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马克思主义视野下的虚无主义之空间根源

　　虚无主义是与现代性相伴生的一个问题,这是自尼采以来现代西方哲学的一个核心关注点。无论是海德格尔、胡塞尔还是当代的鲍德里亚及后现代主义者们都在一定程度上把现代人之存在的危机与虚无主义的盛行紧密相连。大体而言,20世纪的思想家们对于虚无主义的概念基本是在尼采的意义上使用的,即最高价值的丧失价值与上帝权威的丧失——上帝死了,围绕这一后果,思想家们展开了具体分析。对此,对于科学技术的反思几乎成为20世纪思想家们寻找答案的基本途径,胡塞尔直言“只见事实的科学造成了只见事实的人”[1]。这一原因的指出获得了思想家们的共识,无论是说“科学杀死了上帝”、存在被科学所“座架”还是各种思潮对于技术理性的批判等等,都直指一个结果,即实证主义原则在一切领域中的漫延是导致虚无主义与存在危机之根源。

　　这的确切中要害。然而,这仅仅是问题的一个方面,甚至可以说,并不是最为根本的原因。马克思主义在这一问题上并未失语,当代马克思主义从更为根本的角度——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揭示了虚无主义何以到来的原因。他们从生产方式的转变、空间的变迁、资本逻辑的贯穿等方面揭示了后现代主义文化及其虚无主义到来的现实根源。我们知道,批判从来不是理论的最终目标,在如何克服与扬弃虚无主义“这一我们时代最可怕敌人”的道路上,应该说,当代马克思主义者也指出了一条有别于其他思想家们更为可行的道路。

　　一、后现代文化的起源:生产方式的变革与时空压缩

　　我们知道,虚无主义是西方现代文明所孕育出来的一个后果、一个叛逆,它是对于现代文明“宏大叙事”与“千篇一律”的一种厌倦与反叛。在19世纪末,如尼采所宣告,当虚无主义叩击时代大门的时候,就意味着后现代文化的兴起与到来,因此,它是后现代文化的一个最主要的特征与最先到来者。20世纪60年代之后,后现代主义几乎成为一种广泛的情绪与标签在神学、哲学、建筑、文学、艺术等一切领域中被运用。对此,经典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展开了对于大众文化与意识形态的批判,但是却很少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分析后现代文化产生的根源。我们认为,当代马克思主义者弥补了这一缺憾,在他们看来,不仅后现代文化的产生与盛行起源于当代生产方式的变革与时空压缩,而且虚无主义的到来也是现代人对于时空压缩的必然反映。

　　我们知道,对于文化与经济的关系说法众多,不过,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认为,经济具有决定性的地位。当代马克思主义者继承与延续了这一基本原则,哈维多次强调这一前提,他说:“‘经济’(这个含糊的词还是被理解了)即使在(如恩格斯和后来的阿尔都塞所提出的)‘最终’都可能成为文化生活的决定因素。”[2]336后现代主义是社会经济发展的结果,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变革,即由“福特主义”向“灵活积累”的转变,引起了文化、政治与思想领域的变迁。应该说明的是,在一些当代马克思主义者们看来,这一生产领域的变革与时空压缩紧密相关。“自1970年代以来我们对于空间和时间的体验已经发生了某种至关重要的变化,因而激起了向后现代主义的转折。”[2]283也就是说,在现代主义向后现代主义转折的这一过程中,时间和空间带给人的体验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具体而言,在当代马克思主义者们看来,生产方式的变迁成为塑造与改变一切的内在动力。从资本主义自身的发展历史来看,一战之后资本主义经济的复苏与繁荣是依靠福特主义的生产与管理模式所获得的,通过大规模标准化生产和对于生产过程的最大合理化、效率化的管理,经济获得了突飞猛进的增长。不过,这一福特式的生产方式并不是单独存在的,一种全面的生活方式与此相匹配,现代主义文化中对于有效性、功能性、整齐性的追求与此密切相关。西方马克思主义所批判的文化工业与人的千篇一律的单向度存在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中出现的。资本主义在经历了1930年的经济危机之后,福特式生产方式显示出了它的缺陷,凯恩斯等经济学家通过强调国家的宏观经济调控弥补了福特主义的不足,有效地遏制了自由资本主义市场中的过度积累问题,福特主义与凯恩斯主义两者相结合造就了资本主义经济的空前繁荣。但是,自1973年之后,通货膨胀、滞涨、金融危机乃至于市场的崩溃等等矛盾的突出,充分暴露出了福特主义与凯尔斯主义的结合已经没有能力遏制资本主义固有的种种矛盾。“刻板”作为福特主义的主要弊端已经严重地束缚了生产过程、消费过程、资本流通过程等各个环节的灵活性,因此,福特制转向以需求为导向的、小批量的“弹性生产”就成为一种市场必须。弹性生产具有全球性,它不固守一地,通过各种方式如合资、外包、联营等等把大规模的生产过程分解到全球各个角落。可以说,哪里有最廉价的劳动力和原材料就可以到哪里生产,资本也随之流动到哪里。这样,资本摆脱了刻板的束缚而实现了“灵活积累”。资本主义借助于此摆脱了20世纪70年代初的经济衰退而重新获得了生机,同时在这一过程中,实现了资本向全球的扩张。

