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明的政治纪律是党战无不胜的利器——红军长征中反张国焘分裂斗争的历史启示

　　2015年1月1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纪委五次全会上再次重申党员、干部要守纪律讲规矩时指出，“党的纪律是刚性约束，政治纪律更是全党在政治方向、政治立场、政治言论、政治行为方面必须遵守的刚性约束”，强调“在所有党的纪律和规矩中，第一位的是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将守纪律、讲规矩提到了是对党员、干部党性和对党忠诚度重要考验的高度，旗帜鲜明地体现了新时期中央从严治党的坚强意志和坚定决心。习总书记的讲话既是对党员、干部的现实要求，也是对党的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从红军长征中反张国焘分裂斗争的这段历史我们可以看出，严明的政治纪律是党战无不胜的利器。

　　一、张国焘分裂活动的集中体现和根本原因是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

　　1935年6月，红一、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今小金）会师，两军士气高昂，为开创新的革命局面创造了非常有利的条件，不料张国焘与中共中央由军事战略方针的分歧发展到双方差点兵戎相见，最后中共中央紧急脱险、单独率部北上，红军被迫再次分道扬镳。完全无视和肆意践踏党的政治纪律的张国焘上演了“伸手要权——分庭抗礼——另立‘中央’”的分裂丑剧。

　　中共中央和一方面军的将领到达川西北后，发现这里大多是少数民族聚居区，山高林密，交通不便，且人口稀少，经济贫困，局限了红军的生存和发展。而在此以北的陕甘地区，地域宽阔，交通方便，物产较为丰富，汉族居民又多，帝国主义势力和国民党统治都较薄弱，特别是临近抗日斗争的前线华北。因此，中共中央主张红军继续北上，建立川陕甘革命根据地，以便在北方建立抗日的前沿阵地，领导和推动全国抗日民主运动。而张国焘却认为北上必须和战斗力很强的国民党主力胡宗南部正面作战，因此主张向西退却，到人烟稀少，少数民族聚居的新疆、青海、西康等地去发展，以减少军事压力。会师后战略方针的分歧只有通过开会来统一思想。在接下来的三个月内中共中央连续在两河口、芦花、沙窝、毛儿盖等地召开会议，来统一认识。从两河口到巴西，既有和风细雨的交流与说服，也有面红耳赤的辩论与争吵。本来在两河口会议分歧双方基本达成一致，中共中央通过了《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决定会师后红军迅速北上，并发布松潘战役计划，张国焘也亲口表示同意，先打松潘。没想到会后他却出尔反尔，违背中央决定，提出他的南下主张。中共中央为消除分歧，对张国焘进行了艰苦细致的争取工作，多次否定并苦口婆心地劝说他放弃南下的错误主张，并通过《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定》和《关于目前战略方针之补充决定》等文件，屡屡重申中央坚持北上的方针。可张国焘却拥兵自重，自恃枪多势众，借口给养困难、水涨河深，拒绝北上，甚至公然向党要权，要求中央解决“统一指挥”和“组织问题”，最为过分的是他一方面私底下企图拉拢彭德怀、聂荣臻、杨尚昆等一方面军的将领，另一方面还策动一部分人向中央提出改组中央和红军总司令部，要求由他担任军委主席，并给以独断决行大权。中央坚决拒绝了张国焘的无理要求，但为了团结四方面军的广大将士，满足了张国焘的部分愿望，增补他为中革军委副主席，还任命他为红军总政委，并在沙窝会议上增补四方面军的陈昌浩、周纯全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可权欲熏心的张国焘完全无视中央的耐心说服和教育批评，把中央的顾全大局当成了势弱可欺，一意孤行坚持南下方针，甚至产生了利用武力裹挟中央南下的可怕念头。这样就把党中央和红军一下推到了面临分裂的风口浪尖。为了避免突然激化的矛盾引发红军内部可能发生的武力冲突，中共中央决定率领红一方面军主力脱离险境，单独北上。分道扬镳后的党中央在北上途中仍努力争取张国焘悬崖勒马，早日率四方面军主力北上。可个人野心极速膨胀的张国焘却在分裂道路上越走越远，率兵南下途中先是于1935年9月13日在阿坝召开会议，通过决议，指责党中央北上方针是“逃跑”，后又于10月5日在马尔康卓木碉召开高级干部会议，作出《关于成立第二中央的组织决定》，宣布另立“党中央”，自任“主席”，并叫嚣要开除毛泽东、周恩来、博古、洛甫党籍，处分杨尚昆、叶剑英等，甚至狂妄要求中共中央“不得再冒用党中央名义”，只能称北方局。1936年6月6日，迫于南下方针失败和共产国际的双重压力，众叛亲离的张国焘才不得不宣布取消另立的“中央”，与由红二、六军团改编成的第二方面军会师后共同北上。

