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遗址视角下的红色遗址保护与利用——基于四川革命遗址普查成果的考察

文 / 严仕兵  潘传辉  马睿  李晓聪

　　红色遗址是凝固的中国革命史和中共党史，是中国近现代历史的最可靠见证，也是传承革命精神的有效载体，是掌握意识形态话语权、反击历史虚无主义最直接有效的武器，也是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培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最好平台，具有重要的历史科学价值、社会经济价值和思想教育价值。但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和城镇化的加速推进，红色遗址的保护环境面临日益严峻的挑战，加强红色遗址保护已刻不容缓。本课题组利用最近几年革命遗址普查工作，结合各地红色遗址保护利用实践案例，在广泛收集资料并进行深入考察分析后认为，在红色遗址保护利用中，应引入考古学领域“大遗址”概念，充分借鉴其理论成果和实践经验，提高对红色遗址保护利用的有效性。

　　一、红色大遗址概念的提出

　　考古学范畴的“大遗址”概念，是指大型古代文化遗址，由遗存及其相关环境组成，主要包括规模宏大、价值重大、影响深远的大型聚落、城址、宫室、陵寝墓葬等遗址、遗址群和文化景观，反映了古代政治、军事、宗教、科技、工业、农业、建筑、交通、水利等方面的历史文化信息。目前，全国跨省的大遗址主要有长城、大运河、秦直道等；四川境内被确认的大遗址有三星堆遗址、金沙遗址、成都古蜀船棺合葬墓、邛窑等。2010年以来，国家文物局先后与湖北、陕西、甘肃、四川等省签署了共建大遗址片区的协议，积极探索建立大遗址保护工作新模式，形成了五片（西安片区、洛阳片区、荆州片区、成都片区、曲阜片区）、四线（长城、大运河、丝绸之路、茶马古道）、一圈（边疆和海疆）为重点，150处重要大遗址为支撑的全国大遗址保护新格局。

　　受其启发，我们在综合考察各地红色遗址保护利用中的正反经验后，提出“红色大遗址“的概念。所谓“红色大遗址”，是指在中国革命史、建设史和中共党史上，与重大历史事件、重要历史人物有密切关系，主题鲜明，大面积分布的红色遗址（或纪念设施）群及其周边环境。譬如井冈山革命根据地遗址群、红军长征革命遗址群、毛泽东故居、邓小平故居等。

　　提出“红色大遗址“概念，有三个方面的意义：一是有利于整合提炼分散于各地的红色遗址的相同历史文化基因和主题，便于开展相关领域的专题研究。红色大遗址具有种类繁多、数量庞大、分布面广、历史信息丰富、文化底蕴厚重等特征，往往能直接并综合体现该段历史发展的整体脉络，是我国革命、建设历史和中共党史主体主线最集中的展示和最可靠的见证。二是有利于整合不同地区不同部门的力量，统一规划、统筹协调，加大对散落各地的同类历史主题红色遗址进行整体性保护利用，避免多头管理和无序利用对红色遗址造成损害。三是有利于对红色遗址进行品牌塑造，挖掘红色遗址中的红色文化内涵，发展红色文化产业。红色大遗址不仅是从事中国革命史、建设史和中共党史研究的重点对象，也是革命纪念地、博物馆建设的重要基础和发展红色旅游的重要资源。加大对红色大遗址的保护利用，无论是对增强民族凝聚力、涵养爱国主义精神，还是对促进当地经济、文化和旅游等相关产业发展，都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现实价值。

　　二、四川红色大遗址的类型分析

　　自近代以来，四川在中国革命史、建设史和中共党史上始终处于风云际会的中心，发挥着独特作用，呈现出鲜明的地域性特征，具有独特的历史地位；特别是在重大的历史关键节点，留下了数量众多、饱含丰富历史文化信息的红色遗址聚落，形成一系列独具特色的红色大遗址。归纳起来，可分为以下几种主要类型：

