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捷：总结过去、开辟未来的经典之作——重温《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李  捷

(湘潭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毛泽东思想研究中心)

　　摘  要:为了对新中国成立后的一些重大历史问题作出结论和巩固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中共中央在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上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史称第二个历史诀议)。第二个历史决议的起草，经历了筹备酝酿、明确方向和进一步完善三个阶段，着重分析和解决了新中国成立后三十二年党的历史的主流与本质、如何正确看待成就与错误、“文化大革命”发生的复杂社会历史原因等重大问题，科学评价了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对毛泽东思想作了科学界定，明确了党在新的历史时期的奋斗目标等。回顾历史，面向未来，必须尊重历史的客观性，本着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的态度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坚持实事求是、全面客观地评价历史人物，在总结历史中开辟未来。

　　关键词:《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主流与本质;毛泽东;历史意义

　　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伟大历史性转折后，在邓小平主持下起草通过的。在当时为改革开放始终保持正确政治方向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至今仍然是我们坚持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的政治准则，堪称总结过去、开辟未来的经典文献。

　　当时为什么要作第二个历史决议?形成第二个历史决议经历了怎样的过程?第二个历史决议着重解决了哪些问题?第二个历史决议对今天有哪些意义和启示?本文将就这些问题展开论述。

　　一、为什么要作第二个历史决议

　　随着对“两个凡是”错误思想的纠正，随着平反冤假错案的深入展开，随着对“文化大革命”反思的开始，人们越来越关注对毛泽东的评价问题，越来越需要对“文化大革命”等新中国成立以后的重大历史问题作出结论。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以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为中心，各方面工作开始逐步走上轨道，但是“左”的和右的干扰继续存在，特别是否定毛泽东、否定党、否定社会主义道路的错误思潮成为一种需要引起高度警惕的倾向。不排除这种倾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就会受到严重阻碍，党内和全国人民的思想就会被搞乱，刚刚出现的安定团结政治局面就会被破坏。

　　在这种情况下，邓小平受党中央委托，在1979年3月30日党的理论务虚会上发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他旗帜鲜明地指出:“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我们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1］173“如果动摇了这四项基本原则中的任何一项，那就动摇了整个社会主义事业，整个现代化建设事业。”［1］173他还就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和目前时期的主要矛盾，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提法，涉及党的十一大路线一些提法的问题是否可以讨论等，谈了自己的意见。

　　1979年10月1日，是新中国成立30周年。本着邓小平在党的理论务虚会上的讲话精神，从这年6月开始，起草国庆30周年讲话的工作着手进行。当时确定的定位是:这篇讲话不是一般的国庆讲话，而是要对新中国建国以来30年的历史，包括“文化大革命”中的问题，作一个粗线条的总结。在起草的过程中，曾多次将起草稿下发征求意见。

　　1979年9月29日，叶剑英委员长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发表后，在国内外各方面高度关注的敏感时间节点上，就重大敏感问题阐明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看法，产生了很好的效果。原本准备往后放一放的第二个历史决议的起草工作，也正式提上了日程。

　　可以说，新中国成立30周年讲话的起草是一个重要阶段，为第二个历史决议的起草作了必要的准备，奠定了民意基础。

　　叶剑英委员长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共分三个部分。在讲话的导言和第一部分“光荣伟大的三十年”中，充分肯定了新中国30年取得的巨大成就，充分肯定了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做出的历史贡献。这就起到了“一锤定音”的作用。同时，也指出了“左”的指导思想逐步发展的过程，强调了“我们在巨大的胜利面前开始不谨慎了”［2］190，“可惜，我们没有能够始终遵循这十七年中所确立的正确方针，没有能够始终注意运用和发展过去所积累的成功经验，也没有能够始终记住过去所犯错误的教训。这就使我们后来付出了沉痛的代价，使本来可以避免的错误没有能够避免，而且犯得更严重了”［2］191。“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帮”“他们进行的长达十年的反革命大破坏，使我国人民遭到一场大灾难，使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受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2］191。在讲话的第二部分“决定国家命运的一场大决战”中，集中批判了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的主要特征，总结了极左路线从反面给全党和全国人民极其深刻的教训。在讲话的第三部分“向着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前进”中，回顾了粉碎“四人帮”以后取得的成就，为继续贯彻落实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的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指明了方向。

　　限于当时的认识，这篇讲话没有也不可能对毛泽东晚年错误作出分析;对于“文化大革命”和长期以来“左”的指导思想的发展给党和国家事业带来的危害及其原因，不可能作出深刻分析。所以说，这篇讲话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回顾和总结还是初步的。上述这些缺憾，需要在起草第二个历史决议时加以弥补。

　　二、第二个历史决议是怎样作出的

　　第二个历史决议的起草，经历了三个阶段。

　　(一)第一阶段:筹备酝酿

　　从1979年10月国庆讲话后到1980年2月形成《决议提纲草稿》。

　　新中国成立30周年讲话发表后，第二个历史决议起草工作开始进入筹备阶段。到1980年2月，起草组形成了《决议提纲草稿》。

　　(二)第二阶段:明确方向

　　从邓小平1980年3月19日谈话到邓小平1981年3月18日谈话。

　　邓小平看了《决议提纲草稿》后，不太满意。在1980年3月19日的谈话中，对起草第二个历史决议提出三点要求。

　　第一，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这是最核心的一条。［1］291

　　第二，对建国三十年来历史上的大事，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错误的，要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包括一些负责同志的功过是非，要做出公正的评价。［1］292

