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对四川的划时代影响及历史启示

　　中共四川省委党史研究室课题组

　　五四运动是近代中国革命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历史事件。最初发生在北京的五四运动不仅点燃了当时四川青年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激情，聚集起四川各界力量积极投身于五四运动，也开启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四川的篇章。五四运动创造的五四精神深刻影响了一代又一代广大青年，也成为今天广大青年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不竭动力。

　　一、五四运动在四川的强烈反响

　　五四运动由北京学生率先发动，迅速演变成一场声势浩大、席卷全国的反帝爱国运动。四川虽然远离北京，但巴黎和会和北京学生运动的消息仍通过各种渠道传入省内。四川学生和市民迅速响应，各界人士踊跃声援，在全川各地掀起了一场巨大的爱国风暴。

　　新闻界首先传播。1919年5月7日，成都《川报》在简要新闻栏登出驻北京特约通讯员王光祈发回的关于4日北京学生游行集会和火烧赵家楼的电报。5月9日，《国民公报》在二版的要电汇至栏目登载相关消息，此后数日接连刊发相关报道。5月16日，亲自参加了五四运动的王光祈撰写的详细通讯送达成都，《川报》编辑李劼人为报道加上长篇按语后发表。文章刊出后，犹如“在成都投下一颗大的爆炸弹”，震撼着青年学生和各界人士。5月中旬，重庆《商务日报》也刊登了北京五四运动的消息，引起学界的巨大反响。

　　学界迅速响应。全省各地相继爆发了爱国学生运动，其中规模和影响较大的是“学界外交后援会”的成立。成都高师（四川大学的前身）学生于5月17日早晨看到《川报》报道后群情激奋，在进步学生袁诗荛带领下，讨论决定全力支持北京学生的爱国运动，筹备成立“学界外交后援会”。5月25日，成都学界在少城公园（今人民公园）召开了学界外交后援会成立大会，到会学生共六千余人，加上其它各界人士在万人以上。各校学生代表纷纷登台演说，其中益州女校学生盛绍尧在代表女界发言时说：吾辈学生对此次爱国运动，是“头可断，身可碎，万不能以我大中华之国土国权断送与日本”。大会结束后，各校学生整队游行请愿。其后，学界外交后援会经全国学生联合会批准，更名为四川全省学生联合会，推动学生运动走向新高潮。在成都地区爆发爱国学生运动的同时，重庆和全省各地也相继爆发大规模的群众性示威游行。5月20日，重庆川东师范学校、重庆联合中学、巴县中学等学校代表举行集会，决定成立川东学生救国团。随后，川东女子救国会、国民外交后援会、重庆国民自强会等爱国团体纷纷成立。

　　商界踊跃声援。随着五四运动在全国各地的发展形势变化，四川地区掀起群众性反帝爱国运动高潮。除学生、知识分子外，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也踊跃参与其中。6月8日，省学联和成都商会联合成立抵制日货的统一团体——成都商学联合会，并在少城公园再次召开各界群众数万人参加的国民大会，谴责北洋政府，要求废除不平等条约，取消帝国主义在华一切特权，实行经济绝交和抵制日货。经营日货的商家纷纷表示停购和停售日货。重庆工商界和学界联合组成重庆商学联合会，也开展抵制日货行动，商家不卖日货，群众不买日货。一位商人自述：“我亦国民一分子，国存我存，国亡我亡。今后誓不与日人交往。”四川抵制日货的行动持续了三年之久，给日本在川利益以沉重打击。在商学界的联合推动下，“绅界、政界、法团、商界、学界、农界、女宾、陆军、卫戍司令部、巡查队”等等各方面都踊跃加入国民大会，纷纷表示“誓不当亡国奴作他人牛马”、“抵制日货”、“提倡国货”。全川有八九十个县相继成立国民大会分会、学生联合会和救国会等团体，共同抗议北洋军阀政府的镇压行为，声援北京学生的爱国行动。

　　劳工主动参与。四川的工人阶级也逐渐开始独立登上革命舞台。6月15日成都工人召开了工会代表会，指出“此次后援外交，实为救国之要图，务祈热心进行，以达工界爱国之目的。”在代表会的指导下，成都的日商店铺洋行的雇工纷纷退职，轿夫和黄包车夫拒载日本人；重庆的码头工人、洋行和日商店铺的雇工、长轿班的工人都自觉举行罢工，表现了四川工人阶级强烈的爱国精神，也意味着工人阶级从此开始登上领导中国革命的历史舞台。

　　政界同情支持。学界和民众的爱国热情，影响了当时的四川督军熊克武和省长杨庶堪等人，他们对群众的游行集会给予同情和支持。5月31日，熊克武致电北京政府：“此事关系全国存亡，非寻常外交可比。务望主张我国专使对于此等处分，严词拒绝”，要求维护国家尊严，呼吁拒绝在巴黎和会上签字。四川实力派的知名人士谢持，也对成都的斗争表示支持：“昨日男女生数千，整队诣军府，以讨卖国贼，电促伪廷释放学生，提倡国货为请。善导之，或能谋国家之大改革。”地方军阀对运动的支持尽管是有条件和有限制的，但支持本身客观有利于运动的发展，也说明当下运动的蓬勃之势。

