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曙时

　　张曙时，是我党队伍中一位久经锻炼的老战士。他从1909年参加革命，到1971年因病逝世，先后经历了旧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三个历史时期。在漫长而曲折的道路上，他永不停步，一步一个脚印地往前走，在烈火中升华，在磨炼中成熟。他从向往革命到三民主义的信徒，进而成为坚定的无产阶级战士，把自己的一切无条件地献给了党和人民的壮丽事业，用自己艰苦的实践，写下了光辉的一生。

　　冲破牢笼，走向革命

　　江苏省北部的睢宁县，是个比较贫瘠的地方。离县城不远的东乡有个张家圩，1884年11月，张曙时就出生在这里的一个封建地主家庭里。他家有田百亩左右。父亲张俊哲是清朝“监生”，叔父张敏麟则是一名“贡生”。在这样的环境中，不用说物质条件是相当优越的。况且他又是独子，从小受到父母的溺爱，特别是老祖母更把他当作掌上明珠，不肯让他离开身边半步。因此，直到八岁，家里才专为他聘请了一位私塾老师启蒙教课，从《三字经》、《千字文》开始，继而是《四书》、《五经》，以至唐诗、宋词，整整地读了七年。他十五岁，参加童子试和八股试帖，十九岁又去应试科场。所有这一切，对少年时期的张曙时来说，无异乎置身于无形的牢笼，整个身心和思想都被禁锢起来，难以呼吸到自由的空气。

　　当时，正是帝国主义对我国加紧侵略。列强的魔爪伸向广大城乡，灾难的阴影笼罩着神州大地。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充分暴露了列强毫无止境的贪婪，也揭穿了清朝政府的极端腐败。中国向何处去？人民的出路在哪里？民族的危亡又何以去解救？这些现实而尖锐的问题，在张曙时心中引起了难解的苦闷。正在他傍徨不定的时刻，康有为、梁启超所鼓吹的变法维新思想逐渐传播开发，《汇报》、《清议报》、《新民丛报》、《中国魂》等报章杂志相继问世。他们宣传反满，论述变法，大造革命舆论。这种新思潮，在“万家墨面没蒿莱”的黑暗社会中，犹如划破夜空的闪光，产生了强烈的反响，恰在这时张曙时因外出应考，得有机会直接接触到这些新的思想观点，并很快就被吸引住了。他到处寻找这类报刊阅读，甚至把身边用钱，也全部拿来买成新书带回家去阅读。尽管他的叔父对此十分不满，当面申斥，大骂“康梁的书是圣贤的叛逆”，严令不准再看，他仍偷偷地学习着、思考着，在他那久冻的心海里掀起了层层波澜。他暗暗下定决心；再也不能象过去那样生活了，应该走新的路！当苏州办起第一所“洋学校”——师范学堂时，他就兴致勃勃地去应考。虽然由于他脑子里装的旧书太多而没有考取，但弃旧求新的志向却越发坚定了。落考的打击，祖父和叔父的痛骂，不准出门的限制，聘媒取妻的束缚，都动摇不了他前进的勇气。就在结婚的第二天，他便从家里偷跑直奔县城，考上雎宁高等学堂，自此开始了新的生活。

　　雎宁高等学堂的学习，比起无味的私塾生活来，自然要好得多，特别是新的科学知识不断地开拓着张曙时的视野。但他并不以此为满足。尤其当他发现“监学”和县官相互勾结，共同贪污学堂的经费时，就大胆地站出来揭露，并联合起许多同学出名控告，给了那些家伙以有力的打击。可是他也以“乱党嫌疑”的罪名被学堂开除，还扬言要抓起来法办。在这种情况下，他只好暂时回家，另谋新策。

　　康梁的“变法”虽然遭到失败，但其思想影响却仍在激励着张曙时。1906年秋初，在一些同学的邀约下，他冲破种种阻挠，东渡日本留学。在那些日子里，他一面亲眼看见了明治维新给这个岛国所带来的巨大变化；一面思考着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未来。

　　可是好景不长。张曙时出国留学的行动，却受到了封建家庭的坚决反对。在他寒假归国返家时，被祖父痛打了一顿，关在家中，三天不给饭吃。这样，再去日本读书的打算便化为泡影。但他并没有被这种巨大的压力所屈服，仍继续策化着另外的出路。不久，从好友们那里传来了新消息——南京两江师范开始招生。这座古老的名城早已把他吸引，革命党人的活动，各种新思潮的广泛传播，更令人向往。他再也不能容忍旧生活的束缚，决然要冲破封建家庭的牢笼。他悄悄从家里偷跑，连夜奔往南京，甚至连随身的衣物和零用钱都没有带上。考入南京两江师范后，虽然学习紧张，生活也很苦，但眼界开阔了，思想活跃了。每逢余暇，他总爱漫步江边，凝神远眺。那西来东去、奔腾不息的万里大江不正是我们伟大中华民族的象征吗？一个有志于国家和民族的青年人，也要象滚滚东流的江水，勇往直前啊！

　　一个青年人的追求总是多方面的。刚在两江师范读了一个学期的张曙时，又开始被法律学所吸引。1908年9月，他考进了南京法政学馆（又叫法政讲习所）。翌年毕业后，再考入两江法政学堂，攻读法律专科。

　　1909年的中国，到处却在酝酿着革命运动，心向共和制度的气氛弥漫全国，重镇南京尤为沸腾。宣传新思想的报刊比比皆是，议论革命的言论处处可闻。两江法政学堂的许多教师都是留日学生，他们反对封建制度，抨击满清统治的黑暗，推崇西方的资本主义民主，公开宣传革命，推翻清王朝。这样的政治环境和大势所趋的革命潮流，使他越来越看清了封建制度的黑暗，心向民主共和，从而推动自己走上了革命道路。恰在这时，“同盟会”负责长江流域革命运动的北赵声到了南京，开展新兵工作。他得知这个消息，喜出望外，立即去找到北赵声，激动地倾吐了自己对革命运动的真势感情，提出了参加“同盟会”的强烈要求。当他的要求被批准后，就在这一组织的领导下，开始了革命生涯，积极投身到“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的火热斗争中去。

　　孙中山革命政策的捍卫者

　　张曙时从1909年加入“同盟会”后，就负责南京学生界的宣传和联络工作，发动青年参加革命。到1911年3月末，革命党人发动的广州黄花岗起义遭受失败，长江流域的形势急转直下，时局突然变得紧张起来：继《苏报》被停刊之后，《民主报》又遭到查封；清政府还急调驻南京的张人骏、铁良、张勋等部压迫第九镇新军，不给子弹，并强令开出城外，以防起事，与此同时，清军还在城内大肆搜捕，妄图扑灭已经燃烧起来的革命烽火。但历史的潮流是阻挡不住的，南京等地的反抗运动还没有被镇压下去，武昌城里的武装起义又爆发了，而且规模更大，来势更猛。紧接着，全国各地纷纷响应，空前汹涌的革命浪潮，激励着张曙时的斗争热情，促使他以更高的积极性去推动革命的向前发展。在那些令人难忘的日子里，他废寝忘食，日夜奔走。先是赶到江北策动蒋雁行十三协率部宣告对清独立；接着又奔赴徐州，力促张连光举起革命义旗；后来还亲自去浦口，组织学生军数百人，会同粤、沪、苏、浙等各路起义军围攻南京，打垮了敌人，推翻了旧政权，建立了临时政府。在新政权的筹建过程中，他参加了有关工作，并担任司法筹备处秘书职务。

