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内民主生活会的光辉典范——四川最早省级党组织的首次民主生活会记录析读

文/ 宋键

在中国共产党四川创建史中，有一份弥足珍贵的历史档案：《重庆党、团地委就解除杨洵、童庸生误会而召开的民主生活会记录》。这是90年前四川早期党组织应中央要求召开的一次民主生活会记录，也是我党历史上保存完整的、正确运用批评和自我批评解决党内同志误会与分歧的最早历史文献。这次民主生活会由刚成立不久的中共重庆地方委员会（以下简称重庆地委）召开，书记杨闇公主持，吴鸿逊为会议记录。与会的十位同志都是四川早期共产党员，也是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四川省级组织的重要领导人。泛黄毛边纸上飘逸俊秀的字体背后，我们依稀可见90年前这些革命先驱的光辉形象：他们赤胆忠心为革命，凭着对信仰的执着追求，把党组织的团结视为生命，勇于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份珍贵的历史档案给当前我们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净化党内政治生态留下了宝贵的历史启示。

 

一、 历史背景和事情缘由

 

1926年2月底，经中共中央批准，四川最早的省级党组织——中共重庆地方委员会成立（以下简称重庆地委）。重庆地委筹建前后各项工作的负责同志主要由两部分人组成：一部分是成都、重庆等四川土生土长的早期共产主义运动先驱如杨闇公（后任地委书记兼军委书记）、吴玉章（后任地委委员兼宣传委员）、童庸生（后任团地委书记）、张昔仇（锡畴、锡俦）（后任团地委组织委员）、李嘉仲（后任地委候补委员）等，他们对四川实际情况非常熟悉，积极筹建四川早期共产主义组织，办事老成持重，擅长在群众中开展具体工作，在重庆地委的领导工作中占主导地位，但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没有系统的学习和掌握；另一部分是参加过留法勤工俭学、在外加入中国共产党，受组织派遣回来加强四川地方组织领导力量的青年才俊冉钧（后任地委委员兼组织委员）、杨洵（伯恺）（后任学委书记）、程秉渊（子健）（后任工委书记）、刘成辉（后任教委书记、团地委宣传委员）等，他们年轻有为，心高气傲，既有较为全面系统的革命理论武装，又有心理上的组织优势，但在与四川革命实际的结合上略逊一筹。走上革命道路的经历迥异，导致他们对于中共四川组织的发展壮大，以及四川革命运动的方略认识上存在有较大的差异与分歧，其中个别同志如童庸生、杨洵等特别要强的个性又加剧和激化了这种矛盾，从而使得这两部分力量在整合上一度出现障碍，龃龉暗生，直接影响到重庆地委在领导全省革命运动中作用的发挥。

 

杨洵是1923年在法国勤工俭学时受周恩来、赵世炎影响，从共青团员转为共产党员的，曾参加旅欧共青团在巴黎召开的第四次代表大会。回国后，1925年7月受党的派遣回四川协助吴玉章创办中法学校（四川分校）并帮助杨闇公等筹建四川省级党组织。然而，意气风发的他在重庆为筹建四川省级党组织工作半年多后却越来越不舒心，尤其是与后来出任重庆地委委员、团地委书记童庸生的合作共事倍感艰难，合作的不愉快大大影响了他的工作热情，他因此接二连三受到其他同志的指责和非难。杨洵最初也试图找童庸生沟通，可终日为四川革命活动奔走呼号的童庸生不以为然，反讥讽他小肚鸡肠。倍感委屈的杨洵一气之下，决定趁重庆党、团主要领导杨闇公、吴玉章、童庸生1925年底远赴广州，参加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之际，绕过重庆地委临时负责人曾净吾，于1925年12月24日直接写信给党、团中央，即《杨洵给党、团中央的信——关于重庆工作的情况》。此信洋洋洒洒上万言，除了向中共中央报告了四川党、团组织的活动情况以及自己与童庸生等合作上的不愉快外，杨洵还反映说重庆党、团组织存在“指导非人，同志无理论上的训练，团体个人化，行动浅薄而浮嚣”、“乱闹学潮”的问题，甚至指责重庆党的工作和同志是“无纪律，无计划，无训练，团体个人化，渝地的地委员（不是全部）许多是不学无术，骄满嫉妒遗传思想根深蒂固，渝地的同志散沙一盘，各不闻问”。杨洵的信立即引起了中共中央对四川党、团工作的高度重视，他们认为四川党、团组织的内部团结问题很令人担忧，“重庆显然有两派的现象”（彭述之语），因此趁杨闇公、童庸生到广州参加完国民党二大转道上海向党、团中央汇报工作时，专门召集杨闇公、童庸生二人以及在上海的川籍党员作了一次详细的谈话和批评，并反复嘱咐要求杨、童二人回到重庆后立即召集党、团负责同志和与此事有关的同志，召开民主生活会，开展面对面的批评和自我批评，以消除同志之间的误会与分歧，加强党的团结统一。杨闇公、童庸生不顾舟车劳顿，拖着疲惫的身躯来到上海，本想全面汇报重庆地委筹建顺利、万象俱新的工作，孰料一见面就遭到中央领导严厉批评重庆内部团结出了问题，开始简直是满头雾水，细问才知是杨洵直接给中央写信告了“御状”。杨闇公、童庸生两人身为党、团组织的主要负责同志，一方面当然也责怪杨洵动不动就把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捅到中央的做法太冲动，有欠思考，另一方面也深刻地认识到如果不妥善解决这件事，不消除同志间的误会与分歧，势必引起更多误会与分歧，进一步影响组织团结，甚至削弱党、团组织的战斗力，而这正是他们所最不愿发生的事情。他们决定严格执行中共中央的指示，回到重庆后立即召开批评会，解决这个问题。

