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陕苏区时期党校干部教育的实践与启示

　　杨富兰

　　（中共巴中市委党校）

　　［摘要］川陕苏区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同川陕边人民共同创建的一块苏维埃区域。干部决定一切，川陕苏区党和红军重视教育培养干部，在短暂的两年多时间里，在原来党的地方干部纯系空白的情况下，通过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别具特色的教育培训，极大提升了一大批本地工农干部的政治、军事、文化及综合素质，为各条战线输送了大量德才兼备的干部，为苏区各项工作做出了有力的贡献，是中共川陕省委在干部教育培养工作上的一个重大成就，为新时代干部教育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和现实启示。

　　［关键词］川陕苏区;各级党校干部教育;主要实践;当代启示

　　一、川陕苏区时期党校成立的历史背景

　　1932年底，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从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战略转移到川陕边，迅速解放了通（江）南（江）巴（中）地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创建了川陕苏区。英勇善战的红四方面军，在苏区人民全力支援下，连挫强敌，拔城摧坚，在不足一年的时间里把苏区的疆域拓展到东起城口、万源边境，西至嘉陵江东岸，北抵陕南宁强、镇巴，南迄营山、渠县的广大地区。苏区纵横四五百里，面积4.2万平方公里，人口约600万，建立了23个县和1个特别市的苏维埃政权[1]，为中国革命做出了重大贡献，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川陕苏区开展了广泛而深刻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使革命理论深入人心，为夺取中国革命的新胜利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通过创办各类干部教育学校，培养了一大批治党、治国、治军的优秀领导干部，造就了一大批骨干力量。

　　川陕苏区时期，绝大多数党员干部都是工农出身，普遍存在数量不足、队伍不纯、经验缺乏、素质偏低等问题。一是干部数量严重不足。川陕苏区革命形势严峻，始终面临着严重的干部荒的困境，缺乏各类干部如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及肃反领域等。在革命剧烈发展局面中，党的组织表现也很薄弱，而“迫切任务就是把各种斗争中最积极勇敢的雇工、贫农分子吸收到党内来。在红军与地方武装中，尤其要扩大党的组织，反对关门主义，反对拉夫式和不注意成分吸收党员”。[2]随着红军的不断发展壮大，红军数量由4个师1.4万人扩大到5个军8万余人，不断发展壮大，军事指挥作战的干部和人才显得尤为紧缺。为了充实与扩大红军与地方武装中领导与指挥的力量，必须抓紧培养工农军事政治的干部人才。二是干部文化水平低，专业技能欠佳。如川陕革命根据地南江长赤县下两区45名苏区干部文化程度偏低，小学和初识字占75%，文盲占23%左右[3]。多数干部参加革命时间短，对于什么是党、什么叫无产阶级革命、什么是马列主义都缺乏基本的了解。大批加入党组织的同志，很快充实到各级领导岗位上去，担负着十分繁重而陌生的工作任务，“很多干部不知道党与苏维埃、红军关系及其实际问题，更不知如何执行，全部工作出现无计划、无组织的现象”[3]。三是党员干部队伍结构复杂。当时，阶级斗争十分尖锐，党内干部成分复杂，很多阶级异己分子混入了党员队伍中，因此，必须加强党组织管理，提高党组织的质量，将阶级异己分子和投机分子毫不留情地洗刷出去，“防止改组派、AB团、第三党、托陈取消派、罗章龙右派等—切反革命派别和坏分子混入党内，来破坏革命，要严格拒绝富农、小商、流氓及一切阶级异已分子入党，要丝毫不放松地反对一切脱离支部和消极怠工的分子”[4]。四是干部队伍存在思想不纯问题。由于川陕苏区的大多数党员干部是农民出身，大多都比较散漫、愚昧无知，小农意识较强，偶尔还带有一些英雄主义色彩；也缺乏组织意识，容易意气用事，甚至残存一些封建旧式思想和地方主义习气；遇到战事或紧急状况，常常根据自己的经验和认识来判断，我行我素，还会与上级干部发生冲突，很难经受住革命挫折的考验。

