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青

　　穆青，是我党早期优秀党员，四川党组织的领导人之一。

　　穆青于1920年赴法国勤工俭学，1926年初回国，担任中共广东区执行委员会组织部长。1927年底参加广州暴动。起义失败后，调任中共湖北省委组织部长。1928年夏回四川，先后任中共四川省委组织部长、临时省委书记等职。1930年3月，不幸在重庆被军阀刘湘逮捕，同年5月壮烈牺牲。时年三十二岁。

　　（一）

　　穆青，1898年出身在长江上游的合江县福宝山区的一个贫苦农民的家里。父亲穆艺阶、母亲权氏都靠种地过活。

　　穆青七岁时，父母节衣缩食，把他送到骑龙义馆上学。由于他学习刻苦，成绩优异，深得老师汪海如和长族穆慕陶、穆晋明的喜爱，并给予经济上的资助。辛亥革命后，穆青考入合江县中学。

　　合江县地处长江之滨，上至泸州，下到重庆，均不过二、三百华里远，可通水路，往来方便，因而消息也较灵通。穆青进入合江县中时，正值袁世凯同日本签订《二十一条》卖国条约，阴谋称帝的时候。消息传来，群情激愤。青年学生中反响尤为强烈。穆青和同学一道，上街讲演，宣传抵制仇货，唤起民众反对袁世凯卖国投降、复辟帝制的罪恶行径。在学校里，他学习刻苦，成绩优异，考试常名列前茅。从他当时书赠同学祝寿东毕业的诗，即可看出他已初露才华：

　　若个男儿意气豪，文章分得凤凰毛。

　　它山借石无边兴，离别催人作燕芳。

　　1919年，在北京爆发了反帝爱国的“五·四”运动。声势浩大，波及全国，使穆青受到了深刻的教育。他通过阅读《新青年》等进步刊物，初步受到了争取民主，讲究科学的民主主义思想熏陶。深感祖国处于内忧外患之中，灾难深重。决心寻找一条改造社会救国救民的道路。

　　这时，正值吴玉章等在成都成立留法勤工俭学分会，创办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以“勤于作工、勤以俭学”为宗旨，积极输送青年赴法留学。穆青得知这一消息，十分高兴，在亲友们的支持下，与同学李畅英（又名大章，合江人）一道去成都，考进了预备学校。经过短期训练，于1920年底偕肖树棫（字朴生）、陈良（字家珍）、李季达、程子健等出川，准备由上海赴法。出川前，穆青的家庭和族中长者及朋友均来为他送行。

　　当穆青一行自重庆乘船东下，沿途目睹三峡的雄伟壮观，江汉平原的千里沃野，不觉心旷神怡，欣然命笔，赋诗两首，随信寄回家乡。

　　一

　　冲出夔门眼界开，巫云不见见楼台。

　　川流入海终归海，小住彝陵醉一回。

　　二

　　展兄生色壮行诗，三峡惊涛视等夷。

　　为报平安槐树下，说儿健胜在家时。

　　穆青是个富于感情，爱好诗文的人，曾学过旧体诗，后又学习新体诗，并从事过写作，后来因革命工作太忙，环境艰险，著作不多，而所作部分，也先后丢失。穆青等人到达上海以后，小住数日，即乘法轮“智利芬”号赴法国。

　　当时，穆青刚二十出头，朝气蓬勃，血气方刚，胸怀大志去到欧洲，原想能学到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无产阶级革命理论，以备回国后参与振兴中华，挽救民族危亡的大业。那知，法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经济遭到严重破坏，物价飞涨，民生凋敝，不少工厂关门，工人失业，寻找工作非常不容易。穆青等先抵里昂补习法语，不久，就学于一农业学校；后来，进入蒙德里冶铁工厂做工。中国勤工俭学的青年，在工厂一般都只能当勤杂工或普工，干笨重的活，如锯铁、搬运、装卸车、拣废铁等，而且常受着失业的威胁。在工厂里，他们看到法国工人，特别是在法的华工，劳动条件恶劣，生活低下，非常同情。从而逐渐看出资本主义制度的丑恶和腐朽。

