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耀先

　　车耀先又名车荣华，中国共产党党员。成都有名的抗日群众领袖。1894年出生于四川省大邑县灌口场。少年时代，曾以小贩为生。辛亥革命后，参加了由“保路同志军”组成的川军。1927年“三·三一”惨案后，离开旧军队，在成都开设“努力餐”馆。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任中共川西特委军委委员。1936年，发起成立“成都各界救亡联合会”，积极支持和帮助出版《活路》旬刊。1937年1月，创办《大声》周刊，宣传团结抗战，反对妥协投降。1937年12月，中共四川省工委成立后，车耀先和罗世文单线联系，致力于上层统战工作。1940年3月，国民党反动派在成都制造了“抢米事件”，造谣诬陷共产党，车耀先和罗世文同时被捕，先后囚禁于贵州息烽和重庆“中美合作所”集中营。1946年8月18日，被特务秘密杀害于渣滓洞松林坡。

　　（一）

　　车耀先出身于一个小商贩家庭。其母因性格倔强，和祖母不能相处，乃回到大邑县灌口场娘家，自己开了一家糖食铺。其父则住在离场五里的乡下，帮人背运茶叶、煤炭，有时从成都买回一些旧衣服在场上摆地摊出售。车耀先和哥哥都跟着母亲、外祖母过活。

　　车耀先五岁时进私塾，断断续续读了两年多的书，后来他的家庭由于债务纠纷和别人打官司，在层层敲诈勒索下，被搞得倾家荡产，车耀先也由此辍学了。

　　日子很艰难，十一、二岁的车耀先便不得不挑起生活的担子。他以少得可怜的本钱，从二十里外的县城买回火柴，到场镇贩卖。来回奔波，常常弄得疲惫不堪。

　　有一次涉水过河，他又累又饿，两腿支持不住，一下栽倒了。急流把他冲了好远，几乎淹死。又一次，他帮人背一捆布。哪知越背越沉，走了几里路，实在背不动了。无可奈何，只得向布贩说了不少好话，倒赔了五文铜钱才算了事。

　　后来车耀先在回忆这段艰难的岁月时曾写道：

　　“在这奔波劳碌的三年当中，受了不少讪笑和欺凌，指责和痛骂。没有人同情我，也无人怜惜过我。听其我这个十二、三岁的儿童挣扎在饥饿线上。死也、活也、凭自己的命运去闯。纵不想它，也不会忘它。”（车耀先狱中给子女的遗书）

　　童年的艰苦生活锻炼了他坚强的意志；同时也使他深深体验了下层人民的痛苦。

　　1908年，车耀先刚满十四岁，县城一位发售火柴的商人见他诚实可靠，便介绍他到崇庆州“益盛荣”商号当学徒。这家商号经销火柴，兼营银钱掉换。离商号不远有一家书铺，车耀先时常从那里租些小说回来，一有空就看。老板的五叔胡价人是个怀才不遇的读书人，看到这个小学徒居然如此喜欢读书，实在难得，便把他当作弟子，不时加以指点。于是识字读书就成了他每天晚上的功课，《三国》、《列国》、《聊斋》、《西厢》成了他受教的课本。他在崇庆的四年中先后读了几十部小说和历史书籍，养成了爱好读书的习惯。

　　1911年，四川发生保路风潮，揭开了辛亥革命的序幕。各地纷纷成立保路同志会，发动罢市、罢课。革命党人发动了武装起义，组织“同志军”，反抗清朝政府。崇庆州在7月初也宣布罢市，车耀先随胡价人参加了保路同志会的活动。8月初，一支“同志军”开进了崇庆城，把人民痛恨的警察头子“斌太爷”抓来砍头示众。为民除害，大快人心。这件事给车耀先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车耀先三年学徒期满出师后，被留在商号当“先生”，每月工钱十二串。在经历了辛亥革命的风暴之后，他已不甘于这种平庸生活了，觉得长此下去没有什么出路。这时，胡价人已到“同志军”改编的川军二师八团工作。曾经为民除害的“同志军”对车耀先是很有吸引力的。于是他下决心弃商从军。

　　（二）

　　1912年未满十八岁的车耀先进入川军。当时胡价人在连里当司书，因为眼睛不好，写字吃力，就把他留在连里帮着抄写公文表册。第二年，胡价人被淘汰解职回家，他便下连当兵。每日勤学苦练，决心“在奋斗中求出路”。一月后即由二等兵升为一等兵，半年后经过考试升为下士，一年后当了司务长。

　　在保路风潮中组织起来的“同志军”，虽然基本上是自发参加斗争的广大下层群众组织，但其领导成员大多是“哥老会”（“袍哥”）的首领。当辛亥革命的果食被新的统治者——军阀、官僚窃夺之后，这些“袍哥”首领大多被腐化、收买了。“同志军”被改编，变成了军阀争权掠地、镇压人民的工具。这个根本性质的变化，他当时是不可能认识得到的，故仍冒着枪林弹雨，在战场上出生入死。1918年升任连长。一次，他在陕南镇巴县被围二十一天，因坚守孤城有战功，得到北洋政府颁发的一枚“文虎勋章”。

　　车耀先最喜读书，即便行军时也带着书籍，有空就阅读。1922年，他驻军简阳时，认识了原在华西大学读书，后因经济困难而辍学，在简阳福音堂当教师的聂生明，便经常前往求教。聂生明对这位好学深思，热情正直的青年军官十分软佩，认为“在中国的军人中，车耀先是鹤立鸡群。”便给他介绍自然科学和文学书籍，也介绍基督教义。他则从经济上帮助聂生明上大学读书。1923年，车耀先在简阳附近贾家场的战斗中头部负了重伤，被丢弃在战场上。聂生明把他从九死一生中救了出来，护送到成都医治。由于碎骨压伤神经，致使右腿僵直，成为足。

