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历史虚无主义问题的几点浅见

　　如何看待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一百多年的中国历史，实际上关系到怎样看待当今中国所选择的社会制度和社会发展道路。近年来，中国近现代史和中共党史的研究取得了许多有价值的成果，这有助于人们更好地了解过去从而更加珍惜当今。与此同时，社会上也时常出现一些与主流观点相异的历史虚无主义论调，对此不能等闲视之，必须引起高度重视。

　　一、何为历史虚无主义

　　对于本问题的研究，首先遇到的是“历史虚无主义”这个概念如何界定。有研究者认为，历史虚无主义，顾名思义就是虚无、否定历史[1]。也有研究者认为，历史虚无主义通过消解和解构历史，否认一些人们已经普遍接受的事实，强调历史是一种可以随意涂鸦的“空”或“无”。因此，历史虚无主义的本质是历史唯心主义，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背叛[2]。亦有研究认为，历史虚无主义以其特有的方式来“重评”历史。从历史观看，历史虚无主义否定唯物史观及其对历史研究的指导意义，主张用历史选择论替代唯物史观，用人性论取代阶级论。从价值取向看，历史虚无主义宣称“价值中立”，要以“超然的客观主义态度”研究历史，却把西方社会发展道路预设为“人间正道”，把现代化预定为“西化”，以此为圭臬衡量中国近现代历史中的是与非。从方法论看，历史虚无主义不是从既有事实出发，而是根据一些历史现象的表面特征和按图索骥寻得的零星历史材料，主观臆断历史的发展和可能的结局；不是把历史事件、人物、制度、思想等置于历史场景中加以分析，而是脱离特定历史条件，做非此即彼的评判；不是从整体上、从联系中去把握历史事实，不是从错综复杂的各种关系、各种因素相互作用中把握主要的历史线索，而是乐于以点概面、以偏概全[3]。

　　还有研究者认为，历史虚无主义是后现代主义史学思潮的表现形式。在后现代主义者看来，历史学家的主体性与历史事实之间不是历史认识主体与历史认识客体之间的关系，而是彼此融为一体，即融合在“历史叙述”的实践之中。在历史叙述之外，不存在任何客观历史。从后现代主义史学理论出发，历史不过是“那些稍纵即逝”的没有内在联系的“事件”的堆积；通过“解构”宏大叙事，可以“碎化”历史。这样，“后现代史学观”就把令人敬畏的历史研究变成了“玩历史”[4]。

　　对于历史虚无主义的表现，有研究者将其概括为如下三个方面：(一)提出否定革命、“告别革命”的主张，认为革命只起破坏性作用，没有任何建设性意义。（二）把“五四”以来中国选择社会主义发展方向，视为离开所谓的“以英美为师”的“近代文明的主流”而误入了歧路；宣称经济文化落后的中国没有资格搞社会主义，新中国成立以后搞的不过是小资产阶级的空想社会主义。（三）用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的方法歪曲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否定或掩盖它的本质和主流，把它说成是一系列错误的延续[5]。也有研究者将历史虚无主义的特征概括为五个方面：一是否定和歪曲中国革命的历史，否定“五四”以来中国对社会主义道路的选择；歪曲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和建设的历史，把它说成是一系列错误的延续，否定或掩盖它的本质和主流；更有甚者，随意丑化革命领袖和先贤烈士。二是刻意导演和假设历史，用“现代化史观”取代“革命史观”，人为地把革命和现代化对立起来。三是打着“还原历史”的幌子，大作翻案文章，为已被历史淘汰的旧势力评功摆好。四是“戏说”“恶搞”历史，通过各种方式对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进行肆意戏说，对中国百年历史中的仁人志士、革命先贤进行调侃、讥笑和贬损，用主观臆想去改写中国历史。五是追求所谓的“价值中立”和“纯客观”[6]。笔者以为，历史其实就是人类以往的活动，既然已经发生就无法否定。历史是丰富多彩的，但其中每一事件、每一片断、每一情节，只能有一种事实，即是说，历史的真相只有一个。由于以往的活动随着时间的推移成为过去，成为人类的记忆，这就存在一个如何对历史加以真实记载、如何对历史事件与历史人物进行客观评价问题。

　　问题的复杂性在于，虽然人类以往的活动留下许多实物、文字记录或亲历者的记忆，这些都是历史研究的素材，或为历史学探讨与使用的对象，但历史活动是一个宏观而立体的整体，人们在研究历史时无法对历史过程全部加以复制和完整再现，这就存在一个史实的选择问题。而史实的选择又与历史研究者所持的立场直接相关。至于对历史事件与历史人物的评价，更有可能带上历史研究者的主观色彩和主观烙印。因此，历史本身是客观的，但在研究历史和叙说历史时却存在如何使主观与客观相一致的问题。

　　毫无疑问，作为真正的历史研究，必须秉持客观立场，使用能够如实反映历史真实的史料，使历史研究与对历史问题观点的表达符合历史的真貌，客观公正地评价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特别是应当将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社会制度等置身于历史发生的特定时空环境下进行考察，而不能为了某种需要任意裁剪史料，更不能编造史料，也不能以主观臆想作为评判历史的标准。尽可能地使主观与客观相一致是历史研究的基本要求，探求历史的真相、反映历史的真实、客观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是历史研究者的职责。

　　笔者以为，所谓历史虚无主义，是用非历史主义的态度对待历史和阐释历史，对历史事件与历史人物作出主观而非客观、以个人好恶为标准、或带有某种政治目的的评价。历史虚无主义并不是真正为探寻历史真相和历史规律去研究历史，而是带有很强的功利性与目的性，他们对历史的虚无与否定具有很强的选择性。从这个角度看，历史虚无主义是历史唯心主义的一种表现形式，其本质是歪曲或曲解历史。