　　1921年由周恩来、赵世炎（四川酉阳县人）等人发起，在法国成立了“工学互助社”，组织和指导青年们学习、研究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资本论》等和列宁的有关著作，以及国内的进步书刊。穆青和陈毅（四川乐至人）、邓希贤（小平，四川广安县人）、聂荣臻（四川江津县人）等四川青年都参加了这个组织。通过学习研究，思想更加开朗，觉悟进一步提高，并将所学得的革命道理，向工人们进行宣传。

　　穆青曾写信给族友们，谈到在法的斗争情况：曾几次组织起来到大使馆进行请愿和示威，反对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政府的卖国政策。

　　1922年6月，在赵世炎、周恩来等人的组织指导下，正式建立了“旅欧少年共产党”，赵世炎被选为党支部书记。同年8月，中共中央通知在法国巴黎成立“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由赵世炎担任中共旅欧支部的领导工作，穆青当时也参加了中共旅欧支部。

　　1923年2月17日，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在巴黎西郊布隆涅森林中召开临时代表大会，到会代表四十二人，穆青出席了这次会议。会议决定这个组织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受国内团中央领导，将旅欧少年共产党改为“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大会通过了周恩来起草的团章，选出五位执行委员，周恩来任书记。最后，穆青积极参加团的活动，宣传马克思主义，发展团的组织。

　　穆青在法勤工俭学达四年之久，在中共旅欧支部的领导下，通过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和研究，通过与广大工人的接触和参加实际斗争，逐步懂得了什么是共产党，什么是共产主义，以及怎样为共产主义奋斗。他更加痛恨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仇视国民党右派、国家主义派及无政府主义；更加关心祖国的前途、民族的命运，热爱党和人民群众；他站得更高，看得更远了。

　　1924年6、7月间，周恩来奉党中央之命，回国工作，行前曾召集所属各支部代表大会，选举党支部领导人。穆青参加了这次会议，并为主要发言人。他的发言中肯，清楚明瞭，受到与会同志的称赞。会后不久，中共旅欧总支部决定派一批党员赴苏联东方劳动大学学习，其中有穆青、傅烈、刘伯坚、蔡畅、饶来杰等。同年9月，他们从法国巴黎乘火车经德国柏林、汉堡转乘海轮抵苏联列宁格勒，然后到莫斯科入东方劳动大学。

　　在此学习期间，穆青曾任中共旅莫支部组织委员；后因患肺结核动了手术，到黑海休养了一个时期，于1925年下半年回到国内。

　　（二）

　　穆青回国后，中央分配他到中共广东区委任组织部长，兼国际济难会中国南方办事处主任。

　　广东区委设在广州市文明路，负责广东、闽南和广西南部梧州等地党的领导工作。同时，由于还没有成立广州市委，无论在国民党的中央机关、广东革命政府或国民革命军、黄埔军校以及各群众团体中的党组织，也都需要它加强领导。任务繁重而艰巨。区委领导班子中有陈延年、周恩来、熊雄、恽代英、赖先声（玉润）、张太雷、阮啸仙、蔡畅、邓颖超、邓中夏等人。作为组织部长的穆青，和大家团结一致，分工负责，把工作搞得有声有色。

　　穆青到广东区委工作不久，就发生了“三·二O”中山舰事件。我党总书记陈独秀推行右倾机会主义政策，以片面的消极的让步，来迁就资产阶级右翼势力，更加助长了蒋介石篡夺革命领导权的野心。5月间，蒋介石制造了整理党务案事件，轻而易举地篡夺了国民党的党、政、军权。

　　为了提高广大党员的觉悟，应付复杂的政治局面，区党委决定举办党员干部深造班，主要培养工人党员骨干。具体工作由穆青领导的组织部负责，由他们编班，安排课表，聘请教员上课等等。主要课程内容有：社会发展史、唯物主义论、共产主义与共产党、中国共产党章程、帝国主义和中国革命的任务、中国职工运动、广东农民运动以及其他政治专题报告。参加讲课的有恽代英、罗亦农、肖楚女、邓中夏、彭湃、项英、穆青等，以及苏联顾问鲍罗廷。与此同时，区党委还加强了对工运骨干和农运骨干的宣传教育工作，特别重视对省港罢工工人的教育。