　　身为中国共产党缔造者之一的张国焘，虽在中共六大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却完全无视甚至肆意践踏党的政治纪律，不惜以武犯禁，铤而走险。他明知六大党章规定：“党员对党内某个问题，只有在相当机关对此问题的决议未通过以前可以举行争论”，“本党代表大会或党内指导机关所提出的某种决议，应无条件的执行”，可会师后对党中央的北上决议一而再、再而三地质疑、非议，甚至阳奉阴违，表面应承，背后又出尔反尔，拒不执行中央决定。党中央的宽厚包容和顾全大局，全被他视为软弱可欺。他居功自傲，将红四方面军视为自己的个人资本，自恃兵强马壮，先是妄议中央，在部队中散布“中央政治路线有错误”、“中央红军的损失应由中央负责”等破坏党中央威信的错误言论，继而伸手向中央要权，出任军委副主席和红军总政委后还得陇望蜀，妄图要求改组中央和中央军委，打着“提拔工农干部”幌子，意欲增加多名红四方面军干部当政治局委员（沙窝会议还因此被毛泽东称之为张国焘督军团会议），到最后公然分裂红军、分裂党中央，另立“中央”，公开与党中央叫板。其言其行已将无视和践踏党的政治纪律发挥到了极致，给处于长征危境中的党中央带来巨大威胁，给身在恶劣环境中的红军队伍带来巨大灾难，成为党史上沉重的反面教材。

　　二、中共中央成功应对张国焘分裂危机的关键是党有严明的政治纪律

　　与张国焘狂妄嚣张、咄咄逼人的态势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共中央始终坚持仁至义尽，立场坚定又斗争灵活，坚决捍卫了党的政治纪律神圣不容践踏。

　　中共中央在和张国焘分裂行为进行斗争的过程中，并没有因为张国焘拥兵自重、尾大不掉和形势的紧张而受其挟持、裹胁，拿党的政治纪律来做交易。分歧初期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党内元老轮番上阵，诚挚诚恳地与张国焘沟通和交流，继以苦口婆心的劝说、争取，组织人事上也做了顾全大局的适当让步。一切团结和争取无效后，紧急脱险、单独率部北上后的党中央在俄界会议旗帜鲜明地对张国焘的错误从政治路线的高度进行了批判：“由于张国焘同志的机会主义与军阀主义的倾向，所以他对于党的中央，采取了绝对不可容许的态度。他对于中央的耐心的说服，解释，劝告与诱导，不但表示完全的拒绝，而且自己组织反党的小团体同中央进行公开的斗争，否认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基本组织原则，漠视党的一切纪律，在群众前面任意破坏中央的威信。”为了给挽救张国焘本人和争取红四方面军广大将士留有余地，这一决定只发给了党的中央委员。获悉张国焘另立“中央”后，中共中央在1936年1月22日通过了《关于张国焘同志成立第二“中央”的决定》，指出“张国焘同志这种成立第二党的倾向，无异于自绝于党，自绝于中国革命”，并在党内公布了1935年9月12日中央政治局俄界会议的决定。1937年3月31日，中共中央通过《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张国焘错误的决定》，对张国焘分裂错误进行了全面的清算。1938年4月18日，得知张国焘叛逃消息后，中共中央“为巩固党内铁的纪律起见”，通过了《关于开除张国焘党籍的决定》。严明党的政治纪律成为了中共中央成功应对张国焘分裂危机的关键所在。

　　三、党的政治纪律在不同历史时期虽有不同表述，但根本原则始终没变

　　中国共产党从1921年成立之时起，就明确规定了党的纪律，并根据不同时期党所面临的形势和任务，赋予纪律不同的内容。中共一大党的纲领就规定在全党建立统一的组织和严格的纪律。二大制定的党章就明确规定党在实际工作中执行严格的纪律，对违反纪律、不符合标准的党员予以严肃处理。1927年党的五大首次提出了政治纪律的概念，通过的《组织问题议决案》第三条规定“实行集体领导，加强党内纪律，尤其是政治纪律”。1928年六大党章更是明确规定“下级党部一定要承认上级党部的决议，严守党纪，迅速且实际的执行……党的指导机关之决议”。后来历次党的代表大会通过的党章都对党的政治纪律作出更为明确的规定：党的纪律是党的各级组织和全体党员必须遵守的行为准则，是维护党的团结统一，完成党的任务的保证。党的政治纪律，是党的各级组织和全体党员在政治言论和政治活动中必须遵守的一切行为规范，是规范党组织和党员的政治言论、政治行动、政治立场，维护党的政治原则、政治方向和政治路线的行为规则。

　　根据形势任务不断变化发展的政治纪律，成为我们党和人民军队在革命、建设、改革事业中战无不胜的利器。但是我们要清醒地认识到，不论政治纪律的具体表述如何变化发展，党的政治纪律的根本原则始终没有变，那就是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决维护中央权威，切实保证中央政令畅通。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纪委二次全会上指出的那样：“严明党的纪律，首要的就是严明政治纪律。严明政治纪律就要从遵守和维护党章入手。遵守党的政治纪律，最核心的，就是坚持党的领导，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基本要求，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维护中央权威。”这些重要讲话对党的政治纪律在新时期的内涵作出了最为明确的诠释。