　　第三，第三，通过这个决议对过去的事情做个基本的总结。还是过去的话，这个总结宜粗不宜细。总结过去是为了引导大家团结一致向前看。争取在决议通过以后，党内、人民中间思想得到明确，认识得到一致，历史上重大问题的议论到此基本结束。［1］292

　　总的要求，或者说总的原则、总的指导思想，就是这么三条。其中最重要、最根本、最关键的，还是第一条。［1］293

　　可以说，这次讲话对第二个历史决议的起草，起了一锤定乾坤的作用。

　　第二个历史决议，是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领导下，由邓小平、胡耀邦主持进行的。起草小组主要由胡乔木负责。①邓小平起了关键性作用。

　　从1980年3月19日同中央负责同志谈话到1981年6月22日在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预备会议期间讲话，邓小平多次对决议稿的起草和修改提出重要指导意见。其中，收入《邓小平文选》第2卷的，有9次谈话节录。在这9次谈话中，最重要的是前4次谈话，都发表在这一阶段。

　　在这一阶段中，起草组反复修改，历时一年，直到1981年3月18日谈话以前，一直没有得到邓小平的认可。

　　在这期间，邓小平的一篇重要谈话在第二个历史决议起草的关键时刻发挥了关键性作用，这就是1980年8月21日和23日邓小平答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问。

　　在回答“天安门上的毛主席像，是否要永远保留下去?”时，邓小平斩钉截铁地说:“尽管毛主席过去有段时间也犯了错误，但他终究是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拿他的功和过来说，错误毕竟是第二位的。他为中国人民做的事情是不能抹杀的。从我们中国人民的感情来说，我们永远把他作为我们党和国家的缔造者来纪念。”［1］344这也是后来第二个历史决议评价毛泽东历史地位的基调。

　　在谈话中，邓小平回答了有关新中国成立后的一系列重大历史问题的提问，包括“文化大革命”的责任问题，毛泽东与林彪、“四人帮”的关系问题等。在回答中，邓小平从容自定、成竹在胸。读了这篇答记者问，会感到实际上这时邓小平对第二个历史决议所要回答的关键性问题已经思考得成竹在胸了。

　　特别是邓小平在谈话中明确表示:“我们不会像赫鲁晓夫对待斯大林那样对待毛主席。”［1］347

　　他还表示，很多问题是由制度造成的。“我们这个国家有几千年封建社会的历史，缺乏社会主义的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法制。现在我们要认真建立社会主义的民主制度和社会主义法制。只有这样，才能解决问题。”［1］348

　　这两点表示，意义十分重大。第一句，表明第二个历史决议的起草，一定会以历史为鉴，绝对不能全盘否定毛泽东、全盘否定毛泽东思想、全盘否定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的历史。第二句，表明第二个历史决议决不会就史论史、就事论事，而要转化为推动社会主义改革的宝贵财富和强大动力。

　　就在邓小平发表《答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问》不久，1980年10月中旬至11月下旬，根据中央政治局决定，将修改后的讨论稿在党内4000人范围内展开讨论。4000人讨论中提出不少问题，邓小平在第四次谈话中择要回答，这就是1980年10月25日同中央负责同志谈话的主要内容。主要有:

　　第一，“关于毛泽东同志功过的评价和毛泽东思想，写不写、怎么写，的确是个非常重要的问题。”［1］298“毛泽东思想这个旗帜丢不得。丢掉了这个旗帜，实际上就否定了我们党的光辉历史。”［1］298“毛泽东同志不是孤立的个人，他直到去世，一直是我们党的领袖。对于毛泽东同志的错误，不能写过头。写过头，给毛泽东同志抹黑，也就是给我们党、我们国家抹黑。这是违背历史事实的。”［1］301－302

　　第二，“决议稿中阐述毛泽东思想的这一部分不能不要。这不只是个理论问题，尤其是个政治问题，是国际国内的很大的政治问题。如果不写或写不好这个部分，整个决议都不如不做。”［1］299“不把毛泽东思想，即经过实践检验证明是正确的、应该作为我们今后工作指南的东西，写到决议里去，我们过去和今后进行的革命、建设的分量，它的历史意义，都要削弱。不写或不坚持毛泽东思想，我们要犯历史性的大错误。”［1］300

　　第三，“我们现在讲拨乱反正，就是拨林彪、‘四人帮’破坏之乱，批评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回到毛泽东思想的正确轨道上来。”［1］300“从许多方面来说，现在我们还是把毛泽东同志已经提出、但是没有做的事情做起来，把他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今后相当长的时期，还是做这件事。当然，我们也有发展，而且还要继续发展。”［1］300

　　第四，“现在有些同志把许多问题都归结到毛泽东同志的个人品质上。实际上，不少问题用个人品质是解释不了的。即使是品质很好的人，在有些情况下，也不能避免错误。”［1］300－301“对于错误，包括毛泽东同志的错误，一定要毫不含糊地进行批评，但是一定要实事求是，分析各种不同的情况，不能把所有的问题都归结到个人品质上。”［1］301

　　到1981年3月，决议稿基本成型了。1981年3月18日，邓小平在同《历史决议》起草小组负责同志的谈话中明确表示:“决议稿的轮廓可以定下来了。”［1］302这样，第二个历史决议的起草工作，就开始进入修改完善阶段。

　　(三)第三阶段:进一步完善

　　从1981年3月至4月提交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和老干部40多人讨论，又经过同年5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70多人讨论，直至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预备会议。

　　1981年3月18日，邓小平在谈话中还表示:“胡耀邦同志主张决议稿写出后多听听老干部、政治家，包括黄克诚、李维汉等同志的意见，这很对，我赞成。”［1］303此后，中央开始征求一些老同志的意见。