　　（一）伟人故里（旧居）遗址群。近代以来，四川孕育了许多对中国乃至世界有重要影响的历史伟人，许多历史名人和革命前辈先后在四川开展活动。譬如广安是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的故乡，南充市的仪陇县是朱德元帅故乡，资阳市乐至县是陈毅元帅故乡，南充是罗瑞卿大将、中国民主同盟主席张澜先生的故乡，乐山是一代文豪郭沫若的故乡，巴中是刘伯坚烈士故乡，自贡是吴玉章和邓萍烈士、江竹筠烈士的故乡，宜宾是李硕勋烈士、赵一曼烈士的故乡。此外全省各地还有许多历史名人、革命烈士的故居（旧居）和纪念地。它们以中共党史人物的形态，从不同侧面反映了中国自近代以来革命的光辉历程，共同组成了四川独具特色的伟人故里（旧居）遗址群。

　　（二）红军长征在四川遗址群。四川在红军长征中有着独特的地位和作用。红军长征期间，三大主力红军都曾先后在四川境内转战穿越，徒步闯出了一条跨越高山峡谷、雪山草地的前无古人的转战新路，并在四川西北部实现了两次大会师。红军足迹遍及四川的东南西北四个区域，在四川境内征战时间最久、转战线路最长、经过地域最广、自然环境最恶劣、召开会议最多、得到各少数民族支持最大，长征中最为艰难的各种严峻考验大部分在四川，铸就长征精神的许多重要元素都与四川有关，四川成为红军长征中名副其实的出奇制胜的战场、会师加油的驿站、战略转移的桥梁和长征精神的凝结地。红军长征在四川留下了众多的红色遗址群和非物质红色文化遗产，共同组成了以“红军长征在四川”为主题的红色大遗址。

　　（三）红四方面军在四川（川陕革命老区）遗址群。红四方面军从1932年12月入川到1936年8月长征北上出川，在四川境内活动时间长达近4年之久。红四方面军在四川活动的历史以强渡嘉陵江战役为标志，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为创建并巩固扩大川陕革命根据地时期，起止时间从红四方面军1932年12月中旬翻越大巴山入川到1935年5月强渡嘉陵江战役胜利为止；后期革命活动表现为到川陕革命根据地外围作战、转战川西北和川西并创建新的革命根据地，起止时间从1935年5月强渡嘉陵江战役胜利到1936年8月长征北上离开四川。前、后两个时期的历史是不可分割的整体，强渡嘉陵江战役是划分两个时期的标志，更是连结两个时期的枢纽；两个时期的活动区域都属于广义上的川陕革命老区。境内丰富的遗址（旧址）和纪念设施共同组成了以“红四方面军在四川”（或称为“川陕革命老区”）为主题的红色大遗址。

　　（四）三线建设遗址（旧址）群。四川是全国三线建设的重点省份。三线建设期间，毛泽东、邓小平、彭真、贺龙、李富春、薄一波、郭沫若、余秋里、吕正操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相关部委领导都曾到四川视察三线建设情况。国家在四川建成了300多个以国防科技为主的企业单位和科研院所，形成了独立完整、门类齐全的能源交通、基础工业及国防工业体系，实现了中央提出的在我国西部纵深地区建设一个比较完整的战略后方基地的目标；改善了我国生产力布局，促进了四川新兴工业城市和企业群的崛起，奠定了四川当今工业发展的整体格局，四川的基础设施、工业生产能力、生产力布局、生产部类都因三线建设发生了质的飞跃。四川在三线建设过程中形成了若干不同种类的红色遗址群落，其中包括以攀枝花钢铁基地建设为代表的原材料基地建设遗址群，以成昆铁路、襄渝铁路为代表的铁路干线修筑遗址群，以重庆常规兵器工业基地、航天航空工业基地、核工业基地、电子工业、船舶工业基地建设为代表的国防工业建设遗址群等，共同组成了以“三线建设”为主题的红色大遗址。

　　此外，四川其他主题鲜明、具有保护和利用价值的红色大遗址还有“中共四川早期党组织和重要党史人物活动旧址群”、“四川抗战活动遗址群”、“川南游击纵队（川滇黔游击纵队）遗址群”、“巴山游击队遗址群”、“华蓥山游击队遗址群”等。这些遗址群既可以作为单独的红色大遗址存在，也可作为其他大遗址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四川红色大遗址的空间分布及资源禀赋分析