　　1912年夏天，南北议和告成，原来的两江法政学堂改为法政大学。张曙时为了完成最后一个学期的学习，便离开上述工作岗位，回到这所学校继续读书。大学毕业后，即被江苏省高等法院委为邳县学习推事，第二年任正式推事。

　　这时，窃国大盗袁世凯利用权势和狡猾手段篡夺了辛亥革命的成果，拚凑起了他的反革命政权。为了巩固其反动统治，进而恢复帝制，袁世凯加紧了对革命力量的镇压。一方面，从山东调张勋军数万人进行“南征”，在打败革命军第三师冷 部，占领徐州后，又沿着津浦路进兵，并攻陷南京，大肆烧杀奸淫，无恶不作；另一方面，又在各地搜捕国民党员。张曙时也受到反动派的通辑。但他并没有被反动气焰所吓倒，而是坚决地参加到“反袁、护法”的斗争行列中去。在山东的潍县、沂州和江苏的徐州等地，他组织和发动了多次的倒袁暴动。当孙中山到广州举起“护法”的旗帜，组织护法部队时，他又赶到那里，参加了护法联军，在护法军总部李烈钧总司令部担任秘书，积极从事组织部队工作，同时参加了孙中山组织的中华革命党。由于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和其他反袁力量的共同斗争，全国人民的齐声反对，终于粉碎了袁氏黄袍加身的美梦。

　　随着革命势力推向长江流域，张曙时又重返南京，任中华革命党南京支部长。1918年该党改名为中国国民党，他即参加进去。到1921年底，在老友徐在兹的推荐和师生的要求下，他到南京建业大学担任校长职务。在任职的三年中，他克服了经济上的许多困难，关心师生生活，实行民主管理，用师生合议制代替校长的个人独断，受到大家的拥戴。后来，国民党在上海召开党员大会，他出席这次会后，被委任负责南京的国民党党务工作。

　　在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政策的推动下，经过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人的大力帮助，孙中山逐步完成了对国民党的改组工作，并在这一基础上，召开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接受了我党的正确主张，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革命政策，赋予了三民主义以崭新的内容，标志着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民族民主革命统一战线的正式建立，促进了革命高潮的到来。张曙时参加这次会议后，在思想认识上得到了很大提高。他从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的英勇斗争中，深深感到：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完成反帝、反封建的艰巨任务；只有中国共产党才是真心实意地帮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推进革命统一战线的正式建立，把民族民主革命运动引向高潮。他也看到了孙中山经历多次失败之后，逐渐确定了正确的政策，接受了共产党的主张，不仅使国民党得到了新的活力，而且出现了新的革命形势。因此，他衷心拥护孙中山在大会上的报告和大会的有关决议，决心为巩固和扩大国共合作的革命统一战线而斗争，贯彻三大政策，成为孙中山新“三民主义的信徒”。

　　逆流勇进，旗帜鲜明

　　国民党“一大”的召开，标志着国共两党统一战线的正式建立，也是革命高潮的新起点。全国人民拍手叫好，反动派则恨之入骨。隐藏在统一战线内部的顽固分子把国共合作视为眼中钉，肉中刺，竭力加以破坏。

　　还在国民党“一大”期间，谢持、冯自由、张秋白、刘成禹、毛祖权、邓泽如等一伙老右派，就积极施展卑鄙伎俩，背着孙中山，私自在英芳银行举行会议，策划反共阴谋。张曙时因事前不了解会议的反共企图，得到通知后也去了。会议一开始，主持者邓泽如即宣布反共主张，并要大家讨论。尽管张曙时毫无思想准备，但一听到反共，就激起莫大的义愤。他义正词严地说：“国民党过去多少年总是不能团结，青年分子加入很少。这次代表大会可以说是重建党的新生命，有些新分子加入党内来，是最好的现象。不问他什么共产党，既一致加入国民党，一致为中国革命而努力，皆是很好的，不可再有分歧的意见。”他责问那些右派：“在这次团结中国新的革命力量才开始，党内就闹分裂的意见，于革命前途是不利的。过去多少年的失败，皆不是原因于党内意见分歧，各种私见，弄得步骤不一致，党内不团结所致吗！”当张秋白、徐清和等人一唱一和，大放厥词，恶毒攻击中国共产党的时候，他就据理驳斥，说：“你们总说人家不好，何以俄国革命成功呢？你们主张反共，先破坏革命团结，怎能说人家来破坏你呢？人家如果来破坏你，首先就要你自己努力。总理这次主张改组，就是为了充实革命精神，创造我党的新生命。”右派们被驳得哑口无言，进而恼羞成怒，便指责他有“共党嫌疑”，是个“共产党”。会后，这伙右派仍不死心，硬要推代表去见孙中山，当面陈述其反共主张，还别有用心地推他当“代表”，当即被他严词拒绝。之后，这伙右派的反共活动又遭到孙中山的抵制。这样，国民党右派的第一幕反共丑剧，只好到此收场。

　　国民党“一大”后，张曙时依然回到南京建业大学。反动军阀孙传芳视革命如洪水猛兽，对他怕得要死，又是封闭学校，又是命令警察逮捕。在此情势下，他只好去沪，担任国民党江苏省党部的常务委员，专门从事党务工作。当时的省党部内部，有左、右两派。张曙时坚定地站在左派立场上，与右派进行斗争。斗争的结果，左派取得了完全胜利，到1925年冬江苏省党部正式成立时，左派已在其中占绝对优势，张曙时、侯绍裘（中共党员）等左派都选入领导核心。

　　随着革命群众运动的不断高涨和广东革命根据地的统一，全国已处在革命与反革命大决战的前夜，帝国主义和地主买办阶级更加紧了反共反人民的活动，统一战线内部的阶级斗争也激化起来。代表地主买办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右翼的国民党右派，加紧了反革命的步伐。除了原来的老右派形成为“西山会议派”的反革命集团，公开反对孙中山的革命政策，反对共产党外，以蒋介石为首的新右派集团又随之出现。反动团体“孙文主义学会”的成立，戴季陶主义的泛滥，“中山舰事件”和“整理党务案”等反革命阴谋相继发生以致得逞，使革命遭到了严重困难。在新老右派掀起的逆流面前，张曙时站在维护国共合作，坚持孙中山革命政策的立场上，与之进行了坚决斗争。他不断促进江苏省党部内左派的团结，并把不反共，推动民众运动和支持北伐军的胜利进军等三大原则，作为大家信守的共同纲领。由于领导核心的统一，不仅打退了右派的进攻，而且还发展了整个江苏的革命形势。1927年的春天，他专程赴汉口开办江苏省党务训练班，积极培养训练革命骨干。当这项工作走上正轨后，他又以江苏省党部秘书长身份赶回南京，着手筹备成立江苏省政府。