　　需要说明的是，对于社会上出现的历史虚无主义观点与论调，必须根据不同情况加以区分。当下中国社会普遍存在浮躁的风气，有的人不一定有明确的政治诉求或政治目的，但为了标新立异一鸣惊人产生轰动效应，通过提出某些与传统观点、主流观点相异的带有历史虚无主义色彩的所谓新观点，往往更能吸引人们的眼球引起社会的关注，以达到自己扬名于世的目的。如有人声称，在整个二十世纪的中国找不到“一个无懈可击的作家”，没有一个人“让我们从内心感到钦佩”、“能成为我们精神上的导师”。总之，“20世纪中国作家总体人格形象不佳”，也没有一部经典作品，使“我们生活在一个没有经典、没有大师的荒芜的世纪里”。这样的观点虽然带有历史虚无主义色彩，但更多是不潜心学术研究的故作惊人之举。史学研究领域的某些“翻案”文章也存在这种情况。至于一些影视作品“戏说”“恶搞”历史，有的是缺乏应有的历史知识胡编乱造，也有的为了娱乐观众增加收视率，虽然客观上起了歪曲历史的作用但不一定有明确的政治意图。当然，也有个别人企图改变现存的社会制度与政党制度，他们从苏联解体中得到某种启发，认为要搞臭执政党最好的方法是搞臭她的历史，要改变现存的社会制度最好论证这种制度在选择之初就是根本错误，于是借口历史问题丑化、矮化中国共产党及其领袖的形象，否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历史虚无主义逐渐成为一种不能忽视的社会思潮，应当说是近一二十年的事情。其背景是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我国的社会环境日渐宽松，单一的公有制转变为多种所有制共存，西方的各种社会思潮被介绍或传入进来，这就难以避免地带来思想的多元化，产生某些与传统主流意识形态相异的思想观点。同时，近20年互联网飞速发展，网络的普及为人们发表自己的意见、主张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平台，也为各种思想观点的迅速传播提供了便利条件。在没有互联网或网络不发达的情况下，报刊书籍、电台、电视台是主要的媒体形式，这便利于舆论的引导与掌控，到了网络时代，客观上已经无法控制与主流意识形态不同的观点发声。如在没有网络这种新媒体的时候，港台出版的某些与大陆主流意识形态相异或对立的出版物，在大陆的传播范围有限，而现在其电子版容易上传并迅速传播，这种情况也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历史虚无主义观点的社会影响。一些历史虚无主义观点由于与主流意识形态相异，容易引起社会的关注，亦容易引起某些对现实不满、对执政党不满者的共鸣，从而消解主流意识形态对历史问题的正面宣传，引起思想的混乱，引发社会的不稳定因素。这也正是要对历史虚无主义保持警惕的原因。同时也应看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在历史问题的教育、宣传与研究中，也确实存在某些简单化、片面性的问题，如忽视太平天国和义和团运动的历史局限，对洋务运动没有给予应有的评价；只宣传中共在抗战中的作用，而不提国民党正面战场对抗战也作出了贡献；对历史人物的评价脸谱化等等。改革开放后随着历史研究的深入和新史料的不断被发现，以及境外相关历史著述的传入，人们发现历史的真实情形竟然与原来宣传有很大的不同，从而使一些人对传统的历史观点产生了质疑，为历史虚无主义提供了可乘之机。一些错误观点出现之后，正面的宣传引导又没有及时跟上，尤其是没有拿出能够有力回应、有说服力的研究成果，从而使历史虚无主义有了一定的市场。

　　今天的历史是昨天的现实，今天的现实明天又变成历史，历史与现实其实是不能割断的，因此，“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7]。如果当年以革命的方式所选择的社会制度不适合中国国情，当年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不是为民族独立、国家富强而是为一己私利而奋斗，那么当下自然有充分的依据可以不必再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这也正是某些历史虚无主义者所要达到的目的。所以，对历史问题持什么样的态度，不光是一个简单地如何看待过去的问题，更是一个如何看待今天的问题。

　　二、若干有代表性的观点

　　在中国近现代史和中共党史领域，历史虚无主义最突出的表现，就是美化外来侵略，夸大革命的负面作用，曲解与诋毀中共历史，丑化与矮化中共领袖人物，借所谓历史问题来发泄其对现实的不满，实际上是另一种形式的影射史学。本文试图就此列举若干有代表性的观点：

　　一是如何看待近代以来的外来侵略。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屡遭外国资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由一个封建社会演化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曾有人撰文说：“鸦片战争是西方列强以武力作凭借对中国进行的侵略，这是毫无疑义的。但是，是否又应该说，西方的大炮也是一身兼二任，它既是在野蛮地侵略中国，又是在强迫中国这个老大帝国走出封闭，走出中世纪，走向现代化。”因此，鸦片战争“是用侵略手段来达到使中国向世界开放的目的。自然，这是一种不平等基础上的开发，充满着民族的屈辱，但无论如何，从这时起中国又一次开始走向世界，并逐步走向现代化。”“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鸦片战争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近代文明。”[8]更有人提出：“必须重新看一看二十世纪上半叶的历史。尽管《大西洋宪章》、布雷顿森林会议都已经过去，并随着苏联和柏林墙而一起解体、坍塌了，但它的民主观念和自由贸易思想依然左右着人们。我曾开玩笑说过，如果当时执行一条‘孙子’战略(不是《孙子兵法》的‘孙子’，而是‘爷爷孙子’的‘孙子’），随便搭上一条顺风船，或许现在的中国会强盛得多。比如追随美国，可能今天我们就是日本”[9]。

