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烈

　　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的展览厅里，悬挂着一张珍贵的照片。这是敬爱的周总理和邓小平于1924年同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旅法支部成员在巴黎的合影。坐在前排的左起第二人便是傅烈。

　　（一）

　　傅烈，原名傅见贤。化名贺德、贺泽、喻伯凯。1899年8月27日，出生于江西省临川县上顿渡镇的一个小商家庭。其父傅善庆，在镇上开办“傅启顺米栈”，经营大米，兼营油盐杂货，并代办邮政，以维持小康之家的生活。

　　傅烈启蒙于“傅家书院”。读的是《三字经》、《百家姓》、《增广》、《幼学》之类的书。1904年入上顿渡龙津小学堂学习。1909年考入江西省立第七中学。五年修业期满后，父亲送他到九江的“德茂米店”去当学徒。傅烈不愿意学做生意，自己寻找职业，在九江的高志模范小学任教一年多。他有强烈的求知欲望和为实现理想而奋斗的精神，教书期间，刻苦学习。1917年秋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九江南伟烈大学。

　　南伟烈是一座有几十年历史的教会学校，也是帝国主义进行文化侵略、利用宗教麻醉中国青年一代的场所。入校后，傅烈认真学习各门功课，特别注重学习英语，同时开始阅读进步书刊，接触一些进步青年，思想认识有所变化。他在寄给家里的信中，就表达了对于黑暗腐败社会现状的不满情绪：“我甚为讨厌学校里基督教的祷告仪式，大小‘礼拜’，也看不惯那些见到洋人点头哈腰的奴才相，更憎恨那些在租界上横行霸道的洋人。”

　　从信件和谈话中，父亲逐渐察觉到儿子“意欲四海”，为了让儿子早日传宗接代、兴家创业，遂于1918年冬中断了傅烈的学习生活。1919年农历3月5日，傅烈与陈彩蓉结婚。

　　陈彩蓉是一个新女性，毕业于临川县毓灵女子学校初中。婚后与傅烈情投意合，有着共同的理想和追求。傅烈根据英语译音将妻子的名字改为“陈才用”。并且告诉她，自己也改名为“傅烈”，就是将来要干出一番轰轰烈烈事业来的意思，这对青年夫妻就这样开始了新的生活。

　　傅烈的父亲为了让“米栈”更加兴旺发达起来，通过熟人的关系，于1919年5月又把傅烈送往上海吴长泰机米厂去做学徒。

　　（二）

　　五四运动，揭开了中国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的新的一页。傅烈一来到上海，就被这一波澜壮阔的爱国民主运动深深地触动着，影响着。他不愿意也无心在吴长泰机米厂做学徒，而是和上海的一批有志青年投身于刚刚兴起的留法勤工俭学运动。不久，他参加了留法预备班的学习。1919年11月，他拍电报请求父亲准备三百元旅费，并写信回家表明自己去法国寻求救国救民真理的决心。

　　父亲接到傅烈的电报和信以后，气得摇头叹息：“要飞了，我等于白生了这个孩子。”表示决不同意儿子出国求学。傅烈12月回家过年时，父子俩大吵一场，一分钱也未拿到。好在陈才用已经暗暗地卖掉陪嫁的五亩田和自己的手饰。凑齐了三百元。元宵佳节一过，傅烈立即动身返沪，作出国的准备。

　　1920年5月9日中午十二时，傅烈登上去了法船“高尔提来号”准点起航。他站在甲板上，向着码头送行的人们含泪挥手，告别了祖国和亲人。

　　这是第十二批学生赴法，人数很多，条件极差。舱内地方狭小，空气污浊，饮食粗劣。于是，第二天开会，“选举赵世炎、傅见贤（傅烈）等十余人组成‘航海自治团’”。

　　赵世炎和傅烈等自治团成员，积极为大家办事，圆满解决了“改良饮食，打打卫生，照料病人，看守舱内，供应茶水”等许多问题，并且组织了“学术谈话部、法语练习部、音乐部、新闻部”。由于他们的有效组织和合理安排，把“刚刚离开祖国的一百多人，在波涛万状的大海中，作有秩序的生活”；“直把一团愁闷的空气变为十分兴趣了”；使大家“精神上得着许多愉快。”