　　（一）空间分布特征。四川红色大遗址在空间分布上总体呈现出地域分布范围广、各类遗址彼此混合交织的特征。其中伟人故里（旧居）主题红色大遗址遍及全川，特别是其中“中共四川早期党组织和重要党史人物活动旧址群”受当时四川革命多点多极爆发、集中连片响应的特征影响，其布局呈现出整体分散、局部聚落的分布特征；“红军长征在四川”主题红色大遗址受红军长征线路影响，呈现出局部聚落、整体线型分布的“串珠”式特征；“红四方面军在四川”（或称为“川陕革命老区”）主题红色大遗址呈现出局部以不同时段主题为纽带的小聚落布局、整体随红四方面军转战线路迁移的带状分布特征；三线建设红色大遗址分布特征受当时三线建设“山、散、洞”指导思想影响，以当时项目相对集中的城市为核心、以不同主题为纽带聚落分布，整体上则主要分布在铁路交通沿线地区。在其他类型的红色大遗址中，川南游击纵队遗址群、巴山游击队遗址群、华蓥山游击队遗址群等红色大遗址地域色彩更为明显，呈局部聚落布局。

　　（二）资源禀赋特征。四川红色大遗址所在地域，往往是自然资源、特别是生态旅游资源最丰富的地方，也是历史文化和地域文化最丰富厚重的地方：一是独特的古蜀道文明。四川以山地为主的盆地地形，让四川自古以来就以“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闻名，形成了独特的蜀道文化。川北有以金牛道、米仓道、阴平道为代表的古蜀道文化，其中还隐含了丰富的先秦栈道文化、三国蜀汉文化、武则天故里文化、梓潼文昌文化、川北古羌民俗文化等特征。川西北和川西有浓郁地方特色的笮桥文化 ，其中九寨黄龙一线还有羌族石碉文化、夏禹文化、古蜀岷山文化、三国蜀汉文化。川西和川南有南方丝绸之路，主要有两条线路：一条为西道，即"旄牛道"，从成都出发，经临邛(邛州)、青衣(雅安)、严道(荥经)、旄牛(汉源)、阑县(越西)、邛都(西昌)出川；另一条是东道，称为“五尺道”，从成都出发，经僰道(宜宾)、南广(高县)出川。二是绚烂多姿的古巴蜀文明。四川所独有的巴蜀文化源远流长，至今已有5000余年的发展历程，在中国上古三大文化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与齐鲁文化、三晋文化等地域文化共同构成辉煌灿烂的中华文明。在古巴蜀文化中，中国的茶文化有记载最早始于西汉，源于雅安蒙山之上；宗教文化中，道教的创教之地在四川，东汉时期佛教传入四川后，巴蜀又成了名副其实的大佛之乡，藏传佛教则主要分布在甘孜、阿坝等地；三国时期，作为蜀国的主体区，三国蜀汉文化更是遍及巴蜀大地，熠熠生辉。三是异彩纷呈的民族民俗文化。四川境内聚居和杂居着汉、藏、彝、羌、苗、回、土家等14个民族。藏族在四川境内有80多万，主要分布在甘孜、阿坝和凉山州的木里藏族自治县。彝族是四川人数最多的少数民族，有150多万，大多居于凉山州和乐山市的峨边与马边地区。羌族是我国最古老的民族，是华夏族的主要族源，大部分已融合到汉族和其它少数民族，只有在四川岷山地区保留了全国唯一的羌族聚居区，包括阿坝州的茂县、汶川、理县、黑水、松潘，以及绵阳市的北川县，其中茂县占全部羌族人口总数的60%。

　　（三）四川独特的资源禀赋对红色大遗址的深远影响。其中独特的地理和交通特征对红色大遗址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各地革命活动中红色文化与当地文化的融合，也表现在红军入川和在川转战的线路选择。四川当地党组织和党史人物活动活跃的地区，多集中在文化底蕴厚重、与外界交流频繁的地区，川西主要集中在成都一带、川北主要集中在绵阳和南充片区、川东主要集中在达州和重庆地区、川南集中在泸州和宜宾长江沿线港口城市，许多川籍著名历史人物均出自这些地方。红四方面军入川发展方向则主要大致沿古蜀道沿途展开，进入川北时，米仓道成为川陕革命根据地的秘密交通线，后期发展和转战时又经过了剑门蜀道、金牛道、阴平古道沿途地区，最后进入川西北的阿坝，南下时经过了雅安的茶马古道。中央红军和红二、六军团从云南入川，沿四川凉山、甘孜、阿坝北上出川到甘肃，沿途经过了古南方丝绸之路和茶马古道，也是四川多民族杂居和聚居地区。四川各地红色大遗址所在地域环境中不同的地形地貌和交通特征，极具差异性的优美自然风光，多民族大杂居小聚居的民族结构，悠久灿烂的地方历史文化底蕴，不同风格的民居和宗教建筑艺术，异彩纷呈的各类民俗文化和民族风情，让四川红色大遗址与当地其他文化元素有机结合并彼此融合沟通、相得益彰，赋予了四川红色大遗址别样的迷人文化色彩。