　　二是如何看待近现代史上的革命。1995年，李泽厚与刘再复所著的谈话集《告别革命》在香港出版，随即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的反响。该书以二人对话的形式，阐述了他们反对暴力革命和群众运动的立场：我国二十世纪就是革命和政治压倒一切、排斥一切、渗透一切甚至主宰一切的世纪。二十世纪的革命方式确实给中国很深的灾难。革命，常常是一股情感激流，缺少各种理性准备。革命“激情有余，理性不足”。该书认为，历史总是提供革命与改革两种选择的可能性，不是一种可能性。而中国一百年来，从辛亥革命开始总是选择暴力革命的办法，并把它视为唯一合理的办法。但是，历史经验证明，这种办法付出的代价过于惨重，后遗症太大。如果本世纪没有那么多革命，社会各方面无人管理、无序混乱、传统毁弃、动荡不安而带来的各种破坏和损失一定小得多。因此要改良不要革命，解决阶级矛盾可以是阶级调和，协商互让，进行合作，即改良而非革命，因而要告别法国大革命、十月革命、辛亥革命，以及一切革命。需要说明的是，李、刘虽然是从评价历史上的革命立论，但宗旨还是反对现在和未来的革命。他们说：“我们的告别，并非否定以往屡次革命的理由和他所起到的历史作用。但是，我们否定‘革命神圣’的观点，否定革命乃是历史必然的观念。”[10]

　　三是如何看待国共两党在抗战中的地位与作用。一段时间，网上曾流行一篇题目为《谁是抗日的“中流砥柱”？》帖子，造成了很大的反响。概括来看，这篇帖子的主要说法有：其一，国民党在抗战八年中的牺牲比共产党大，“国军将领阵亡206人，而共产党方面仅有左权将军一人”，“国民党军队伤亡341万，共产党军队伤亡61万”；其二，国民党的战果比共产党辉煌，“有126名日军将领在和国民党军队作战中阵亡；另有3名是死于跟八路军的作战，包括阿部规秀中将”，“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战场组织了22次大规模战役，1117次重要战斗，38万多次小规模战斗，……而共产党自我吹嘘了半个世纪的抗战功绩，仅有平型关和百团大战而已。中共以前一直宣传说‘平型关大捷歼敌一万多’，近年才悄悄改为一千多人。而日本军史记载，此战日军仅伤亡二百多人，损失运输车140多辆。而彭德怀组织的‘百团大战’，却受到毛泽东的严厉批评，认为此举帮助了蒋介石，暴露了共军实力，违背了中共当时制定的‘七分自我发展，二分妥协，一分抗日’的内部指示（1937年8月中共洛川会议秘密决定）”。该文最后写道：“通过这些数字对比，人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谁是抗日战争的主体力量。因为如果共产党是中流砥柱，它怎么可能伤亡人数少、阵亡将领少、消灭日军数量少、击毙日本将领人数少、组织的战役少？”[11]

　　四是如何看待土地改革运动。近些年来，社会上开始出现一些对土地改革的不同评价。2010年第8期的《书屋》杂志发表一篇题为《地主：一个百年难尽的话题》的文章，其中写道：地主在那个社会不是完全阻碍社会发展的力量，他本身有许多积极因素。当年地主将土地出租，解决了贫苦农民的就业问题，与资本家办工厂给城市贫民提供就业机会，与当今外资进入中国解决城乡富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是一码事。地主收租是土地投资的回报，工商企业利润提成是资本的回报，同样是一码事。而土地改革的结果，“流氓、地痞、盗贼这些人在‘土改’中跻身‘干部’队伍，使农村基层领导彻底恶质化”，成为建国以来农业生产长期搞不好的根源[12]。还有一些网络博文提出要为地主“平反”。如有博文说：“土地改革的实质是剥夺中国存在近两千年的士绅阶级的合法财产，无偿得到了土地的混混和无赖抽大烟的自然要跟着共产党闹革命了”。还有人在网上发表公开信，“呼吁中共拿出勇气面对土改的历史错误，还地主及其后代以公道”，并且认为中国农村的贫困和中共的土改有着直接的关系。当年农村的地主其实是乡土中国的精英，用现在的话说，至少也都是“种田能手”。对他们的斗争和剥夺表面上看是把土地“公平”地分给了农民，但实际上严重破坏了中国农村的生产力。更有人认为，土改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大冤案，也是世界史上的第一大冤案，它严重违背了人类历史的基本规律及人性价值。还有网文认为，地主其实是当时农村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地主集中土地，更有利于农业的集约经营和规模化生产，能比将土地分散给农民耕作更有效率，更有利现代农业的发展。

　　五是如何看待1950年代的社会主义改造问题。有人认为1950年代的社会主义改造，根本不是搞早还是搞晚了，搞快了还是搞慢了，形式多样还是简单划一的问题，而是该不该搞，要不要搞的问题，是有没有积极意义的问题。社会主义改造超越了中国的社会发展阶段，如何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毛泽东与斯大林一样犯了超越历史阶段的“左”倾错误。他们都想跳过资本主义，直接进入社会主义。他们都以为运用党掌握的政治力量、政治手段，可以推进生产关系的改造，并不顾生产力的发展就能进入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农村推广包产到户，允许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存在和发展，证明当年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是根本错误的。还有人认为，现在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际上就是当年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回归，只不过名称叫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罢了。亦有人主张中国发展到现在，已有许多现象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无法解答，而新民主主义理论则可以对这些社会现象作出合理的解释，因此要“再举新民主主义的大旗”。