 

二、民主生活会的具体情况

 

1926年4月15日晚，在重庆老城区二府衙70号杨闇公家的底楼，一张木桌旁依次坐着重庆党、团地委的10位主要负责人：杨闇公、冉钧、童庸生、程秉渊、杨洵、张昔仇、李嘉仲、喻凌翔、刘成辉、吴鸿逊，中共重庆地委建立以来的第一次民主生活会秘密举行。这次民主生活会目的十分清晰，就是要澄清事实，消除误会，统一思想，加强团结。据吴鸿逊的记录，整个生活会的具体过程大致如下：

 

首先是主席杨闇公报告开会理由。他先把杨洵去信中央报告与童庸生的误会及中央对此事的重视、对四川党团组织的批评作了介绍，并开门见山地强调“现在我们尽可赤裸裸地把许多经过的事实说出来，请同志们加以批评，以免因一点小事妨害团结的工作进行”。简短的开场白后，他请引起误会的双方杨洵、童庸生各自对事情的起因、经过、结果进行了详细的陈述，并要求其他同志对两者陈述内容进行了确认，并补充未尽相关事宜。

 

接着杨洵对自己去信中央的原委进行了陈述。他详细报告了信中主要涉及到的十个问题，他的陈述清楚地反映了他与童庸生心生隔阂及日益加厚的过程。根据分工，杨洵主要负责中法学校教务事宜，组织已经决定要在报纸上登招生广告，开学在即，时间紧迫，可过了一天多还没见动静，于是他写信去质询负责办理此事的童庸生。孰料童庸生不仅没及时说明广告迟登原因，反而回了一封长信，指责杨洵不尊重客观事实，不好共事，要杨洵多读唯物史观；杨洵自此心存芥蒂，不久又因中法学校排课事宜再起风波，感觉童庸生借口其他事情多不再来中法学校上课，因而也断然拒绝童推荐喻凌翔来教任外国地理；在重庆第二女子师范学校发动学潮事情上，杨洵认为群众基础不足，建议应该停止学潮运动，遭到童庸生的坚决反对；在杨闇公、童庸生、吴玉章因肃清案被通缉离开重庆前往广州开会后，杨洵自忖能力、资历都应该得到组织的信任，但杨闇公、童庸生反而交代由曾净吾暂代主持工作，因而心有怨气，时常与曾净吾的意见相左，遂自行决定取掉了中法学校办事处的牌子，还以因邮局检查为由撤销贩卖部，被曾净吾批评有树私人势力把持地盘之嫌。曾净吾要求杨洵不要只关注中法学校教务、一味研究理论，决定派杨洵前往外交后援会任事；对新的工作，杨洵觉得并非自己所长，又加上他认为当时后援会的事黄均尧干得不错，而童庸生对黄工作的评价并不高，因而心有顾忌，一口回绝了组织交派的工作。杨洵自己觉得很委屈，在中法学校研究理论、为党培育干部也是革命工作，为何得不到其他同志的认可……所有这些不适，让杨洵如鲠在喉，不吐不快，而自己又不愿与临时主持工作的曾净吾纠缠不清，干脆采取直接给中央写信反映情况的方式。不料大家都指责他“站在团体外说话”，认为这是很不地道的“告状”行为。当然他也明白自己报告中央说重庆团体个人化、革命学潮化有以偏概全、一棍子打死一片的嫌疑，因此在陈述时强调自己只是希望防止这两种倾向发生才好。