　　几天之后，邓小平去看望陈云。陈云建议在决议稿上专114门加一篇话，讲讲解放前党的历史，写党的六十年。邓小平表示:“这个意见很好，请转告起草小组。”［1］303

　　随后，经过1981年3月至4月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和老干部40多人讨论，决议稿基本成熟了。

　　1981年5月19日，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针对是不是不急于搞这个决议的意见，明确表态:“不能再晚了，晚了不利。”［1］306

　　他还说:“现在的方法，就是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七十几个人，花点时间，花点精力，把稿子推敲得更细致一些，改得更好一些，把它定下来;定了以后，提到六中全会。设想就在党的六十周年发表。”［1］306

　　就在这次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之后，第二个历史决议先提交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预备会议讨论。1981年6月22日，邓小平在预备会议上的讲话中明确表示:“总的来说，这个决议是个好决议，现在这个稿子是个好稿子。我们原来设想，这个决议要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实事求是地、恰如其分地评价‘文化大革命’，评价毛泽东同志的功过是非，使这个决议起到像一九四五年那次历史决议所起的作用，就是总结经验，统一思想，团结一致向前看。我想，现在这个稿子能够实现这样的要求。”［1］307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于1981年6月27日正式提交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讨论并通过，成为继延安整风后形成的第一个历史决议后，又一个在全面完成拨乱反正基础上实现全党空前团结、空前统一，开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的历史时期的纲领性文献。

　　三、第二个历史决议着重解决了哪些问题

　　第二个历史决议，共分八个部分，38条，3．4万余字。

　　(一)第一部分“建国以前二十八年历史的回顾”的主要内容

　　这部分内容，是根据陈云的建议，经邓小平拍板起草通过的。有了这一部分内容，党的历史才摆脱了“文化大革命”等事务所造成的阴影，展现出它的主流、主线与辉煌。同时，正如邓小平所说:“六十年一写，毛泽东同志的功绩、贡献就会概括得更全面，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也就有了全面的根据。”［1］303

　　在这一部分内容里，除了简要回顾党领导中国革命的28年历史外，最重要的还有以下两点。

　　第一，总结了中国革命的五条基本经验。第一条，讲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和指导作用。第二条，讲中国共产党的性质、领导作用和统一战线。第三条，讲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的地位和作用。第四条，讲独立自主与国际援助的关系。第五条，讲中国革命胜利的伟大意义和深远影响。

　　第二，阐述了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其中有几个层次:一是“早在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以前，毛泽东同志就已经明确指出无产阶级领导农民斗争的极端重要性以及在这个问题上的右倾危险”［3］128。二是“革命失败后，他是成功地把党的工作重点由城市转入农村，在农村保存、恢复和发展革命力量的主要代表”［3］128。三是“在一九二七年至一九四九年的二十二年中，毛泽东同志和党的其他领导人一道，克服重重困难，逐步制定和领导执行了使革命由惨重失败转为伟大胜利的总的战略和各项政策”［3］128－129。四是由此引出历史结论:“在党的许多杰出领袖中，毛泽东同志居于首要地位。”［3］128“如果没有毛泽东同志多次从危机中挽救中国革命，如果没有以他为首的党中央给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和人民军队指明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我们党和人民可能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时间。同中国共产党被公认为全国各族人民的领导核心一样，毛泽东同志被公认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各族人民的伟大领袖，在党和人民集体奋斗中产生的毛泽东思想被公认为党的指导思想，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前二十八年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3］129

　　第一部分的特点是:高屋建瓴、气势恢宏，为整个历史决议定了基调。如果没有这一部分，整个决议会显得“太沉闷”［1］297。

　　(二)第二部分“建国三十二年历史的基本估计”的主要内容

　　这一部分，是第一部分的继续。“建国三十二年历史”，指的是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81年第二个历史决议通过之前的整个历史。在进入对新中国成立后各阶段具体问题的分析之前，有必要对这三十二年的历史，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的历史，作出基本评价。这样有利于分清新中国成立以来历史的主流与支流。

　　从整体到具体、从森林到树木，这是第二个历史决议采用的一个行之有效的分析方法。而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恰到好处地体现了党史研究中的整体性原则。坚持这一原则，就可以彰显党的历史的主流与本质。违背这一原则，或者不能很好地体现这一原则，就难以彰显党的历史的主流与本质，甚至还会出现以偏概全的失误。

　　第二部分主要讲了四点内容。

　　第一，指出这三十二年历史的主流、本质和主题。“中国共产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历史，总的说来，是我们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并取得巨大成就的历史。”［3］129

　　第二，指出社会主义制度建立的伟大意义和深远影响。“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是我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是我国今后一切进步和发展的基础。”［3］129

　　第三，指出新中国成立三十二年来取得的主要成就。从国家政权、国家统一、国家安全独立、社会主义改造、工业建设、农业生产、城乡商业和对外贸易、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体育事业、军队和国防建设、国际关系和外交十个方面，概括了十条主要成就。

　　第四，指出新中国成立后所犯的严重错误，概括论述了如何正确看待成就与错误。一是指出犯了哪些错误:“由于我们党领导社会主义事业的经验不多，党的领导对形势的分析和对国情的认识有主观主义的偏差，‘文化大革命’前就有过把阶级斗争扩大化和在经济建设上急躁冒进的错误。后来，又发生了‘文化大革命’这样全局性的、长时间的严重错误。这就使得我们没有取得本来应该取得的更大成就。”［3］132二是指出如何正确看待成就与错误:“忽视错误、掩盖错误是不允许的，这本身就是错误，而且将招致更多更大的错误。但是，三十二年来我们取得的成就还是主要的，忽视或否认我们的成就，忽视或否认取得这些成就的成功经验，同样是严重的错误。我们的成就和成功经验是党和人民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结果，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表现，是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继续前进的基础。”［3］132三是指出共产党人应当“‘坚持真理，修正错误’，这是我们党必须采取的辩证唯物主义的根本立场”［3］132。