　　六是如何看待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社会主义建设的失误。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在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过程中，确实出现过严重的失误，如1957年反右派运动的扩大化，1958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以及1966年至

　　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对于这些问题，1981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已经作了符合实际的历史结论，但近来也有人提出了一些与主流观点相异的看法。如有人认为当年1957年的整风就是为了反右派，一切是早就“策划于密室”，“毛泽东需要把那些蚂蚁们请出来，然后聚而歼之。他的法子便是让大家都来鸣一鸣，名曰给共产党提意见，帮助共产党改正错误，实际上是来一次全民性的政治排队。”[13]又如对于1959年至1961年经济困难的原因，刘少奇早在1961年就强调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承领“人祸”是导致这几年国民经济严重困难的主要原因，但有人认为根本不存在天灾的因素，不论与其他任何灾年或是常年比较，1959年至1961年三年灾难时期全国的气候都可以说是天公作美，甚至可以说是“历史上的最好时期”，“所谓‘三年自然灾害’的神话该结束了”[14]。亦有人提出，“为了给政府和中央领导人的集体性的、几乎不可饶恕的严重错误开脱，宣传机构编出了‘三年自然灾害’这个假话，以便把人祸解释成天灾。这个说法是中共建国以来的一个最大的谎言。”[15]

　　七是如何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地位。有人认为建国后的毛泽东“是打着社会主义的幌子，搞专制独裁，搞世袭制和家天下”。毛泽东制造了“共产主义地狱”，“饿死了3755万人”，“酿成了人类历史上空前绝后的大惨剧！”“毛泽东一心想造原子弹、氢弹，与苏美争霸，扬威世界，成为第三世界领袖”，在饥馑的时代，“照常出口粮食换外汇，以采购相关的设备和材料。后来，原子弹是上天了，人们至今津津乐道毛泽东的伟大，须知是3755万条鲜活的生命把原子弹送上天的，任何政府都不会、不敢、不可能这样决策的，只有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政府敢这么干。”[16]还有人说：“毛泽东最初提出的那些主张非常吸引人。但是现在看来这些政策，即使主观上不是欺骗，客观上的确就是欺骗。他号称一切是为了穷人，但他整死的人大部分是最穷苦的人。为他打仗而死的上百万士兵都是参军的贫下中农，三年灾荒而死的大多数是农村的贫苦人。他整死的老干部都是为穷人服务的真正的无产阶级。他的政策丝毫也没有改善贫苦人的生活条件，反而是让他们陷入更悲惨的境地。”[17]“除了抗战头两年共产党的军队打过几次抵抗日本军队的仗，从1939年以后就没有打过一场稍微大一点的仗。共产党的主要精力放在扩大解放区，培养自己的武装力量。这时候是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毛泽东放着日本人不打，打自己的小算盘，准备胜利后摘果子，他确实做到了。可是解放并没有给中国人带来幸福，相反，带来的是生灵涂炭的三十年。因政治原因死亡达五千万之众。超过第二次世界大战死亡总数。二战结束给世界带来和平。战败国德国，日本，都变成了民主文明，繁荣幸福的国家。唯独中国这个战胜国却陷入内部无穷无尽的阶级斗争，造成人类史无前例的生命损失。”[18]

　　三、试举两例进行简要辨析

　　上面提及的几种观点，在很大程度上不是依据史料分析而得出的结论。如其中的搭乘“顺风船”论和“告别革命”论，都是以对历史的假设为前提，问题是西方列强出于自身的利益能把中国捎上他们发展的大船吗？革命既然已经发生又怎样去“告别”？单凭几次战役与双方阵亡将领的比较，而没有对国共两党抗战的历史进行全盘考察，又怎能由此否定中共在抗战中的作用？如此等等，只要对历史进行认真深入的研究、坚持论从史出者就不会得出如此武断的结论。本文拟就其中的两个问题作一点简要的辨析。

　　（一）革命何以发生。“告别革命”论的基本观点是如果当年不进行革命而是改良，就可以避免革命带来的流血，也避免革命之后仍搞阶级斗争。毫无疑问，如果以不流血的、和平的方式，或曰改良的方式，能够实现民族独立、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自然没有必要非得进行暴力革命。问题是当年的革命恰恰是在改良无法实现上述目标的情况下发生的。晚清以来，改良一直是那个时代的人们解决社会问题的首选方法。孙中山选择革命之前，就曾希望以改良的方式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在走上革命道路之前，也有不少人赞成“科学救国”、“教育救国”、“实业救国”。革命都是对改良失望后的选择。

　　革命之所以发生，自然离不开少数革命家的组织动员、宣传、鼓动，但最初的革命家总是少数人，如果单凭他们之力，革命难以成为社会大潮，更难以成为实现新旧政权更替的方式。最重要的是革命者的身后，有一大批他们能够影响与带领的民众，这些民众才是革命的基本力量。没有民众的参与，革命成功是很难想象的。辛亥革命以前，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党人曾多次以刺杀、制造爆炸等为革命手段，虽然也给满清政府造成了很大的震动，但没有从根本上动摇其统治。以武昌起义为标志，辛亥革命成为一个群众性的巨大运动，终于推翻了满清王朝。