　　“幼年仗剑怀佛心”，车耀先怀着一颗同情人民苦难的“佛心”，却得到这样的结果。旧军队的生活，使他看到了军阀混战给人民带来的无穷无尽的灾难和痛苦，痛心之余终于省悟到自己“仗”的原来不是为民除害之“剑”，而是“屠刀”；出入枪林弹雨，只不过是为军阀们的私利效力而已。他愤慨地说：“我的腿是为军阀争洋房、小老婆而残废的！”他要“放下屠刀求真神。”可是这救国救民的“真神”在哪里呢？他在风雨如磬的黑夜里上下求索着。

　　聂生明给他指引的“真神”是基督教，是《新旧约》。也许基督教能减轻人民的苦难吧，他怀着这样一个天真的幻想接受了基督教的洗礼，并且在军队里传教。他带的一个团的官兵也都成了基督徒。可是“真神”经不住现实的考验。教会中披着宗教外衣的帝国分子凌辱中国人民的行为，使他又进一步认识到，什么“博爱”、“平等”，全都是骗人的谎言。这个“真神”既不能救国，也不能救民，他失望了。

　　直到1924—1927年的大革命风暴，才给苦闷中的车耀先带来了希望之光。

　　当北伐军打到武汉之后，四川军阀迫于形势，假惺惺地表示拥护革命。1926年12月，川军刘湘所部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一军。一批政治工作人员，黄博军校的学生从广州来到刘湘的部队里，其中很多是共产党员。在他们的影响下，“读破新旧约千遍”而未找到出路的车耀先，开始学习共产主义，逐渐明白“宗教不过欺愚民”，只有革命才能救中国的道理。他说：“十六年（1927）的革命思潮，淘尽了我的宗教信仰，社会主义代替了我的圣经。”他的思想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成为以共产党人为领导的重庆莲花池国民党（左派）省党部的真诚拥护者。车耀先被任命为改编后的国民革命军二十一军四师十团的国民党（左派）代表。这时，他的部队驻扎在重庆附近的白市驿，积极支持附近农民反抗土豪劣绅和“团阀”的斗争。四师师长罗仪三对他说：“什么打倒土豪劣绅，那些只是宣传嘛，怎么能认真干呢？”但他的确是认真干的。看到刘湘部队挂起革命军的旗号，却保持军阀部队的旧习不改，他很不满意，并在会上公开加以指责。因而引起右派军官对他不满。不久，刘湘与蒋介石勾结，制造了“三·三一惨案”，残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车耀先怒不可遏，却找不到对策。接着“四·一二”、“七·一五”事件发生，蒋介石、汪清卫相继叛变革命，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了。车耀先感到失望和愤慨，借出席“基督教东亚区大会”的机会离开四川到了上海。

　　在“基督教东亚区大会”上，车耀先又一次看到控制教会的帝国主义分子对东方被压迫民族的歧视，他愤而中途退出会场。1928年2月，他由上海东渡日本。

　　在日本的一些展览会上，车耀先看到许多羞辱我国的展览品，如北京的城门，康熙的金龙大炮都作为战利品陈列着，还看到黄海海战中被击败的中国北洋舰队的图片，甚至青岛也被当作了日本的海军基地而制成模型公开展览。他的民族自尊心受到刺伤，为祖国蒙受的羞辱深感痛心。3月，他回国路过朝鲜，又亲眼看到了朝鲜人民的亡国之痛。进入我国东北境内，日本侵略者气焰之盛更使他触目惊心。他在日记中写道，从安东到沈阳，从沈阳到大连，“俨然如日本之地然”，鞍山铁矿被“日本人日夜开采，可惜！可惜！沿途仍如日本国内情形然，决不似中国之土地”。……“真如一殖民地然。可悲！可恨！”看到日本帝国主义侵吞我国东北的“满蒙计划”正在一步一步进行，有强烈爱国心的车耀先怎能不为祖国的前途忧虑啊！5月抵达上海，换轮船西上。一路上看见日本、英国、美国军舰“纵横于长江，示威于南京”。他在日记中愤慨地写道：“帝国主义之威风今已尝之矣！想我党军（按指国共合作领导的北伐军）去年到武汉后，其努力如何之大，其威风震撼全球。今反受日本如此之辱。此何故耶？非反共之过耶？”他对蒋介石背叛孙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疯狂反共，十分痛恨。

　　这次出游，促进了车耀先思想上的进一步觉悟。他曾经说过：“十七年（1928）游历日本、朝鲜归来，甚觉国事蜩螗，对于一切均感不满。”他为祖国的命运、人民的痛苦而心急如焚。他严肃地思考，认真地阅读革命书刊，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运动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喜见东方瑞气生”，他从中国共产党看到了祖国的希望。

　　车耀先回到四川时，新的军阀混战正在酝酿。刘湘提出保送他进陆军大学深造，或者委派他出任县长，他都一一加以拒绝。他已下定决心，同旧的生活决裂，去寻找新的革命道路。

　　（三）

　　1928年冬天，车耀先由重庆回到成都，他在白色恐怖的血雨腥风中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投身元元无限中，方晓世界可大同”。在人民革命的洪流中。他对壮丽的共产主义事业满怀胜利的信心，写下了“愿以我血献后土，换得神州永太平”的庄严誓言。