　　这一部分提纲挈领、高度凝练，对后面的第三至第五部分起了总纲的作用。领会以下这几部分内容，需要联系第二部分内容完整地领会，才能防止片面性，正所谓“纲举目张”。

　　(三)第三部分“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七年”的主要内容

　　这一部分完全是按照历史顺序写的，主要讲了以下六点。

　　第一，对整个七年作了总体评价。“从一九四九年十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一九五六年，我们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有步骤地实现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迅速恢复了国民经济并开展了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在全国绝大部分地区基本上完成了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在这个历史阶段中，党确定的指导方针和基本政策是正确的，取得的胜利是辉煌的。”［3］133

　　第二，对前三年作了概述，并给予高度评价。②

　　第三，充分肯定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这个总路线反映了历史的必然性。”［3］133“历史证明，党提出的过渡时期总路线是完全正确的。”［3］133

　　第四，对社会主义改造的成就和意义作了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也指出了后期存在的缺点和偏差。在过渡时期，我们党创造性地开辟了一条具有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最后实现了马克思和列宁曾经设想过的对资产阶级的和平赎买。在改造过程中，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和合作经济表现了明显的优越性。③尽管存在着要求过急，工作过粗，改变过快，形式也过于简单划一，对于一部分原工商业者的使用和处理也不很适当的问题，“但整个来说，在一个几亿人口的大国中比较顺利地实现了如此复杂、困难和深刻的社会变革，促进了工农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这的确是伟大的历史性胜利。”［3］135。

　　第五，充分肯定了国家工业化建设成就。“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经济建设，依靠我们自己的努力，加上苏联和其他友好国家的支援，同样取得了重大的成就。一批为国家工业化所必需而过去又非常薄弱的基础工业建立了起来。”［3］135

　　第六，充分肯定了党的八大路线。“‘八大’的路线是正确的，它为新时期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和党的建设指明了方向。”［3］136

　　(四)第四部分“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的主要内容

　　这一部分，虽然也是按照历史顺序来叙述的，但与前面各部分写法有所不同。为了区分这一阶段历史发展的主流与支流、正确与错误，这一部分采取了先讲成就与主流，再讲失误与支流的写法。

　　这一部分，主要讲了以下五点。

　　第一，充分肯定了这十年全面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取得的成就。“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们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开始转入全面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直到‘文化大革命’前夕的十年中，我们虽然遭到过严重挫折，仍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以一九六六年同一九五六年相比，全国工业固定资产按原价计算，增长了三倍。棉纱、原煤、发电量、原油、钢和机械设备等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都有巨大的增长。从一九六五年起实现了石油全部自给。电子工业、石油化工等一批新兴的工业部门建设了起来。工业布局有了改善。农业的基本建设和技术改造开始大规模地展开，并逐渐收到成效。全国农业用拖拉机和化肥施用量都增长六倍以上，农村用电量增长七十倍。高等学校的毕业生为前七年的四点九倍。经过整顿，教育质量得到显著提高。科学技术工作也有比较突出的成果。”［3］136－137

　　第二，充分肯定了这十年积累的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经验。决议分了三个层次来叙述。一是作为中共八大路线的直接发展的重要经验与理论成果。“毛泽东同志在一九五七年春提出必须正确区分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两类不同性质的社会矛盾，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接着，他提出要‘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的要求。一九五八年，他又提出要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到技术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上来。这些都是‘八大’路线的继续发展，具有长远的指导意义。”［3］137二是肯定了在纠正“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错误时，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朱德、邓子恢等提出的正确观点。“毛泽东同志在领导纠正‘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错误时提出了不能剥夺农民，不能超越阶段，反对平均主义，强调发展商品生产、遵守价值规律和做好综合平衡，主张以农轻重为序安排国民经济计划等观点;刘少奇同志提出了许多生产资料可以作为商品进行流通和社会主义社会要有两种劳动制度、两种教育制度的观点;周恩来同志提出了我国知识分子绝大多数已经是劳动人民的116知识分子，科学技术在我国现代化建设中具有关键性作用等观点;陈云同志提出了计划指标必须切合实际，建设规模必须同国力相适应，人民生活和国家建设必须兼顾，制定计划必须做好物资、财政、信贷平衡等观点;邓小平同志提出了关于整顿工业企业，改善和加强企业管理，实行职工代表大会制等观点;朱德同志提出了要注意发展手工业和农业多种经营的观点;邓子恢等同志提出了农业中要实行生产责任制的观点。所有这些，在当时和以后都有重大的意义。”［3］137－138三是在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中，党中央制定的各项具体政策。“党中央在调整国民经济过程中陆续制定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和有关工业、商业、教育、科学、文艺等方面的工作条例草案，比较系统地总结了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分别规定了适合当时情况的各项具体政策，至今对我们仍然有重要的借鉴作用。”［3］138

　　第三，充分肯定了这十年的主流。“我们现在赖以进行现代化建设的物质技术基础，很大一部分是这个期间建设起来的;全国经济文化建设等方面的骨干力量和他们的工作经验，大部分也是在这个期间培养和积累起来的。这是这个期间党的工作的主导方面。”［3］138

