这便是革命的状态”。他又说：“上海工人自己没有武装，有之，唯有从敌人手中夺取过来。”“武装在军阀手里便是白色恐怖；夺取武装到群众自己手里来时，即革命的武装斗争之爆发”。22日下午6时，党决定由总同盟罢工转入武装起义。正当战斗激烈急待援兵之时，蒋介石却密令已到嘉兴的北伐军白崇禧停止进攻上海，这就助长了上海反动派的气焰，致便上海工人第二次武装起义失败。

　　赵世炎高度赞扬说：虽然这次起义失败了，但它的意义是非常重大的。在这次起义中，“上海各社会阶级与各革命政党代表已成立上海市民临时革命委员会”。这说明，“上海工人阶级已走到为政权而战的战场上了”。

　　3月21日下午4时，上海工人阶级的第三次武装起义，在周恩来、赵世炎、罗亦农等领导和组织下开始了。经过前两次起义锻炼的上海工人阶级，仅以一百五十支破枪和三颗手榴弹，与敌人血战30小时，终于消灭了三千直鲁联军和两千名警察，取得了武装起义的完全胜利。

　　赵世炎对第三次武装起义作了高度的评价。他说：“三月暴动在世界革命史中的价值，是写在十月革命后的一页，三月暴动在中国革命史中的位置，是确定中国革命的性质，保障中国革命有胜利，划分中国革命历史一页新篇幅。”

　　为了确保三次武装起义的胜利成果，赵世炎对工人警察队员们说：“枪杆子无论如何不能放下，这是我们用血肉换来的。而且我们手里没有武器，工人阶级的利益就没有保障。

　　4月12日，蒋介石发动了反革命政变。党内发生了东征讨蒋与继续北伐的争论。周恩来、赵世炎、陈延年等向中央发出一封紧急意见书，指出蒋介石占有京、沪与帝国主义勾结的严重危害，建议迅速出师讨伐蒋介石。

　　4月14日，党中央派李立三、陈延年、聂荣臻等到上海，传达党中央对上海工作的指示。赵世炎表示坚决执行中央关于“隐蔽力量准备再干”的指示，表示有信心继续武装起义，以迎接武汉东征军的到来。

　　在蒋介石反革命白色恐怖下，有一些人出现动摇情绪。赵世炎对这些同志总是给以反复耐心的说服教育和热情帮助。有一次，他费了很多周折找到邮局党支部一位负责人，对他说：你不要害怕，必要时我们可以到农村去，农村是大有发展的。

　　在极为险恶的环境里，赵世炎无所畏惧，表现了一个革命者的坚强意志。他指出：“共产党就是战斗的党，没有战斗就没有了党，党存在一天就必须战斗一天，不愿意参加战斗，还算什么共产党员！”

　　4月27日至5月9日，赵世炎出席了第五次全国党的代表大会，并被选为党中央委员。会后，他又回到上海，在白色恐怖的威胁下，以大无畏的革命气魄，继续坚持领导革命斗争。

　　（五）

　　1927年6月，党中央委派赵世炎代理江苏省委书记，领导上海和江苏地区的斗争。

　　在严重的形势下，叛徒韩步先无耻地叛变了革命，不仅出卖了陈延年和郭伯如，而且还向敌人供出了施英（赵世炎当时的化名）的住所。敌人得知赵世炎是上海工人中最有威望的领袖，决心不惜一切代价要逮捕他。7月2日，他刚进家门就被敌人逮捕。此时的赵世炎，仍然想着战友的安全。他趁敌人翻箱倒柜之机，悄声将王若飞的住址告诉了他妻子夏子栩，要她尽快设法向党组织报告。

　　在狱中，敌人对赵世炎施尽了各种酷刑，但他坚贞不屈，并把敌人的法庭和监狱当作宣讲台，和敌人展开面对面的斗争。他愤怒地控诉蒋介石甘当帝国主义走狗，叛变革命的罪行，并严厉斥责韩步先“可耻”。他向敌人宣告：“你们只能捉到我一个施英，要想从我口头得到半点机密，那是枉费心机。”

　　在敌人的监狱里，赵世炎时刻挂念着党的工作，关注着工人运动的发展。有一次，他托人给党组织带去一张纸条，请求党组织好好照顾那些失业的工人兄弟，说他们都是党的依靠力量，应当得到党的关怀。他还鼓励监狱的同志一定要顽强斗争，“不要害怕，越怕越没有希望”。他语重心长地对大家说：革命就是要流血的，要改造社会就必须付出代价。在狱中，他以自己的革命气节和坚强意志，给难友增添了斗争的勇气和力量。

　　赵世炎被捕后，党从各方面进行了积极营救。但由于敌人狡诈多端，计划未能实现。在汪啸崖最后一次提审中，赵世炎仍然大义凛然地宣传国民革命，宣传共产主义，大骂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反动派。他满怀革命豪情地指出：“志士不辞牺牲，革命种子已经布满大江南北，一定会茁壮起来，共产党最后必将取得胜利！”赵世炎宁死不屈，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慨，使反动派感到万分恐慌。

　　1927年7月19日清晨，赵世炎被押出监狱。他坦然自若地对战友们说：“永别了！朋友们！”随即昂首挺胸，拖着沉重的脚镣向刑场走去。临刑前：他激昂地高呼：“工农联合起来打倒新军阀蒋介石！”“中国共产党万岁！”党的优秀战士，伟大而坚贞的共产主义者，年仅二十六岁的赵世炎同志，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壮烈地牲牺了!

　　中国共产党机关刊物《布尔塞维克》杂志发表了《悼赵世炎陈延年及其他死于国民党刽子手的同志》的悼念文章。文章说：“赵世炎陈延年二同志之死是中国革命最大的损失之一”。称颂“赵世炎是上海无产阶级真实的领袖”，是“上海总工会和纠察队的灵魂”。

　　对于赵世炎的英勇牺牲，和他当年战斗在一起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更是悲痛不已，赵世炎生前的老师和战友吴玉章一直怀念不忘，曾赋诗缅怀：

　　龙华授首见丹心，

　　浩气长虹铄古今。

　　千树桃花凝赤血，

　　工人万代仰施英。（彭承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