　　入党后，车耀先以经营“努力餐”为掩护，参加中共川西特委军委直属的特别小组工作。他利用与刘文辉大邑同乡的关系进了二十四军特别班，在二十四军发展党的组织。以后又担任川西特委军委委员，参加了策动1930年10月著名的“广汉暴动”。他还在成都基督教徒中从事统战工作，广泛团结爱国的教徒，以反对帝国主义分子，并引导其中一些人走上革命道路。1930年，教会中的帝国主义分子企图在教会势力集中的成都华西坝修筑围墙，使这个地区成为变相的“租界”。成都人民奋起反抗。车耀先积极参加这次斗争，率领爱国的教徒打着基督教的旗帜示威游行，迫使教会不得不停止筑墙活动。1931年，车耀先发起组织“中华基督教改进会”，提出“自立”、“自传”、“自养”的口号，以使教会脱离帝国主义的控制，得到了广大爱国教徒的拥护。

　　“九·一八”事变以后，车耀先积极从事抗日活动。1932年5月9日，他在成都少城公园召开的纪念“五·九”国耻群众大会上，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说，怒斥蒋介石对外不抵抗的卖国投降政策。反动军警闯入会场捕人，他幸得群众掩护脱险。随即他又发动了援救被捕爱国人士的运动。“三军联合办事处”反动头子向传义密令城防部队于深夜包围“努力餐”，逮捕车耀先，但所派之部队为二十四军冷寅东师陈拙修团。冷、陈两人均为车耀先同乡友好，不仅事先通了消息，还让其避往冷寅东公馆，次日凌晨即派汽车将车耀先送往重庆转赴上海。半年后，车耀先始重返成都，但已和党组织失业联系。此后，他曾在刘文辉的二十四军和邓锡侯的二十八军担任上校参谋、副官长以及刘文辉组织的“互助总社”秘书长等职务。在那黑暗的年代，他利用这些职务作掩护，进行了广泛的社会活动，在四川地方实力派中上层人物中建立了许多社会关系。1933年，他从冷寅东处获得搜捕地下党的黑名单，当即多方设法通知黑名单上的同志转移，为保护革命力量作了很大努力。

　　在这期间，车耀先还在基督教会、“世界语学会”、“注音符号促进会”等社会团体中积极活动，团结了一大批知识分子。他在担任“注音符号促进会”常务理事时，于1935年出版了《语言》杂志，亲自撰写了许多宣传汉字改革的文章，还设计了一套成都话拼音方案。他使用注音符号教“努力餐“馆的工友们识字读书，并通过学术性文章来传播改变不合理的社会制度的革命思想。如他在《实施民众教育的两个先决问题》一文中就指出，如果不首先解决人民的吃饭问题，国民党政府提出的《扫除文盲方案》便一钱不值。而人民的吃饭问题，在国内外重重压迫的现实情况之下，是没有解决可能的。

　　1934年以后，车耀先在省立成都师范学校和省立女师校任“国音”（注音符号）教员；还主办了几期以小学教师为主要对象的“注音符号传习班”，通过讲课和课后谈话，给学生灌输抗日救国的思想，启发了不少有志青年走上革命道路。其中的许多人成了四川抗日救亡运动的骨干，有的后来还成了党的优秀干部。

　　在最艰难的条件下，他一点一滴地积聚着革命力量。

　　（四）

　　日本帝国主义的武装侵略，使中国面临亡国的危险，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国内阶级关系发生了新的变化。1935年8月1日，我党中央发表了著名的《八·一宣言》，号召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同年12月中央政治局会议进一步确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四川党的组织虽然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错误而损失殆尽，但是有一些党员在与党组织失去联系的情况下，仍然在分别进行活动。车耀先便是其中之一。他们从不同的渠道了解到党的号召和新的政策，便积极行动起来，推动四川地区的抗日救亡运动。

　　1936年10月18日，车耀先以“注音符号促进会”的名义，联合成都四十几个社会团体，发起组织“成都各界救亡联合会”，在春熙路基督教青年会召开了有三百多人参加的发起人大会。临开会时，警备司令部派人前来制止。车耀先以经民族大义，并与警备司令部直接交涉，获准开会半小时。他代表发起人向大会作报告，痛陈民族危机，声泪俱下。群情激愤，一致决议在一周内正式成立“救亡联合会”。这次大会犹如一声惊雷，打破了笼罩着古城成都的死寂空气。国民党省党部又恨又怕，力图缩小它的影响，下令封锁消息，扣发各报刊的有关报道。车耀先打算以“救亡联合会”名义刊登启事也被禁止。在事实真象被封锁的情况下，10月24日，报上却登出了一条取缔“救亡联合会”的新闻，荒唐地提出：

　　“省党部以其既未立案擅行集会，难免无其它企图。电呈中央请示办法，复电饰转知地方当局取缔”。

　　什么“难免无！”不过是秦桧“莫须有”的翻版。车耀先强压住满腔怒火，以锋利之笔写了一篇《发起救亡会的经过》，刊登在11月出版的《活路旬刊》和《语言》杂志上。他愤慨地写道：“我们以为世界上最正大的事业，就是爱国救亡……立志救亡固不敢作‘传谕嘉奖’之想，而赤心不致有‘其它企图’之嫌。……不然，爱国者变为犯法人，国事尚堪问耶？国亡尚有日耶？”

　　同时，他还在《语言》杂志上刊登了《救亡联合会经过纪实》的新闻特写，用事实揭露国民党的谎言。

　　“救亡联合会”虽然被取缔了，车耀先却没有停止抗日救亡活动。他积极支持由韩天石、胡绩伟、周海文等创办的救亡刊物《活路旬刊》。从“努力餐”楼上自己的住房中腾出一间房子供编辑部使用，并在编辑方法，稿件选择，版面设计等方面给以帮助。《活路旬刊》在1936年11月初创刊，出了三期便被迫停刊。于是车耀先决定自己出面办一个刊物，让该刊中的一群青年转移到新的阵地上来。他在《答友人的一封信》中说过这件事的经过：

