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嘉谟

何一民 何方政

　　何嘉谟，生于 1900 年，今四川省营山县福源乡人，排行名德诵，号肇禹，曾用名何家漠、何肇禹、何绍禹等，中国共产党早期党员，参与了中共成都党组织的创建工作。

　　一、早年求学生涯

　　何嘉谟父何羽仪 （见本辑“何羽仪传略”），膝下六子，何嘉谟排行老二，故小名叫二丙子。

　　何嘉谟自幼聪明好学，秉性正直、勤劳、节俭，为人正派、善良，但体弱多病。少时曾在何家沟何氏宗亲何子明先生处就读私塾。1913 年，与大哥何德俭一起由其父何羽仪安排到成都读书。时何羽仪任川军第2 师某部营长，驻成都城北凤凰山，在成都城内棚子街购置一处小院。两人到成都后， 潜心学习，准备报考新式学校。经数月努力学习，何德诵考入文庙西街南城小学校，后改名为何嘉谟。南城小学校是当时成都最有名的新式学校之一，校长刘子立是留日归国学生，对学生要求很严格。该校学生在校方严格管理下，学习成绩普遍较好。何嘉谟入学时年龄稍长于其他同学，故而异常勤奋努力。后以优秀成绩毕业，考入文庙前街联合中学校 （即今成都石室中学前身）。1918 年，何嘉谟从中学毕业后又考入华西协合大学。

　　二、留法勤工俭学

　　“五·四”运动爆发后，一批有识之士为了寻找救国图强、改造社会的知识和真理，发起赴法勤工俭学运动。受新思潮影响，何嘉谟决定放弃在华西协合大学的学业，改而考上成都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学习。对此，何羽仪十分支持。1919年7月，位于爵版街的成都第二届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录取学生200多人，分成三班上课。时值“五·四” 新文化运动开始以后，抵制日货异常激烈。“同学们在紧张学习中，还要走出校门宣传抗日爱国和检查日本货的工作。全体同学的工作紧张，情绪亦很饱满。当时昌福馆内(现在东风路副食品商场)有一家书店，名华阳书报流通处，出售有关新文化、新思潮的书籍和报刊，如《新青年》《湘江评论》《少年中国》等刊物，介绍有关五四运动、十月革命的情况和共产主义、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的理论及批判等文章。它对同学们的思想起到很大的启发作用。”何嘉谟深受这些新思想的影响，思想变得较为激进。