 

童庸生对杨洵提及的事情作了一一的回应。童庸生先是真诚地诉说了自己的心声：“我想我们在沪时十分的诚恳，得着杨洵同志要回川的信，我们及此地的同志，都非常喜欢，希望以后共同努力工作，因此小事惹起他的误会太觉无味。”接着对引起杨洵误会的事宜进行了逐一解释：招生广告没有及时登出确是因经办同志延误，报社临时加价导致，而又遭到杨洵的误解质询，因而一气之下，语气不加斟酌就回了一封长信；辞掉中法学校教授课目确是因忙于党、团组织创建及宣传鼓动工作，并非针对杨洵、不支持他的工作；推荐喻凌翔到中法学校任教主要是认为喻具有这个能力，且是安置已暴露同志的生活迫不得已的考虑；女师学潮不采纳杨洵停止运动的建议是不愿打击学生的革命热情，怕失去广大青年的支持；黄均尧去职后援会是因已支取忠州学校薪酬，并非故意要强杨洵所难，自己批评均尧也是出于公心，并在会上当面提出的；地委交由曾净吾主持工作也是因为杨洵一味推让，每次正式邀请参加会议、征询意见杨洵都不肯坦诚相待，总是消极回避……最后，童庸生对杨洵无端怀疑同志故意陷害中法学校的做法也表示了极度的不理解。

 

杨洵、童庸生两人陈述原委后，张昔仇、喻凌翔、冉钧对相关具体事宜就各自参与和熟悉的情况进行了补充和说明。

 

弄清基本事实后，按主席杨闇公的要求，与会者对心生罅隙的双方进行诚恳的批评。除吴鸿逊忙于记录外，其余的同志都对童庸生、杨洵进行了严肃认真的批评。刘成辉批评童庸生对团体工作虽然热烈，但对同志态度有些粗暴，以致引起不必要的误会，而杨洵平时工作不够努力，“有高等党员的气概”，疑心重，个人误会不信任组织。程秉渊批评童庸生工作虽诚实但个性强烈，“有左倾幼稚病”，杨洵态度不端正，对工作不努力，不明了组织与个人的关系。李嘉仲批评童庸生个性太强，自信力太强，考察事实不精细，杨洵则存在小资产阶级心理太甚、观察事情甚为不彻底的毛病。张昔仇批评童庸生过于急躁操切，批评同志时甚至于谩骂，而杨洵则态度不诚恳，经常站在团体外批评别人，容易引起误会与分歧。喻凌翔批评童庸生对同志经常态度不好，性情急躁，每每感情用事，而杨洵则自视甚高，经常自夸，富于小资产阶级心理，没有摆正个人与组织的关系。冉钧批评童庸生生性急躁，经常感情用事，杨洵则组织观念不强，当面不说背后乱说，工作不努力并有选择工作的毛病，盲目自信疑心太重。

 

各位发言者对童庸生、杨洵进行了毫不留情的批评，态度公正严谨，批评直指要害，完全没有什么童庸生是四川党、团组织创始人和杨洵是中央派来加强四川工作的早期老党员之类的顾忌。中肯的批评让童、杨二人心悦诚服，会议记录者虽然没有给我们描绘与会者、特别是受到批评的童庸生和杨洵两人的神态，但是，几乎在每个同志批评结束以后，记录者都不厌其烦地写下“童杨接受”或“接受”的字样。杨洵在接受这些畅快淋漓的批评意见后在会上当即表示：“从庸生那封信起到腊月止，（对）团体工作不甚了解，如能象今夜这样开会说明则不致发生那些误会了。”