　　“十一月本市即有几个青年办《活路旬刊》出现，我竭力扶助，期为民众喉舌。殊案未立准即有查封之谣……这些热血爱国青年，既不准他们起而行，又不许他们坐而言，我们稍有良心血性的人，还能忍视下去么？我才愤然作个呈文，中有站在民众立场，督请政府团结御侮；强化民族意识，拥护中央抗战救亡，大声疾呼，唤起民众等语……”这便是四川抗日救亡刊物中读者最多，影响最大的《大声周刊》。

　　正当车耀先着手筹备《大声周刊》的时候，发生了震动中外的“西安事变”。国民党报刊大肆选谣诬蔑，发出一片“平叛”、“讨伐”的鼓噪。由于国民党封锁事实真象，散布谣言，广大群众认识不清。即使在进步青年中，思想也相当混乱。车耀先每天晚上，用他那台半旧的收音机收听西安电台的广播，并且记录下来。为了把“西安事变”的真象及我党中央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告诉群众，揭穿国民党的欺骗宣传，他决定让《大声周刊》尽快出版。参与筹备的同志鉴于当时形势十分紧张，建议稍缓时日。他激动地说：“正是在这样的时候，需要我们出来大声疾呼。如果你们害怕，我一个人也要干！”

　　这时，以刘湘为首的四川地方势力与蒋介石的中央势力矛盾日益加深，刘湘逐渐接受了我党“联合抗日”的主张。12月31日，地方势力控制的四川省政府批准了《大声周刊》立案。1937年1月17日，《大声周刊》克服重重困难而诞生了。

　　（五）

　　《大声周刊》由车耀先担任社长，社址设在祠堂街“努力餐”楼上车耀先家中。车耀先不仅要为《大声》筹集经费，而且还要负责编辑工作，亲自撰写社论、短评和一周时事述评。他的文章简短精炼，锋利生动，很受读者欢迎。

　　《大声周刊》坚持宣传“对内和平，对外抗战”的主张，与国民党臭名昭著的“行铵内而后攘外”的投降政策针锋相对。《大声周刊》创刊号即以孙中山的临终遗言“和平！奋斗！救中国！”作为社论的题目，揭露汉奸亲日派要以武力讨伐张、杨，挑起大规模内战，实现“以华灭华”的阴谋。

　　车耀先还写了《宣传与谣言》一文（署名“笠盟”），转引了西安电台广播、外电报导等有关“西安事变”的十九条新闻资料，其中包括张、杨抗日救国八项主张，西安事变的经过，蒋介石发言人宣布蒋介石接受张、杨八项主张，作出六项许诺等等报道，把“西安事变”的真象告诉了读者。他还用“安步”的署名写了短评《我们希望于汪先生者》，一针见血地戳穿了汉奸亲日派头子汪精卫“麻醉国人，缓和抗日情绪的欺骗措辞”。

　　在以后各期，《大声周刊》还陆续发表了《中共中央调停陕变通电》、《西安事变张杨对时局主张之通电》，以及《和平解决陕事》、《彻底统一和真正抗战》等一系列文章，为实现国内和平作了积极的工作。

　　《大声周刊》以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作为宣传中心，刊载了《中共中央致国民党三中全会电》，宋庆龄、何香凝向国民党三中全会提出的关于恢复孙中山先生三大政策的提案。还发表了《我们对三中全会之期望》第六、七篇文章。阐明团结抗日的重要性。

　　《大声周刊》的言论使读者耳目一新，受到广大群众，特别是爱国青年的热烈欢迎和拥护。国民党反动派则十分仇恨和恐惧。可以说，不论正面或反面的反应都非常强烈。正如车耀先所说：“或许声音太大的原故，惊动了党政军民之中的工、农、商、学、朋友、非朋友；识者不识者；口头的，文字的；警告、威吓、恐怖，自然，也有赞成和佩服，勉励和安慰。一天数起或数十起，反应之大而且速，据说这是办刊物最成功的事。这与其说是《大声》的成功，不如说制箍舆论的失败。与其说《大声》大胆，不如说少见多怪 “。（《大声一年》）

　　国民党省党部急忙派遣特务监视车耀先。其中一个大邑人用同乡的名义每天登门“拜访”，赖着不走，直至深夜才离去；同时，放出种种流言，进行恐吓。车耀先在《答友人的一封信》中说到当时的情况：“到本年1月17日，一般人目为胆大心粗的《大声周刊》才与读者见面，啊呀！不得了哪！什么反动刊物啊！共产党的宣传哪，人民阵线啊！某公底喇叭呀！什么手段对付呀！‘努力餐’楼要变为大川饭店哪！多多多，凶凶凶！怎么办？怎么办呢？”

　　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的车耀先，尽管每天听到传说要打他的餐馆，要抄他的家，要逮捕、暗杀他，均泰然处之。“只要政府愿蹈北洋军阀的复辙我亦步邵飘萍的后尘”！这就是他的公开回答（见《大声》第十期，《车耀先答友人的一封信》）。