　　这时，北伐战争已经发展到长江中下游地区，工农运动的风暴席卷全国，从根本上动摇了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于是，帝国主义加紧了对中国革命的干涉。隐藏在统一战线内部的蒋介石，以为时机已到，便急不可待地从江西出发，沿途捣毁那些国民党左派占优势的省、市党部，屠杀共产党人和工农群众。到达南京后，更大打出手，又是砸工会，又是包围省党部，张曙时也被拘押起来。一时间，整个南京充满白色恐怖的气氛。面对蒋介石对革命势力的疯狂进攻，张曙时义愤填膺，多次提出要当面质问蒋介石，揭露其背叛孙中山的三大革命政策，背叛三民主义的丑恶面目。但蒋介石做贼心虚，不敢见他，只是支使何应软、王柏龄等几个反动家伙进行应付。张曙时厉声责骂：“为什么捕我？为什么打省党部，打工会，捕许多人？为什么违反总理的政策而反共？”这一连串的责问，使对方无言以外，狼狈不堪，只好抱头鼠窜而去。本来他还要去同蒋介石进行面对面的斗争，彻底揭穿这个郐子手的假面具，恰在这时碰见了被敌人的监视的侯昭裘。为了掩护这个共产党员的安全转移，他只好暂时放弃原来的打算，寻机一起脱险。在同车去公安局的途中，他借口上厕所停车时，机智地甩开敌人，使侯昭裘得以溜走。不幸的是，第二天，侯昭裘又被敌捕住加以杀害，他也受到敌人的悬赏缉拿。省党部的负责人一个个被捕，敌人越发猖獗，他在南京已无法久留。在此紧急时刻，他仍不顾个人安危，积极开展革命活动。在下车与侯昭裘分手的当天，他就跑到一个秘密的地方：召集省市两党部重要人员开联系会议，“决定在第二天（十一日）再开一个市民大会。晚上复召集省市两党部、总工会、农民协会、商民协会、妇女协会等有关人员，着手筹备。可是还没有开会，又被流氓侦知，捕去了许多人。”这样，他只好将省党部的工作人员一一遣散到上海去，细心布置好秘密工作的有关事宜后，才悄悄去到西门外，雇上一支小船离开，沿长江到芜湖，换上去武汉的轮船。在轮船上，他遇到罗亦农和李立山等人，才得知蒋介石已在上海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被淹没在血泊中。听到这一令人发指的血腥罪行，他的心中燃起熊熊怒火，下定决心要与这个独夫民贼斗争到底！

　　到武汉后，张曙时立即投入到反蒋斗争中去。他着手组织十六个省的党部驻汉代表联合办事处，成立左派国民党干部联合机关，召开有关会议。在他主持下，一致决定“反蒋，东征，拥护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到底。”在4月27日中国国民党中央执委会政治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上，他就江苏情况作报告，具体地揭露了蒋介石集团叛变革命，残杀人民的罪行，提出“要请中央用快刀斩乱麻的手段解决老蒋”问题，极力推动武汉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发表声明，表示继续进行国民革命的明确态度；开除蒋介石的国民党党籍，撤销其一切职务，并下令通缉。

　　但是，在帝国主义的加紧干涉和蒋介石势力的包围下，开汉国民政府内部的反动倾和迅速增长，汪精卫反动集团的公开叛变日益迫近。在这反共形势空前紧张的严重时刻，张曙时为了作出最后的努力，亲自去找汪精卫，尖锐地指出：“总理所决定的联共政策，无论如何不能违背，宁汉不可合作。如果违背总理政策，宁汉合作反共，中国革命与国民党革命就完了！”他针对汪关于“现在不分共有什么办法”的谬论，于以驳斥道：“蒋介石已走上反革命的路，与北洋军阀一样，你与之合作又有什么办法呢？一合作就断送国民党革命的使命，不是你太对不起总理吗？”“并告诫汪精卫要慎重考虑，切不可违反总理的主张才好！”但所有这些忠言都遭到了汪的无理拒绝。随之而来的是召开“分共”会议，封闭群众革命团体，在武汉地区进行疯狂大屠杀，使武汉这个全国唯一的革命中心，顿时变成了反革命的基地，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至此遭到了严重失败。

　　张曙时从早年投身革命开始，经历了反满、倒袁、护法、国共合作和兴师北伐等几乎所有的重大历史事件。他由老同盟会员、中华革命党员、国民党员到国民党左派的重要人物，多年追随孙中山，实践三民主义的主张，尽管付出了巨大的精力，但美好的设想却一个个地破灭了，特别是蒋介石、汪精卫集团的先后叛变革命，使他陷入了深深地苦痛之中，也推动他去寻找真正的革命舵手，探索通向中国革命胜利的道路。

　　坚定的信念，崇高的目标

　　正当张曙时眼看武汉时局日益恶化，而自己又无能为力，深感苦恼的时刻，作为当时武汉国民政府委员的共产党负责人之一的谭平山约见了他。当谭问到他对形势的看法时，他仍明确地表示：“我不主张宁汉合作来反共。国共分家，两败俱伤，革命就受了很大损失。”谭又进一步告诉他说，我们党“要到江西去，重新再来一番”。听到这个消息，他非常兴奋，当即回答说：“我赞成你们的办法，我愿意一同去干，不愿意与蒋介石合作！”这简短而明确的语言，表达了一个老革命战士对中国共产党的坚定信念。

　　张曙时根据我党的意图，在抓紧结束武汉党训班后，就于７月23日离开武汉，乘轮船到九江，参加党召开的有关会议。根据会议的决定，他和其他人一起，在28日到达南昌，立即投入紧张的起义准备工作。在以周恩来为首的党的前敌委员会领导下，排除了张国焘的阻挠，经过紧张的讨论和准备，于8月1日晨2时举行了南昌武装起义，经几小时的激烈战斗，取得了成功。在有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人士参加的联席会议上，张曙时被推选为“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委员，并兼任党务委员会的主席。会议所讨论通过了《联席会议宣言》、《八一起义宣言》等文件，响亮地提出了“打倒帝国主义”、“打倒新旧军阀”、“实行耕者其有田”等革命口号，极大地鼓舞了革命人民的斗志，从此开始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独立武装斗争，掀开了中国革命的新篇章。

　　南昌起义引起敌人的极大惊慌。蒋介石、汪精卫从南京、武汉和广州方面纠集大批反革命军队，联合围攻南昌。在这种情况下，根据前委的决定，张曙时随总部大队一起，于8月5日撤离南昌，挥师南下，在江西会昌、瑞金一带打垮了堵截的国民党反动军队，由江西入福建，直驱长汀、上杭，再经过广东的大浦，于9月下旬占领了潮州、汕头。在那些行军转战的日子里，他同广大指战员一样，风餐露宿，跋山涉水，经历了种种困难，但仍保持旺盛的斗志，与敌人进行殊死的斗争。当前进到汤坑、三河坝一带时，突然遭到敌人优势兵力的四面围攻，展开了激烈的战斗。由于敌我力量悬殊，激战数日，主力受到严重损失。直到流沙、海陆丰失败后，他才根据组织决定，从广东海口雇民船到了香港。因突围紧迫，不慎将党组织开给他的通信处遗失，以致在港无法与党联系。但他始终相信革命终归要胜利，自己决心跟着共产党革命到底。党组织十分关心张曙时的个人生活，通过韩麟符（共产党员，后叛变）送给他一百元用费，以解决暂时困难。党的亲切关怀，使他深受感动。为了更好地投身于革命事业他恳切地向党提出去苏联学习的要求。当得到党组织的同意后，就与徐以新一道赴上海作准备，等候党的出发通知。