　　四、四川红色遗址保护现状

　　普查统计结果显示，四川境内革命遗址共有3096个，其中损毁489个，现存2607个。具体分类如下表：

　　而对革命遗址管理状况的统计结果表明：全省现存2607处革命遗址中，有1606处没有管理部门，占比高达61.6%；特别是散落在山区的革命遗址基本无人问津，处于自生自灭状态。在被宣布为文物保护单位的革命遗址中，也存在重申报、轻保护现象。由于缺乏经费和日常管理，部分革命遗址已成危房，甚至荡然无存；一些纪念场馆陈列物品或已损坏，或散落民间不知去向。

　　革命遗址毁损，主要有三方面原因：一是自然毁损。如甘孜、阿坝多处红军长征革命遗址，由于地处偏远，长期无人过问，出现自然倾斜垮塌。二是人为毁损。经济快速发展时期往往是遗址遭受人为因素破坏的高危期。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在大规模的城市改造、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中，由于缺乏对历史的敬畏和对革命遗址的保护意识，连许多被公布为各级文物保护单位、有条件保存下来的革命遗址也被拆除损毁。三是对遗址不恰当的开发。一些地方为发展旅游，在遗址内兴建各种商业设施、娱乐设施和营运设施，让革命遗址环境受到破坏，甚至对革命文物进行拆旧盖新式的改造，让文物严重失真，失去了保存价值；一些私人博物馆受经济利益驱动，伪造红色文物，随意附会历史，让谬误流传，对还原历史本真产生了负面影响。

　　值得警惕的是，由于人们对历史文化缺乏敬畏之心和保护意识，导致许多年代较近但具有重大历史价值的建筑和遗址（譬如三线建设和其他特殊时期遗留下来的旧建筑），还未来得及评定文物级别，就随着城镇化的快速发展，企业厂址搬迁改造、新型工业园区和基础设施建设的加速推进，被夷为平地。

　　五、以大遗址思维保护利用红色遗址

　　红色遗址的保护利用是一项需要政府牵头，多地区、多部门共同参与的综合性、系统性、长期性的公益性工作，需要用大遗址思维，站在更高的视角、更宏大的视野去认识和把握红色遗址的价值，以高度的历史责任感和现实紧迫感，创新思路和措施，科学规划、整体联动，才能确保红色遗址保护利用措施的落实见效。

　　（一）做好普查建档，建立红色大遗址保护目录。要在过去开展的建国前革命遗址普查的基础上，尽快启动建国后红色遗址的普查和认定工作。特别是确定建国后红色遗址的认定标准，考察红色遗址的范围、布局、结构、性质、价值和保存状况，编订同一历史主题的红色大遗址名录，提出保护名单，确定重点保护对象，建立红色遗址保护利用的数据库。要开展红色大遗址相关领域的学术研究。由党史、考古、文博、旅游和文化产业等学科领域的专家学者组成专家组，对红色大遗址的本体及其环境进行调查研究，对红色遗址的历史文物价值、社会影响力、保护程度和其外部环境的潜在破坏风险等进行综合评估，提出保护利用的建议和意见。

　　（二）依法规范管理，制订红色大遗址专项保护条例。要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实施条例》《文物保护工程管理办法》和四川省的相关法律法规，借鉴国内外的成功经验，制订四川红色大遗址保护条例。特别是借鉴《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辽宁省牛河梁遗址保护管理条例》《上海市历史文化风貌区和优秀历史建筑保护条例》《安徽省皖南古民居保护条例》《福建省“海上丝绸之路：泉州史迹”文化遗产保护管理办法》《重庆市红岩遗址保护区管理办法》等先进做法和经验，结合长征申遗和国家的川陕革命老区振兴规划，研究制定本辖区各个历史主题红色大遗址的保护条例和实施办法，对红色大遗址范围内的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重要城镇村寨、重要历史建筑、战斗遗址和历史文化风貌区，从保护利用的基本原则、规划和建设、经费来源渠道、具体措施、相关法律责任等各方面做出法律层面的刚性规定，为红色大遗址的保护利用提供可靠的政策法律依据。