　　车耀先在惊涛骇浪之中奋斗着。《大声周刊》出到第十三期，4月17日，国民党中央便加以“消息言论多不正确”的罪名，悍然下令查封，并派人到“努力餐”楼上抄走刊物数百份。参加《大声周刊》工作的同志受到打击，很气愤，心情沉重。车耀先却指着被抄得乱七八糟的编辑部，幽默地说：“来，来，来，给它照张像，留个纪念！然后，提出了一个方案：换个名字，换个地方，继续出刊。在他的鼓舞下，同志们斗志更旺。《大声》更名《大生》，在署袜街租了一间房子作社址。5月8日，《大生周刊》和读者见面了。为了不引起敌人注意，编辑兼发行人用了余路由的名字，写稿人也都改用新的笔名。但是，“面目虽然不同，声音却是一样”。读者更加扩大。《大生周刊》还转载了斯诺的《一个美国记者的苏区访问记》，一扫国民党反动宣传对共产党和红军的造谣诬蔑，让广大群众了解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运动的真实情况。

　　国民党警犬的嗅觉倒也不迟钝。不久便发现了《大声》的“伪装”。6月5日晚上，《大生》出到第五期，国民党当局便以“更名出版，言论更为荒谬”的罪名第二次下令查封。车耀先没有气馁，随即在东御街租了一间房子，将《大生》化名《图存》。7月9日，在泸沟桥的炮声中，《图存周刊》出刊，依然大声呼吁：要求全面抗战，反对妥协退让。当时国民党还在幻想与日本侵略者妥协，继续退让。因此，《图存》的声音仍然为国民党所不能容忍，仅仅出了三期，又被查封了。

　　（六）

　　1937年3月14日，由《大声周刊》等三十六个团体联合发起，成立了“成都各界救国联合会”。车耀先派周海文代表《大声周刊》和他本人参加了成立大会。“七·七事变”之后，“成都各界华北抗敌后援会”成立，车耀先被推选为“后援会”的负责人之一。由于盼望已久的对日抗战终于实现，他兴高采烈，精神格外振奋，每天很早就到后援会去参加会议，讨论工作。接着“成都文化界救亡协会”等救亡团体纷纷成立，成都的抗日救亡运动终于冲破国民党当局的压制和阻挠而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车耀先是成都抗日救亡运动的中心人物之一，在群众中有很高的威信和号召力。他充满爱国热情的演讲，精辟而生动的谈话，鼓舞了多少人投入抗日救亡的洪流，启发了多少青年走上革命道路啊！

　　在《图存》被查封之后，车耀先又为《大声》的复刊而不屈不挠的斗争。国民党当局一拖再拖，最后不得不给了一个“姑准复刊”的批复。1937年11月5日，《大声》复刊，旗帜鲜明地宣传我党动员一切力量，争取实现全面抗战的路线，反对国民党的片面抗战路线。在大力宣传坚持抗战到底，反对妥协投降的同时，还要求国民党实行政治民主，开放群众运动；改善下层人民的生活。《大声周刊》的复刊词明确指出：“我们为着民族独立，自然要展开抵抗侵略的解放战争，但同时，不进行民权自由和民生改善，这一战争是没有胜利把握的”。

　　《大声周刊》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同一切破坏团结的言行坚决斗争。这时，国民党顽固分子利用汉奸、特务、叛徒叶青之流，造谣挑拨，叫嚣什么维护国民党“一党专政”，要共产党解散组织，取消陕甘宁边区。妄图瓦解统一战线，从根本上破坏抗战。《大声周刊》及时组织各界人士和读者发表一系列文章对“一党专政”的谬论严加驳斥。车耀先为此写了《不要中敌人毒计——挑拨》、《谨防离间与妥协》、《党争不停，武汉不保》等著名的评论。他写道：“我们抗战获得最后胜利的唯一条件，就是把四万万五千万同胞团结起来，共同对付我们唯一的敌人。我们的抗战所恃者在此；敌人的侵略所惧者亦在此。因之，愈使我们团结的愈好，愈使我们分裂的愈不好。……汉口某报（按指国民党的《扫荡报》）的一党专政问题之提出，其来源是否出自敌人不得而知，可是在客观上很有被敌人利用而施展它一贯的毒计的危险。”他痛心地指出：“敌人”想方设法以挑拨离间之手段，从而分化之，破坏之。务期达到‘以华制华’之目的而后已。……不图丧心病狂者流，既知陷井而必蹈之；前有叶青，后有张国焘，不曰‘一党专政’，便曰‘阳奉阴违’……大有国亡事小，党争事大之势，呜呼！山河破碎，尚欲内讧，稍具天良，能如是耶？”

　　《大声》还报道各地的救亡活动，发表讨论救亡工作的文章，对全川各地的救亡运动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大声》还发表了来自“抗大”、“陕公”的通讯，吸引了许多青年奔向延安。车耀先还帮助不少青年解决具体困难，以实现到延安的愿望。

　　《大声周刊》多次组织慰问抗战军人家属，分送“杀敌光荣”铜牌，还发起和办理“防毒募捐”，以支援在敌后英勇抗战的八路军。大声周刊社以读者为基础组织了“大声抗敌宣传社”，由车耀先担任社长，发展社员一千余人，成为四川抗日救亡运动的一支重要力量，其中许多人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车耀先把《大声周刊》作为党在国统区的一块宣传阵地，献出了自己的全部心血。

　　（七）

　　1937年12月，中共四川省工委成立，车耀先经党中央批准，恢复组织关系，由省工委书记罗世文直接单线联系。

　　1938年3月以后，《大声周刊》也建立了党的支部。由胡景祥任支部书记，分担了车耀先的担子，使他能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从事统战工作。