　　俄国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之后，有一部分中国知识分子决定“以俄为师”，提出要走十月革命的道路。这是一条实现社会主义的道路，也是一条通过暴力的方式实现革命目标的道路，但他们在整个知识分子群体中毕竟只占少数。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时候，全国只有五十多名党员，到1924年国共实现第一次合作的时候，也不过是四百多个党员，实事求是地说，当时中共在国内政治生活中的影响力还很有限。第一次国共合作之后，很快迎来了大革命的高潮，工农运动在南中国迅速兴起，北伐战争势如破竹，中共自身的力量也有很大发展，到1927年中共五大时全国党员已达五万余人。1927年国共关系破裂之后，国民党由革命转向反革命，中共一度元气大伤，由革命高潮时的近六万人急骤减少到一万余人，但此后中共又再度恢复发展起来，到1933年又一度发展到近30万人，并建立了若干农村根据地。中共之所以能在挫折中奋起，在国民党的白色恐怖中重生，其中自然有诸多的原因，但最根本的，是中共得到了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劳苦民众的支持。

　　那么，这些民众为什么能支持中共，能参与中共领导的革命？要知道，革命是同现有统治力量的公开对抗，其后果往往有一大批的革命参与者流血甚至牺牲。生命对于任何人都是宝贵的，但为什么在革命过程中有那么多的人，不怕流血甚至不怕失去生命而义无反顾地投身到革命中来？其中有少数革命组织者、领导者确实出于他们的信仰，但对于大多数革命的参与者而言，更多的还是残酷的现实，是他们除了参与革命之外无法改变所处的政治、经济地位，而他们革命前的这种状况，不能保障他们基本的生存权利与作为一个人的基本尊严。列宁曾论述过革命的一般规律：“只有‘下层’不愿照旧生活而‘上层’也不能照旧维持下去的时候，革命才能获得胜利。”他还说，“一切真正的革命的标志，就是在以前不关心政治的被压迫劳动群众中，能够进行政治斗争的人成十倍以至成百倍地迅速增加。”[19]

　　毋须说，统治者无法继续统治下去，前提是被统治者无法继续生存下去。外敌入侵不但损害了民族尊严，甚至毁坏了人们的家园，剥夺人们的生存权利，不抵抗只能国破家亡。为什么中共领导的革命主要没有发生在城市而是乡村，而且大片根据地没有开辟在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这样经济相对发达的农村，而是井冈山、赣南、闽西、大别山、秦巴山、陕北这样落后地区，革命的主力不是城市的产业工人而是农民？一个重要的原因，工人和城市游民虽然生活在城市的底层，但他们的生活状况要好于刚刚离开的乡村社会。亨顿在他的《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中说：“从农村到城市的移民显示了地理上的流动性。总的来说，通过迁居城市改善了自己的生活条件。

　　在城市的经济状况与过去的状况相比较，移民便产生‘一种相对有所获的感觉。即使他们仍处在社会阶梯的底部，这种感觉也会产生。’”[20]同样，长三角、珠三角这些商品经济相对发达的地方，农民的生存条件无疑总体要好于赣南、闽西等落后农村。1930年5月，毛泽东在江西寻乌时调查了解到，寻乌农村剥削形式，分为地租剥削、高利剥削和税捐剥削三类。高利贷剥削有多种方式，如钱利、谷利、油利等，其中谷利是“富农及殷实中小地主剥削贫农的一种最毒辣的方法”，六个月乃至三个月就要付50%的利息。贫农还不起债，或生活不下去了，就只有最后一条路：卖奶子（即卖亲生子）。毛泽东在《寻乌调査》中写道：“我就是历来疑心别人的记载上面写着‘卖妻鬻子’的话未必确实的，所以我这回特别下细问了寻乌农民，到底有这种事情没有？调査的结果，那天是三个人开调査会，他们三个村子里都有这种事。”所以毛泽东说：“旧的社会关系，就是吃人关系。”[21]这就不难解释为什么中共能在这样的地方扎下根，并且能够组织动员众多的农民参与到革命当中来。

　　很难设想，如果广大农民生活小康、日子安逸、温饱已经解决甚至衣食无忧，能够参加中共领导的革命。“如果没有农民便没有革命，那么，关键问题是，究竟是什么把农民变成了革命者？如果造成农民反叛的条件可以通过改革来得到改善而不使之恶化，那么，就存在着某种和平的社会变革的可能性，而不一定非发生暴力动乱不可。”[20]因此，革命从根本上讲，不是革命的组织者、领导者策动、鼓动的结果，而是社会矛盾尖锐的结果。当年革命之所以发生，最根本的原因是有相当多的民众已经无法按照原有的方式生存下去。试想，当有一部分人生存都发生困难的时候，革命对他们来说也就成为改变命运的选择。要“告别革命”，前提是告别经济上的贫穷、落后，政治上的专制、独裁，实现民族独立、国家富强与人民幸福。改良的方式或许也能够实现这样的目标，而且可以避免革命产生的流血与社会的动荡，问题是中国农村的贫困使广大农民无法继续忍受，他们需要解决当下的生计问题。革命是有代价的，它会带来流血牺牲、社会动荡，革命的终极目的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而在革命的过程中却可能在一段时间造成对生产力的破坏，但如果不革命，人们基本的生存权利都无法得到保障，革命其实是社会矛盾无法调和的产物。因此，在革命已经进行若干年后的今天再去“告别革命”，只能是否定当年革命的积极与进步意义，因为革命已经成为既成事实。当年革命给当下的历史启示，是当下或未来如何避免暴力革命再度发生，从这个意义讲，可以说必须“告别革命”。这就是需要不断化解社会矛盾，使全社会各阶层的人过上基本满意的物质生活，享受作为一个社会公民应有的尊严。

　　(二）关于土地改革的评价问题。1927年中共走上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后，农村成为革命的主要阵地，土地改革(十年内战时期的土地革命和抗战时期的减租减息，从广义上都是土地改革的内容)成为中共调整农村阶级关系、动员农民参加革命的