　　但是,在全球范围内实现灵活积累的前提条件在于必须实现运输、通信、资金流转的快捷与低成本,也就是说,必须缩短产品与资本跨越不同空间障碍所需要的时间。对此,哈维明确指出,时空压缩是灵活积累的前提。也就是说,时空压缩是生产方式转变的必要条件,因为“各种独特的生产方式或者社会构成方式,都将体现出一系列独特的时间与空间的实践活动和概念”[2]255。具体而言,时空压缩主要表达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方面是“通过时间消灭空间”,另一方面是　“使时间空间化”。前者是指产品、原材料、人、资本、信息等等一切跨越不同空间的时间大大缩减了,“资本主义的历史具有在生活步伐方面加速的特征,而同时又克服了空间上的各种障碍,以至世界有时显得内在地朝着我们崩溃了”[2]300。后者是指我们的感觉与体验,由于跨越不同空间所需要的时间急剧缩减,以至于我们感到现存就是全部的存在,地球成为一个“村落”。这两个方面在当代资本主义历史进程中交融发展,由此在政治、文化、社会等各个方面引出了各种相应的后果。

　　就从文化上来看,“使时间空间化(‘存在’)的特权优于通过时间消灭空间(‘形成’)的这种趋势,与后现代主义现在所表达的大多数东西相吻合。”[2]340因为“存在”在时间秩序上的这种崩溃引起了文化上的一系列后果。第一,摧毁了现代主义对于未来的憧憬与过去的记忆,抛弃了历史的连续性,而只剩下对于“一系列纯粹的和无关联的现在”的体验。德里达使用“拼贴”一词生动地表达了后现代文化的这一特征。既然“现存就是全部存在”,各种文化类型、各种空间样态都并行存在于现在,如同一个大的拼盘,无法把它们描绘为一个充满联系与区别的整体,那么现存就是不断游移的一个一个片段的集合体。例如,电视与卫星通信的结合,使得世界各地的空间与不同的文化样态,可以同时向我们展开与涌来,全部的现存如同一个个不同的碎片展现在我们的体验中。第二,生产、流通与消费过程的“加速”造成了一切领域的“快节奏”。即刻性和一次性不仅体现在商品生产领域里(比如一次性商品的增多及电子产品更新换代速度的加快),而且表现为各种观念和意识形态、价值观的短暂性与易变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人们在扔掉一次性物品、不断追求更为新奇之物的同时,也意味着同时扔掉了稳定的生活方式、传统观念以及对于物品、建筑等等的依恋感觉。时尚、新奇、刺激物不仅轰炸了人们的感官,而且从根本上动摇了传统文化的根基。第三,即刻性与短暂性催生了以意向与符号系统为主的“形象生产”。这种形象生产表现为对于品牌的追逐与看重,这成为当代人追求自我实现与个人身份的必须。也就是说,形象、品牌的象征意义已经超出并取代物品本身的价值,获得了主导地位。正是在这一意义上,鲍德里亚指出在消费社会中“物的死亡”,人们依靠一系列的符号与意像创造出了一个“超真实的”世界。在这样一个符号统治的超真实的世界里,生产遵从的是一种真实消失的逻辑,这是当代虚无主义不同于以往的主要特征。