　　1926年7月1日广东国民政府在我们党的组织和推动下，发出《北伐宣言》。7月9日，国民革命军正式出师北伐。其实，早在5月，由我党直接领导、以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为骨干的叶挺独立团，作为北伐军的先遣队已经向湖南挺进。中共广东区委态度明朗，行动坚决，积极支持北伐，平成穆青所在的组织部挑选调配优秀党员和团员去充实国民革命军，以作军事或政治骨干，特别是从省港罢工纠察队中挑选出许多坚强的共产党员和积极分子，参加到叶挺独立团。随着北伐战争的节节胜利，广东、湖南等省的工运和农运也蓬勃地向前发展。大好的革命形势，鼓舞了军心，激励着广大人民，无不感到民族有了希望，国家有了前途。

　　1927年春，蒋介石和帝国主义，买办资产阶级密谋勾结之后，便大肆向革命进攻。天空乌云密布，革命正处于危难之中。毛泽东、周恩来等同志及时提出了挽救时局的对策，但因党的总书记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统治，而未被采纳，使革命形势急趋逆转。这时，以陈延年、邓中夏、穆青等同志为首的广东区委，一方面保持着清醒的头脑，注意形势的发展；另一方面仍积极抓紧对工人、农民的宣传教育，组织群众声援武汉人民收回英租界、取消不平等条约的斗争，谴责和抗议英军屠杀我同胞的罪行。

　　3月下旬，广东区党委陈延年、邓中夏等同志，都先后离开广州；在此之前，周恩来已去上海。剩下只有穆青等十余人，担子是非常重的。秘书长赖玉润（先声）负责召集会议，进行连络工作；穆青管党的组织建设，指导各级组织开展活动，日夜忙碌，兢兢业业为党工作。

　　为了应付时局的变化，广东区委根据党中央指示精神，几次开会研究，决定采取各项紧急措施。穆青负责分配各部门的机关费，掌握各机关地址和相互联络的情况；整个组织部则完全隐蔽起来，分设三个接头机关同广州市各党支部秘密联系。市外的其它地区另设了接头地点和通讯机构，无论市内市外，均由穆青统管。同时，决定在各工会党支部中挑选忠诚可靠并有斗争经验的党员组织秘密赤卫队，由穆青、刘尔嵩、杨殷、李森、周文雍等同志负责制订计划，并领导实施。区党委的这些措施作得及时有力，对后来反动派发动的“四·一五”大屠杀，因有所准备，减少了损失，保存了一批骨干力量。这跟穆青、刘尔嵩、杨殷等同志的革命警惕高，夜以继日地工作是分不开的。

　　（三）

　　国民党新右派蒋介石到达上海后，加紧策划反革命政变。1927年震惊中外的“四·一二”惨案发生了。消息传到广州，群情愤慨。区党委立即召开紧急会议，穆青、李森、刘尔嵩、杨殷、赖玉润等出席。会议认为：在广州军警已经戒备的情况下，组织群众示威游行必有困难，也会带来巨大的牺牲，于是决定用广东区党委、区团委和工农团体的名义，联合发表反抗国民党蒋介石在上海制造“四·一二”血案的宣言。同时决定各部负责人暂停公开办公，以防意外。谁知宣言尚未发出，广州“四·一五”大屠杀接踵而至。

　　4月15日晨，穆青在一个秘密点的卧室里，正焦急地担心着事态的发展，突然响起了电铃声。开门后，进来的是个二十来岁的秘密交通员。他低声告诉穆青：

　　“昨晚半夜，文明路党、团省委办公处被反动军警包围，捣毁了机关，逮捕了油印员、交通员胡继声、洪兆潮等同志”。

　　“还有哪些地方出了事?”穆青问。

　　“中山大学也有人被捕。听说反动派到宿舍抓人，学运书记毕磊奋起拒捕，被打死在床上。其它地方尚未弄清，恐怕各机关都有同样的情形。”

　　“你再去打听一下，弄清哪些机关出了事，哪些同志被捕，下午再来告诉我。另外，替我买件长褂子，一顶博士帽，一副玳瑁眼镜带来。”

　　“路上可要小心！”穆青又补充了一句。

　　送走交通员，穆青回到房里，沉重地坐在床沿上，默默不语，悬念着战友和同志。他的爱人王凛若走过来轻轻地问道：“我今天就不能上班了？”她是不久前才从全国妇女运动讲习所毕业，分配到中山大学图书馆工作的。穆青没出声，只是点点头。

　　早饭后，穆青忽然对她爱人说：“不知军委机关怎样？你们邓老师（即邓颖超）从医院回来没有？你是不是到军委机关去探听一下。”