　　车耀先善于联系群众，能接近各式各样的人物，他喜欢与人商量问题，从不以一己之见强加于人；他对人热情，好帮助人，急人之急。人们乐意与他接近，所以他联系的群众十分广泛。他和他所主持的《大声周刊》为扩大和巩固四川的抗日统一战线作了大量的工作。当时人们戏称他为统一战线的“线长”，赞誉他是标准的统战人才。大声周刊社也被誉为“统战部”。大声周刊社经常召开各种座谈会，邀请各界人土一同讨论时局，通过讨论使党的主张化为群众的共同意见。当时，四川地方势力与国民党中央之间矛盾很深。他协助罗世文在地方势力上层人物中开展统战工作，推动四川地方军人支持抗战，巩固统一战线，抵制投降分裂的逆流，而不去附合蒋介石的反共政策。他介绍一些进步学者教授，如邓初民等经常给四川地方上层人物分析国内外形势，帮助他们认清方向。当林伯渠，吴玉章等回延安经过成都肘，车耀先联络“青年记者协会”等群众团体，排除国民党的阻挠，召开了有各界代表人物数百人参加的欢迎会，请他们介绍陕甘宁边区的抗战工作，阐明我党的主张，以扩大党的影响，用事实揭穿国民党的造谣诬蔑。

　　1938年4月，车耀先发起成立“中苏文化协会成都分会”，以广泛团结进步力量。国民党顽固分子十分忌恨，千方百计进行破坏，在召开成立大会前夕，车耀先和其他许多应邀到会者都接到了油印的恐吓信，有的写着：“……中苏文化协会成立，将有炸弹表演，台端幸勿参加……”；有的写着“查台端在社会已经取得了崇高地位，近竟自甘堕落，受五等政客车耀先之利用，……同人等警告台端，应即日声明脱离车耀先之领导……”。车耀先接到恐吓信后毫不动摇。他和胡景祥一道按时前往青年会楼上开会。国民党复兴社分子纠集反动学生一百多人挤进会场，车耀先刚一宣布开会，他们便蛮横地要求“集体入会”，鼓噪捣乱，使成立大会无法进行下去。与会者含着眼泪高唱《义勇军进行曲》而散。事后，车耀先写了《如是风波》一文，(《大声》复22号)向社会上公开揭露这伙丑类的无耻行径。几经波折之后，“中苏文化协会成都分会”才得以成立。而在商议分会负责人选的一次筹备会上，国民党“复兴社十三太保”之一的邓文仪亲自出马，带着武装卫士到会，硬要以反苏反共的国民党党棍程天放为会长，反对筹备会推选张澜为会长。而且不同意七名理事中，地方人士占四名。车耀先坚决反对，据理力争。邓文仪恼羞成怒，抽出手枪气势汹汹地对准车耀先。车耀先毫不畏惧地说：“我是当兵的出身，这玩意见得多了，吓不倒我!”邓文仪无法得逞，中途退席而去。

　　车耀先在群众中有巨大的影响，被邓文仪之流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国民党特务在“努力餐”对门开设了一家面食店，日夜窥探着他们的动静，而且不断放出流言，说什么车耀先逃跑了，被暗杀了，“行政院”下令通缉了，等等。不少亲友为他的安全担心，有的劝他“不要再干了。”车耀先幽默地说:“如果爱国硬是有罪，抓我去坐牢，正好还我的书债。我买了这些书，还没有时间看哩”。

　　1938年7、8月间，正当日本侵略军进攻武汉的紧急时刻，国民党不仅不支持动员人民起来保卫武汉，反而在一些地方取缔救亡团体。《大声》也于8月13日被勒令停刊。在《大声》停刊号上,车耀先写了一篇义正词严，有理有节的《停刊词》，揭露了国民党政府的倒行逆施：

　　“本刊自去年1月15日创始以来，即本：‘对内和平，对外抗战”大声疾呼，中间虽几经挫折而对原来的主张仍一贯不变。及至去年11月5日奉到四川省政府‘姑准复刊”，正式复刊以来，又本着巩固团结，抗战到底唤起民众。对于抗日战争，虽无多大贡献，而于救亡运动亦不无小补。究竟何负于国家?何碍于当道??

　　“本刊前后共出六十一期，约百数十万言，自信：无一字出乎三民主义范围；无一字离开民族国家利益；即每周呈阅之党政机关，亦无一字之指摘。不知何故，屡受处分。而破坏民族统一战线与专事挑拨漫骂不谈抗战建国之刊物，皆核准发行；对于热心爱国努力救亡之本刊反几次查禁。不卜我党政诸公是否悉将各刊披阅比较?是否根据三民主义原则与抗战建国纲领为可否发行之批准标准?若以无稽之谈，门户之见作为取舍，则何以临事?何以服人?

　　“本刊之创始与复刊，省府均有指令，中途发生查封，党部递有呈文。呈文至今未批，指令当然有效。今忽勒令停刊，令人莫明其妙。言论自由?言论自由！

　　“今后仍本救亡天职，大声呈请复刊。与其无理服从，何若据理力争，爱国同胞，其助我乎！”

　　然而，武汉失守以后，蒋介石采取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方针，更加强化了他的法西斯特务统治，加紧进行反共反进步力量的活动。《大声周刊》的复刊已不可能实现了；象抗战初期那样公开进行群众性的抗日救亡活动也不可能了。车耀先在1939年7月15日给大女儿车崇英的一封信中分析了当时的形势：“抗战又踏上较严重的阶段，就是投降派以反共口号掩饰他们由破坏团结而中途投降的阴谋。因之专门有人制造摩擦，扩大摩擦，我们在此时期，宜表面沉寂，充实自己；切勿再惹人注意。我呢，就正在这样做啊！”

　　“表面沉寂”并不意味着停止战斗。车耀先仍然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机会，进行合法斗争。1939年9月，经过共产党和各党派民主人士的提议，在国民参政会通过了要求国民党政府实行宪政的决议。国民党为了改善自己的法西斯形象，也打起“实行宪政”的幌子大搞欺骗宣传。车耀先利用这个机会，广泛团结民主人士，在成都积极推动“宪政运动”，编写了《宪政运动问答》、《宪政金钱板》，举办“宪政演讲会”、“宪政研究会”，将宪政宣传变为启发人民觉悟，向国民党要求民主权利的武器。国民党见势不妙，慌忙抛掉了“宪政”的幌子。