　　眼看要出发了，张曙时的心中充满兴奋和焦急感情。兴奋的是，能有机会去到列宁的故乡，亲自看看工农政权在苏联的胜利，学习到更多的革命理论，这是自己多年的宿愿；焦急的是，不知何时才能成行。但是，革命多艰，出乎意料的事情发生了。在国民党反动派残酷镇压革命的恐怖环境下，不仅乘船去苏发生了问题，而且与党的联系也突然中断。这对张曙时来说，犹如晴天霹雳，心情沉重，苦闷异常，不知如何是好。他改名刘和斋，闭门不出，不与任何来往通信，即使过去那些国民党的老同志到沪去找他，除少数感情较好者外均不接见。有些“好心人”也趁机多次劝他在报纸上登启事，声明自己不是共产党员，这样做，既能使国民党取消对他的通缉，又可以到南京去做官。对此，他不屑一顾地说：“国民党现在握党权的人，连自己的同志都弄不清楚，还成什么党呢？”对于那帮踏着人民的尸骨爬上统治宝座的家伙，尤为鄙夷和痛恨，指出他们连“什么是三民主义，什么是总理所确定的革命政策，什么是革命，一点皆不懂，皆是些吃党饭当党官的无赖分子，把革命的党弄成反革命，来冒充总理信徒，窃夺军政党权，连革命同志与革命的朋友皆不要了，而且用极野蛮无耻的手段来残害，我无论如何，不能与他们站一条线，更谈不到去做他们的官的话”！这些话语大气凛然，铿锵有声，表达了一个革命者爱憎分明的坚定立场。他还郑重宣告：“我还要继续我的革命事业。他们如捕杀我就算了，不然，我坚持我的主张，革命到底，一定要打倒这些反革命的东西！”这是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公开挑战，也是对人民事业的钢铁誓言。听了他的这些话，有的人为之折服，钦羡他在万马齐喑的恶劣环境下，能有这样的气节和胆略。但也有个别的人仍然企图劝他回心转意，说什么“你在党内数十年来吃苦也不少了，现在算是革命成功”，“我们老同志如见有不对的地方，应当到党内谋改，不要任性”。张曙时反驳说：“这不是任性不任性，是革命与反革命问题”，“现在南京是反革命的政权，我哪可能与他们同流合污”！， “哪个肯到南京去，当反革命政府的走狗呢！”致使这些劝降者被驳得面红耳赤，不敢再言其他。

　　但是在当时，情况的变化是非常复杂的。不久，谭平山又去找张曙时，劝他出来活动，说：“国民党左派分子还是你出来领导，团结起来，做一做国民党左派的组织工作，这是目前需要的事”。他感到这些话有道理，就鼓起精神，邀约邓初民、朱蕴山等国民党的左派人士十余人开过三次会,取得大体相同的意见,决定用国民党左派联合会的名义,开始组织执委会,负责联络国民党左派，在各地发展组织。这对孤立蒋介石反动派和汪系改组派，团结革命力量，曾起了积极作用。经过了几个月时间，这个组织有所壮大，逐渐成为一支独立的力量。这时侯，又有人提出将原来的组织另改其它的名称，组织新的政党，即第三党，并得到多数人的赞同。他则表示反对，明确地指出：“资产阶级的国民党既背叛革命，应当由无产阶级的共产党来担负中国革命任务才有前途。”至于小资产阶级，他说：“是有动摇性与不彻底性，不可能来担负这个任务。”由于他在当时不赞同再组织另外的党，便退出了曾参加过的“国民党左派联合会”组织，脱离了关系。此后，他就利用这段难得的空闲时间读书，致力于革命基本理论的研究，结合总结自己过去的斗争经验，等待时机，准备投入新的战斗。

　　1931年，正当张曙时暂时闭门读书之际，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发生了。事变的第三天，我党就发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宣言，之后，又作出《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州事变的决议》，提出加紧领导和发动群众的反帝运动，武装群众，进行革命的民族战争，直接给日本帝国主义以坚决打击的主张。事实再次地教育了张曙时：国民党政府是民族利益的出卖者，只有共产党才是国家的希望，才能救人民于水火，完成革命的任务。作为一个立志终身献给革命事业的战士，就要加入工人阶级的先锋队。这正如他后来在延安整风中解剖自己的入党动机时所说的：“我根据过去多少年的经验与教训，考虑好久时间，决定在日本的侵略下，中国革命当前的任务，仍然是反帝反封建。要致力于这种革命运动，一定要加入共产党，才不致走错了路线。”并“愿以牺牲一切的精神，为革命事业奋斗到底。”于是，他以满腔热情投身到抗日反蒋的洪流，参加上海的各界救国联合会，建立义勇军组织，发动请愿示威，更加紧迫地寻找共产党组织。

　　正当张曙时历尽艰苦，为找党而苦闷的时候，在1932年初的一天，他在路上偶然碰见一位多年不见的好朋友邹铭三，随即邀请至家，在相互交谈中感到很投机，深得他的信任，便对邹倾吐了自己多年来希望入党的迫切心情，请他设法转达这一强烈要求。不久，党就派人来找他谈话，并有邹铭三、王学文两人介绍，正式批准他加入中国共产党。这时，张曙时虽然已经四十七岁了，但仍象年轻人那样激动，心潮汹涌，久难平静。他回首往事，感叹自己走过的坎坷道路。尽管早年就向往光明，渴望社会的进步，并为之而奋斗多年，他总找不到明确的奋斗目标。在严酷现实的不断教育下，他逐步加深了对党的认识，他应幸自己能在年近半百时，终于参加到党的行列。

　　出生入死，转战南北

　　参加中国共产党是张曙时一生中的根本转折点。自此，他就在党的直接领导下，青春焕发，信心十足，干劲倍增，脚踏实地，以崭新的姿态投入火热的战斗。

　　他根据党的指示，首先在上海从事情报工作，利用自己原来的身份，活动于各抗日救国派别与团体之间，促进抗日义勇军的团结和发展。到了1933年春，北方各地的抗日武装已先后发展起来，需要加以联络和组织，他便主动提出去那里工作的请求。经党的批准，离开上海，先去北京接上关系，并根据当地党的指示参加文协，为抗日救亡运动积极筹捐活动经费，然后和与东北军有关系的万肇青、徐伯阳取得联络，到河北曲阳县直接做驻该地的东北军的工作，发动他们起来抗日。在开展这一工作的过程中，他发现曲阳的农民和学生有抗日的要求，就抽出时间，深入到农民积极分子和青年学生中间，向他们耐心宣传抗日的形势和开展武装斗争的重要性，号召大家从敌人手里夺枪，上山打游击，建立革命根据地。在他的鼓励下，当地的群众纷纷组织起来，战胜了敌人的破坏，建立了抗日武装，到“七七事变”时，已经发展到有一个营的规模，推动了该县的抗日运动。张曙时的这些活动，引起了顽固派的恐惧，保定的宪兵第三团几次追捕他，历经艰险，终因他的机智才得以幸免。