　　王凛若毫不犹豫地化了装前往，将打听到的情况回家详细地告诉了穆青。

　　午后，交通员再次汇报：李森、刘尔嵩、何耀全诸同志被捕。之后，他从团省委书记黄居仁家，又得知熊雄、肖楚女等亦被敌人抓去杀害。

　　傍晚，穆青身着一件浅灰色哔叽长衫，头戴浅灰呢博士帽，鼻梁上架一副玳瑁的茶色眼镜，化装成富商，同交通员一道出去找到了区委宣传部长任卓宣（后叛变、化名叶青）才知道宣传部没有遭到破坏；罢工纠察队、粤汉路工人武装在同反动派激战时，都表现得十分英勇；不幸被捕的工人，在敌人屠刀下也都坚贞不屈。

　　直到深夜十二点，穆青才回到家中。耳闻目睹不少战友倒在血泊之中，千百阶级兄弟失去了宝贵的生命，他悲痛愤怒之极，决心加倍工作，为死难烈士复仇，向反动派讨还血债。

　　4月14日，虎口余生的广东区委的同志们：穆青、赖玉润、周文雍，吴毅等近十人又聚集在一起，开紧急会议研究严重局势，讨论下一步的工作计划和斗争策略。经过讨论，决定：（1）由穆青负责组建广州市委，以加强广州市区委各级党组织的领导；（2）以广东区党委和它所领导的群众团体的名义，联名发表《反抗国民党反动派残酷大屠杀宣言》。由赖玉润起草，穆青、冯菊坡、罗绮园等人审定，然后秘密印刷，于21日中午散发；（3）由穆青、赖玉润等去香港设立党委办事机构，着手整顿各地方党组织；并到上海向中央汇报情况。

　　会后，穆青立即着手筹备组建广州市委。4月下旬，在穆青的主持下，召开了广州市委成立会议，选举吴毅为市委书记，周文雍为组织部长，徐××为宣传部长。接着市委举行首次会议，决定：重新恢复和整顿市区各级党组织，加强工会工作；整顿和发展革命队伍；在五一劳动节时，大力开展宣传工作，以争取和团结群众；积极营救被捕工人领袖和所有革命者，以“广东济难总会”的名义，分头做好调查研究，联合组织请愿。广州市委的工作很快开展起来了。

　　1927年4月底，穆青受广东区党委之命，向党中央汇报“四·一五”大屠杀经过。他轻简行装，立即上路，由韶关经湖南到武汉。后绕道上海转香港。在香港，由区党委成员穆青、赖玉润、杨殷等组成领导班子，设立区党委办事处、组织部的秘密处所和通讯联络机关等。　　　由于去香港的领导成员不齐，加之政治、地理诸条件之不便，区党委开展工作受到一定限制。但穆青等同志不畏艰险，克服种种困难，抓紧工作：整理和加强了各地区的领导，建立起潮梅、东江、西江、粤北、南路、琼崖等地区特委和联络机构；大力开展各地农民运动，积极武装农民，发动群众组织起来进行斗争；恢复、整理和加强港口党的组织，调冯菊坡到香港，领导港九地区工作，发展各产业、各行业工会党支部；通过广九铁路党组织和海员内河轮渡党组织，建立与广州和各地区秘密通讯联络机构；开展了宣传报道工作，由区委秘书处负责编辑油印《红旗通讯》，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和指示，报道广州和各地区活动情况，秘密分送到广州市及各特委。

　　穆青在香港工作期间，传闻陈延年在上海被蒋介石逮捕杀害，使他悲痛至极。

　　（四）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央决定将广东区委改为广东省委，并于是年秋迁回广州。工作按原区委的计划进行。张太雷任省委书记，穆青仍作省委组织部长。

　　11月，中央临时政治局在召开扩大会议，提出“一切政权归苏维埃”的武装起义总口号。根据中央指示精神，广东省委于11月28日召开会议，通过了发动工农兵举行武装起义的决定。穆青参加起义行动委员会工作，并给一位共产国际代表担任翻译，因此移住东山苏联顾问住宅区。