　　据共青团中央主办的中国共青团网“团史研究栏目”所登《从四川赴法勤工俭学生的思想转变看旅欧团组织建立的必然性》一文（2007年04月14日潘清雍作） 记载：“这里我们要着重提到五四运动后，四川两个有影响的组织。一个是……。一个是1919 年冬在成都由肖树域（又名肖朴生，德阳人）、穆清（又名穆青，合江人，1928年10月领导组织中共四川临时省委，任书记）、许祖熊（富顺人）、许肇檽（富顺人）、李季达（巫山人）、程秉渊（又名程子健，荥经人，解放后任西南局统战部部长，四川省委统战部部长，四川省政协副主席）、陈家珍（德阳人）、李枬（又名李丹，古蔺人）、何嘉谟（营山人）、杨长茂（又名杨如松，营山人）、周权（又名周季衡，成都人）、刘仁信（雅安人）、黄映湖（乐山人）等13人组织的‘劳人会’又名‘劳人团’，提倡‘劳工神圣’，学习进步书刊，参加进步活动，是当时成都的进步社团之一。”“劳人会”的全体成员于1920年12月15日赴法勤工俭学，以克鲁梭为中心继续开展活动， 与当时在法国的“勤工俭学互助社”“工学世界”列为组织较严密和有影响的团体，直到1921 年春与其他组织联合后才终止活动。“劳人会”的大多数成员先后在法国加入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许多人回国后陆续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1920年夏，成都第二届留法勤工俭学班的学生完成学业，经法国驻成都领事馆的法语口试及体格检查后， 录取了70余人，推荐前往法国勤工俭学。但四川省政府却一改上届留法学生发给旅费补助的规定，要求这些被录取的留法学生自筹旅费，否则不能前往。学校规定每人应筹足300元，至少也要200元，不少同学为筹集旅费而四处奔波。何嘉谟得到父亲支持，因而不用为经费而分心。1920年10月5日，何嘉谟与在成都的40多位同学，雇了3只木船，由外东望江楼出发，一路顺江而下， 在宜宾换小火轮到达重庆，再改乘轮船顺江而下。其时，长江沿线战乱不断，故这批莘莘学子用了2个月时间才到上海。在上海等船期间，何羽仪也到沪与何嘉谟会面，叮嘱其努力学习，并将其送走才返川。1920年12月下旬，何嘉谟等乘法国“智利”货轮离开上海。该货船为约5000吨载重量的客货混装船，每位租客船票连伙食费共为110元。护送该批学子前往法国的四川教育厅官员章崇儒有四川省政府给的护送费，故乘坐三等舱位，同学们则乘坐四等舱。北京政府派驻法国公使陈篆也同乘该船赴法国就任，所以每停靠港口时，海船的桅杆上要悬挂当时中国的五色国旗，以表示有代表该国的官员在船上。“智利”货轮经香港、西贡、红海、苏伊士运河、马赛，抵达巴黎。何嘉谟等人到达巴黎后，即由中国公使馆与法国当局联系，将他们分散安排到巴黎附近的多个工厂当工人。何嘉谟起初被派到巴黎一家工厂做打杂工，尔后在一个染织厂做印染工。在巴黎附近大约住了1 年，后考入法国一所纺织专门学校。（《中共营山县地方史稿》曾载：“何肇禹去了法国机械学校”，实为纺织学校）。在法勤工俭学期间，何嘉谟一边在学校学习，一边到工厂劳动。当时法国工厂的劳动条件极差，工人的劳动强度很大，他除了要背运沉重的钢板外，还经常要泡在水里劳动。在超强度的劳动过程中，何嘉谟瘦弱的身体受到极大伤害，肺上出现炎症，从此落下病根。后由于病情不断加重，既无钱在法国治病，也无力继续读书深造，在留法中国学生们和父亲的帮助下，何嘉谟于1923年底回到国内。

　　三、引导青年学生走上革命道路

　　回国后，何嘉谟在成都高等师范学校教书，并与中共四川组织取得联系，成为中共成都地下组织的负责人之一，从事革命活动。他对于青年学生十分关爱，尤对其中的进步青年多加引导，使他们在思想上觉悟，并逐渐走上革命道路。陈同生 （营山人，解放后曾任上海市统战部部长、上海市政协副主席）在《不倒的红旗》记载：

　　“何大哥（何嘉谟）喜欢约我们去郊游，请我们饮茶吃点心，从国外见闻直到阶级斗争都讲给我们听，还送法国出版的《赤光》杂志、国内出版的《新青年》《向导》《中国青年》 等给我们看，并带我们到华洋书报流通处买书刊。我们很奇怪，书店里买不到的书，他总有办法找到，而且不要我们一文钱。因此，我们很尊敬他，称他为何大哥。”

　　“一次何大哥讲了如何争取民主的问题，讲得头头是道。他说：在法国，群众是相信自己力量的，尤其是无产阶级。在我们中国，人民觉悟不高，很多人还不相信自己，迷信、偏见，并且愚昧……我们还得做启蒙的工作。孙中山闹了一辈子革命，临死前才明白‘必须唤起民众’。我们靠什么，主要靠民众。”。“从此，我们对何大哥便有一种更亲密的、更纯洁的、更崇敬的感情。过去不大喜欢他天南地北地扯淡，对他一身洋服和洋气感到不舒服，现在都消逝了。“我们问他：中国有共产党吗?他回答说：当然有，一定有。《共产党宣言》你们不是读过了，《向导》《中国青年》《少年先锋》都是共产党办的。”