 

大家畅所欲言后，杨闇公要求杨洵和童庸生进行了同志间相互的批评。杨洵说童庸生态度不好望改正。童庸生批评杨洵感情不受理智支配，小脑大于大脑，头脑不冷静，冲动性大，并有选择工作的毛病，稍困难的总是推诿，以后希望注意改正。

 

尽管杨闇公与童庸生是志同道合的好友，私谊甚好，但在大家发言过程中，作为会议主持，他始终不偏不倚，没有打断任何一人的发言，真正做到了让与会者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在所有人发言完毕后，杨闇公进行了这次民主生活会的总结：“庸生自信力太强，冲动性大，个性也强，加以感情变换太大，作事要求很强，均易现出操切的毛病，很容易使人起反感。杨洵同志工作太不努力，误认个人为团体，既有怀疑应先向地方解决，不宜站在团体外面去谈话。因此引起中法同志对地方不信任，并常给同志对团体分裂的暗示，这全是个性太强、小资产阶级色彩太浓的缘故”。杨闇公恳切希望他们在今后的工作中加以改正。最后，杨闇公以异常严肃的态度强调：“看哪个才是真心的布尔什维克化，要从实际工作当中才表现得出来的，……我们的团体是统一的，我们的同志时时刻刻都应拥护团体的统一的，不要因一点小事误会离开团体去说话，表现分裂的毛病，这是我们同志应该注意的。团体不是私人能把持的，绝不是个人化的，是要团体化的，所以杨洵同志不明了团体与个人的关系才有此误会。以后如有怀疑的地方，在批评会上和常会上尽可提出来赤裸裸说和建议，不宜站在一边说话。”

 

三、 批评会的成效及历史启示

 

这次批评会是四川最早的省级党组织——中共重庆地委成立后召开的首次民主生活会，可谓成效显著。童庸生、杨洵自此彻底消除了误会，特别是杨洵，放下了疑虑重重的思想包袱，放开手脚干工作。杨闇公、冉钧、童庸生、刘成辉、杨洵等后来先后为革命事业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其余诸君也都为四川党组织的发展和革命运动作出重要贡献。经过这次批评会洗礼的四川党、团组织顺利完成了两部分力量的整合，以更加团结、更有战斗力的崭新姿态投入革命工作。中共重庆地委担负起领导四川全省党组织的重任，随后，重庆地委增设工人、学生、妇女、教育委员会，程秉渊（子健）、杨洵、程志筠、刘成辉分别担任书记，重庆团地委也进行了改组，成为全川团组织的统一领导机构，团中央指定童庸生担任书记，宣传委员刘成辉，组织委员张昔仇（锡俦），全川党、团组织进入一个全新的发展时期，为致力推动四川国共合作、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学生运动和军事运动的不断高涨提供了坚强的组织保障。四川党、团组织及同志们的出色工作赢得了中共中央的高度肯定，中共中央在1926年9月20日《中央局报告》中专文指出：“川省亦因北伐军进至武汉，一般投机的小军阀均望风来归，对于民众运动不敢十分压迫，且表示许多好感，所以川省现时是最好工作之地，四川工作同志其刻苦奋斗的精神更为有别省所不及者。”

 

这次卓有成效的批评会堪称是中国共产党各级组织民主生活会的光辉典范，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历史启示。民主生活会程序严明，主持人公正无私，争议双方明辨事实、摆述道理，参与者忠言逆耳却良药利病，最后的总结深化主题，强调团结，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直面问题、光明磊落、敢于担当、勇于纠错的共产党人的光辉品格也在这次生活会上展露无遗。细读记录我们可以发现，中国共产党的党内民主生活如此源远流长，批评和自我批评作为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之一，不愧为治党的“良药”和“武器”。十八届六中全会公报提出，批评与自我批评是我们党强身治病、保持肌体健康的锐利武器，也是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的重要手段，必须坚持不懈把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武器用好。习近平总书记也强调要让批评和自我批评成为党内生活的常态，成为每个党员、干部的必修课。重读这份四川最早的省级党组织的首次民主生活会记录，对我们正确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开好各级党组织的民主生活会，进而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净化党内政治生态大有裨益。

 

（作者单位：中共四川省委党史研究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