　　省委会议后，穆青、杨殷、周文雍等分别到工人群众中去作宣传组织工作，公开号召群众起义。12月7日，广州工农兵代表大会在越华路一家电影院里秘密召开。

　　12月10日晚饭后，穆青将妻子王凛若叫到身边，手里拿着三十元港币，低声说：“今晚上我要同第三国际代表去参加武装起义，夺取政权，建立我们自己的政府，并提出施政纲领。当然，要成立工农兵民主政府，实现我们的政纲，还需要共产党员去克服各种困难，那怕是流血牺牲，也必须为实现这个政纲而奋斗！”说到这里，他抚着妻子的头嘱咐道：“如果这次我参加起义死了，你一定不要哭，也不要难过！相反要为我牺牲得壮烈而自豪。你要听党的话，刻苦地学习，踏实地工作，继承先烈们未尽之志，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万一起义发生意外，党组织一时找不着你，你也找不到党，这三十元钱你就拿着作回家的路费吧！回到家乡再找党。”

　　王凛若接过港币，泪如雨下，不断地抽泣着。因为马上还要在西关召开起义部队各级指挥员会议，穆青站了起来毅然地离开妻子，走出门去。他的身影很快在马路的灯光下消逝了。

　　11日凌晨，信号弹耀眼的亮光划破了广州沉寂的夜空；接着枪声大作，重炮齐鸣，武装起义的战斗打响了！经过数小时的激烈战斗，一些重要据点都为起义部队所占领。指挥部和广州工农民主政府就设在维新路伪公安局里。这个昔日使人感到阴森可怕的阎王殿，如今工农兵成了它的主人，人们颈上系着红领带，英姿焕发，欢欢喜喜的进进出出。工人们打开监狱，原来被捕的同志获得了自由。世道全变了。

　　穆青身着黑色工人服，头戴鸭舌帽颈系红领带，背着一支上了刺刀的长枪，腰间捆着两条子弹带，紧张而又不紊地在指挥部处理着各种问题，研究战斗进展情况。经过一天的战斗，起义军已占领了东至沙河，南踞长堤的阵地，与河南李福林军相对峙；西达粤汉路南段。但北边战斗仍异常猛烈。

　　12日中午，指挥部在西瓜园召开群众大会。到会群众数万人。张太雷、恽代英、穆青、周文雍等均出席。张太雷在大会上庄严宣布：“我们工农兵革命军已占领广州市。现在，一切政权归工农兵苏维埃。”在这个新生的革命政权中，穆青为土地委员会成员之一。

　　广州起义的胜利，震惊了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派。军阀张发奎、李福林、薛岳等，在帝国主义的策动和支持下，很快向革命军反扑过来。12日下午，总指挥张太雷不幸中弹牺牲。13日晨敌人分四路向广州城大举进攻，起义军浴血奋战，终因敌我力量悬殊过大，无法挽救败局。为了保存革命力量，遂决定撤出广州。

　　13日深夜，穆青同国际代表一道回到东山。因张太雷牺牲，不少革命战友和阶级兄弟倒在血泊之中，大家的心情都非常沉重，彻夜不眠。

　　12月15，穆青先后送走了国际代表毛子等。16日下午，他和妻子王凛若都化了装，分路而行，在长堤会合，乘船前往香港。

　　穆青在香港住下后，聂荣臻常来和他共同研究党的工作。

　　（五）

　　1928年1月，穆青同妻子从香港抵达上海。不几天，周恩来、邓颖超到旅馆看望他们。穆青向周恩来汇报了广州起义的经过和目前形势。随后，党中央通知穆青，决定派他去武汉参加湖北省委工作。

　　穆青到武汉后，任湖北省委组织部长。与省委秘书长任开国夫妇同住在法租界一幢房二楼上。任开国也是四川人。为了掩护党的工作，他俩对外就以表兄弟相称。

　　一天下午，一个穿着深黄色长袍，头戴咖啡色呢帽，年约二十六、七岁的男人突然上楼来，口称找秘书长任开国。第一次被支唔出去了；不一会儿，那人又上楼来，未说话就转身下楼去了。任开国、穆青都觉得有问题，决定立刻转移。穆青搬到“福昌旅馆”；王凛若留机关；任开国夫妇也另住一家旅馆。打算暂避一下，看看情况再说。

　　哪知任开国夫妇迁去新旅馆不久，一天上街时，不慎为叛徒发现而被捕。当晚，反动派即在各旅馆进行搜查，特别是福昌旅馆，因原设有鄂北区委接头点，已被敌人破获，所以搜查得更严。穆青刚一出门就被捕了。