　　在何嘉谟的引导下，陈同生等一批进步青年加入了共青团，后又加入中国共产党；何嘉谟的四弟何翔迥，1924 年正在成都高等师范附属中学校（地点在皇城内）读书，亦在其引导和介绍下参加了共产主义青年团（当时又称为 CY），成为高师附中CY的负责人，发展了一批学生加入CY，并参与了一系列的革命活动。

　　四、参与创办成都第一家公交汽车公司

　　何嘉谟在成都高等师范学校教书的同时，又受聘为四川督理府秘书。虽然暗中一直从事革命活动，但每天目睹军阀的黑暗统治和落后的社会现状，深感离自己的宏伟理想十分遥远，亟想通过实业救国。看到成都这座在历史上曾有着辉煌历史的西部大都会没有一丝现代化气象，交通运输工具只有轿子和黄包车，连一辆汽车都没有。于是极力说服父亲何羽仪投资创办汽车公司，开拓成都的现代化城市公共交通事业。何羽仪欣然同意，并出面为其办理相关手续。何嘉谟与好友天全商人胡又新集资10 万元筹建华达汽车公司，公司以何羽仪为董事长，胡又新为经理，何嘉谟为协理，租借遂宁布匹商人刘万和之子刘牍斋的房子为公司办公场所。公司成立后，即派何嘉谟前往上海购买汽车。何嘉谟一到上海，即四处奔走，了解汽车行情，与相关商人洽谈。1924年底，何嘉谟买到福特汽车7 部， 将其分拆包装，由长江轮船运输，经重庆、泸州至宜宾，然后转运到木船上，经岷江、府河运到成都东门外九眼桥河边起岸，用人力车把汽车各部件搬运至西门实业街华达汽车公司所在地。与何嘉谟同时回来的还有他从上海请来的郑月庭、段泽有两位技师。在郑、段二位师傅的指导下，很快就将7 辆汽车组装好。1925年1月，四川第一家现代公共汽车公司正式宣告成立，揭开了成都城市交通现代化的序幕。当公司一切准备工作就绪后，却出现有车无路可行的局面。当时，汽车在要成都街面行驶，需要得到时任四川军务督办杨森批准。何嘉谟名义上是该督署秘书，故当公司向杨森提出申请时，杨森表面也极力支持，但却只允许该公司的两部汽车在通惠门到宝荣庵城墙边非常短的路段 （即现在从通惠门靠城墙边的通路至百花潭公园的桥前的琴台路）行驶，以便赶青羊宫花会的人坐坐。由于当时的道路质量极差，公共汽车在路上行驶会出现尘土飞扬的现象，引起行人极度不满。加之在青羊宫附近载人的鸡公车和溜溜马的生意因此减少，车主们非常不满，四处起哄，甚至拦阻汽车；部分思想极端守旧者更是四处煽风点火，并请出当时的五老七贤公开反对汽车在通惠门至宝荣庵路段行驶。杨森遂下令公司汽车不准在这段路上营运。后经四川军务督办署协调，暂时允许汽车在城内行驶载客，以老西门经西大街、长顺街、祠堂街、西御街、东御街、上东大街、中东大街、下东大街至东门城门洞为主要路线，沿途设站卖票。但当时这些街道是石板路，路面窄，行人多，并未习惯汽车在街面行驶。加之驾驶员也有犯错之时，公司汽车大约运行了1个多月，某天因撞伤1人（不知道是人碰到车，还是车碰到人） 引起舆论哗然，五老七贤又大声疾呼：“不准铁老虎吃人”，阻止汽车在成都城区街道行驶成为一股强大暗流，迫使杨森下令禁止汽车在城区行驶。华达公司遂被迫退出城市公共交通运输。其时正值成都至新津段的公路刚修成，华达公司又向督理署申请在这段公路上行驶，此时杨森已被北京政府撤去四川督理军务督办一职，且被邓锡侯等赶出成都。新任督办遂同意该公司在缴纳一定费用之后，可在成（都）新（津）段公路进行商业营运。但此时公司已面临严重的经营危机而亏损严重，后只得转让他人。1926年，四川历史上第一家现代公共汽车公司就此关闭并结束其使命。