　　不久，国民党内主张抗日的将领方振武的部队，由山西开到定县，举起抗日救国军的旗帜。张曙时根据跟中共北方局关于做抗日军队统战工作的指示，就赶去与方见面，热烈赞扬方在国难当头时所采取的爱国行动。为了团结更多的爱国力量共同抗日，壮大我中华民族声威，他又劝方切不可孤军奋斗，而应当与冯玉祥的部队会合。张曙时的真诚劝告，终为方所接受，但又担心冯玉祥不欢迎而下不了决心。于是张曙时又不辞辛劳，去疏通冯与方之间的关系，促进各种抗日力量的汇合。他到张口家对冯说：“你俩共同担负抗日同盟军的责任，大家一致为中国民族生存而斗争，还有什么可怀疑的呢？过去的个人意见现在不谈了，如果现在不能合作，就要失败，或者被蒋介石与日本勾结起来所消灭，抗日也抗不成，中国就亡了国，还讲什么呢？”张曙时的这些分析，深为冯玉祥所信服，不仅打消了冯对方的疑虑，而且也取得冯对他的敬佩，认为他富有才学，为人直爽可信，便委为冯军司令部的顾问。

　　5月，方振武和吉鸿昌两支部队在河北定县大操场，召开北上誓师大会。会后即开始行动，沿康县、滦源、蔚县、灵邱方向进军，到达了张家口，与冯玉祥的部队会师，于5月26日宣布组成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并通电全国，冯玉祥任总司令，方振武与吉鸿昌分任第一军、第二军军长。从而大大壮大了抗日的力量，振奋了广大群众的抗日热情，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时，方振武也进一步加深了对张曙时的了解，又聘请他为方军的高级顾问。他便利用自己身兼两军顾问的有利条件，大力加强抗日军队的团结，宣布抗日，提高士气，为促进全国抗日形势的发展作出了可贵的贡献。

　　“抗日同盟军组成前后，党组织动员京、津、内蒙、陕西等地的共产党员及抗日青年云集张家口市，在抗日同盟军的旗帜下，在党的前敌委员会的领导下，成立了察省（后改为华北）民众抗日救亡的御侮会，做发动和团结抗日群众的工作。张曙时同志是这个团体的支持者之一，常在会议上发表演说，会下个别谈话，激发大家的抗日斗志，很受尊重”。

　　正当“九一八”事变所引起的抗日运动日渐走向高潮的时候，被迫下台的蒋介石又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与汪精卫等国民党各派系达成了新的妥协，重新上台，更加疯狂地向革命进攻，极力分化抗日的阵线。蒋介石一面勾结阎锡山，并以少给弹药和物资施加压力；一面通过南京国民党政府用高官厚禄为诱饵，“收买了抗日同盟军中一部分不坚定分子，从中分裂出去，并暗中挑拨冯玉祥与其旧部的关系。在这种压力之下，冯玉祥将军不得不离开张家口解甲归田，”重上泰山。

　　冯一走，顽固派庞炳勋的部队立即开到张家口，加紧破坏同盟军的抗日活动，形势骤变。在此情况下，“党的前敌委员会和吉鸿昌、方振武将军决定继续坚持抗日斗争，将部队和抗日御侮救亡会人员集中起来，撤退到张家口以北的张北县一带，改为抗日讨蒋军，由吉鸿昌和方振武将军分任正、副司令。张曙时随方部的第六师行动。这支抗日部队沿察、热两省的边界向河北方向前进，准备与冀东的农民暴动队伍相结合，在那里建立抗日根据地。但沿途遭到国民党反动派军队的阻截，只得且战且走，几次突破敌人包围。当方部转战至冀东三河坝时，在日本侵略军和何应钦中央军的夹击和空军的轰炸下，伤亡惨重，弹尽粮绝，被迫放下武器。至此，抗日同盟军宣告失败。”

　　在这支抗日部队遭到重大挫折的时刻，张曙时曾以共产党员的大无畏精神，挺身而出。他激动地说：“我们是共产党的革命武装，绝不能任敌人来缴械，一定要把革命精神与勇气振作起来，冲破这个难关才有出路！”在他的号召下，当即有一百多人起来响应，决定冲出一条血路。但他在准备夜间突围的过程中，因几日的饥饿和疲劳，在昏迷中走错了方向，误入敌人的防线而被俘。拘留了大半天后，在解往师部途中，他通过对押送士兵做工作，又给以钱物，才脱险反京。

　　张曙时刚回京不几天，又根据河北省委的指示，前去河北的南部。当地的驻军是冯玉祥的旧属第十六师，师长张涧石。他是去做这个师长的工作，想在此基础上，逐渐掌握这支部队，再通过这支部队的力量，去发展民众的抗日游击队。殊不知张涧石口是心非，表面上装做同情抗日的样子，暗地里却大干升官发财的勾当，连张曙时为抗日所辛苦筹借的四千元活动经费，也被这个家伙窃为已有；甚至还把他监禁起来，企图进一步谋害。后得到当地抗日积极分子赵醒汉的帮助，才寻机逃脱虎口，辗转回京。刚到北京，又被张涧石等告密，幸喜脱险，随即转赴天津。但天津仍是敌人密布，也难以久留。在党组织的指示下，他又同原抗日同盟军前敌委员会领导人柯庆施一道，于1934年重返上海，继续从事党的地下情报工作。

　　在这近三年的时间里，张曙时肩负党的重托，奔走于定县、曲阳、北京和张家口之间。他不顾个人的安危，几次虎口余生，为挽救民族危亡，推动抗日斗争，尽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责任。

　　披荆斩棘，开创统战工作新局面

　　1935年初，四川的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中央红军已紧逼川南各县，川陕根据地的红四方面军发展迅速；蒋介石借追击红军为名，派了自己的大批嫡系部队涌入四川，引起了四川各派军阀与蒋介石集团之间的矛盾。当时我党正在川东的云阳、万源一带组织武装暴动。为了加强领导，开展好游击战争，配合长征红军在四川的活动，加深反动营垒的分裂，党（上海中央局特科）又派张曙时前往四川。临行前，还将流寓在上海的吕一峰（共产党员）和傅春吾两人介绍给他。

　　地处西南的四川，对张曙时这个久居江南的人来说，是遥远而又陌生的地方。初到那里工作，困难势必很多，但他愉快地接受了党交给的任务。1935年1月从沪动身，溯江而上。沿江两岸的无限风光尽收眼底，使他深感祖国山河的可爱；而满目凋零破旧的凄凉景象，又唤起他对反动派卖国害民的愤慨，他亟盼早日投入火热的斗争。越楚汉，过三峡，到达了四川的万县，他即按原来的计划下船。经过了解，得知当地一带的武装暴动已经举行，由于准备不充分，起义失败，队伍也随之散去。

　　意外的情况并没有使远道而至的张曙时灰心。他接着又乘船前往重庆，准备在那里住下来，利用傅春吾与地方实力派的关系，做情报工作，并打通与红军的联系。初到山城，人地两生，开展工作是很困难的，特别是地方党被严重破坏后，仅有的党员也纷纷疏散，无法接通关系。他在傅春吾老先生的帮助下，一边搜集有关情报；一边去与那些从前方回渝的川军军官接触，给这些人陈说利害，指出去路，明确地告诉他们去与红军打仗，不会捞到什么好处。与其损兵折将，徒拚消耗，倒不如休战后退，保存自己的实力。否则，一旦蒋介石军事势力入川，就有地盘被侵占，川军被消灭的危险，因此得早有防备为好。他的这些工作，对瓦解军阀部队的斗志是起了作用的。