　　主要方式。不可否认，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背景下，对于地主阶级的认识存在简单化的倾向。需要说明的是，小说《半夜鸡叫》中的周扒皮、歌剧《白毛女》中的黄世仁等地主，确实是当年塑造的恶霸地主典型艺术形象，他们与现实中地主是不能画等号的。地主作为一个阶级，其总体特点是凭借占有的土地剥削农民，但每个地主自然千人千面，情况各异，并不都是周扒皮这样的人物。

　　要讨论土地改革是否必要和正当，必须首先对何为地主作一点讨论。1933年10月，毛泽东写作的《怎样分析农村阶级》一文，对地主与富农分别作了这样的界定：占有土地，自己不劳动，或只有附带的劳动，而靠剥削农民为生的，叫做地主。地主剥削的方式，主要地是收取地租，此外或兼放债，或兼雇工，或兼营工商业。但对农民剥削地租是地主剥削的主要方式。富农一般占有土地。但也有自己占有一部分土地，另租入一部分土地的。也有自己全无土地，全部土地都是租入的。富农一般都占有比较优裕的生产工具和活动资本，自己参加劳动，但经常地依靠剥削为其生活来源的一部或大部。富农的剥削方式，主要是剥削雇佣劳动（请长工）。此外，或兼以一部土地出租剥削地租，或兼放债，或兼营工商业[22]。

　　地主占有较多土地并不是为了集约经营与规模化生产，在地主经济的基础上也不可能建立现代农业，原因很简单，地主集中土地的目的是为了获取地租。据毛泽东1930年5月所作的寻乌调查：“收租二百石以上的中等地主，收租五百石以上的大地主，他们对于生产的态度是完全坐视不理。他们既不亲自劳动，又不组织生产，完全以收租坐视为目的。固然每个大、中地主家里都多少耕了一点田，但他们的目的不在生产方法的改良和生产力的增进，不是靠此发财，而是为了人畜粪草堆积起来了弃之可惜，再则使雇工不致闲起，便择了自己土地中的最肥沃者耕上十多二十石谷，耕四五十石谷的可以说没有。这种地主家中普通都是请一个工人，只有‘万户’以上的大地主而又人丁单薄的方才请两个工人。为使工人不致‘闲嬲’（‘嬲’，当地读廖，‘东走西走’或‘玩下子’的意思），除开做杂事外，便要他耕点田。”[23]由此可见，那些说地主是当年农村先进生产力代表的人，其实连何为地主都没有弄清楚。

　　其实，关心土地改良和生产工具改进的不是地主而是富农。因为地主占有土地的目的，不是自己耕种，而是出租给农民，然后收取一定数量的地租。既然土地已经租给他人耕种，他自然不必关心土地的经营状况，也不会关心土地改良与生产工具改进的情况，他所关心是地租的收取。与地主将土地出租给他人耕种不同的是，富农则是雇佣长工或短工到自己的土地上进行劳作，如果土地得到了改良，生产工具得到了改进，使用了相对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生产效率得到了提高，土地的收益也就会相应增多，而他付给雇工的工钱是一定的，这就意味着富农的收入也会增多。从这个角度看，虽然地主与富农都集中了一部分土地在自

　　己手中，而且都是通过占有他人的劳动进行剥削，但地主集中土地并非为了集约经营和规模化生产，所关心的也是地租的收取而非农业生产的改进，客观上有利于农村生产力发展的不是地主而是富农。正因为如此，不论是1946年的《中共中央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即五四指示），还是1950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对于地主与富农都采取了区别对待的政策。从是否有利于生产力发展这个角度，在革命的过程中该不该将地主阶级打倒，答案似乎不难得出。只有消灭了封建土地制度，才能实现国家的工业化，这个历史过程世界各国皆然，在中国革命过程中废除封建土地制度自然也是必要的与正当的。

　　这些年来，学术界根据历史文献和档案史料，对新中国成立前的土地占有情况重新进行了估计分析，虽然这些数据各不相同，但都基本上认为当时土地集中的情况并没有以往宣传的那样严重，地主富农并非占有80%的土地，而多认为只占有50%以下的土地。尽管如此，地主富农所占有的土地远远多于中农（更不用说贫农），确是一个历史事实。即使地主富农占有的土地根本没有达到以往所说的80%而是减半(40%至50%)，但考虑到地主富农只占农村总人口的10%，中国农村的土地占有状态仍不能说是合理的。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在土地分配存在着相当不平衡的情况下，作为基本的生存要素，拥有更多的可以自主的土地是农民衷心的期盼。所以，当土地革命广泛开展后，没收地主土地在农民中平分，对农民具有极大的吸引力。”[24]土地和财富占有的不平等，造成社会地位的不平等。广大农民不但缺少土地，社会地位也低下。土地改革不但是所有制关系的调整，也是社会关系的调整。农民对土地改革所产生的“翻身”与“解放”的感受，除了得到土地之外，更重要的还是社会地位的上升。

　　可见，坊间与社会上一些否定革命、丑化与矮化中共历史的言论观点，往往没有史实依据。限于篇幅，本文仅对这两个问题作一点简要讨论。

　　四、如何对待历史虚无主义

　　这些年来，中国近现代史特别是中共党史的研究，不但设有专门的研究机构，而且有一支数量庞大的研究队伍，也取得了一大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对于普及近现代历史与中共党史知识，引导广大群众正确认识一百多年中国历史起了很重要的作用。但也应该看到，这样的研究还有加深、加强的必要，眼下的一些成果，普及性、纪念性、教科书式的读物很多，真正史料丰富、学术价值高的著作有限，对于一些重要历史事件还缺乏深入的学术性研究，还缺少真正有说服力的科研成果。