　　干部教育培养是苏区革命事业的基石。苏维埃政权成立后，给予了工农群众及广大干部提高文化教育的机遇。共产党和苏维埃政府领导川陕人民在打军阀、建政权、消灭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同时，号召群众兴科学、学文化、讲民主平等，反宗教迷信，这就为劳动人民享受文化教育创造了必要条件。随着红军的胜利、根据地的壮大、苏维埃政权的建立，越是觉得各行各业干部的匮乏。那时没有党校，没有经常的理论教育工作，导致党和苏维埃的工作无法建立稳固基础，无法满足扩大红军的需要，也无法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因此，要彻底战胜敌人，必须加紧培养干部，尤其要培养和提拔当地工农干部。中共川陕省委和省苏维埃政府十分重视干部教育工作，历次党员代表大会重视对干部进行党的教育和能力培养，出台了一系列的干部教育政策。《中国共产党川陕省第一次代表大会关于组织问题的决议》（1933年2月7日）提出：“各级党委会，应该要有训练新同志的经常工作计划，要开展党的训练班，争取最大限度的教育启发性。要进行韧耐性而有计划的教育工作，对大批提拔的新的工农干部到领导机关来，并对他们进行教育培养。”[5]《中共川陕省第二次代表大会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案》(1933年6月23日)指出：“第二次代表大会,认为川陕省执行委员会因在诞生的幼龄期,领导力还很微弱。在党、团、红军中都要尽力提拔当地工农干部有计划地训练和提拔干部。”[6]《中共川陕省第二次代表大会组织问题决议案》(1933年6月23日)决定：“省委要经常开办较完善的党校,培养县委和区委工作同志。县委要办短期训练班，培养支部工作人才。工会、苏维埃亦应办各种训练班，培养干部专门人才。”[7]《中共川陕省第三次党员代表大会的总结》(1933年12月23日)指出：“有系统地培养工农干部，改造和加强各级地方党部的工作，加紧清党运动，来加强党的战斗力量。”[8]《中共川陕省第四次党员代表大会的政治决议提纲》(1934年10月19日)指出：“共产党必须领导整个的革命战争在斗争中迅速培养大批的干部执行党的路线。”[9]陈昌浩在《培养干部的提案》中提出：“川陕省委直接设办共产党党校。由全省每个党团县委各来委员一人。”[10]因着革命形势发展的现实需要，川陕苏区如何有效教育培养党员干部已迫在眉睫。

　　二、川陕苏区时期党校干部教育的主要实践

　　川陕苏区党校是党领导的培养党的领导干部的学校，是培训党的各级领导干部的主渠道，是培养苏区各类人才的大熔炉。川陕省委、省苏维埃把教育培养干部当作是千百倍加紧的工作，通过建立形式多样的干部教育培训体制，增强干部综合能力，提高干部培训质量。

　　（一）创办中共川陕省委党校，培养党政领导骨干。1933年2月7日，在通江县城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川陕省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决定创办川陕省委党校，以培养干部。随即，在通江县东皋书院考棚内创办中共川陕省委党校，同年7月，省委党校随省委机关迁至巴中云屏书院(现巴中中学)，1935年初曾迁至南江和长赤；1935年4月，川陕省委机关随红四方面军长征后，中共川陕省委党校改名“红四方面军党校”（校长为刘伯承）。中共川陕省委党校首任校长何柱成，继任校长陈开、罗世文，直属川陕省委领导。党校的主要任务是培养县委和区委干部。学员组成是由全省每个党团县委各来委员一人，党团区委各来委员一人训练，省各机关中的委员系党员者亦可提拔一部分参加。雇工、贫农成分与具有学习精神者也可以参加，每期学员300余人，男女各半。学习时间约三月，每年九月一日开学，毕业后分配适当的工作。所有学员每天上午学习理论，下午练习射击、打靶，晚上爬山夜战，入学时必须参加军训。党校开设的班次有高级训练班、中级训练班、初级短期训练班，还有组织干事训练班。高级训练班主要是培养县委和区委工作干部，参加学习的有川陕省反帝拥苏大同盟主席吴华仁，省委妇女部长肖成英、肖子贞、吴朝祥，赤江县委书记杨正禹、宣传部长伏成忠、组织部长向存安等人。中级训练班主要是训练支部工作干部，初级短期训练班主要是培养一般党员和政治工作人员。学习内容主要有马克思主义理论，党的基本知识、方针政策、军事和有关业务知识技能课程，注重理论与实际斗争相结合,教材主要有《共产党》《党员须知》《党章》《干部必读》《列宁主义初步提纲》《劳动法令》《土地法令》等报刊、文章。党校教材由教师自编或学校领导编写，如省委党校校长罗世文亲自编写《列宁主义初步提纲》第四讲。党校教师有何柳华（廖承志）、罗世文等，许多省委负责同志也会经常讲授相关课程或作时事政治报告，如省委宣传部长刘瑞龙、红四军政委周纯全、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傅钟等[11]。省委党校结合大巴山地区实际情况，提出了一系列的干部教育培养工作的任务和要求，不仅落实了中央的教育方针政策，还开展了艰苦而卓有成效的工作，为川陕革命根据地和红军培育了3000多名优秀干部，这些骨干在土地革命战争、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新中国建设以及改革开放事业中，都发挥了巨大作用，对中国革命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