　　张曙时为了尽快开展工作，打开新的工作局面，他冷静地分析了当时的形势。认为：随着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中国，大敌当前，民族的矛盾逐渐上升，各阶级、阶层（包括四川的地方实力派在内）正在起着变化，有转向抗日的可能。随着中央军的涌入四川，蒋介石集团与四川地方实力派的矛盾必将进一步加深，这就可以利用矛盾，推动实力派转向抗日立场，支持群众的救亡运动，从而发展革命形势。基于这种对当时省内外主客观条件的分析，张曙时以坚韧不拔的毅力，克服重重困难，大力开展统一战线活动，特别是做好以刘湘为代表的四川实力派的统战工作，推动上层人士参加抗日，发展整个抗日的形势。

　　当时的四川，大小军阀很多，其中以刘湘的力量最强。刘湘投靠蒋介石，击败了其他军阀，势力进一步扩大，并被蒋委为四川省主席兼川康绥靖督办，掌握四川的军政大权。尽管刘奉行反共投蒋政策，但随着蒋军的入川，蒋介石分化四川各军，消灭异己以求“四川中央化”的阴谋逐渐暴露；特别是“党化四川”的主张加紧进行和“省府迁成都“的提议正式提出，更使刘湘对蒋感到恐惧。为了具体了解到其中的真情和刘的态度，张曙时就动员傅春吾去访问与刘经常接近的当地著名绅士卢子和。从卢那里得知“刘湘财产及商业皆在重庆”， “不愿省府迁成都，可是被蒋逼迫，又非迁不可，正在烦闷的没有办法。”这个情况对张曙时来说，感到特别重要。他判断借此就可以打动刘湘，替刘找到一条出路，进而展开我党的上层统战工作。于是，他就借用与刘湘有交往的傅春吾的名义，给刘写了一封长信。在这封信中，给刘分析了国内外的政治形势，尤其着重指出了日本帝国主义企图灭亡中国的严重危险，抗日势力的普通发展和四川在将来抗日战争中的重要地位，劝告刘湘“应当确定立新时代的需要与远大计划，才有光明前途。从军事、政治、外交、财政、经济各方面来一个新的布置，以抗日为中心的号召，造成四川为中国抗日政治的中心。”为此，就应该“把省府迁到成都，脱离中央势力的压迫，与四川各军联络起来，共同保卫四川”。这样，“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才可得全国人民的同情与响应。”张曙时这种深刻的分析，对各种利弊的比较，以及在抗日形势下如何寻求自己的真正出路，引起了刘湘的极大重视，即派其亲信甘绩镛找傅春吾，表示十分感谢，并要求傅以后“常常赐教”。他的这封信，促进了刘湘下决心脱离蒋介石的挟制，也使他从中受到抗日宣传的影响。

　　恰在这时，张表方（张澜）来到重庆。张是一位国内知名人士，又是刘湘的老师，深为刘所敬重。张曙时原与之相识，又通过他去做刘湘的工作，当面劝刘站到抗日方面来。而要抗日，就必须反蒋。因为蒋介石一面对日妥协投降，一面千方百计在四川扩充地盘，吃掉全川的地方力量，用心险恶，不可不防。为此，只有高举抗日的旗帜，保护爱国抗日的群众，联合一切爱国抗日的派别，与蒋介石的控制野心作斗争，才是自己的光明前途。当时的成都虽为七个军阀所割据，但在反蒋抗日旗帜之下，是可以联合起来的。经过细致的工作，触动刘湘的思想，终于下决心将省政府迁到成都。

　　此时，张曙时因病不起，在重庆住了三个多月才恢复健康。病愈后，为了继续开展上层统战工作，推动刘湘转向抗日方面，他又利用吕一峰和蔡羿公（当时均为党员）的关系，前往成都。到蓉后，由蔡接去，安排住处。后经陈克琴（原名倦曦，共产党员，在上海与张曙时认识）通过杨子昆（民本体专副校长，陈的同乡）到民本体专教书，担任语文、历史等课程。此后，张曙时在公开身份的掩护下，积极而有计划地开展对刘湘的争取工作。首先，通过黄子谷（岷江大学教授，曾是中共党员，与刘有交往）去找刘湘交谈，鼓动其抗日热情。事前张曙时与黄细致商量，从谈话的内容到方法，都加以周密考虑，特别是针对刘感到兴趣的问题，诸如：怎样治理四川；联合抗日派别；对付蒋介石的控制等。由于准备充分，讲得切合刘的实际，因而引起刘的注意。其次，加强对刘湘的亲信人物的联络。利用各种渠道去接近黄秋侠等为刘湘所器重的人物，与他们分别进行了联络，借以影响他们的思想观点，再通过他们去影响刘湘；第三，促进进步分子的团结。刘的下属中有一批进步人物，这些人极力帮助刘湘励精图治，想造成一个新的局面。通过黄的工作促进这些人的本相合作，提高警惕，不要上右派投降蒋介石集团的当。到1937年8月，为刘湘所倚重的核心人物郭秉毅加入共产党后，他就直接领导郭去做刘湘及其下属的工作，宣传抗日，促进联合，使刘湘逐步转向抗日方面，这样，我党与刘的间接而密切的关系也经常化了。

　　张曙时在极力打开上层并取得初步成效的同时，又以很大精力深入下层，着手发展群众运动。他利用在校教课的有利条件，经常向学生宣传全国各地学生抗日救亡运动的情况，说明日本侵略者妄图灭亡中国的民族危机，唤起大家的民族热情，受到师生的欢迎。经过一段时间的培养教育，一批思想进步，抗日热情高涨的骨干分子形成了。然后，他又通过这些骨干力量去创办宣传抗日救亡的半月刊《力文社》。在这个刊物的影响和指导下，许多教师和青年又发起组织《救亡会》，创立《建设晚报》，兴办《妇女周刊》，后改为《妇女呼声》。抗日团体日渐增多，宣传抗日的报刊如雨后春笋，抗日救亡的局面空前活跃。

　　为了巩固和发展全川的抗日形势，张曙时一方面积极支持韩天石等发展成都的“民先”组织，并通过它去联系各抗日团体，成立成都各界救国联合会，把一切抗日力量都联合起来，采取统一的行动；后又将它过渡到“华抗”（华北抗战后援会）、“省抗”（省抗敌后援会）；另一方面又于1936年10月再去重庆，了解那里的情况，指导当地党员（如由他亲自发展的刘传茀）积极建立类似“民先”的组织，掌握合法团体，进行公开与秘密相结合，合法斗争与非法斗争相结合的救亡运动，并责成刘传茀加入“救国会”，与党员漆鲁鱼合作。自此，重庆“救国会”及其所属秘密“学联”，秘密“职青救”，秘密“文救会”，秘密“工救会”都根据张曙时的指导精神，按“民先”的形式建立起来，成为党直接领导的外围组织。这些组织所开展的各种运动，如：纪念鲁迅大会，声援“救国会”七君子的“入狱运动”拍卖走私日货运动，四川大旱中的救灾运动，一直到“七七事变”后的抗日大宣传活动，都成为党所领导的抗日救亡运动的一部分，因而目标更明确，规模也更大了。

　　在到蓉后的紧张工作中，张曙时仍念念不忘重庆这个西南重镇的工作，关心着那里党员的活动。他经常给刘传茀等人写信，指导工作，及时将党的有关文件秘密送去，对发展新党员进行悉心审查，甚至让负责人亲自带上材料到成都，当面汇报研究。