　　第四，实事求是地指出这十年出现的严重失误。主要是: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以及“反右倾”运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把社会主义社会中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以及对一些文艺作品、学术观点和文艺界学术界的一些代表人物进行了错误的、过火的政治批判。对上述这些严重错误的分析论述，有一个鲜明的特点，即在叙述三次“左”的严重失误的过程中，采取了既讲失误过程又讲纠正失误过程的方法，呈现出这一时期历史发展的曲折性、复杂性和探索的反复性，从而避免了要么一切肯定、要么一概否定的简单片面的做法。

　　第五，对这十年取得成就的原因和出现严重失误的责任进行客观分析，并说明导致“文化大革命”发动的原因。“这十年中的一切成就，是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集体领导下取得的。这个期间工作中的错误，责任同样也在党中央的领导集体。毛泽东同志负有主要责任，但也不能把所有错误归咎于毛泽东同志个人。这个期间，毛泽东同志在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理论和实践上的错误发展得越来越严重，他的个人专断作风逐步损害党的民主集中制，个人崇拜现象逐步发展。党中央未能及时纠正这些错误。林彪、江青、康生这些野心家又别有用心地利用和助长了这些错误。这就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发动。”［3］141

　　(五)第五部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的主要内容

　　这一部分既是第二个历史决议的重点，也是国内外高度关注、高度敏感的内容。为了更好地阐明“文化大革命”发生的背景、原因、过程、社会历史根源，以及沉痛教训，第二个历史决议没有采取简单的历史叙述的方法，而是采取了以论为纲、以史为纬的史论结合的方法进行论证。

　　这一部分的主要内容有:

　　第一，概述了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论点，并指出上述的是非混淆必然导致敌我的混淆。在阐述了毛泽东的主要论点后，决议指出:“毛泽东同志发动‘文化大革命’的这些‘左’倾错误论点，明显地脱离了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的轨道，必须把它们同毛泽东思想完全区别开来。”［3］142“历史已经判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3］144

　　第二，叙述了“文化大革命”经过的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到1969年4月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二阶段，是从党的“九大”到1973年8月党的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三阶段，从党的“十大”到1976年10月。在对“文化大革命”三个阶段的分析论述中，实际上回答了四个重要问题。第一，“文化大革命”全局性失误主要表现在哪里。这贯穿在整个三个阶段的叙述里。第二，毛泽东的晚年错误同林彪、“四人帮”的本质区别在哪里。第三，毛泽东对“文化大革命”全局性失误负有主要领导责任，但并非都是错误，实际上还在纠正“文化大革命”的某些失误，并领导全党同林彪、“四人帮”两个反革命集团作了坚决斗争。第四，如何认识和理解党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领导作用。一方面，党的领导受到极大破坏、极大削弱;另一方面，党的领导始终没有中断，始终在艰难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第三，对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所犯的错误作了全面的、科学的分析。一方面指出“对于‘文化大革命’这一全局性的、长时间的‘左’倾严重错误，毛泽东同志负有主要责任”［3］147;另一方面又指出“毛泽东同志的错误终究是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所犯的错误”［3］147。决议特别强调:“因为这一切，特别是因为他对革命事业长期的伟大贡献，中国人民始终把毛泽东同志看作是自己敬爱的伟大领袖和导师。”［3］147－148

　　第四，强调“党和人民在‘文化大革命’中同‘左’倾错误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是艰难曲折的，是一直没有停止的”［3］148。“我国国民经济虽然遭到巨大损失，仍然取得了进展。粮食生产保持了比较稳定的增长。工业交通、基本建设和科学技术方面取得了一批重要成就，其中包括一些新铁路和南京长江大桥的建成，一些技术先进的大型企业的投产，氢弹试验和人造卫星发射回收的成功，籼型杂交水稻的育成和推广，等等。在国家动乱的情况下，人民解放军仍然英勇地保卫着祖国的安全。对外工作也打开了新的局面。当然，这一切决不是‘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我们的事业会取得大得多的成就。在‘文化大革命’中，我们尽管遭到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破坏，但终于战胜了他们。党、人民政权、人民军队和整个社会的性质都没有改变。历史再一次表明，我们的人民是伟大的人民，我们的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具有伟大而顽强的生命力。”［3］148－149在这些论述里，实际上包含着一个重要的认识，即需要把“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同“文化大革命”时期区分开来。我们要根本否定的是“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而不是把整个“文化大革命”时期统统否定。

　　第五，进一步分析“文化大革命”所以会发生并且持续十年之久的复杂社会历史原因。决议着重强调了以下几点:一是“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不长，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更短，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规律有些已经比较清楚，更多的还有待于继续探索”［3］149。“从领导思想上来看，由于我们党的历史特点，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在观察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进程中出现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新矛盾新问题时，容易把已经不属于阶级斗争的问题仍然看做是阶级斗争，并且面对新条件下的阶级斗争，又习惯于沿用过去熟习而这时已不能照搬的进行大规模急风暴雨式群众性斗争的旧方法和旧经验，从而导致阶级斗争的严重扩大化。”［3］149“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迷误日益深入到党内，以致党内同志间不同意见的正常争论也被当作是所谓修正主义路线的表现或所谓路线斗争的表现，使党内关系日益紧张化。”［3］150二是“党在面临着工作重心转向社会主义建设这一新任务因而需要特别谨慎的时候，毛泽东同志的威望也达到高峰。他逐渐骄傲起来，逐渐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主观主义和个人专断作风日益严重，日益凌驾于党中央之上，使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集体领导原则和民主集中制不断受到削弱以至破坏”［3］150。“种种历史原因又使我们没有能把党内民主和国家政治社会生活的民主加以制度化，法律化，或者虽然制定了法律，却没有应有的权威。这就提供了一种条件，使党的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党内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现象滋长起来，也就使党和国家难于防止和制止‘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和发展。”［3］150－151