　　（三）做好科学规划，推动红色大遗址保护的有序实施。规划时要充分考察红色大遗址当地的资源状况、人口规模、民族特征、文化传统、经济结构、产业布局、经济发展水平等条件；要将红色大遗址保护规划与当地的社会经济发展规划、城乡建设规划和土地利用规划有效对接，避免在经济社会高速发展中造成对红色大遗址本体和环境的破坏；在制定规划时，既要有保护利用的总体规划，也要有控制性详细规划，还要根据保护的不同对象，制定个性化保护办法和措施，既强调整体保护、又细化控制指标，通过规划控制，保证整体风貌达到最大程度保护。

　　（四）坚持纵横联合，构建整体互动的保护格局。要强化政府的主导地位。由于红色大遗址保护属于公益性工作，涉及征地、拆迁、移民、环境整治等多方面工作，需要始终由政府牵头安排部署。要构建地区和部门间的整体联动格局。在政府的有力推动下，充分发挥地区间的地域性特征和资源互补优势，系统制定错位发展规划，打造集遗址保护、红色旅游、民风民俗体验、自然风光为一体的联合体，避免同质化建设和竞争。要构建跨部门的管理机构。建立由当地政府、上级相关部门和学术研究机构共同参与的红色大遗址保护工作机制，强化部门单位间的沟通协调，完善区域合作，清除制度障碍，理顺管理体制，解决各地区各部门条块分割、相互制约的被动局面。

　　（五）做好结合文章，发挥红色大遗址的综合效益。红色大遗址的保护利用既要有历史的维度，也要有现实的维度。历史的维度侧重红色文化的记忆和保存，现实的维度侧重挖掘红色大遗址隐含的文化信息，服务当前经济、社会和民生，二者相辅相成、不可偏废。一是要注意保护和利用相结合。在加强保护的过程中，要注重挖掘红色大遗址的文化底蕴，深入研究红色遗址的文化精神，提炼发展符合时代审美意识的新红色文化形态；在对遗址进行开发利用时，要充分尊重历史，不能破坏红色遗址背后的历史本质，不能因迎合经济需求造成对红色遗址文化基因和精神的根本性破坏。二是要把红色大遗址资源与其他资源有效结合。在对红色大遗址保护利用中，要注重对红色大遗址周边其他文化元素的挖掘，将红色大遗址与周边独特的自然环境、物产资源、历史文化、风俗习惯、宗教艺术等有效组合，精心构思项目，科学规划布局，形成种类繁多、形态各异、丰富多彩的红色文化产品业态。三是要把红色大遗址保护利用与当地党委政府中心工作结合。与精准扶贫工作结合，找准红色大遗址保护利用与脱贫工作的结合点，加大资金和政策扶持力度，解决当地发展不足、发展不快的问题；与区域发展战略结合，特别是与国家一带一路战略和川陕革命老区振兴发展规划有效对接，通过实施大项目带动，促进红色大遗址保护与当地经济发展、民生改善、生态环境的互动发展；把红色大遗址保护项目与产业调整、特色旅游、生态农业、区域经济、安居工程、城乡绿化、农民脱贫致富项目结合，建立多元化投入机制，促进社会、经济、生态效益的协调统一。

　　结语：

　　红色遗址，既包括有形的红色物质文化遗产，也包括无形的非物质形态的红色文化遗产，而革命遗址较集中，能完整体现某一时期历史风貌的建筑群、村镇、城市，就构成了同一主题的“红色大遗址”。要有效开展红色大遗址的保护利用，需要创新思维，既要有深沉的历史思考，又要有鲜活的时代气息，还要有引领未来的自觉意识，严格科学规划，构建整体联动格局，做好多方面结合文章，将红色大遗址与城市、乡村建设紧密结合，与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大局紧密结合，才能有效发挥红色大遗址的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

　　（作者单位：中共四川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四川省委党校，本文刊载于《四川党史》2016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