　　在全国反帝爱国运动风起云涌的压力下，北京政府于6月27日被迫罢免曹汝霖等三人的职务，中国参加巴黎和会的代表也没有出席签字仪式。五四运动“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的目的基本实现，取得了阶段性胜利。但五四运动在四川引起的革命之火并未熄灭，而是燃烧成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四川的熊熊火焰，给四川带来了划时代影响。

　　二、五四运动对四川的划时代影响

　　五四运动是近代中国革命史上第一次由学生、工人和其他群众掀起的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军阀卖国的全国规模的革命斗争。它以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姿态，启发了人民的觉悟，彰显了革命的力量，改变了四川面貌。

　　推进了新文化运动在四川不断深入。五四以后，成都的华阳书报流通处在销售《新青年》《每周评论》等报刊的同时，又把全国闻名的《国民》《少年中国》《星期评论》《晨报副刊》《湘江评论》等报刊引入成都。一批青年知识分子通过到该处购买和阅读介绍新理论、新文化的书刊，思想受到极大的震动。以后，《新青年》杂志相继在成都、重庆、泸县、梁山（梁平）等地设有代售处，使该刊广为流传。不仅如此，四川宣传新思想、新文化的刊物也纷纷问世，如《川东学生联合周刊》《四川学生潮》《新蜀报》等，宣传新文化运动的报刊达20余种。最具代表性的是中国少年学会成都分会及其主办的会刊《星期日》周刊。该刊大力宣传新文化运动，密切结合四川的现实，刊出了“社会问题”、“妇女问题”、“劳动问题”、“教育问题”等专号，批判封建的旧思想、旧礼教，成为当时舆论界公认的与《晨报副刊》和《湘江评论》等报刊一样具有全国性影响的刊物。随着新文化运动在四川的深入发展，民主和科学思想得以广泛传播，对封建思想和封建习俗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在四川形成了巨大的思想解放潮流。

　　推动了勤工俭学运动在四川形成热潮。留法勤工俭学运动最早起始于1912年，是继辛亥革命前中国知识界留学日本热潮后的又一次向西方学习的运动，在中国以及四川近现代史上具有深远影响和重要意义。五四运动以后，四川很快就出现了新一轮海外留学的高潮。从1919年到1920年，几乎每一艘开往法国的轮船上都有四川的青年学生。四川赴法勤工俭学学生占当时全国留法学生1600余人的近三分之一，遍及省内98个县。通过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四川许多青年走出夔门，在寻求救国道路中反复比较分析，毅然选择了共产主义，最终成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当中的不少人，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后来成为党的主要领导人及人民军队的创建者和高级将领，如邓小平、赵世炎、刘伯坚、陈毅、聂荣臻等，有的成为四川党组织的重要领导者和革命、建设骨干，如冉钧、穆青、程子健、李大章等。

　　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四川广泛传播。五四运动之后，马克思主义以其高度的科学性和革命性逐渐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先进青年，五四前兴起的新文化运动发展到五四之后，逐渐成为以宣传马克思主义为中心的思想运动。四川青年先进分子在阅读了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后，经过对五四运动中出现的各种新思潮、新文化的吸收和比较，也开始选择和接受马克思主义，并通过创办和编辑的报刊介绍和宣传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学说。四川最早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是成都的《国民公报》，其他一些刊物也先后刊登过介绍马克思及其生平和思想的文章。但这些宣传还只是粗浅的、非系统的。真正自觉、全面而系统在四川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人是王右木。他于1920年底在成都创办了马克思读书会，于1922年2月创办了《人声报》，在四川宣传马克思主义。除王右木外，恽代英、萧楚女等党的早期党员、青年运动的先驱也先后来到四川开展革命活动、传播马克思主义。此外，省内一批先进分子如吴玉章、杨闇公、王维舟、刘愿庵等在四川不同的地方以各种方式对马克思主义进行广泛传播。

　　催生了共产主义组织在四川相继建立。五四运动之后，马克思主义在四川得到广泛传播，为共产主义组织在四川的建立奠定了思想基础和组织基础。王右木通过组织成都的马克思主义读书会和创办《人声》报，在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同时，联系和团结了四川一批进步青年；恽代英、萧楚女通过对封建教育制度的改革和反对封建势力的斗争实践，启发师生和民众的觉悟，将进步学生通过各种社团逐步组织起来。这些学生青年在党的早期领袖指导下，在学习和实践中，不断把马克思主义与四川实际相结合，逐渐成长为四川党团组织创建的骨干。1922年，泸县、重庆、成都三地社会主义青年团地方组织先后成功创建，之后全川各地团组织相继建立。1923年10月，四川第一个党组织——成都独立小组建立，此后，各地党组织也相继建立。特别是1926年春代行省委之责的中共重庆地方执行委员会的建立，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四川的开展有了坚强的、集中的、统一的领导组织，四川革命的面貌为之一新。