　　“高尔提来号”从上海起程，历时四十天，航程三万里，于6月15日到达法国马赛港。16日夜11时到达巴黎。傅烈和“自治团”成员，又协助前来接待的巴黎华侨协社招待员，做好搬运行李，填写学生履历表，报告分布之学校及姓名。最后，他才乘车前往“刚福朗司公学”就读，后转入“蒙达尔男子公学电机科”学习。

　　留法学生大体分为官费生、自费生、俭学生、勤工俭学生四种。傅烈属于勤工俭学生。他一方面在哈弗乐工厂作机械工，一方面在蒙达尔公学补习法文，学习电机专业知识。

　　1920年2月，李维汉、李富春等发起组织了“勤工俭学励进会”，次年八月改名为“工学世界社”。傅烈是第一批成员。九、十月间，傅烈参加了经蔡和森赞助，李维汉在蒙达尔中学召开的全体社员大会。会议期间，他仔细阅读了蔡和森用纸抄好的贴在会议室墙上的《共产党宣言》。在热烈的辨论中，傅烈赞成以信仰马克思主义实现俄国式的社会主义为“工学世界社”的宗旨。

　　1921年，进步的留法勤工俭学学生，为了争取学习、工作、生活等权利，发动了“二二八请愿”、“反对中法借款”、“占领里昂中法大学”的三次重大斗争。每次斗争中，傅烈都和同学们一道，站在运动的前列，冲锋陷阵，同迫害和镇压勤工俭学学生的陈箓、吴稚晖、李石曾等人和法国反动当局进行坚决的斗争。激烈的斗争实践，锻炼和考验了他，促成了他的新觉醒。在斗争中，傅烈又结识了周恩来、赵世炎、邓小平、李维汉等一批共产主义者，受到他们的启发和帮助，使他逐步地掌握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原理，确立了对共产主义信念，也明确地认识到建立一个严密的战斗性强的共产主义组织的必要性。

　　傅烈是旅欧共产主义组织“中国少年共产党”的早期成员之一。1923年2月，“少共”召开临时代表大会进行改组。决定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改名为“旅欧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大会选出了新的五人执行委员会，由周恩来任书记。傅烈是社会主义青年团直属巴黎支部的支部书记、旅欧总支部的成员。1924年，傅烈在法国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他由一个普通的爱国青年，成长为一个共产主义战士。

　　由于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旅欧党、团组织从1923年起有计划地分批选送骨干成员去莫斯科东方劳动大学学习。1924年10月间，傅烈和聂荣臻、蔡畅、饶来杰等二十多人到了列宁的故乡。

　　（三）

　　在苏联东方劳动大学的革命熔炉里，傅烈系统地学习了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运动史、俄国十月革命史和苏联红军的政治工作经验，提高了理论水平，增长了斗争才干。1925年夏，傅烈奉命回到阔别六年的祖国，任国民革命军第三军政治部秘书。

　　第三军是在军阀部队滇军基础上改编的军队。为了有效地改造该军，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朱克靖（刚从苏联回国）和傅烈共同商量，决定采取三条措施：一、委派新来的一批共产党员，担任全军各团、营的政治指导员，建立各级党代表及各级政治工作机构；二、开办第三军军官学校；三、定期对官兵进行政治教育。他们新从苏联回国，带来了苏联红军的优良作风，处处以身作则，严格要求部队，很快促使该军出现了新的面貌。

　　1925年10月间，盘踞海南岛的军阀邓本殷依仗英帝国主义的支持，乘国民革命军第二次东征之机，进犯西江，直至江门，危及广州。为了铲除障碍，巩固革命根据地，实现孙中山先生的遗愿——统一广东全省，进而北伐的宏图，第三军奉命出师南伐。朱克靖和傅烈一方面帮助第三军军长朱培德指挥进剿，一方面领导政治工作人员向士兵和群众做宣传工作。傅烈总是带领政工队随同先头部队行动。他们每到一处，不顾劳累召开群众大会，发表演说，揭露邓本殷帝国主义的罪行，宣传革命军队不扰民、不拉夫、公买公卖的严明纪律。官兵英勇作战，又得到广大群众的大力援助，12月20日，一举攻克琼州城（海南岛）。邓本殷泛舟而逃，其余残部均经收编缴械，取得了南伐的伟大胜利。

　　1926年春，国民党右派阴谋破坏国共两党联合阵线。中共两广区委立即召开会议，认真研究对策。会上，区委书记陈延年委派“刚从苏联学习回来的傅烈组织一个情报机构，负责搜集国民党各方面的情报”。