　　(八)

　　1939年冬至1940年春，蒋介石在与日本侵略者暗中进行媾和试探的同时，为了扫清投降的障碍，发动了第一次反共高潮。1940年春，特务头子康泽率领他的反革命别动队到成都阴谋策划，妄图一箭双雕，既打击我党和一切抗日进步势力，又破坏四川地方实力派与我党之间结成的统战关系。于是师承希特勒“国会纵火案”的故伎，炮制了“成都抢米事件”。3月14日，国民党特务暴徒二，三百人化装为贫民，闯进四川地方实力派潘文华的银行仓库抢米，砸毁银行，然后捏造了“共产党煽动群众抢米，破坏抗战后方”的谎言，强迫四川地方实力派同意逮捕共产党员和爱国民主人士。川康特委以局势紧张，布置一些同志撤退和转移。但有的同志对局势的严重性估计不足，认为还可以坚持下来，没有转移。

　　3月18日晚上，风雨交加。“努力餐”和《新华日报》成都分馆所在的祠堂街一带停电。特务在暗中包围了这一地区，八、九点钟时，以八路军代表的公开身份驻成都的罗世文回《新华日报》分馆，被暗藏在附近的特务绑架而去。十一点钟，特务又捕走了《新华日报》分馆负责人洪希宗。半夜一点钟，特务到“努力餐”敲门，谎称：“老板，有电报”。餐馆工人开门，特务蜂拥而入，用手枪指着工人问“老板在那里?”车耀先披衣下楼，知道出了事，镇定自若，大声对特务说：“我是车耀先”。特务狞笑着说：“省党部请你去，有点事，很快就回来”。另一伙特务则上楼搜查。搜去了两封信和几本书。车耀先穿上袍，带了棉衣、棉鞋大声对特务说：“不用绑，我自己去”。

　　国民党特务在成都大肆搜捕。先后抓了十多人，其中有参加过《大声周刊》工作的薛特恩和唐介舟。军统特务头子戴笠急忙由重庆飞成都，亲自审讯。戴笠一再表示，只要承认“抢米暴动是共产党上级指使”，便可立即释放。可是被捕的同志坚贞不屈。戴笠什么也没有捞到。

　　我党南方局及时指示川康特委以成都市委名义散发《为抢米事件告成都市民书》，公开揭露了国民党嫁祸于我党的阴谋。周恩来代表我党向蒋介石提出抗议。戴笠无计可施，将罗世文、车耀先以及原刘湘的顾问郭秉毅等四人押到重庆，其余被捕的十多人则“就地处决”。这些同志临死不屈，被活埋于龙泉驿半山上。

　　(九)

　　车耀先和罗世文被押解到重庆后，囚禁在军统望龙门监狱。戴笠妄图打开一个缺口以破坏四川党的组织。他见严刑拷打达不到目的，便改用“软化”的办法。听说车耀先对主张抗日的冯玉祥比较尊敬，便向车耀先表示，只要他发表一个声明，就请冯玉祥介绍他加入国民党，并委派他出任四川民政厅长。车耀先断然拒绝，表示“宁死也不同意”。为了将敌人的这一阴谋和自己“以死拒之”的决心告诉外面的同志，以免敌人冒用他的名义混淆视听，他避过敌人的监视，写了一封信，通过一位在狱外街道上捡拾垃圾的贫苦老妇人，将信带给了住在两路口的友人周趣涛，请收信后在《中央日报》或《扫荡报》上刊登广告，使他放心。(因为狱中只能看到这两家国民党官办报纸)周趣涛按照信中的暗示，转告了曾家岩50号“八路军办事处”，并在5月10日、11日两天的《扫荡报》人事广告栏登出了这样一则广告：“一兮兄：来信收到。均照办。速将住地及近况告知为盼。棣佛”。(“一兮”是车耀先使用过的一个笔名)

　　然而，却再也未能接到车耀先的片纸只字了。

　　在国民党特务的“攻心战术”中，有一件破烂武器——《曾文正公家书》。国民党妄图用镇压太平天国的刽子手曾国藩的反动说教，来腐蚀革命者的意志，转变革命者的立场，达到其“软化”的目的。车耀先的牢房里放了这样一套书。喜欢读书的车耀先在无书可读的情况下，也翻翻这些反面文章来消磨狱中的时光。不过这套《曾文正公家书》也同刑具一样，在车耀先身上没有产生任何一点他们预期的效果。车耀先既未“软化”，也不“转变”，只是启发了他，要利用牺牲以前的一段时间，给子女写一封遗书，把自己走过的道路告诉他们，教育他们继承遗志。他在遗书的开头写了一段含义深远的话：

　　“民国二十九年三月，余因政治嫌疑被拘重庆。消息不通，与世隔绝。禁中无聊，寝食外辄以《曾文正公家书》自遣，遂引起写作与教子观念。因念余出世劳碌，磨折极多，奋斗四十年，始有今日。儿女辈不可不知也。故特将一生之经过写出，以为儿女辈将来不时之参考。使知余：出身贫苦，不可骄傲；创业艰难，不可奢华；努力不懈，不可安逸。能以“谦”、“俭”、“劳”三字为立身之本、而补余之不足；以“骄”、“奢”、“逸”三字为终身之戒，而为一个健全之国民，则余愿足矣。夫复何恨哉?”