　　何嘉谟去上海买汽车时，曾见到上海城区的自行车在中产阶层和学生中非常流行，亦想将其带入成都。于是在上海买了30部德国飞马牌自行车（时又称洋马儿），并经水运辗转运回成都。但当时的成都市民对于这种新式交通工具缺乏认识，因而30辆自行车没有卖脱1 辆。无奈之下，只好把30辆自行车全部运至西门同仁路支矶石公园内，开了一家自行车出租行。那时部分学生对此新生事物很感兴趣，前来学车者如云，但学习骑行又很困难，不数月，全部自行车都被摔得破烂不堪，最后租车行只好折本关闭了结。1927年，何嘉谟曾被委派为府河船捐局局长，然不久因政局变化又被解除船捐局长职务。何嘉谟极力想从事实业活动，希望发挥所学的纺织染织专业知识，在成都创办一家有500绽子的纱厂，并以此来实现实业救国目标。但华达汽车公司严重亏本之后，家中已无钱办厂，而要通过社会集资也非易事，因而创办纱厂之事仅为计划， 成为他终身憾事之一。

　　五、参与成都建党，开展革命活动

　　据《中国共产党成都历史》记载 ：1926年4月，中国共产党成都特别支部（简称成都特支正式组建，特支书记刘愿庵，组织委员黄映湖，工运委员刘亚雄、钟善辅”，在组织领导上受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和重庆地方执行委员会的双重领导，有党员17人，何嘉漠（谟）、李静轩等9人编为城区小组。

　　1923年6月，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决定，共产党员、共青团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实现国共合作，推动中国的国民革命运动。1925年中共中央推荐并得到国民党中央赞同，共产党员吴玉章以国民党中央党务筹备员的身份，回四川筹备建立国共合作的国民党四川党部。陈紫舆和杨伯谦受吴玉章的委托，在成都筹建国民党临时市党部工作。1926年春，他们在成都秘密筹建起国民党分部53个，发展了一批国民党员，随后召开秘密党员大会成立国民党临时市党部，选出了由7名委员组成的执行委员会．建立秘书、组织、宣传、工人、妇女、商民6个工作机构。陈紫舆、刘亚雄、程子健、何嘉谟等多名共产党员，分别在这些工作机构中负责。国民党成都党部建立后，在党部下面专门设立了宣传部，根据临时省党部的指示， 又建立了由5人组成的市党部宣传委员会，由中共党员何家谟负责。何嘉谟利用自己公开的身份，积极参与中共成都特支领导的工农运动、组织工作、宣传工作、纪念工作、群众运动、青年运动，并以宣传委员的身份指导成都各区分部的宣传工作。

　　据黄知风（营山人，与何嘉谟一道赴法勤工俭学，后加中国共产党）夫人生前回忆，在20个世纪30年代的成都有一个叫“留学法国比利时同学会” 的组织 （与上海同名的同学会有较密切联系），常以同学聚会的名义每周轮流做东在家请客，有时一家人均可参加，十分热闹。而同学们则在另一屋开会”。这种同志、同学、同乡的友谊也一直在同学们的家人中保持。据何翔迥回忆：1946年，共产党员杨伯恺和其妻危淑元遭到特务追捕， 杨与何嘉谟在法国时都是共产党员，又是同乡，故在危急之中找到何翔迥 （其时何嘉谟已病故） 请求帮助。何翔迥时任川康绥靖公署办公室主任，虽知杨伯恺为共产党员，但坚信二哥的朋友是好人，毅然安排杨夫妻二人在何家 （泡桐树街6号，为何羽仪及其几个子女共同居住的地方） 居住长达1 年之久。杨伯恺夫人危淑元1988年3月1日给何嘉谟幺女何华君的信中也回忆：“当你父在193几年来上海医病时，与你杨伯父 （即杨伯恺） 常见面。病愈回成都前还在我家住过一段时间，与你杨伯父天天在一起谈论，亲近极了，还交待你父回去先作些什么工作等等。”