　　接受任务后，傅烈带领一个情报小组，奔跑于广州、黄埔、东莞、石龙之间。他有时西装革履，出没于茶楼酒馆；有时戎装佩带，进出于军港要塞；有时青衣小帽，往来于平民百姓之家。他充发发挥同志们的机智勇敢和集体智慧，搜集到了许多有关方面的情报，一一报告区委，为区委正确判断形势和确定方针政策，提供了可靠的依据。

　　在蒋介石发动“中山舰事件”时，第三军军官学校教育长熊式辉在广州包围了第三军政治部。傅烈当即领导政工人员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这时，朱克靖和朱培德正在陪同外国顾问视察部队，得到消息及时赶到，制止了事态发展。事后，傅烈和朱克靖据理力争，迫使朱培德忍痛撤了熊式辉的职务，并对政工人员进行了慰问。

　　（四）

　　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第三军进驻攸县、礼陵地区。9月5日，第三军向萍乡守敌唐福山部进攻，唐部不战而退。第三军跟踪追击，六日占领萍乡，7日占领安源，12日占领宜春。其后，猛攻高安，18日占领该城后，乘胜进逼南昌。

　　进军中，傅烈和士兵同甘共苦，带领政治部的宣传员打前站，宣传北伐宗旨和军队纪律，明确申明不勒索给养，不拉夫派役，不强占民房，买东西照价付款，到处张贴“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军阀”等标语；发动和组织群众，开展革命斗争。第三军纪律严明，官兵政治目标明确，所到之处，锣鼓喧天，群众夹道欢迎。据当时报载：“革命大军到处，民众相望于道，麻市等地更鸣鞭炮欢迎，设备茶水之处尤多，馈送饭食者亦复不少。”“当麻岭之敌未退时，民众蹲坐在近山侧，愿为革命军引路。”“萍乡之敌未退走时，曾由民众截获其步枪若干支、子弹百余箱，均呈缴我军军部”。“旋又造出革命大军早晚必至之空气，而唐逆遂不战狼狈奔走矣”。在攻占宜春时，同样得到宜春人民的积极支持。“民众因欢迎我军太早，适逢该军（指敌军）败退，致被敌人枪杀数人。”“人民极力帮助我军，乡间则备土枪土炮助威，或准备截击；城市则协同捕获俘虏枪械，又各家设备茶水一缸，以饷我士兵”。这种种气氛，极大地鼓舞了广大官兵的革命热情。

　　10月初，北伐军第二次围攻南昌，第三军向牛行车站出击。该处有军阀孙传芳的四个混成旅把守。第三军七、八两个师与敌激战三天三夜，双方伤亡很大。敌人为使我军在城外无处隐藏和切断群众的支援，赏洋两万元，命令工兵营四百余人，用水龙头注射煤油、硝磺等放火，将惠民、章江、广润、德胜门外等商店民房尽行烧毁（古今闻名的滕王阁也被烧毁）；与此同时，敌军后续部队又利用铁路运输的便利条件源源开到。第三军只得作战略上的暂时撤退。这时一些旧军官争先逃命，一时队伍纷乱不堪。傅烈和朱克靖领导政治工作人员，挺身而出，指挥部队，才稳住阵脚。事后，军长朱培德感叹地对他们说：“我这班军官可以说是身经百战的，现在看起来，还有点不如你们那班青年学生。”

　　11月8日，北伐军再次攻下南昌后，第三军留守江西。傅烈任江西省政府秘书，仍兼任第三军政治秘书。11月，中共江西地委升级为省委，刘九峰为书记，傅烈为组织部长并负责军事。在第三军军内，傅烈是党的支部书记。因为当时共产党的活动是公开的，而组织是秘密的，所以，傅烈在党内的职务没有公开。

　　随着北伐军的胜利，傅烈的爱人陈才用从广州迁来南昌。傅烈一家和李富春、蔡畅同住建得观14号。这为他们一起商量研究工作提供了有利条件。不久，陈才用生下一个男孩，取名叫傅锡荣。