　　随着群众抗日情绪的昂扬，国民党四川省党部对日益兴起的抗日运动的仇视和压制也更厉害了。为了击退这股逆流，推动抗日高潮，张曙时又通过郭秉毅等人给刘湘做工作，说明群众团体都拥护刘的抗日主张，要刘与群众团体发生关系。由于此时刘对群众救亡运动采取欢迎的态度，指派郭经常与各群众团体接洽。这样，群众运动因有刘的支持而不受国民党的压迫，得以顺利地发展起来。由各个“救亡会”成为各界“救联会”，由秘密走向公开的活动。由张曙时等创办的《建设晚报》，还得到刘湘每月四百元的津贴，群众救亡团体也有一百元的经费。国民党省党部见势不好，企图进行镇压，便把群众的这种抗日行动诬蔑为“共党分子捣乱”，甚至送出公函要省政府禁止或封闭各抗日刊物。张曙时得到这消息后，就抢在反动派动手之前，派人给刘及其下属做工作，鼓励他们不要低头让步，刘迫于大势所趋，顶住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压力。在省务会议讨论封闭抗日刊物一事时，刘湘也表示反对，置省党部的公函于一边。同时，还派郭秉毅去安慰那些民众救亡团体。

　　在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略我国的形势下，日本商人和间谍分子也纷纷涌进成都，进行各种破坏活动。除已暗地在大川饭店设立机关外，经蒋介石政府允许，还准备在成都设立领事馆。这时的刘湘还是脚踏两只船，仍在暗中同日本有来往。为了粉碎日本的企图，推动刘切断与日的联系，站到抗日立场上来，张曙时在动员群众公开反对日本在成都设立领事的同时，又通过郭秉疫等给刘湘做工作，反复讲清日寇深入四川腹地的严重危害，使刘也转而持反对态度。在此基础上，再与刘的下属干部商定，发动了反对日本在成都设领事的群众示威运动。连军警和群众共两千多人，大队人马开到了大川饭店内。群情激愤，打死、打伤日本人各二人，捣毁了专卖日货的商店。在这场“大川事件”发生后，刘湘因受到南京政府的责难，感到难以处理时，他就通过郭向刘陈说：这个事件是因日本侵略中国而引起，是群众爱国行动，是“偶发事件”，主要责任应由日本侵略者承担。政府为维护国家民族的尊严出发，当以地方事件来解决。刘同意这一处理意见，把打死的日本人埋葬，对打伤的给以医疗费后送出川境，然后刘电复南京当局，了结了这一事件。“大川事件”的胜利，挫败了日本政府的阴谋，使四川人民扬眉吐气，进一步激发了抗日热情，也使刘湘的政治地位得到了加强，更鼓起了刘联合四川各抗日派别，充当四川抗日领袖的雄心。刘在一次讲演中公开宣称：“蒋介石不抗日，我们要抗日！”表明了刘湘在抗日问题上又进了一步。

　　1936年“西安事变”发生后，引起国内外各种政治势力的强烈反响，在我党努力下，得到了和平解决，从而粉碎了亲日派的阴谋，扭转了严重的时局，基本结束了十年内战的局面，为国共两党的重新合作创造了前提，推进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初步形成，也使以刘湘为代表的四川地方实力派抗日积极性进一步提高了。刘还一度提出要与成都地区的共产党负责人见面会谈。张曙时考虑到当时复杂的局势和尔后可能发生的各种变化，对此事没有同意。但是，仍以积极的态度表示了对刘拥护抗日的赞扬和支持。

　　由于四川抗日救亡运动的蓬勃发展,刘湘等地方实力派的转向抗日，蒋介石反动派的丑恶面目更为暴露，他们与刘的矛盾更明朗化了。这都有力地推动了当时四川抗日运动的日渐高涨。

　　四川地下党自1935年遭到大破坏之后，下层组织基础极为薄弱，开展党的工作非常困难。张曙时除了大力开展上层统战和群众团体工作外，还致力于党的组织建设，以十分严肃的态度和高度的责任感发展党员，壮大党的队伍。据熊复回忆：当时，“张老（曙时）根据中央的指示，一面做上层统战工作，一面着手恢复和发展党的组织。由他一个一个地吸收，够了三个就编成一个小组”。“张老对我进行了审查，并在他的亲自监誓下，吸收我入党。”从1936年8月起，先后发展了周沿江、吴均、林露、郭秉毅等入党，在这个基础上，建立了自1935年四川省委被大破坏以来的第一个基层党小组。后又在学生和教师中吸收了十余名党员。1937年10月，张曙时又要刘传茀在重庆积极发展党员，特别要注意在各抗日团体中吸收经过考验的骨干分子入党。

　　对于新发展的党员，张曙时总是耐心进行教育，注意提高他们的觉悟，增强斗志。除了入党时亲自谈话外，还经常给以勉励。如周沿江入党不久，他就写诗激励：“天将明的黑暗，不久就要过去了。在这朝雾尚弥漫天空的征途，不问男女老幼，携起手来前进前进，奔到我们光明世界。”在日寇步步进攻我国的危亡关头，他又向新党员赠言：“黑暗的世界，已接近透明的曙光；无情的血腥的炮火，已惊了被压迫的人们，群起向敌人作最后的抵抗。这时候不必说老少无用，更不必留恋甜蜜之乡！我们要铁一般的团结起来，消灭那吃人的魔王，争取我们的真正自由与解放，自由之花，才能发挥他万丈的光芒！”“我们欢迎觉悟份子来团结在一条战线上携手前进，同时还欣庆先觉者提携后觉者，足以促成社会推动力的发展与扩大。”他的这些热情的鼓励与鞭策，对刚献身于共产主义事业的新战士来说，感到非常温暖，增强了前进的力量。

　　张曙时还十分注重马列主义的传播工作，用革命理论武装党员和群众。据熊复回忆：“张老曾指派我做一项工作，就同《四川日报》当时的总编辑杜桴生同志联系，从他那里取得由报社印刷的列宁的著作，如《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两个策略》、《进一步，退两步》、《怎么办？》等书，通过我认识的祠堂街几个书店的店员，暗中发售。”在回家之前，“张老又交给我一个任务，就是把几百本列宁著作运到重庆，交给漆鲁鱼和刘传茀同志。”

　　为了进一步确定地下党在抗日新形势下的任务，张曙时于1937年3月离开成都，取道汉口回延安，直接向党中央和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汇报情况，请示工作。经中央研究，决定他以中央特派员的身份重返四川，继续开展秘密活动和发展党的基层组织，而将上层统战工作交由李一氓负责。

　　张曙时从延安赶回四川时，已经是“七七事变”后了。在全国抗战形势的推动下，刘湘又提出了“对外抗战，对内建设”的口号，并拟定出建设四川的三年计划；“四川民众动员委员会”也宣告成立。张曙时根据党中央关于由反蒋抗日转变到联蒋抗日，进一步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指示，抓住有利时机，积极活动于各抗日组织之间，扩大抗日团体，培养和提高进步分子，发展党员。同年冬，邹风平、廖志高抵蓉，成立四川省工委，张曙时是委员之一。1938年10月，召开省工委扩大会议，决定分别建立川东和川康两个特委，他除任川康特委委员外，还兼统战部副部长职务，继续从事上层人士的统战工作。