　　穆青被捕后，先关押在武汉侦缉队。敌人用尽刑罚，副他招供，他坚贞不屈，只说自己是留法学生，路过此地在旅馆被抓来了。根本否认是共产党员。敌人因无任何证据，只好把他作为共产党嫌疑犯押解到警备司令部。

　　湖北省委书记听说穆青、任开国被捕，立即赶来安慰王凛若和任开国的夫人顾文衡，向她们表示，党组织一定想尽办法营救。在王凛若的积极活动和配合下，穆青终于被营救出来。

　　穆青出狱后，为防范敌人再生事端，经省委决定，以治伤为名，让他前往上海，住在法租界一家成衣店的前楼。周恩来冒着险特地去看望了他。穆青伤愈后，被党中央任命为特派员，到四川视察和协助省委工作。王凛若则暂留上海候船去苏联学习。

　　（六）

　　1928年夏，穆青回到了阔别八年的家乡——四川。这时的四川，在经历了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国共两党合作和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之后，不但成立了中共四川省委，而且有了一些县委和基层党的组织，党员已有数百人。但在军阀的残酷镇压下，党的组织被破坏，党的领导人和党员遭到杀害，整个四川仍被乌云笼罩，白色恐怖十分严重。特别是号称“爬壁虎”的刘湘所统治的山城重庆，环境更为险恶。

　　穆青从上海回到中共四川省委所在地重庆后，同代理省委书记张秀熟朝夕相处，共同研究工作，指导各地党的活动。不久，省委召开了一次临时会议，其中一个议程是决定向党中央建议，留穆青在川作负责工作，并向中央写了报告。会议结束后，穆青亲自去川南地区视察。川南泸州、自贡一带党的工作比较活跃，组织建立得比较早，工农群众的发动工作也较为扎实有力。穆青到达川南后，根据自己亲身参加广州的经验教训，学习毛泽东、彭湃等在井岗山、海陆丰建立农村根据地的经验，提出工作重点应放在敌人统治薄弱的小城市，特别是边远县区。他选择了高县、珙县、筠连、永宁、古蔺等边区，作为永久革命根据地的基点，而以泸县、叙府（宜宾）、自流井三地为集结地；工作重心是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建立工会和农民协会，在有条件的地方组织农民自卫军及工人纠察队，建立革命政权。经过穆青的动员指导，党组织很快在自流井的大坟堡、三多寨等地组织起盐井工人数千人，建立了工人武装纠察队；在叙永、古蔺等地，农民武装组织也先后建立。

　　穆青虽为党中央派来四川视察和协助工作的特派员，但他从不以“钦差大臣”自居。事事总是身先士卒，不畏艰苦，不讲享受，密切联系群众。为了深入农村，他化装成苦力或小商贩，到几个县的山区，召开座谈会，帮助地方组织总结工作，制定计划，鼓舞大家的斗志。一次，在一个霜冻的早晨，穆青从江安同当地几位干部去泸县的途中，突然被地头蛇团阀程子芳发现，跟踪紧追不放。穆青当时本已过度劳累，加之胃痛得厉害，步履艰难，但他临危不惧，独自断后，掩护同志们迅速脱险。他忍痛爬上一个森林茂密的山头，居高临下，以巧妙的战术，数处放枪，敌人不知虚实以为中了埋伏，未敢穷追。到达泸县后，穆青的病越来越沉重，但他毫不在意，仍照常坚持党的工作。

　　中共四川省委和穆青很重视统战工作，常常利用四川大小军阀为争“防区”而结下的不解之冤，来巩固和发展自己的力量；派遣党员打入军阀部队内部，争取其中倾向进步的分子为我党工作，以瓦解敌人，壮大自己。当时驻川南泸县一带的部队，是刘文辉二十四军所属唐瑛师。中共川南特委在穆青同志的指导下，作了争取该部参谋长的工作，取得了成功。