　　概言之,时空压缩不仅表现为生产领域中的变革,而且直接导致了思想、文化等领域的变迁,符号替代了真实、形象支配了叙事、即刻淹没了永恒。所有这些转变都造成了一种存在的危机、意义的丧失。“如果在这个不断变换的如同拼贴画的世界里没有人‘知道自己的场所’,那么一种可靠的社会秩序怎么可能形成或者得以维系?”[2]379换言之,如果场所、身份都是不断变化的、短暂的,那么,如何获得安全的支撑点呢?进一步而言,在这一时空压缩的大环境里,个人如何获得存在的意义与价值呢。当代马克思主义者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探讨了虚无主义的根源。在哈维等人看来,现代人对于时空压缩的回应是复杂的,一方面它带来丰富的、不断的刺激,我们被各种应接不暇的片断所充满;另一方面,当代人也可能“撤退到一种患了炮弹休克症的、厌倦了享乐的或精疲力竭的沉默中去”[2]434。可能这是一种最本能的、也是最普遍的反应　,如同动物在不断被刺激之后最终陷于麻木之中一样。其结果就是“解构主义并没有实现它的较为激进的实践者的最佳意图,而是以把知识和意义变成一堆能指的碎片而告终。它因此造成了一种虚无主义的状况”[2]435。

　　二、流动的空间与掏空了的客体

　　上述的这种时空压缩依旧是停留于物理空间之中,它还是在真实的空间与实体的地理空间中“加速”而引起了文化、政治、经济等各个方面的反应。不过,自20世纪晚期开始,出现了“流动的空间”,这是与以往的空间类型完全不同的虚拟空间,这一变化使得存在的根基从根本上被动摇,虚无主义在当代体现得更为彻底。

　　这主要是由于20世纪末出现了以信息、服务、设计等非物质因素为主要特征的、不同于传统经济类型的“符号与空间经济”,在这种新的经济类型中,空间本身的意义已经不再具有传统意义上的重要价值,也就是说,空间成为流动的、非物质性的、虚拟的。具体而言,首先,符号与空间经济表现为“服务业”在当代社会经济发展中占据更为主要的地位,服务业主要包含三个方面,生产者服务业、社会服务业、个人服务等。其中有些服务行业不仅获得了独立性,甚至起到了主导作用,如旅游业、信息业、金融服务机构等。其次,在后福特制时代,设计成分占产品价值的比重不断增加,通过品牌所具有的象征意义来表达产品的“表情成分”。这样后现代的“符号价值”逐渐占据了中心的位置,具体的劳动过程对资本的增殖已经不那么重要。“符号价值切掉了本来就几乎没有基础可言的客体的最后基础残余,去除了本来就基本解域化了的(de-territ-orialized)客体的最后的地域化痕迹。”　[3]21这种符号与空间经济与福特制时期的生产型企业有着根本的不同,它瓦解了以能源、化工、铁路、汽车等为中心的旧核心与工业枢纽,而新核心则聚集于信息、通讯、航空和先进的生产服务周围等等。这不仅在全球规模上导致了空间和时间成本的收敛(convergence),促使全球流动成本的降低,而且导致了客体与空间被掏空。