　　（二）各县区举办党员训练班，大力培养本地干部。各个县区先后举办了党员训练班，课程主要是支部工作、政治工作和土地政策等。如巴中县委成立之后，为大力培养本地干部，先后办了两期党员积极分子培训班。南江县委于1933年6月创办了党校和干部培训班。党校地点在考棚内(今县检察院内)，任务是培训党团员和支部工作人才，学习内容主要是《党章》《党员须知》《支部组织及其工作》，分别在1933年6月、8月、10月，1934年10月、11月举办，每期学习时间长达20天，每期学员近100人。干部培训班地点在县城老报社，任务是训练区、乡、村苏维埃干部，学习内容大多是选《干部必读》中的文章及党和苏维埃的政策法令。分别于1933年7、8月和1934年9、10月举办，每期约20天，共4期、150余人。红十一师政治部协助长赤县委于1933年6月在禹王宫举办了区、乡苏维埃干部培训班，学习时间10天，学员有200余人，结束时从中抽选积极分子80多名参加党员培训班4天，人手发一份《党员须知》，赤溪区参加人员有张枢易、黄文国、姜玉松。培训后均加入了党组织并担任了区委、区苏维埃主要干部。长赤县委于1933年7月、1934年9月举办了党团员和区乡干部训练班，时间4至6天，每期学员达300人左右。学习内容主要是党的基本知识及党和苏维埃的政策法令。总计两县党校和党团员、干部培训班，共培训党团员和村以上党和苏维埃干部2000余人[12]，使一大批农民出身的党团员和基层干部，提高了阶级觉悟，增长了知识才干，成为领导赤区各项建设事业的骨干分子。

　　（三）培训班次形式多样，培养多领域后备人才。随着根据地迅猛扩大，革命事业的蓬勃发展，各级党、政、军机关和革命群众团体组织，都迫切需要大批干部去充实。除了在党校开办的针对党政干部的各级培训班外，还广泛开办各种类型的职业学校和短期培训班。如经济人才训练班，主要培养经济公社、合作社、税务、财政人才，时间一月，人数至少五十人到一百人，九月内开始。军区党务训练班，由红军及地方武装中选做每团政治处工作干部三人，团党、团委员会委员各一人，军政治部工作干部二人，军党、团委员会委员各一人，地方独立连一人，独立营二人，独立团三人。训练期为一月到二月，期满各人仍回原部。九月十一日开学。各军政治部训练班，各军负责提选培养红军中及地方下层工作干部作政治干事，主要是讨论几个实际文件与实际参加工作，人数不过二十到三十人，时间是流动的，完全适应该军及该军所在地方政治工作需要。[13]在川陕苏区，农村的每一个村镇以及各厂矿车间，都开办有识字班，组织不能脱产学习的广大工农群众每天晚上去读书识字，还专门挑选一名负责任的班长来辅导他们学习。苏区工厂、矿区和乡镇，纷纷办起业余工余学校。教学内容是识字、写字和唱歌。如阆南县被服厂开办一所工余学校，全厂50多个工人，半数以上参加学习[14]。工会秘书或干部担任教员，除教政治文化课外，还教唱歌、跳舞、写口号标语。此外，在根据地内广泛开办医学班，培养医生看护，找当地老中医、草药医生，讲医疗技术，传授验方。开办保卫局训练班，以《政治保卫队读本》为教材，培养侦察保卫人员。[15]通过以上举措培训专门人才，基本上解决了缺乏干部的困难。