　　1927年5月，傅烈调党中央军委工作。

　　（五）

　　大革命失败后，党中央根据四川“三·三一”惨案发生后，省委主要领导同志(书记杨闇公、组织部长冉均等)被杀害，干部星散，机关瘫痪，工作陷于停顿的现状，决定派傅烈、钟梦侠、周贡植、刘大元和刘披云五人去重庆建立中共四川临时省委。7月中旬的一天，傅烈在中央的一个机关所在地，召集周贡植、刘披云、刘大元、钟梦侠四人开会，说明了党中央的决定，讨论了工作计划，商定刘披云留下等“八七”会议文件，其它四人分别到重庆，在钟梦侠家里接头。

　　一路上，傅烈动员散失在武汉、宜昌等地川籍同志返回重庆。在宜昌，胡平治和陈翰屏等碰上傅烈，询问武汉的情况。傅烈说：“武汉汪精卫政府背叛革命了。你们到武汉、回四川都可以。到武汉的可开介绍信，回四川的安排工作”。听了傅烈的亲切谈话，许多人都乐意返回家乡闹革命。

　　抵达重庆，傅烈就在神仙口街一个小院子里，建立起临时省委机关。为了安全，他们装扮成一家人：傅烈是大哥，周贡植是二哥，朱挹清是老三，童文玉假称是大嫂，贺学礼则住在小院最外边的一间小屋里，担任瞭望任务。

　　傅烈采取坚强有力的措施，迅速打开了四川工作的局面。

　　第一、1927年8月中旬，建立了中共四川临时省委。9月，召开临时省委第一次会议。第一天，由刘披云传达“八七”会议文件。参加会议的同志，热烈拥护中央紧急会议的各项决定。第二天，傅烈主持会议，决定两件事：一是分工，傅烈任书记；二是派人到各地清理和恢复党的组织，传达“八七”会议精神，开展党的工作。

　　10月13日，临时省委在重庆召开紧急会议，讨论贯彻中央紧急会议决议以及中央对临时省委的指示与批评。22月，四川临时省委通告各地党部和全党同志，贯彻临时省委紧急会议的决议。25日，临时省委发出特别通信第一号，对过去党内的思想倾向和组织上的散漫现象提出批评，并作出了纪律规定。

　　第二、为了充实省委力量，任周贡植（留法学生）为组织部长兼管“农运”，刘披云为宣传部长，牛大鸣（武汉农讲所毕业）为秘书长，郑鼎勋（四川学联主席，出席全国学联会代表）负责“学运”并协助搞“工运”；把号称四川才子的张秀熟和青年知识分子任白戈调省委工作。

　　第三、整顿和发展党的组织，积极慎重地发展党员，恢复和开展党的活动，建立了“新旧党员详细填表，严格审查的制度。规定每周填写生活报告表，包括思想意识、革命活动及学习情况，向上级汇报，取得了上级指示和适当批评”。这种严格的教育制度，很快地消除了党内的悲观、动摇情绪，巩固和发展了全川党的组织。

　　第四、贯彻“八七”会议精神，宣传、组织和发动武装暴动。1927年10月，临时省委下发了关于《职工运动决议案》、《妇女运动决议案》、《学生运动决议案》。傅烈强调：“组织暴动，实成为各地党部刻不容缓的工作”，“迫切的急待我们去领导，更要我们加紧工作，立即快马加鞭做去”，开展“各种斗争，爆发不论大小的群众武装斗争，进一步达到在较大范围内形成更大的总暴动”。

　　第五、开展革命的宣传与鼓动工作。傅烈认为：“宣传工作之重要实不亚于军事，尤其是我们被压迫阶级之唯一武器。过去苏俄曾以此战胜一切帝国主义，我们亦善于利用此唯一的武器，以战胜一切敌人。”他要求大家从三个方面做好宣传工作：对内，应有大规模的政治宣传工作；对外，亦应有大规模的宣传队之组织；对摇动游移的广大下层小资产阶级群众，亦完全靠宣传工作，去吸引他们，使其热烈的来参加土地革命。

　　1927年10月27日，临时省委党内刊物《四川通讯》在重庆创刊，每期分两部。第一部刊登中央和省委的决议、指示、通告，以及省委编写的政治通讯、宣传材料；第二部刊登中央通告、决议、政治报告等重要文件。