　　随着搞战相持阶段的到来，在日本诱降和英美劝降活动的加剧下，蒋介石集团对抗日更加动摇，对在抗战中日益强大的我党力量更加仇恨。1939年冬至1940年春，对我发动了大规模武装进攻，掀起了抗战以来的第一次反共高潮。在四川的国民党顽固派也遥相呼应，于1940年3月，在成都制造了“抢米事件”，逮捕我川康特委书记罗世文、党员车耀先等和其他一些爱国人士。邹风平、程子健、张曙时等川康特委的负责人，早有戒备，在处理好应变工作后，立即疏散到成都郊区，使猖狂的敌人多次搜捕扑空。随后，又根据南方局的指示，于是年6月转移回延安，从而结束了近十年的艰苦地下工作。

　　为人民的法制事业鞠躬尽瘁

　　张曙时回到延安后的一段时间里，“因当时的领导干部很多，暂时没有安排工作，也无意见，总是抓紧时间读书，连晚上也不休息。”之后，便担任西北中央局的统战部副部长。

　　1941年底开始，张曙时根据党的需要，进入人民法制战线工作，到1946年，他一直担任着陕甘宁边区政府的法制室主任；1947年初至1948年夏，为中共中央法律委员会的委员。为了迎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1948年12月12日的党中央会议通过了《中央关于中央法律委员会任务与组织的决定》，他与谢觉哉等九同志组成中央法律委员会。新中国成立，他是华北人民政府人民监察院的副院长。不久又调到中央人民政府法制委员会，担任副主任委员的职务。1950年12月，他又调到四川重庆，初则任最高人民法院西南分院院长，继而又任西南政法委员会的副主任。

　　张曙时在学生时代就喜爱法政专业，具有相当的法律知识，加上党多年的教育和实际工作的锻炼，使他深深懂得执行革命法制，维护人民利益的极端重要性。因此，他在法制岗位上总是兢兢业业、谦虚谨慎，处处严格要求自己，模范地遵守党纪国法，从来不搞特殊。他不顾自己年老多病，经常深入实际，注意调查，弄清各种复杂的情况，把案情搞准，从而作出正确的判决。在他主持西南分院工作期间，案件很多，桌上的卷宗经常堆集如山。他每卷必看，“事必躬亲”，即使看到半夜，甚至通宵达旦，也不马虎半点。经由他审理过的大量案件没有出过差错。为了提高工作效率，便于及时检查，他规定所属科室一律都要写出周记；他再忙也要一一阅查，指出不足，以利改进。

　　人民的法制，是通过无产阶级政权而建立起来的法律制度和社会秩序，这就要求执法人员不徇私情，切实做到“执法如山”，保护公民的合法权利。张曙时正是这样的英勇战士。

　　1952年发生的“李民案件”，对张曙时来说是一次严重考验。李民原是我军的一个干部，已在抗日战争期间结了婚，并有两个小孩。李随军南下到贵州省一个县当县长时，又在该地结婚。犯了“重婚罪”，直接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颁布的《新婚姻法》。后来，李的原妻带上孩子到西南分院告状。张曙时接到这一案件后，亲自听取双方的陈述，了解情况，分析案情，对李进行批评教育。尽管李参军较早，曾有功于革命，但触犯了法律，根据《新婚姻法》的有关条文，判了李民二年徒刑。李要翻案，个别负责人又从中支持，但张曙时仍坚持法制原则，毫不动摇，报经最高法院复议，仍然维持原判，受到了人民群众的称赞。

　　永葆人民公仆的本色

　　年事日高的张曙时，自1955年起又从政法战线转移到统战工作方面，担任全国政协委员和四川省政协副主席等职务。这时，他的心脏病和气管炎相继复发，健康状况日趋恶化。但他以“老骥伏枥的精神，继续战斗在自己的岗位上。

　　他从多年的统战工作中深知，各爱国党派和各爱国人士，在过去的年代都曾为人民做过好事，有过功劳，作为一个党的干部，就要把党的政策带到他们中间，温暖他们的心，动员他们为社会主义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因此，他总是以普通一兵的态度与爱国人士交朋友。开会时，他同民主人士坐在一起，共商国家大事；平时，他总要抽出时间登门拜访，和他们促膝谈心，交换各种意见。他那耿直豪爽的性格，平易近人的态度，给大家留下了难以忘怀的印象。

　　他始终保持着艰苦朴素的作风。还在延安时期，张曙时就积极参加农业生产，经常下地劳动，带头交公粮。他总是以“应持粒  辩，方免游瑕侵”自勉。党中央在困难的情况下，对包括张曙时在内的年高体弱的老同志曾作出给予特殊生活照顾的有关规定（53），他总是感到不安，时时自省。自进入大城市以后，特别是到四川工作以来，生活日渐改善。党对老干部的一些物质上的照顾，他总是多方推谢，连配给他的小轿车也不轻易使用，更不准家人借机享受；身为党的六级干部，有着相当高的工资收入，他总不肯乱用分文。他常用过去斗争的艰苦事例来勉励自己和教育孩子们。他总是穿着朴素。他的家里陈设简单，饭桌上只是摆上清淡的菜肴，有一次多搞了几个菜，他就严肃的批评，不让以后再搞对子女的要求也很严格。女儿在身边时，他总是提醒“要节约用钱”，要“谦虚谨慎，不骄傲，不自满，处处学习，时时进步”；远在别处时，又一再写信，指出：“世界上的事，统由吃过苦头才晓得是不容易来的，尤其是革命事业皆是由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牺牲精神创造出来的胜利。这个真理要时刻不要忘了。”去到他的家中做客，感到的不是豪华奢侈，不是功臣的生活享乐，而是老战士的纯朴，人民公仆的本色。

　　张曙时很早就参加了革命，对人民的事业有不可磨灭的贡献，但他总是严格地要求自己，从不居功自傲，直到临终前，还想到自己的缺点，努力保持晚节。他在写给一个老战友的信中说：“我自1935到北方，又到四川，前十几年是多半做地下工作；解放后由北京又到四川来，已二十多年，没有离开此地”，“青春不再来，现已白发苍苍”，虽“私心可告无愧”，但“小毛病还是很多的，希望你老朋友多给我指导，以便改正，好保持革命晚节”。对于党的指导思想和奋斗目标，他更是坚信不疑。即使在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肆虐的日子里，也没有丝毫动摇。“马列主义必定成功，共产主义在中国一定要实现”！这发自肺腑的心声，表达了张曙时对党和人民事业的必胜信念！

　　1965年起，张曙时病情继续加重。他经常卧床不起，难以动弹。即使如此，他仍孜孜不倦地学习，时时不忘党的事业。1968年，在林彪炮制的“一号命令”之下，他被迫转移到南充，忧愤中于1971年离开了我们。

　　张曙时之所以能从旧民主主义的革命者，成为共产主义事业的伟大战士，透过那风云变幻的岁月，曲折漫漫的历程，使我们感受到一种人类最宝贵的东西——在党的指引下，沿着革命道路永不停步的意志和力量。凭借这种意志和力量，使他战胜了前进道路上的一切艰难险阻，成为永生的战士。张曙时的这种意志和力量，不论过去和现在，都闪耀着灿烂的光辉，照亮着人们的将来！（乔毅民  孔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