　　(六)第六部分“历史的伟大转折”的主要内容

　　这一部分和第三部分一样，采取按时序叙述的方式，主要讲了以下几点。

　　第一，充分肯定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伟大意义。④

　　第二，指出“两个凡是”错误指导方针同党的工作在徘徊中前进局面的内在联系。这主要是由于提出并坚持“两个凡是”错误方针，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致使出现了“党的工作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3］152。当然，在讲这段历史时，一定要注意“前进”是主流、本质，“徘徊”是第二位的。之所以会在“徘徊中前进”，既是由于“两个凡是”错误方针在起作用，也是由于历史惯性在起作用。

　　第三，充分肯定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历史性转折作用。“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建国以来我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3］152“这些在领导工作中具有重大意义的转变，标志着党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从此，党掌握了拨乱反正的主动权，有步骤地解决了建国以来的许多历史遗留问题和实际生活中出现的新问题，进行了繁重的建设和改革工作，使我们的国家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出现了很好的形势。”［3］152－153

　　第四，总结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两年多时间里取得的六个方面成就。⑤通过这些成就，可以看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这两年多时间有一个特点。这里面既有为结束过去所作的大量繁重工作，也有为开辟未来所作的富有开创性的工作。这是历史性转折时期所独有的时代特点。这一鲜明特点，不仅体现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还体现在为这次全会作了重要准备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上，体现在全会召开后为结束过去、开辟未来所做的卓有成效的努力上。没有一个善于驾驭复杂局面的领袖人物，没有一个善于处理复杂矛盾的马克思主义先进政党，便难以完成这一伟大历史性转折。

　　(七)第七部分“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内容

　　这一部分是第二个历史决议的核心和灵魂，为后来开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起了一锤定音的作用，也为党和国家实现长治久安奠定了政治基础，划定了政治底线。

　　这部分的主要内容有以下七点。

　　第一，高度评价和充分肯定毛泽东的历史贡献和历史地位。⑥

　　第二，高度凝练地概括了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发展过程。“在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东方大国里进行革命，必然遇到许多特殊的复杂问题。靠背诵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和照搬外国经验，不可能解决这些问题。主要在本世纪二十年代后期和三十年代前期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和我们党内盛行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曾使中国革命几乎陷于绝境。毛泽东思想是在同这种错误倾向作斗争并深刻总结这方面的历史经验的过程中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它在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和抗日战争时期得到系统总结和多方面展开而达到成熟，在解放战争时期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继续得到发展。”［3］156

　　第三，对毛泽东思想作了科学的界定。“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我党许多卓越领导人对它的形成和发展都作出了重要贡献，毛泽东同志的科学著作是它的集中概括。”［3］156之所以做这样的界定，并非是坐而论道，而是要很好地解决一个重大政治问题:如何把毛泽东思想同毛泽东晚年错误科学地、严格地区分开来。这对于全党能否统一思想继续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关系极大。

　　第四，对毛泽东思想的内容和以哪些独创性的理论丰富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了科学而严谨的阐述。“毛泽东思想具有多方面的内容。在以下几个方面，它以独创性的理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3］156(一)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这方面的主要著作有:《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共产党人〉发刊词》、《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3］157(二)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毛泽东同志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思想，集中地体现在《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论人民民主专政》、《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等主要著作中。”［3］158－159(三)关于革命军队的建设和军事战略。“他在《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战争和战略问题》等军事著作中，总结了中国长期革命战争的经验，系统地提出了建设人民军队的思想。”［3］159(四)关于政策和策略。“毛泽东同志的这些政策和策略思想，表现在他的许多著作中，特别是集中表现在《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论政策》、《关于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总结》、《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不要四面出击》、《关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是不是真老虎的问题》等著作中。”［3］160(五)关于思想政治工作和文化工作。“毛泽东同志关于思想政治文化的许多著名的著作，例如《青年运动的方向》、《大量吸收知识分子》、《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纪念白求恩》、《为人民服务》、《愚公移山》等，至今仍有重要意义。”［3］161(六)关于党的建设。“这方面的主要著作有:《反对自由主义》、《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学习和时局》、《关于健全党委制》、《党委会的工作方法》等。”［3］161这里为了行文简洁，略去了决议在论述每一方面时的具体内容，但保留了提出的主要代表作。这些代表作，实际上是第二个历史决议为学习研究毛泽东著作开列的经典书单，值得我们高度重视，认真品读。

　　第五，第一次科学概括了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是贯串(穿)于上述各个组成部分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它们有三个基本方面，即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毛泽东同志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运用于无产阶级政党的全部工作，在中国革命的长期艰苦斗争中形成了具有中国共产党人特色的这些立场、观点和方法，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它们不仅表现在《反对本本主义》、《实践论》、《矛盾论》、《〈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人的正确思想是从那(哪)里来的?》等重要著作中，而且表现在毛泽东同志的全部科学著作中，表现在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活动中。”［3］162这一概括十分重要，意义十分深远。特别是强调指出，这些活的灵魂是“具有中国共产党人特色的这些立场、观点和方法”，这就表明，我们党无论何时都要始终坚持和运用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使之始终成为中国共产党人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断推进党的指导思想理论创新的哲学基石。