　　正值穆青视察川南地区的过程中，反动军阀刘湘又于1928年10月初在重庆破坏了我党团省委机关，逮捕了代理省委书记张秀熟等二十余人。穆青闻讯后，立即取道自流井去成都；然后到潼南双江镇召集重庆、川南、川西几个地区负责人会议，决定省委西迁在成都成立四川临时省委，以便领导四川党的工作继续向前发展。临时省委的分工为：穆青（化名维新）任书记，组织刘披云、张春帆，军委李鸣珂，工运书记程子健。穆青、刘披云、张春帆、许海生（交通员）和陈志筠（作省委机关的缮写等工作）等五人住在省委机关成都芭芭巷一个小院里。当时多数同志未结婚，穆青的爱人又不在成都，五个单身人住在一起。为防万一，大家约定统一口径，都说是由邻水等县前来成都找事做的。穆青和刘披云装扮成兄弟，张春帆为表兄，陈志筠为妹妹，许仁智为佣人。果然，一天军警查户口来了，见都住着些二、三十岁的青年人,家中既无老人,又无家庭主妇,连泡茶坛子也无一个，发生猜疑。虽经穆、刘等人再三解释，军警不予置信。除陈志筠他们觉得象个农村姑娘外，其余四个均被带走。在街上幸被共产党员李欣云看见，立即去找他在田颂尧二十九军工作的父亲进行活动，说芭芭巷住的都是好人，不是危险分子；军警联合办事处军法官彭某先后审问了穆青、许仁智，均无可疑口供，最好才取保释放。

　　1928年冬，刘愿庵从莫斯科出席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后回到四川。同年12月18日，中共四川临时省委在成都召开紧急会议。会议决定：将10月间分别在重庆、潼南两地组成的两个临时省委撤销，选穆青、刘愿庵、程子健、刘远翔、陈峻山王人组成新的临时省委；以穆青、刘愿庵、程子健三人为常委；穆青任临时省委书记兼军委书记，刘愿庵任宣传鼓动部主任兼党报编辑，程子健任组织部主任。

　　1929年2月12日，中共四川临时省委扩大会议在成都召开。由刘愿庵传达“六大”会议精神，改选了省委。由刘愿庵任书记，穆青任组织，刘披云任宣传，李鸣珂任省军委书记。并决定省委机关复由成都迁往重庆。

　　根据省委扩大会议关于发动群众，开展武装斗争的精神，1929年至1930年初，省委先后在全省范围内发动和领导了万源固军坝起义、邝继勋部起义、以及涪陵罗云坝起义等。穆青领导的省委组织部，先后派出罗世文、邹进贤等到邝继勋部参加旅委和前委的领导；派李鸣珂去涪陵任起义总指挥。穆青也常常亲自去各地检查工作。

　　（七）

　　随着四川各地党组织的恢复和壮大，工农运动、武装起义的蓬勃发展，国民党蒋介石和四川军阀刘湘一伙大为震惊。于是他们串通一气，联合“剿共”。刘湘采取了所谓“以共党制服共党”的反革命策略，收买叛徒，破坏革命。在二十一军军部设立了特务委员会，建立了负责行动的侦缉队，大肆搜捕共产党人和爱国人士；建立反省院，进行所谓心理策反；利用我党叛徒创办《路灯》、《绿州半月刊》等反动刊物，进行反革命说教，编写“忏悔”、“新生”等剧目，诬蔑共产党“杀人”、“放火”等等。在军阀刘湘等采用引诱与屠杀、剿抚并举的反革命策略下，四川形势越来越险恶。但是，坚强的共产主义战士穆青，与刘愿庵、李鸣珂、邹进贤、程攸声、罗世文、程子健等省委的同志一道，坚持马列主义立场，捍卫党的纯洁性，教育广大党员保持革命气节、满怀信心，努力奋斗。穆青在军警、特、叛猖狂活动的山城，仍昼夜不停地到党的基层组织去指导工作，找党员谈话，鼓励他们忠于党的事业，不怕困难，不畏艰险，继续战斗。在那极为艰难的日子里，他曾写信给亲友们：“埋骨何需桑梓地，人间处处是青山”，对未来充满信心和希望。

　　不幸的是1930年3月的一天，穆青（吕维新）在完成党交给的任务后，于重庆迥水沟街上，被叛徒邹荣芳带着的侦缉队逮捕。在敌人监狱中，他沉着坚定，矢口不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也不承认叫吕维新，更不承认当过省委书记和组织部长，用早已编好的口供去搪塞应付。当叛徒出面指供时，他以同叛徒“为女人发生纠纷”来掩护，与之周旋，弄得敌人一时难以断定，只好将他移禁在巴县监狱。不料，同年5月初，临时省委机关因为叛徒出卖而被军阀破坏，捕走省委书记刘愿庵、宣传部长程攸声、秘书长邹进贤等，并搜走一批文件和会议记录。敌人从这些文件和记录中，证明了穆青的真实身份，任过四川省委书记，因而就不会放过他了。