　　例如对于延安整风，以往的中共党史著述对此都是高度评价的，而2000年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的《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的来龙去脉》一书则提出：“毛泽东发动整风运动的根本目的—彻底肃清国际派在中共的影响，打击和争取以周恩来为代表的‘经验主义’者的力量，用自己的思想改造中央，进而确立毛个人在中共党内的绝对统治地位。”[25]该书将延安整风看成是毛泽东进行权力斗争的一种手段，认为当今社会上的许多问题，根子都在延安整风。此书出版后，以不同的方式传入大陆，而且网络上也很容易找到其电子版。客观地说，该书在写作中严格遵守学术规范，做到了论有所据，论从史出，具有很强的学术性，这是一本以学术研究的形式对延安整风的意义进行否定性评价的著作。也正因为如此，使该书获得不小的读者群，产生了很大的社会影响。

　　延安整风无论如何是中共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它某种程度上改写了中共历史，但这些年来，虽然大陆出版或发表的关于延安整风的论著为数不少，但从学术研究的角度对延安整风的过程、意义进行全方位解读，在学术含量上可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的来龙去脉》匹敌的著作，似乎未见，这不能不引起理论界、学术界及相关部门的深思。那些刻意丑化中共历史与中共领袖人物的论述，其真伪并不难辨别，也不难加以驳斥，而对于某些确有学术含量，但客观上又有损于中共历史地位的著述，如果不下很大功夫，花很大力气，就很难产生对其作出正面回应的学术成果，自然也就难以肃清其负面影响。因此，应当鼓励主流学术界特别是中青年学者，潜心学术研究，并且尽可能地为他们的研究工作提供条件。国家社科基金、国家出版基金应该对这样的研究加以扶持，在这方面宁可少资助一些那种大而无当的“研究课题”。历史虚无主义不是通过发表几篇大批判式的文章，就可以肃清其影响的，最关键的，还是加强对相关问题的研究深度，不断地推出有说服力的研究成果，这样才能加大主流学术界的声音，引导广大群众正确对待历史问题。

　　在中国近现代史和中共党史领域中历史虚无主义有一定的市场，与有的正史不正、信史无信亦不无关系。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共党史的研究挣脱了“以阶级斗争为纲”和“两条路线斗争史”的框架，取得了许多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但也应当看到，中共党史研究也普遍存在语言僵化呆板，史料单一，内容枯燥无味的问题，成果数量很多，但有的属于题材、内容、史料重复，观点陈旧，人云亦云，一些党史著述是一系列中共中央文件文献资料的摘编或领导人文章、讲话的摘要，其中见不到普通党员的身影，看不到基层组织的活动，只有宏大叙事，没有历史细节，只有上层决策，没有下层互动，结果将一部本来生动丰富的中共历史画卷，写成了引不起读者阅读欲望令人乏味的八股。党史著述“这种僵化呆板枯燥的说教，不仅造成了对党的历史的最大矮化与扭曲，而且成了中共党史研究、教育与普及的最大内伤与最大障碍”[26]。这是中共党史研究中必须正视的问题。中共党史研究既要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的优良传统，也要吸收借鉴古今中外史学研究的有益经验和方法，创新手段、方法和载体，还原党史本身的生动性和丰富性，形成有说服力、广大读者愿意看、能信服的成果。只有这样，才能逐渐缩小历史虚无主义的市场，逐步肃清历史虚无主义的影响。

　　对于那些明显错误的观点，应及时加以澄清，避免以讹传讹。例如，有一段时间，网上有文章说，1995年6月中旬，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共中央党校联合向中央书记处提出书面报告《关于〈毛泽东选集〉中著作原稿的审核、考证意见》。说该报告披露：《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的160余篇文章中，由毛泽东执笔起草的只有12篇，经毛泽东修改的共13篇，其余诸篇全是由中共中央其他领导成员，或中共中央办公厅以及毛泽东的秘书等起草的。实际上，这是典型为否定毛泽东而杜撰出来的材料。可就是这样的材料，不但蒙蔽了一些不明真相的读者，某些从事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专业人员竟然在文章中也予以采用。如有学者在其公开发表的文章中声称，“张闻天写的一些党内文件和文章，如张闻天与周恩来起草的《中国革命战争战略问题》、张、周和林伯渠等起草的《论持久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都成了《毛泽东选集》的‘伟大篇章’。”[27]这原本是子虚乌有的事，这三个机构的发言人曾专门召开新闻发布会作了澄清，长期从事毛泽东手稿保管的中央档案馆齐得平研究员，也专门撰写长文[28]，对这种不负责任的说法进行了驳斥，产生了很好的效果。

　　需要说明的是，既要对历史虚无主义保持高度警惕，但又必须慎用批判的武器，对历史虚无主义界定不能泛化。现在一些对历史虚无主义进行驳斥的文章，认为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最早可追