　　由于身处牢狱，时时在敌人监视之下，遗书不能不写得隐晦一些。但是字里行间仍然流露着矢志不移的革命情操。“奋斗四十年，始有今日”。表明他对于自己经过艰苦曲折而终于走上革命道路是何等的自豪啊！“今日”身陷囹圄，面临死亡，他毫不后悔。虽然留存下来的遗书只有叙述童年和少年时代的残篇，但是从那幽默的语调中，仍然使我们不难想象到他当年在那阴暗的牢房里，在死神的阴影下，从容不迫，含着微笑叙述往事的情景。

　　半年的时间过去了，戴笠用尽心机都是枉然。车耀先始终没有暴露自己的共产党员身份，也拒绝为国民党工作。戴笠黔驴技穷，将车耀先和罗世文一起转押到军统息烽监狱，长期关押。

　　六年的漫长岁月，每一天都是一场特殊的战斗。车耀先和罗世文一道，坚持狱中斗争，不为敌人的淫威所屈，不为敌人的花言巧语所动，一次又一次挫败了敌人的阴谋诡计，表现了共产党人坚贞不屈的崇高革命气节和浩然正气。

　　1941年3月，息烽监狱从在押人员中提出一些人担任狱中工作，车耀先也被提了出来。监狱长周养浩同他个别谈话，装出一副“友好”的态度，希望他“将确实的政治身份，据实以告”。车耀先一眼看穿敌人的诡计，立即回答说，“我不是共产党！只是站在国民之立场，从事抗日救亡”。说到要他出来工作，车耀先抢先说：“我是个军人，少年读书不多，很想借此机会多读一些书，最好能让我管理图书”。周养浩答应他管理图书，但却另外派了一个在押的军统特务暗中监视。

　　狱中堆存了几千册各式各样的图书，其中有许多是难友们入狱时被没收的进步图书。车耀先将这些进步书籍加以修补，有的换个不显眼的封面，混杂在一般图书中编号出借。有的在扉页还写上“文优纸劣，特请珍惜”八个大字。在押的军统人员和复兴社分子向监狱长密报车耀先将“反动”书刊出借，是有意在狱中宣传共产主义。周养浩去问狱中管“教务”的文光甫。文光甫因系“第三党”(农工民主党)成员而被关押，车耀先平日常与他摆谈，相处很好。文光甫便说，借书的事，车耀先事前向他谈过，他觉得那些书没有什么，将这件事遮掩过去了。许多进步图书得以在狱中广为流传，给难友们以难得的精神食粮。狱中原来只有国民党官办的报纸，车耀先利用管图书的机会，增订了一些民办的报纸和进步报刊，如《华西日报》、《华西晚报》以及后来的《民主报》、《民主联合刊》等等。所以，自从车耀先管理图书以后，狱中看报借书的人便多起来了。久禁魔窟中的难友们得以知道外边的一些确实消息，看出反动派日趋崩溃的形势，坚定了斗争的信心。遇有重要消息，车耀先便写在纸条上，将线装书拆开，把纸条夹进去再订上，然后，交给一个叫杨文富的兵夫，送到指定的牢房交给指定的人。杨文富是附近的贫苦农民，被国民党抓来当兵夫。经过车耀先的争取，他常常帮助车耀先传递图书。车耀先把这个小小狱中图书馆办成了难友们的精神食粮供应处和通讯联络站。

　　车耀先知识广泛，诙谐健谈，他利用一切机会和难友们摆谈，以幽默而有风趣的谈话在狱中传播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他在谈话中非常自然地插叙一些古今中外忠臣义土和革命者威武不屈的事迹，使听者深受鼓励，精神振奋。

　　车耀先好学不倦，在狱中仍坚持自学。除了继续学习过去已有一些基础的英语外，还向罗世文学习俄语。他利用“坐牢”的时间努力充实自己，准备出狱以后更好地为党工作。

　　1944年冬天，日本侵略军从广西直逼贵州独山。车耀先和罗世文一起被转移到遵义，战局稳定后又押解回息烽监狱。特务肖x x对他威胁说：“你要赶快自首啊！”车耀先冷冷地回答说：“我不懂得什么叫自首。”特务说；“你不自首，一辈子都出不去。”车耀先轻蔑地说了一句粗话：“出不去就算球了！”特务只有干瞪眼。

　　罗世文和车耀先被捕后，我党中央多次与国民党交涉，要求释放，均被国民党顽固拒绝。抗战胜利后，参加“政治协商会议”的中共代表团再次提出释放政治犯的要求。国民党谎称罗世文、车耀先已病逝狱中。为了遮掩谎言，戴笠一面密令将罗世文化名“张世英”，车耀先化名“田光祖”关在重禁闭室，隔绝了他们与外界的接触。另一方面，继续玩弄“软化”的花招，妄图一逞。1946年端午节，特务头子假惺惺地说什么“每逢佳节倍思亲”，邀请罗世文、车耀先赴宴，被他们严词拒绝。特务们气急败坏，竟使用强迫手段将他们押赴宴会。车耀先和罗世文沉默而愤怒地站在丰盛的席前，看也不看一眼，怒斥敌人，再一次挫败了敌人软化的阴谋。

　　1946年7月，车耀先和罗世文被转押到重庆“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白公馆监狱。蒋介石全面发动反共反人民内战后，下令秘密杀害罗世文和车耀先。”1946年8月18日，车耀先和罗世文一道昂首走向刑场，国民党特务使用美国提供的武器将他们杀害于松林坡戴笠的停车场，并浇上汽油，焚毁了遗体。

　　“愿以我血献后土，换得神州永太平。”车耀先以自己的宝贵生命实践了这庄严的誓言。（沈寄踪 钟永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