　　三、五四运动创造的五四精神的时代价值

　　五四运动的划时代影响还集中体现在它所创造的五四精神上。四川青年以及四川各界在五四运动中充分展现出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五四精神，五四运动带给四川社会的划时代意义也充分展现出五四精神的巨大影响。在新时代，四川青年必须进一步传承弘扬五四精神，这是五四精神的当代价值所在。

　　弘扬五四精神，必须高扬爱国热情。五四运动是一场发生于中国北京、以青年学生为主的学生运动，进而发展为包括广大群众、市民、工商人士等中下阶层广泛参与的一次示威游行、请愿、罢课、罢工、暴力对抗政府等多形式的爱国运动。当北京资政新篇五四运动情况传到四川后，四川青年学生义不容辞、奋不顾身参与到五四运动的滚滚潮流中，为救亡图存、振兴中华奔走呼号，表现出了高尚的爱国情操。爱国主义是五四精神的核心，爱国决定了奋斗的方向，奋斗书写了爱国的历程。作为新时代的中国青年，继承和弘扬五四精神，就要坚定做五四精神的传人，要把个人的命运与祖国和人民的命运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在党的领导下，以执著的信念、优良的品德、丰富的知识、过硬的本领，勇敢地担负起历史重任，同广大人民群众一道，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将强烈的爱国热情转化为积极投身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展现青年的时代风采，让伟大的五四精神在振兴中华新的实践中放射出更加夺目的时代光芒，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历史征程上谱写出更加辉煌的青春乐章。

　　弘扬五四精神，必须加强党对青年的领导。五四运动中，早期具有无产阶级先进思想的知识分子和学生，他们在运动中发挥了积极的引领作用，使这场运动沿着反帝反封建的方向，最终能够取得预期的成效。四川青年在响应五四运动的过程中，一部分具有先进思想的青年知识分子带领青年学生，使整个活动顺利推进，最后达到预期效果。五四运动之后，马克思主义理论开始由先进的知识分子传播到工人中去，特别是四川有了党团组织，四川青年才得以沿着正确的政治道路救国救民。对比五四运动前后的四川社会和四川青年的成长作为可以看到，党的事业离不开青年，青年的成长更离不开党。青年是国家政治生活中最富热情、最具有政治敏锐性的群体，弘扬五四精神，就要加强党对广大青年的政治引领，引导广大青年自觉坚持党的领导，听党话、跟党走，引导广大青年把树立远大理想和脚踏实地统一起来，激励青年在各行各业发挥生力军和突击队作用，引导社会各方面关心青年、服务青年，积极做好青年工作，让青年把个人的理想奋斗融入党和人民的共同奋斗当中，担当起党和人民赋予的历史重任，在激扬青春、开拓人生、奉献社会的进程中书写无愧于时代的壮丽篇章。

　　弘扬五四精神，必须勇于创新创业。五四运动中，无数风华正茂的中国青年，高扬民主与科学的大旗，冲破家庭牢笼的拘囿，打破社会枷锁的桎梏，以敢为人先的精神风貌，站立时代潮头，驻足时代前沿，积极投身于中国革命的洪流之中。响应五四运动的四川青年，把民族解放和人民自由的神圣事业结合起来，解放思想、勇于探索、敢于创新、实行变革，为民主和科学振臂疾呼。五四精神启示我们，只有掌握科学理论，才能把握正确方向；只有立足中国实际，勇于创新开辟前进道路，才能把握中国命运。创新是掌握民族发展命运的关键之举，是战胜各种风险挑战的致胜之道。中国梦呼唤创新创业，新时代需要创新创业。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深化改革蹄疾步稳，创新创业有了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作为新时代的中国青年，弘扬五四精神就必须把五四精神与时代精神相结合，要“有那么一种勇立潮头的浩气，有那么一种超越前人的勇气，有那么一种与时俱进的朝气”，讲求科学、讲求方法，把创新潜能充分发挥出来，为推动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创新贡献聪明才智，让创新成为青春远航的动力，让创业成为青春搏击的能量，用青春书写无愧于时代、无愧于历史的精彩华章。

　　弘扬五四精神，必须凝聚建设伟力。五四运动用爱国旗帜把知识分子和工农群众凝聚到一起，揭开了中华民族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篇章。四川青年学生在积极响应五四运动的过程中，唤醒了工商界、教育界、工人阶级等各界群众广泛参与其中，促使政界致电段祺瑞政府拒绝在巴黎合约上签字，四川民众团结一致反帝反封建取得了明显成效。青年强则国家强，青年兴则国家兴。弘扬五四精神，作为新时代的四川青年，就是要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用青春热血凝聚民心，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与人民群众戮力同心、共同奋斗，积极投身到中共四川省委十一届三次全会制定的“一干多支，五区协同”的发展战略和促进四川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主战场中去，为决胜脱贫攻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治蜀兴川再上新台阶贡献青春、智慧和力量。

　　（执笔人：江红英、马睿、王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