　　党组织在穆青被捕后就积极设法营救。刘愿庵、李鸣珂等四处奔走；并告诉穆青的爱人王凛若（因交通不便，未去苏联留学，于1928年冬从上海回到四川工作）：“穆青同志已经拘押在二十一军军部，改名袁雨苍。你赶快和你父亲设法营救。”王凛若同父亲王旭初商量后，决定去找二十一军副官长李根固（特务委员会实际负责人，还兼任二伍附加税局局长）说情。因他们在成都一条街住过，加之王旭初是重庆地方法院的检查官，曾同李打过交道。

　　一天，王凛若去到李根固处，说袁雨苍是自己的表姐夫，因从上海来重庆清理债务，被二十一军侦缉队抓了，要求保释。

　　李根固装傻说：“我还不知道此事，等到军部查一查。下午二时请王女士到白象街二五附加税局听回信。”下午二时，王凛若准时去了。李根固说：

　　“令戚不叫袁雨苍！”并拿出一张用毛笔写的名单说：“他叫吕维新，是共产党四川省委书记，地位满高的。……”

　　王凛若当即申辩说：“哪里，他是法国留学生，姓袁不姓吕。他才不是共产党咧！”

　　“哼哼！”李从鼻子里哼了两声说：“你不相信吗？这是自新分子供的，你可看看。”王凛若伸头一看，果然写着吕维新的名字，还写了穿着、相貌等。王凛若仍说：“我的亲戚确实叫袁雨苍，不叫吕维新。如果不信，请问我父亲”。

　　后来，省委和王旭初等又通过多方关系去刘湘处活动，似乎事情有了些进展。一天，李根固对王旭初说：　　“王检查官，我决保令戚不枪毙就是。请放心！”接着穆青被转到巴县监狱。这时早已被捕入狱的代理省委书记张秀熟等，见穆青也被捕了，感到震惊。穆青在狱中沉着、乐观，向难友们宣传正在全国发展的革命形势：讲述刘愿庵从莫斯科出席党的“六大”回来后继任省委书记的情况，说明四川党的组织建设和群众工作，在党的“六大”精神指引下，有了恢复和发展。鼓励战友们提高勇气，树立必胜信念。他还常写大字，并用中、法、俄几种文字给外面的亲戚朋友写信，表达自己对革命事业的忠诚和对人民的热爱。

　　4月下旬，穆青在狱中听说省军委书记李鸣珂等在朝天门打死十恶不赦的叛徒易觉先，为党除了奸，为战友们报了仇，为革命除了害，心情无比痛快。可过了两天，突然传来李鸣珂、张绍武等四同志被刘湘抓住而英勇牺牲的恶讯，这使他悲痛万分。

　　原曾认为，穆青可能以判刑而结案。可是在李鸣珂、刘愿庵等英勇就义后，监狱仍然笼罩着阴影，难友们都感到不安。一天早上，穆青突然被提走了，听说是送到二十一军军部审讯。大家都放心不下，眼巴巴的等着，希望他能被释放或判刑结案。但久等不归，下午传来噩耗，说军阀刘湘已将他杀害。同牢难友十分悲痛激愤，表示：一定要化悲痛为力量，如果今后能活着走出牢房，必将用自己的双手，砸烂旧世界，为先烈们报仇！

　　穆青的一生，是为党为人民鞠躬尽瘁的一生。他胸怀磊落，百折不挠，多次面临死亡而仍奋斗不息，直到献出自己的生命。他的诗句——“光明日月无私照，万古经天给与人！”正是他光辉一生革命精神的写照。

　　穆青的崇高精神，将激励我们在祖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奋勇前进。

　　作者附记：在穆青烈士传略的撰写过程中，承合江县民政局、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委员会、重庆市博物馆、重庆市市档案馆等单位提供资料，大力支持：初稿完成后，又蒙聂荣臻、徐冰如、张秀熟、饶来杰、胡华等同志的修改、指教，特表示衷心的感谢！（王斌 苏温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