　　四、以史为鉴，严明党的政治纪律需警钟长鸣

　　当前，改革发展任务更加艰巨繁重，正风反腐形势依然严峻复杂，“四大考验”、“四大危险”尖锐地摆在了全党面前。推进“四个全面”工作大局，提升执政能力，尤其需要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有一个坚强有力的领导核心。习近平总书记一而再、再而三强调守纪律、讲规矩、严明党的政治纪律，言之谆谆，语重心长，再一次让全党感受到党的政治纪律应有的沉甸甸的分量。

　　（一）严明党的政治纪律是从严治党的重要抓手

　　十八大以来，新一届党中央领导集体把立规矩、守纪律、严明党的政治纪律作为从严治党的重要抓手，从履新伊始的八项规定到正风肃纪的道道禁令，从全面依法治国到完善党内法规体系，可谓是切中时弊，抓住了根本。然而，即使是在正风肃纪、严惩贪腐的高压态势之下，仍有不少干部顶风违纪、铤而走险，把中央禁令当耳边风，把党的政治纪律视同儿戏。

　　习近平总书记曾在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对当前党内部分领导干部无视党的政治纪律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多次强调，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要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一些人无视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为了自己的所谓仕途，为了自己的所谓影响力，搞任人唯亲、排斥异己的有之，搞团团伙伙、拉帮结派的有之，搞匿名诬告、制造谣言的有之，搞收买人心、拉动选票的有之，搞封官许愿、弹冠相庆的有之，搞自行其是、阳奉阴违的有之，搞尾大不掉、妄议中央的也有之，如此等等。有的人已经到了肆无忌惮、胆大妄为的地步！”习总书记振聋发聩的严厉斥责给那些无视党的政治纪律的党员领导干部敲响了警钟，也彰显出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从严治党的坚定决心。

　　（二）严明党的政治纪律是营造政治新生态的必由途径

　　在建党93周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对党的建设提出了新要求，“必须营造一个良好的从政环境，也就是要有一个好的政治生态。”2015年1月23日，省委书记王东明同志在四川省纪委十届四次全会上强调“三个不可低估”（即不可低估周永康给四川政治生态造成的恶劣影响，不可低估一段时间以来封建腐朽思想对四川干部队伍的侵蚀，不可低估四川干部队伍中存在的违法乱纪问题的严重性），要求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推动形成风清气正、崇廉尚实、干事创业、遵纪守法的良好政治生态。毋庸讳言，无论是全国还是四川省，严格遵守党章和政治纪律，坚决贯彻习总书记提出的好干部标准和“三严三实”要求，营造政治新生态已成当前党建工作的重中之重。

　　近年来查处的官员，上至周永康、徐才厚，下至李崇禧、李春城，凡严重违法违纪者，无一不是把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当儿戏，视中央精神和组织禁令为无物。为防止政治上离心离德、思想上上下异心、组织上拉帮结派，党的政治纪律决不能松弛，中央权威绝不容亵渎。严明党的政治纪律是营造政治新生态的必由途径，只有全体党员干部时时把党的政治纪律牢记心头，保持一致而不另搞一套、维护团结而不拉帮结派、遵循规矩而不我行我素、服从组织而不讨价还价、管好亲朋而不擅权干政，中国共产党才能带领全国人民攻坚克难，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三）党员领导干部必须作严守党的政治纪律的表率

　　地方党组织执行政治纪律严不严，好不好，一看各级党的委员会这个集体，二看党的常委会这个核心，三看党委一把手这个关键。我省近两年省、市、县党的委员会中都有党员领导干部因不守政治纪律和违法乱纪而“落马”，足以说明东明书记“三个不可低估”论断的正确，说明四川的政治生态需要下大力气重塑，更要求各级党委和党员领导干部在严守政治纪律方面敢于担当，挺身而出。

　　必须以党章为镜，常照自己的执政形象，不断拂尘净污；必须以政治纪律为准绳，以思想自觉、政治自觉和行为自觉在党内立标杆，社会上做表率；必须带头坚持依规治党，依法办事，为营造四川政治新生态作出切切实实的贡献；必须时刻警惕和主动抵御封建腐朽思想和资本主义交易原则对执行党章和党的政治纪律的思想腐蚀；必须以忧党兴党之心，为执政党增光添彩，广得民心，绝不能给执政党抹黑取辱，有失民心！与此同时，充分运用党内和社会监督多种方式，及时发现违反政治纪律的行为，迅速严肃处理违反政治纪律的党员干部，立足于处早处小，尽量避免对党的形象和人民的信任造成过大伤害。正反两方面的大量事实证明，严守党的政治纪律贵在知行合一、表里如一，始终如一。

　　从八十年前张国焘的分裂活动，到近两年来党内“大老虎”“小苍蝇”的贪污腐败，历史一再表明，在政治上不同中央保持一致、或者表面上保持一致实际上另搞一套的人，是党内的危险因素、腐败因素，是党内思想不纯、作风不纯、组织不纯的集中表现。大量教训警示我们，党的干部只有一个组织，绝不是任何人的家臣，绝不是哪一派的门客，搞团团伙伙、结党营私、拉帮结派就是严重违反了政治纪律。攀龙附凤、拉拉扯扯的最后，必然逃不出树倒猢狲散、拔出萝卜带出泥的下场。（中共四川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阿坝州委党史研究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