　　第六，充分肯定了毛泽东思想的时代价值。这种肯定，是通过三个层面进行的。一是毛泽东思想的整体层面。“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党的宝贵的精神财富，它将长期指导我们的行动。”［3］165二是武装全党层面。“由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培育的党的领导者和大批干部，过去是我们的事业取得巨大胜利的基本骨干，现在和今后仍然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宝贵中坚。”［3］165三是毛泽东科学著作层面。“毛泽东同志的重要著作，有许多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写的，但仍然是我们必须经常学习的。这不但因为历史不能割断，如果不了解过去，就会妨碍我们对当前问题的了解;而且因为这些著作中包含的许多基本原理、原则和科学方法，是有普遍意义的，现在和今后对我们都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3］165最后，指出了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是根本目的。“因此，我们必须继续坚持毛泽东思想，认真学习和运用它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研究实践中出现的新情况，解决新问题。”［3］165

　　第七，提出把毛泽东思想同毛泽东晚年错误严格区分开的重要政治论断。“因为毛泽东同志晚年犯了错误，就企图否认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价值，否认毛泽东思想对我国革命和建设的指导作用，这种态度是完全错误的。对毛泽东同志的言论采取教条主义态度，以为凡是毛泽东同志说过的话都是不可移易的真理，只能照抄照搬，甚至不愿实事求是地承认毛泽东同志晚年犯了错误，并且还企图在新的实践中坚持这些错误，这种态度也是完全错误的。这两种态度都是没有把经过长期历史考验形成为科学理论的毛泽东思想，同毛泽东同志晚年所犯的错误区别开来，而这种区别是十分必要的。”［3］165－166

　　(八)第八部分“团结起来，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奋斗”的主要内容

　　这恰恰是体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伟大历史性转折重大意义和深远影响的部分，同时表明了中国共产党人总结历史经验、吸取历史教训的根本目的，不是要算历史旧账，而是为了更好地开辟未来，实现党的初心与使命。

　　这部分内容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明确了党在新的历史时期的奋斗目标。在奋斗目标中，决议不仅继续强调“四个现代化”，而且根据新的形势和新的认识，增加了“高度民主”和“高度文明”的内容。“我们党在新的历史时期的奋斗目标，就是要把我们的国家，逐步建设成为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具有高度民主和高度文明的社会主义强国。”［3］166在决议的结束语部分还进一步提出:“为把我们的国家逐步建设成为现代化的、高度民主的、高度文明的社会主义强国而努力奋斗。”［3］174这为后来党的十二大完整提出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时期的总任务奠定了基础。

　　第二，将“四项基本原则”郑重写入第二个历史决议。决议指出:“我们总结建国以来三十二年历史经验的根本目的，就是要在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即无产阶级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这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把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的意志和力量进一步集中到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个伟大目标上来。四项基本原则，是全党团结和全国各族人民团结的共同的政治基础，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顺利进行的根本保证。一切偏离四项基本原则的言论和行动都是错误的，一切否定和破坏四项基本原则的言论和行动都是不能容许的。”［3］166

　　第三，概括提出三个重要政治结论。这三个结论是:“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3］166，“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3］167，“没有中国共产党也就不会有现代化的社会主义中国”［3］167。

　　第四，初步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尽管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还是处于初级的阶段，但是毫无疑问，我国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任何否认这个基本事实的观点都是错误的。我们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取得了旧中国根本不可能达到的成就，初步地但又有力地显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我们能够依靠自己的力量战胜各种困难，同样也是社会主义制度具有强大生命力的表现。当然，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由比较不完善到比较完善，必然要经历一个长久的过程。这就要求我们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前提下，努力改革那些不适应生产力发展需要和人民利益的具体制度，并且坚决地同一切破坏社会主义的活动作斗争。随着我们事业的发展，社会主义的巨大优越性必将越来越充分地显示出来。”［3］167在这段论述中，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四个基本要点已经提出来了。一是“我国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二是“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还是处于初级的阶段”;三是“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由比较不完善到比较完善，必然要经历一个长久的过程”;四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前提下，努力改革那些不适应生产力发展需要和人民利益的具体制度”。

　　第五，深刻总结提出“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已经逐步确立了一条适合我国情况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正确道路”［3］168的主要点。这些主要点既包括新中国探索的成功经验，也包括“文化大革命”的沉痛教训，还包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两年多的新探索，一共有十条⑦:(一)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必须从我国国情出发，量力而行，积极奋斗，有步骤分阶段地实现现代化的目标。(三)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变革和完善必须适应于生产力的状况，有利于生产的发展。其中特别强调:“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并不存在一套固定的模式，我们的任务是要根据我国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在每一个阶段上创造出与之相适应和便于继续前进的生产关系的具体形式。”［3］169这里提出了改革理论的雏形。(四)在剥削阶级作为阶级消灭以后，阶级斗争已经不是主要矛盾。由于国内的因素和国际的影响，阶级斗争还将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在某种条件下还有可能激化。(五)逐步建设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是社会主义革命的根本任务之一。(六)社会主义必须有高度的精神文明。(七)改善和发展社会主义的民族关系，加强民族团结，这对于我们这个多民族国家具有重大意义。(八)在战争危险依然存在的国际条件下，必须加强现代化的国防建设。国防建设要同国家的经济建设相适应。(九)在对外关系上，必须继续坚持反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十)根据“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和党的现状，必须把我们党建设成为具有健全的民主集中制的党。这十条总结，实际上形成了邓小平理论的雏形，同时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雏形。由此，再次彰显了总结历史与开辟未来的内在逻辑，彰显了坚持真理与理论创新的内在联系。正因为如此，决议中充满自信地指出:“我们党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认识程度，显然超过了建国以来任何一个时期的水平。”［3］173