　　溯至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全盘西化”论，代表人物为陈序经和胡适。笔者以为，陈序经和胡适强调向西方学习固然存在绝对化的问题，但如果将其观点与当下的历史虚无主义看成是一脉相承的东西，或许将历史虚无主义泛化了，这样并不利认清历史虚无主义的实质与危害。其实，陈序经和胡适的“全盘西化”论并非历史虚无主义而是民族虚无主义，而且其“全盘西化论”与当下一些人鼓吹的历史虚无主义，不但没有传承关系，其用意也有其根本的不同。将胡适列为“全盘西化论”者也不合适，因为明确提出“全盘西化论”的陈序经，在他1934年1月出版的《中国文化的出路》一书中认为，“胡（适）先生所说的西化，不外是部分的西化，而非全盘的西化。”至于蒋黻1938年在《中国近代史》说：“近百年的中华民族根本只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人能近代化吗？能赶上西洋人吗？能利用科学和机械吗？能废除我们家族和家乡观念而组织一个近代的民族国家吗？能的话，我们民族的前途是光明的；不能的话，我们这个民族是没有前途的。”[29]其核心是中国应当实现近代化，并没有强调要“全盘西化”，也不必将其与当下的历史虚无主义挂上钩。泛化历史虚无主义并不利于肃清历史虚无主义的影响。当然，对那些带有明显的意识形态色彩，其目的是通过矮化与丑化中共历史，否定中共执政的正当性，否定选择社会主义制度的必要性与必然性的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必须保持高度警惕并及时揭露其危害。

　　尤其重要的是，即使对历史虚无主义进行批判，也必须放弃“文革”时期那种大批判的方式，对其曲解历史的表现、实质、危害要进行具体分析，既要看到其危害，也不应高估其影响。如有的批判历史虚无主义的文章说，导致苏联解体起决定性作用的，是以戈尔巴乔夫为首的苏共中央推行一条自我否定、自我丑化的机会主义路线，搞历史虚无主义的结果。苏联解体前确实存在对苏联历史、苏共历史采取虚无主义的态度，并在一种程度上加剧了苏联的崩溃和苏共执政地位的丧失，但这恐怕不是苏联解体“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笔者以为最关键的因素是苏共脱离了人民、丧失了民心，历史虚无主义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苏联民众对苏共的离心倾向，加快了苏联解体的进程。更有文章认为，导致苏联解体的历史虚无主义，追根溯源是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对斯大林的全盘否定。苏联的解体不能说与赫鲁晓夫没有关联，但说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对斯大林“全盘否定”却非事实，因为只要阅读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的报告就难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一些持历史虚无主义观点的人，往往对中国近现代历史、对中共的历史不但没有深入的研究，甚至连基本的了解都没有，就提出一些武断性的结论；如果我们在批判历史虚无主义的时候，也对相关问题没有深入的研究，说的只是大话空话套话，这样的批判就起不到什么作用。

　　此外，应加大相关档案的开放力度和营造相对宽松的学术研究环境。历史研究离不开史料，建议有关部门根据《档案法》的规定，更多地公开或公布已过保密期限且可以公开的档案史料。

　　同时，对历史虚无主义的批判，要注意区分不同的学术观点与历史虚无主义的界限。对于中国近现代史、中共党史的研究，由于一些研究者占有的史料不同，分析史料的视角不同等，对同一历史事件或同一历史人物作出不同的评判，因而产生不同的学术观点，这是正常现象。应当允许不同学术观点的提出，允许学术争鸣，唯有如此才能将相关问题深入研究下去，通过学术争鸣弄清历史真相，促进历史研究的繁荣。

　　参考文献

　　[1]方艳华：《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演进及重新泛起原因论析》，《吉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6期。

　　[2]高奇琦，段钢：《对历史的自觉自信是抵制历史虚无主义的基石》，《求是》2013年第1期。

　　[3]杨军：《历史虚无主义虚无了什么？》，《中国社会科学报》2013年1月25日。

　　[4]于沛：《历史不容虚无》，《求是》2013年第6期。

　　[5]梁柱，等：《警惕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光明日报》2005年3月15日。

　　[6]梅宁华：《旗帜鲜明地反对历史虚无主义》，《红旗文稿》2010年第10期。

　　[7]《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8]郑焱：《打破束缚，更新观念》，《学术研究》1994年第4期。

　　[9]李慎之：《从全球化视点看中国的现代化问题——在“重估中国现代化”主题研讨会上的发言》，《战略与管理》1994年第1期。

　　[10]李泽厚，刘再复：《告别革命——回望二十世纪中国》，天地图书有限公司1997年版。

　　[11]http：//www.avi.com.cn/bbs/read.php？tid-103396.html。

　　[12]王宏任：《地主：一个百年难尽的话题》，《书屋》2010年第8期。[13]转引自朱地：《1957：大转弯之谜—整风反右实录》，山西人民出版社、书海出版社1995年版。

　　[14]金辉：《风调雨顺的三年——1959—1961年气象水文考》，《方法》1998年第3期。

　　[15]王维洛：《天问——“三年自然灾害”》，[美]《当代中国研究》2001年第1期（转引百度文库）。

　　[16]辛子陵：《红太阳的陨落——千秋功罪毛泽东》，香港书作坊2007年版。

　　[17]茅于轼：《对毛泽东的再认识》，天则经济研究所网茅于轼专栏。[18]茅于轼：《把毛泽东还原成人——读〈红太阳的陨落〉》，天则经济研究所网茅于轼专栏。

　　[19]《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20][美]亨 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王冠华，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年版。

　　[21]《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22]《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23]《毛泽东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24]黄道炫：《1920—1940年代中国东南地区的土地占有——兼谈地主、农民与土地革命》，《历史研究》2005年第1期。

　　[25]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26]秦晓鹰：《中共党史如何修》，《中国新闻周刊》2010年第28期。[27]唐宝林：《官越做越小的吴亮平》，《炎黄春秋》2011年第9期。[28]齐得平：《我所了解的〈毛泽东选集〉第四卷档案和手稿情况—兼驳所谓〈毛泽东选集真相〉》，《党的文献》2012年第8期。[29]蒋 黻：《中国近代史》，岳麓书社1987年版。

　　原载《晋阳学刊》2016年第1期

　　作者 中共中央党校中共党史教研部主任 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