　　傅烈以无产阶级的革命气魄，雷厉风行的作风，把四川一时处于停顿状态的局面，迅速地扭转过来了。

　　（六）

　　1928年2月10日至15日，临时省委在巴县铜罐驿周贡植的家里，召开了省委扩大会议。出席会议代表都是临时省委指定的，有来自成都、重庆、川南、江津各地，团省委负责人列席，总计二十余人。会议着重讨论并通过了由傅烈亲自起草的《四川暴动行动大纲》，并决定由大会颁发到各县县委。会议正式选举产生了中共四川省第一届委员会（以前称四川地方委员会）。选出刘愿安为四川出席中共六大的代表，刘远翔、刘披云为后补代表（未出席六大）。会议选出省委组成人员是：省委书记兼军委书记傅烈，组织周贡植，宣传刘披云。秘书长牛大鸣，委员张秀熟、郑佑之、刘成辉、周敦婉（女）。

　　《四川暴动行动大纲》共计一万八千多字，分为十六个部分，对暴动的意义、条件、目的、性质、形式、时机、区域及暴动的旗帜、口号、宣传与鼓动工作、组织工作、军事计划、政权问题等方面，都作了详尽的阐明和明确的规定。

　　川东特委根据临时省委的指示，决定在万源、宣汉、达县一带建立赤区。这里有个名叫李家俊的青年，“肄业上海同济医学院，旋而赴北平，由沪返川，家俊时已蓄须”。他在五四运动后，积极宣传新文化，并创办进步刊物《萼山钟》。李家俊既有进步的一面，又受了无政府主义的影响，披着长发，声称要做中国的托尔斯泰，在万源、宣汉一带，颇有影响。因此，争取李家俊加入革命队伍，是一件十分必要的工作。

　　1927年底，傅烈了解到上述情况，派人利用旧的交情，把李家俊从家里动员出来。当傅烈和他谈到革命手段时，李家俊激动地挥着手说：“对地主豪绅，就是要采取最后的手段！”“把他们杀光！烧光！” 傅烈语重心长的说：“革命不能单凭个人的意气，斗争是群众创造的艺术，我们应该组织广大人民群众起来共同斗争”。接着对他讲述了当前的革命形势，斗争方法，并特别指出：知识分子唯一的出路，就是放弃个人的幻想和空谈，到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

　　李家俊愿意接受党的教育。后来，他十分感慨地说：“这两年，我象一个迷失了道路的人，不知往那里走。现在找到了党，为了革命，我李某不怕抛头颅，洒热血！”他立即奔赴家乡，以“神团”为名组织农民自卫军。1928年春，在万源城南固军坝宣布起义成立了川东游击军第一支队。几个月时间，李家俊率领的队伍，发展到一千多人。

　　在省委和傅烈的领导下，四川各地的武装暴动，象雨后春笋一样暴发起来。

　　（七）

　　根据工作需要，傅烈的爱人陈才用也从江西来到重庆，住在响水桥21号楼上。陈才用初次来渝，很想夫妻俩一同看看山城风光，可是，对傅烈来说，一分一秒的空闲也是难得的。1927年腊月三十夜，外面爆竹声声，灯火通明，家家都在过年了。陈才用一个人坐在屋里感到非常烦闷，等到好晚傅烈才回来。陈才用深情地说：“要是在家里多好，锡荣孩子也会笑了，会叫爸爸妈妈了。”话音刚落，傅烈低声说“墙上大衣袋里有一封信，你看看。”陈才用一看信，顿时悲痛欲绝，原来锡荣儿已在江西老家病死了。傅烈安慰陈才用说：“我还有事要出去一会儿，你不要太伤心，要看远点。将来革命成功了，大家都幸福。再说，我们还年轻，以后再生一个就是了”。傅烈就是这样把全部的心血倾注在革命事业上。

　　傅烈非常关心干部，也更加注意在实际斗争中考察干部。

　　团省委书记彭兴道不经上级同意，自作主张，在团的组织机构内成立工农商部。任白戈以共青团川西特委的名义向团省委写报告，不同意这种作法。彭竟以反对团省委的“罪名“撤销了任的职务。傅烈经过调查，弄清情况后，把任白戈调省委任秘书。肯定任的意见是对的，严厉批评了彭兴道打击陷害同志的错误行为