　　由于在符号与空间经济中资本增殖的主要方式不是物质客体的增加生产,而是符号生产,即主要表现为以象征和审美等心理体验为主的抽象意义的增加比如LV包的品牌及其象征意义远远超出了其本身的使用价值,这样,在这一过程中客体的物质内容日益被掏空了。不仅如此,当代有些经济的类型已经完全脱离了物质生产本身。例如,金融业和物联网的出现,已经完全摆脱了物质客体本身,依靠流通迅速地实现了资本的增殖。近年来随着虚拟资本的出现,也催生了虚拟经济。可以说,对于“预期收益”的预测与期待,期货、股票、期房等等都已经成为资本流向的目标。换言之,在这里,买卖的已经不再是传统的产品、不再是物质客体,而是炒作的观念、预期与心理。随着各种名目繁多的金融衍生品的出现及其信贷门槛的降低,借助金融资本的途径,虚拟经济在当代已经被推向全球。这是当代符号与空间经济发展的新形式,有些经济学家把此称为“意志经济”——意味着“思想有多远,资本追求剩余价值的触角就能够有多远”。由此可见,符号与空间经济是完全不同于传统的经济形式的另一个领域,它已经伸展到心理、未来、网络、虚拟空间等领域中,在这里,客体已经被掏空甚至完全隐去了,在此意义上的空间是流动的、变化的、抽象的、无中心的。“对此,吉登斯也认为,现代化就是一个‘时空远离(distanciation)’的过程,时间和空间由此掏空,变得更抽象。”[3]20

　　在后现代的这种崭新的空间里,距离已经不再具有太大的意义,空间已经不再成为一个障碍,人们甚至只需要短暂的一瞬就可以征服它。因此,对于现代人来说,迁移家园或在陌生的城市之间奔波已经成为平常之事。不仅如此,现代人依靠网络、卫星电视完全可以足不出户地奔走、交往、工作,轻易地捕获来自地球另一端的信息。可以说,无论我们是在路途中跋涉,还是在网络上冲浪、电视频道间跳跃,无论有心还是无意,我们都在移动着的。在今天,“坐地日行八万里”完全可以达到。“所以,至少从精神上说,我们都是旅行者。或者,如米夏埃尔·贝尔迪克特所说:‘所有地理位置的重要性开始受到人们的质疑,我们变成了流浪者——时时刻刻互相联络的流浪者。’”[4]在这样的空间中,无所谓中心与边界,“去中心化”是它的主要特征,信息处理已成为中枢性的生产活动,甚至我们的躯体本身都按照这一空间的原则被规训与再塑了。

　　与20世纪70年代之后的时空压缩相比,随着符号与空间经济的到来及其日趋重要,流动性、短暂性、多变性在当代更为突出地表现在消费领域与文化领域。在消费领域,表现为消费所带来满足感时间的缩减,消费者不断地贪求新的诱惑,而又很快地腻烦已有的诱惑,消费的意义不在于物质财富的占有与攫取,更主要在于各种感觉的采集。因此,消费社会需要的不是记忆,而是遗忘。最理想的消费形式应该是消费的过程一旦完成,其满足感就同时终结,而再产生新的欲望。在消费社会里,文化所承担的主要功能就是通过各种形式来刺激人们的欲望,正是在这一意义上,西方马克思主义展开了对于大众文化的批判。甚至可以说,在当代,文化已经以资本的逻辑与形象再塑了自身,货币和商品本身成了文化符号的主宰者,“即刻性”成为商品与文化的共同准则,两者在目标上达到了空前的一致。文化的反思与深度被各种垃圾信息与炒作所替代与瓦解。事实上,对于各种文化噱头的关注与围观已经成为当代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瞬时性在这里体现得淋漓尽致。

　　在当代马克思主义者看来,脱离晚期资本主义的经济特征而探讨后现代文化及其时代的精神特征是空洞与无意义的,“文化领域的真实功能,在于把具体世界里的诸般现象以镜像的形式反映在自身之上”[5]413。在他们看来,后现代文化正是晚期资本主义经济的反映。我们知道,后现代文化产生之初是以反叛与解构为特征的,及至当代,当反叛已经释放了反叛的全部潜能之后该如何了呢?换言之,后现代之后该何去何从呢?面对井喷般的符号暴力的冲击与无处着落的空间,何处安放人的内心呢?　“无能为力”的空虚感使厌倦与绝望成为一种挥之不去的时代情绪。“在当前的社会里,庞大的跨国企业雄霸世界,信息媒介透过不设特定中心的传播网络而占据全球;作为主体,我们只感到重重地被围困于其中,无奈力有不逮,我们始终无法站在偌大网络的空间实体,未能于失却中心的迷宫里寻找自身究竟如何被困的一点蛛丝马迹。”[5]413