　　第六，阐明从根本上否定“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同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坚持和发扬革命精神的原则的区别，为推进伟大的社会革命提供了理论依据。“社会主义不但要消灭一切剥削制度和剥削阶级，而且要大大发展社会生产力，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并在这个基础上逐步消灭一切阶级差别，逐步消灭一切主要由于社会生产力发展不足而造成的重大社会差别和社会不平等，直到共产主义的实现。这是人类历史上空前伟大的革命。我们现在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进行的斗争，正是这个伟大革命的一个阶段。”［3］172“这种革命和剥削制度被推翻以前的革命不同，不是通过激烈的阶级对抗和冲突来实现，而是通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有领导、有步骤、有秩序地进行。这个转入和平发展时期的革命比过去的革命更深刻，更艰巨，不但需要很长的历史时期才能完成，而且仍然需要许多代人坚持不懈、严守纪律的艰苦奋斗，英勇牺牲。”［3］172

　　第七，阐明对待错误和挫折的正确方法。“我们党敢于正视和纠正自己的错误，有决心有能力防止重犯过去那样严重的错误。从历史发展的长远观点看问题，我们党的错误和挫折终究只是一时的现象，而我们党和人民由此得到的锻炼，我们党经过长期斗争形成的骨干队伍的更加成熟，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更加显著，要求祖国兴盛起来的党心、军心、民心的更加奋发，则是长远起作用的决定性的因素。”［3］173“党的领导不会没有错误，但是党和人民的亲密团结必定能够纠正这种错误，任何人都不能用党曾犯过错误作为削弱、摆脱甚至破坏党的领导的理由。削弱、摆脱和破坏120党的领导，只会犯更大的错误，并且招致严重的灾难。”［3］167

　　　四、第二个历史决议的意义和启示

　　第二个历史决议，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的伟大新时期的继续。它的历史意义在于:

　　一是它很好地完成了历史性转折期的总枢纽使命。这个总枢纽，一头连着过去，一头连着未来，只有很好地结束过去，才能更好地开辟未来。

　　二是它很好地完成了历史性转折期的平稳衔接使命。在这个平稳衔接中，既要很好地完成拨乱反正任务，又要很好地完成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的任务。

　　三是它很好地完成了将沉痛教训转化为宝贵财富的使命。“文化大革命”的失误和教训，是十分深刻的。既不能因此而否定整个历史，也不能回避这段历史，必须给这段历史以负责任的交代。更为重要的是，教训也是宝贵财富，关键看如何正确地对待、正确地总结，使之转化为继续探索新路的宝贵经验。

　　四是它很好地记取了国际共运史上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的历史教训，使我们党和国家避免了一次历史性灾难，并为全党统一思想、团结一致向前看奠定了政治基础，划定了政治底线。

　　回顾邓小平主持起草第二个历史决议的全过程，给我们的深刻启示是:

　　第一，历史就是历史，历史不能任意选择，不能任意假设，更不能任意否定。一个民族的历史是这个民族安身立命的基础。不论发生过什么波折和曲折，不论出现过什么苦难和困难，中华民族5000多年的文明史，中国人民近代以来170多年的斗争史，中国共产党90多年的奋斗史，中华人民共和国70多年的发展史，都是人民书写的历史。历史总是向前发展的，我们总结和吸取历史教训，目的是以史为鉴、更好前进。

　　第二，为人民的利益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在曲折中奋起、在浴火中重生，是中国共产党人对历史、对人民高度负责的表现，也是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高度成熟的表现。社会主义事业是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有成功也会有曲折。人世间没有一帆风顺的事业。综观世界历史，任何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发展，都会跌宕起伏甚至充满曲折。“艰难困苦，玉汝于成。”“多难兴邦，殷忧启圣。”“失败为成功之母。”毛泽东同志也常说，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这是一切正义事业发展的历史逻辑。我们的事业之所以伟大，就在于经历世所罕见的艰难而不断取得成功。

　　第三，对历史人物的评价，既要实事求是，又要全面客观。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应该放在其所处时代和社会的历史条件下去分析，不能离开对历史条件、历史过程的全面认识和对历史规律的科学把握，不能忽略历史必然性和历史偶然性的关系。不能把历史顺境中的成功简单归功于个人，也不能把历史逆境中的挫折简单归咎于个人。不能用今天的时代条件、发展水平、认识水平去衡量和要求前人，不能苛求前人干出只有后人才能干出的业绩。

　　第四，马克思主义政党对自己的错误所抱的态度是一个试金石。我们当然不希望有错误，更不会故意犯错误。但是，就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史来说，就科学社会主义探索史来说，犯错误是难以避免的。因此，对于错误的态度，就成为考验马克思主义政党的试金石。同时，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对自己的错误所抱的态度，也是衡量这个党是否真正履行对人民群众所负责任的一个最重要最可靠的尺度。我们党对自己包括领袖人物的失误和错误历来采取郑重的态度，一是敢于承认，二是正确分析，三是坚决纠正，从而使失误和错误连同党的成功经验一起成为宝贵的历史教材。

　　第五，总结历史是为了开辟未来，而不是为了在历史旧账上纠缠不休。我们党领导的革命、建设、改革伟大实践，是一个接续奋斗的历史过程，是一项救国、兴国、强国，进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完整事业。在党和国家面临向何处去的重大历史关头，在邓小平领导下，我们党通过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又通过第二个历史决议，顺利地越过了历史的昨天，满怀希望地走向历史的明天。

　　注释：

　　① 参见《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91页题解。

　　② 参见《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34页。

　　③参见《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34－135页。

　　④参见《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 151 页。

　　⑤参见《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53－155页。

　　⑥参见《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55－156页。

　　⑦以下内容见《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68－172页。

　　参考文献:

　　［1］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2］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3］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