　　1927年冬，省委接到邻水县委要求举行农民暴动的报告。傅烈召开会议研究，决定派任白戈和黄埔军校毕业生任纯如前往指导。临行前，傅烈对任白戈交待了任务和工作方法，并送给他一本《暴动的艺术》小册子。任白戈等人经过调查，发现邻水组织比较涣散，群众政治觉悟程度也不高，根本没有暴动的武装力量和思想准备。邻水县委书记陈俊山要求暴动，完全是出于对敌人的切齿仇恨，凭个人血气之勇。因此，任白戈如实地向省委作了报告。这份报告，震动很大，遭到了一些同志的非议，有的甚至指责任白戈思想右倾，胆小怕死。傅烈认为：任白戈是否右倾，不能因他写了“停止邻水暴动”的报告，而要看他提出的问题是否合符事实。为了既不丧失良机，又不盲动蛮干，傅烈又派危直士和刘愿安去邻水。经过他们再次深入调查，得出了与任白戈同样的结论。傅烈当机立断，指示邻水县委：“暴动暂不举行”。事后，表扬了任白戈实事求是，坚持真理的革命精神。

　　傅烈从各方面情况得知，涪陵的农民运动搞得轰轰烈烈。1928年1月，他派彭兴道以特派员的身份去涪陵巡视工作。当时，涪陵举行武装暴动的条件已经成熟。可是，彭兴道不但不协助涪陵县委组织暴动，反而公开进行阻扰，说：“我是特派员，涪陵县委接受我的指挥，我在内部反对武装暴动”。至使暴动无法举行。傅烈得到情况报告和涪陵县委对彭兴道的揭发，立即带领省委调查组前往涪陵，一方面帮助涪陵县委迅速举行武装暴动，另一方面调查彭兴道的严重错误事实上报中央。后来，彭兴道被撤职。

　　傅烈的工作作风和领导作风，表现了一个共产党人大公无私、艰苦朴素、无所畏惧、光明磊落的高贵品质，受到四川省广大干部的尊重和敬佩，消除了革命斗争中遗留的干部之间的一些隔阂，使大家都紧密地团结在省委的周围。至今还有不少同志对他记忆犹新。张秀熟说：“傅烈是一个有学问、有才能的领导干部。他对党忠诚，执行党的指示坚决，创建了第一届四川省委。”任白戈说：“傅烈处理问题英明果断，扶持正气，打击邪气，对待同志亲热关心，但是讲究原则。”包惠僧说：“傅烈有风度、有魄力，接受任务愉快，完成任务出色。”郝谦说：“傅烈工作细致，平易近人，没有架子，考虑问题周密。”朱近之说：“傅烈讲话作报告，把问题讲得非常明确，说服力强，他的革命热情令人佩服。”刘九峰说：“傅烈看问题比一般人站得高，看得远，分析问题精辟透彻，他总是废寝忘食地工作。”朱挹清说：“傅烈热爱同志，艰苦深入。他知识渊博，说话道理深入浅出，语言诙谐风趣”。危石顽说：“傅烈很忠诚，是党的优秀知识分子。他坚决执行党的指示，但又不机械、盲动。”饶来杰回忆：“傅烈是江西留法勤工俭学学生的首脑，也是我在法国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的介绍人。”刘披云回忆：“傅烈同志很有地方党领袖风度，善于团结干部，大家对他非常尊崇佩服。”

　　（八）

　　重庆是西南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建设好重庆市一级的党委，对于开展党的工作和武装斗争，对于减轻省委压力，让省委抽出力量抓好全省工作，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傅烈为此而日夜操劳。他准备先召集重庆、巴县、江北的部分党员干部（特别有刚从武汉农讲所学习回来的陈仲瑜、袁兴信等同志），到磁器口高店子吁克猷家开会，先商量研究。会前，傅烈写信给吁克猷：“升堂：

　　我们决定巴县同学来商议一下今后我们的事务，斟酌的结果，订在你那里举行。时间，正月初九、初十两日。我们是初九日早动身前来，但同学等大约在初八日即到一些，我们亦于初八日有一人来。同学来的有铜罐、同兴、龙风、静观、两路及城内外，总共约十七、八人。现请你注意的是睡处，或于附近同学家，或在场上栈房交涉。我们是来拜年的，你可做春酒。大约要于初十日午后我们才散。初十上午，请你通知你处全体同学来会一次。”

　　经过紧张的筹备，建立巴县县委（即重庆市委）的条件成熟了。傅烈以“渝一组织”向每个参加会的同志发出通知：“经省委决定：组织县委，并指定你为县委×××，定于3月9日在话语楼8号开成立大会，希按时出席”。