　　三、“后现代”之后

　　从时空压缩到符号与空间经济的崛起,空间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即由真实的物理世界进一步延伸到“虚拟的空间”,从而使空间的客体性被掏空。这一变化在晚期资本主义文化中体现为文化主导性的根本变化,即如果说在此之前前现代与现代主义的文化形式尚有残余的话,那么至此,后现代文化已经获得了主导性的地位,成为当代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在鲍德里亚看来,这是一个符码统治的“超真实”的世界,在这里,对真实的复制不是从真实本身开始,而是从另一种复制性的媒介如广告、照片等开始,即对“仿效的仿效”。他将此称为“透明的虚无主义”,即虚无主义的第三阶段,在此阶段人们生活于一种非真非假的、毫无根基的世界里。

　　那么消费社会之后、后现代之后、虚无主义之后又将如何呢?历史事实无数次证明,没有哪一时期会永恒存在,无论是社会形态还是文化类型总会被新的形式所替代。对此,当代马克思主义者继承与延续了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方法,他们没有单纯地把虚无主义看成是人类精神的病变,也没有仅仅到传统的形而上学谱系中寻找当代虚无主义的根源与解决的途径,而是把虚无主义问题、消费社会问题纳入了资产阶级经济秩序之中,指出虚无主义是与资本主义相伴生出现的,只有把虚无主义问题与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结合起来通过建构新的不以资本为核心的社会形态才能最终克服。可以说,在这里,当代马克思主义者完全回到了马克思的哲学立场,他们依旧从政治经济学的立场出发提出了解决问题的途径,即只有改变现存的制度本身,才能够从根本上解决文化与精神问题。

　　那么,当代社会改变现实的力量从何而来呢?对此,当代马克思主义者从几个方面回答了这一问题。任何一种新生的制度与文化都是在现存的废墟中生发出来的,现存总是未来的“掘墓人”,或者说任何一种现存总是孕育着一种自我否定的力量。当代有些思想家把此称之为“自反性”,这是不同于以往那种悲观论调的一种积极出路的探求。这种自反性在当代就体现为“‘符号与空间经济’不仅仅导致日趋无意义、同质化、抽象化、失范,以及主体的破坏;同时发生的是另一套迥然不同的过程,可能会开辟希望之路,再现工作和休闲的意义,重构社区和特殊事例,重建变得滑稽可笑的主体性,使空间和日常生活异质化,从而丰富多彩。”[3]5也就是说,由于现代生产结构的变化,推进了非传统化过程的生成。具体而言,福特主义向灵活积累的转变使个人从刚性的劳动过程中释放出来,同时他律控制和监督逐渐转变为自我控制与监督,人们获得了更大的自由度。如果说现代主义中更侧重于对效率的追求和整齐划一的风格,那么在后现代主义中,个性、多元、以审美为主的后现代物品则日益占据更多的比重。