　　另据何嘉谟二女何浙君回忆：“我小的时候，父亲每年至少去上海一次，他的遗物最多的是书籍，有当时杨伯恺等写的辨证唯物论等，也有最劣等的纸印的《新青年》，有国际歌等。常来我家的有杨（伯恺）、车（耀先）、周（季衡）等伯父。另有在东门街开阳春医院的黄伯父”。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成都陷入白色恐怖之中。何嘉谟因有多种社会关系掩护，故而未遭毒手。他从未公开申明退党，也未告密任何人，而是潜伏下来等待黎明到来。但当1937年中共成都组织重新建立并恢复活动时，何嘉谟已因病撒手人寰。

　　六、壮志未酬身先卒

　　1930年，何嘉谟被四川省政府委任为懋功县（1953年更名小金县，现属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 县长。该县有马鞍桥横跨抚边河，清代为木桥，但到民国时破损，行人无法过往。何嘉谟上任后，为解决当地人出行，即四处募集资金。1932年，抚边河铁索桥建成，两岸均建有桥头堡。西北岸桥头堡门额上嵌有一石匾，匾中正楷阴刻“伏龙”二字，并题记“中华民国二十一年十一月吉旦，现任懋功县长何家漠督修告竣”。此何家漠即为何嘉谟在懋功县时所用名字。

　　何嘉谟在懋功时十分勤政。其时懋功县对外交通极为不便，经济十分落后。为了发展当地经济， 何嘉谟进行了一些重点调查工作，翻山越岭，跋山涉水，致使身染重病，不得不于1933年请假返成都就医。经医生检查，所患之病为脊椎类疾病，脊背发炎出脓，后查明为恶性肿瘤，实为肺癌转移引起病变，经多方医药治疗并无好转。时何翔迥在绵阳驻军，曾多次将何嘉谟接到绵阳，请当地名医治疗，但均束手无策，医药枉效，故病情不断加重。1937年8月2日，（农历七月初四）何嘉谟病逝于槐树街家中，年方37岁。

　　何嘉谟的去世，给父母以沉重打击，全家上下悲痛异常。随即由三弟何德勋护送其灵柩，雇人七天七夜日夜兼程，抬回营山县福源乡何家沟对面的何家山上安葬。

　　1951年土改时，何德俭、何嘉谟、何嘉猷三兄弟坟墓被土改工作队队长夏某某派人夷为平地，何嘉谟的坟墓曾被破坟开棺，取走金戒指。据当时在现场的人说，棺上有一“共”字，不知何意。现当地人提及此事，仍诧异惊愕。其今已80余岁的子侄回忆此事，何嘉谟临终前嘱家人在其棺木上刻一“共”字，昭示他生前是共产党员，死后仍是共产党员。

　　何嘉谟第一任妻子李梦蜀，系本县回龙场清水堰李季伯之妹。两人于1919年奉何羽仪命在营山老家结婚，育有一女，名何铁君，生于1926年，后嫁与空军中尉周学春， 1949年随夫去台湾，周学春后升至空军中将、台湾“国防部”常务次长。

　　第二任妻子龚孟淑（又名梅英），浙江杭州人，出生于西湖边书香之家。系何嘉谟从法国回国后在杭州认识而相好，后结婚并同行回成都。二人育有二女：何浙君、何华君。

　　何浙君生于1928年，华西协合大学家政系毕业，中共地下党外围组织成员，先后在眉山县、峨边县工作，曾任峨边县政协副秘书长，副县级离休干部。何浙君夫高松如，中共党员，峨边县农机局离休干部。

　　何华君生于 1932年，曾在眉山县、峨眉山市、乐山市工作，中国农业银行乐山市分行退休干部。夫郜文盛，中共党员，1926年生，中国农业银行乐山市分行离休干部。儿子郜晋，1966年生，中共党员，乐山市工商局机关工会主席。

（作者单位：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南充市营山县教育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