　　话语楼8号即兴隆巷八号。这是刘湘部下师长郭汝栋的妹夫傅秉勋（当时是党员）的房子。他俩常住涪陵，楼房空着，只留下一个褓姆看守。于是就把它作为党组织的一个临时招待所，有时还在那里开会。3月9日，傅烈、周贡植前往主持会议，下午二点，人尚未到齐，突然一伙警察闯入屋内。据当时报纸报导：重庆市公安局龙王庙所员冉子泳带着二名警察到该处收工巡捐。他们“见有人入内，即至呼喊，旋有庸妇答无人在家。巡察疑其有异，入内忽见一屋紧闭，乃呼开门，无人答应，只有人从窗内跃逃，当即鸣哨召来许多警察包围了这座院子，撞门而入，拿获青年八人。”当天下午又逮捕了周玉书、郑昌华（实错捕郑昌仕）、汪荣三人。事情发生后，成都收到电报：“三哥病故，信款停寄”（三哥即施三省，是四川省之谐音）。

　　事件发生后，傅烈暗地联系一同被捕的同志，要统一口径，称作商人，要坚强，用生命保护组织和同志。3月10日下午敌人将他们移送卫戍部，当晚由王陵基亲自审讯，先审的是傅烈和吴永初。傅烈当即化名贺德、贺泽、喻伯凯，坚称广东人，并以粤语答话。

　　狡猾的敌人，软硬兼施，用尽各种毒刑。“傅烈受刑最多、最重、最久。”“先用煤油灌进他的咀里，再用铁丝穿着两个大姆指吊起来”；“姆指关节都扯脱了，绳子断了几次”；上顿板刑，又吊打，几次脱气。”傅烈受尽严刑拷打，折磨得昏死过去又醒过来，当敌人逼他的口供时，傅烈斩钉截铁地说：“砍断我的头颅，也休想从我身上得到你们需要的片言只字！”

　　在狱中，傅烈惦记着党和同志们，曾两次通过地下党员士兵送信给组织，告诉需要转移的材料和事后的安排。同时，他还写了两封家信。一封信给父亲：“我这次牺牲并不出乎意外，父亲不必过于悲伤，……我自问没有什么对不起家庭的地方，但是使你现在十分悲伤。我并不悲伤，若干年后，你一定会理解。”另一封信给爱人陈才用：“你是知道我怎样死和为什么而死的？！你要为我报仇，要继承我的遗志，为党的事业奋斗到底！”

　　在狱中，傅烈教育同志们“要顶住，要象铁板一块！”他与士兵接触，“士兵也听他的话，还给他拿送衣服。官长不在时，他还细声教唱《国际歌》、《少年先锋队歌》。”“当时刘湘军部的一些参谋、秘书说：‘一个江西口音的最顽强’”。

　　党组织不仅利用重庆的力量，而且通过武汉、南京、上海的力量，进行多方面的营救。但当时国民党当局采取“宁错杀一千，不放走一个”的极端恐怖政策，经办此案的那个杀人不眨眼的恶魔、21军政治部主任戴弁，竟突然将傅烈等九人判处极刑。傅烈视死如归，坚贞不屈，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英雄气概。这连当时国民党的《国民公报》也不得不报道：“首点其所谓中央共党特派员贺泽（傅烈）者上，贺年二十余，身体甚伟壮，发长寸许，头圆而大，应点时到字特别声高”。“押贺泽、喻伯凯、傅烈等九名，出卫戍部，经新丰街，陕西街，过街楼，至朝天门外，该共党沿途高呼‘打倒帝国主义’口号”。1928年4月3日12时40分，傅烈在朝天门外壮烈牺牲，年仅二十九岁。

　　同志们将傅烈的遗体安葬在重庆市南纪门外马家店大山垅（江西会馆）。

　　不久，党中央派到四川任军委书记的李鸣珂和他的助手李觉民，怀着要为傅烈报仇的强烈感情，9月24日上午潜伏在斌陛街衙门口，等到12时，戴弁坐着四人抬的青纱大轿经过时，两人各持手枪，同时从轿背向轿内开枪，恰恰打中这个大特务头子的心脏，惩办了这个罪大恶极的刽子手，广大人民群众拍手称快！

　　为了表达对烈士的深切怀念，中共四川省委慰问团，于1978年11月5日专程到南昌，亲切地慰问了傅烈的家属。临别时，慰问团负责人张秀熟在陈才用笔记本上写道：“四川人民无限怀念四川省委第一任书记傅烈同志！”（邓禄田 熊哨空 周木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