　　显然,后现代主义文化中的这些积极方面并不能够使当代人走出虚无主义的困境,当代马克思主义者试图从现实中寻找到走出困境的革命力量。在他们看来,空间不仅使当代资本主义获得了新的发展动力,而且也是变革现实的主要力量来源。这主要体现为“身体空间”的反抗和“城市空间革命的爆发”。以哈维为代表的历史地理唯物主义者认为,身体并不是一个封闭的系统,它是不断地被空间、社会政治与文化等诸多因素所规训与塑造的过程。“身体不是一个封闭的未知实体,而是一个相对的‘物(thing)’,在多重过程的时空之流中被创造出来,被限制、维持并最终消融在其中。”[6]因此,在不同的时代,身体空间能够反映出不同的社会特征。例如,在马克思所处的时代工人的身体仅仅被作为剩余价值的来源,而在当代消费社会身体则被当作不断被唤起各种欲望从而进行消费的“单向度的人”。不过,由于人之存在的超越性与复杂性,无论多么严厉的政治权力还是多么压抑的空间,都不能使身体空间完全被规训与彻底压制,身体空间总是蕴含着某种不被控制的“剩余物”或者说“他者”,而且压抑得越深反抗就越强烈。这些剩余物的体现正是身体对于愉悦的本能向往和对于异质性空间的期待,这将成为当代革命行动的起点。列斐伏尔指出,虽然日常生活已经被高度地同质化与商品化了,但是在日常生活中尚存在着一些非功能主义的空间,表现在身体、欲望与感性之中。正是在这一意义上,身体政治学得以产生了。但是,仅仅依靠身体空间的反抗还是不够的。当代马克思主义者们指出,由于时空压缩,不平衡的地理发展在全球范围内引起了新的压迫与剥削的形式,即发达国家把发展国家和落后国家变成了自己的加工厂与原材料的供应地,利用这些国家与地区的廉价劳动力与原材料进行产品的加工并垄断全球的市场,这样不仅获得了巨额利润、而且还转嫁了生产对于环境的污染与能源的消耗。这种情况不仅在全球的范围内出现,同时也在一个国家、甚至一个城市内部出现,譬如沿海发达地区与内地、城市的贫民窟与富人高档社区等。也就是说,不平衡的地理发展——空间生产在当代成为资本主义得以延续的新动力,在这一过程中不仅实现了资本的增值与剥削,同时也催生了现实的反抗力量。因此,在当代马克思主义者们看来,“空间”将是晚期资本主义发生变革的薄弱环节,空间革命将成为当代革命的新的力量。列斐伏尔认为,空间革命是以“城市革命”为主体的,革命的主体将是那些被空间生产所剥削的地区及其资本化了的城市空间中的弱势群体,如流浪汉、大学生、失地农民、流水线工人等等边缘人。我们看到,虽然在当代马克思主义那里革命主体已经发生改变、空间成为资本增殖的新形式,甚至劳动力在获得剩余价值方面的主导性都受到了质疑,但当代马克思主义者依旧从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寻找解决当代各种问题的途径,并认为只有变革社会制度、超越资本才是唯一的解决道路。

　　詹明信曾经在《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一书中明确表达,他说:“在我眼里,有关后现代的理论最终是一种经济理论。”[5]16换言之,解决文化与精神虚无问题必须回到经济本身。而在人类历史的现阶段,在当代马克思主义者看来,“空间资本化”意味着全球资本主义的形成,曼德尔等学者也把资本主义的这一时期称为“晚期资本主义”。在当代马克思主义者看来,这应该是资本扩张的极端形式,因为空间与资本融合贯穿了金融资本、自然空间、虚拟空间、未来预期与心理观念等等,并形成了控制全球资本的力量。按照马克思的逻辑,资本越是普遍化则意味着越是接近毁灭,即“毁灭资本的最终是资本本身”,当资本在一切领域中铺开之时,随着它对于利益榨取的日益加强,越是接近它的局限。与此同时,当资本完成了它的发展生产力的历史使命之时,真正属人的历史才会开始,全面的、整体的人才能生成。因为　“在产生出个人同自己和同别人相异化的普遍性的同时,也产生出个人关系和个人能力的普遍性和全面性”[7]。可见,虚无主义的到来与资本主义相伴生,而对于虚无主义的克服也应该借助于资本自身的运行逻辑即通过改变资本主义制度才能实现。

　　参考文献:

　　[1]胡塞尔.欧洲科学危机和超验现象学[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8:5.

　　[2]哈维.后现代的状况——对文化变迁之缘起的探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3]拉什,厄里.符号经济与空间经济[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

　　[4]鲍曼.全球化:人类的后果[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75.

　　[5]詹明信.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

　　[6]哈维.希望的空间[M].胡大平,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94.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12.

　　(作者单位:苏州大学哲学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