　　（四）课程设置灵活，教学管理严格。党校教学注重因人而异、因材施教，根据不同类型的训练班或学员开设不同的课程，如针对文化水平薄弱的学员，主要是进行识字教学，通过广泛建立干部夜校、识字班、读报班、阅览室等，不断提高干部的文化和政策水平。针对在职干部教育面临繁重的工作任务，主要是一边工作一边学习。每个干部除日常工作外，都要定期学习。他们每天上午12时至13时为学习时间，所有工作人员都必须读书、识字，每10人选一个识字班长，夜间讨论上级所发文件，必须人人弄懂。所有文件除公开张贴的以外，其余一律分送每个干部去看，以促进文化学习。加强学员管理，严格要求学员“要学军事，每天早上5至6时，下午6至7时，通通下操，起居、饮食、动作都完全军事化”[16]。对参加的学员奖惩分明，如奖励，既有会议口头表扬优秀学员，又有物质奖励（银元、衣物、手枪）和职务提升，处分有批评教育、警告、撤销职务等，[17]为干部的教育培养考核提供了制度保障。通过各级党校的教育培养，本地干部迅速增多，到1933年底，大多数县委和县苏维埃政府的正副领导人，均由当地干部任职，地方工作几乎全由当地干部来承担，大大利于干部队伍的稳定性。

　　（五）教学内容政治色彩浓郁，革命思想教育贯穿始终。川陕苏区的中心任务是进行革命战争，巩固苏维埃，建设苏维埃，发展及扩大苏维埃，党校干部教育主要目的在于培养领导斗争的军事干部、建设苏区的党政干部和各类专门干部，干部教育的教学目的、内容形式、教学方法等都要满足当时战争的需要。由于党校的正规教育存在规范性及时限性等特点，干部教育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盲区与空白点,在职干部教育和干部短期教育等非正式的社会教育的补充作用就更加明显了，这些社会教育以速成的方式来提高广大工农干部的文化知识和政治理论水平。但无论哪种形式的干部教育，课程内容多以革命思想教育为主。通过大力开展政治、军事教育，目的就是培养广大人民群众、各级各类干部的政治和军事素质，以适应革命战争的需要。此外，干部教育的各种教材均是党校领导和教师亲自编写，突出政治性和思想性，紧密结合实际，针对现实革命斗争的需要，打击了敌人，教育了干部群众要树立为共产主义奋斗的革命情操。在教学方法上，特别重视形象教学。比如老师在上课时画了一幅漫画：一个洋人牵着一条狗，指出洋人象征帝国主义，走狗象征刘湘、杨森等军阀，号召大家觉醒起来，消灭他们。这种有图有文的教学，给学生留下很深的印象[18]。

　　（六）优待专门人才，建强师资队伍。川陕苏区时期党校的干部教育目标明确，目的就是进行革命战争，巩固、建设、发展壮大苏维埃，因此各行各业都需要拥有专业知识、熟悉专项技能的文化、科学、技术及艺术等领域的专门人才，革命事业才能取得长远发展。面对越来越激烈的革命斗争，川陕苏维埃政府面向社会、广开门路，多途径招揽、选拔专门人才。川陕苏维埃政府为了进行赤区建设，发展农业、工商业，提高苏区人民生活与文化水平，急需招揽一大批专门人才。《中国共产党川陕省第二次大会组织问题决议案》规定：“在有自觉的和有组织的监督之下，大胆利用专家和技师，使工农分子能从他们那里学习各种技能。”[19]为此，还专门制定了一系列招揽人才的政策，颁布了《优待专门人才暂行条例》，规定凡是医生、军人、技师、熟练工人、科学家、文学家等专业技术人才或知识分子，只要他们愿意忠诚地服务于苏维埃政府，政府予以特别优待。规定凡是在苏维埃政府服务的专家,忠实工作三年以上者，可享有公民权；忠实工作五年以上,因年老或多病主动辞职者,苏维埃政府每年予以退职金。各种在苏区服务之专门人才,其子女可入苏维埃学校肄业,并享受免费等[20]。此条例一经颁布施行，吸引了大量的各类人才，不仅强化了师资队伍建设，优化了教师队伍结构，提高了师资水平，还让更多的专门人才为苏维埃政府服务，投身苏区建设。

　　（七）重视妇女干部的教育与培养，成就显著。徐向前在其《历史的回顾》一书中提到：“特别是妇女，革命积极性甚高，能吃苦耐劳，是相当活跃、得力的革命力量。”[21]川陕劳动妇女在各种斗争中表现积极，然而省委过去对于妇女工作做得非常不够，因此，党在各种斗争中要注意争取妇女特殊利益，川陕省委重视在各种斗争中扩大妇女党员的数量，并积极吸收妇女参加各种领导机关工作，把加强对妇女宣传教育、培养妇女干部领导斗争作为重要内容。川陕苏区时期，各级党校专门开办各种训练班、识字班，培养各个岗位的优秀妇女工作者，轮训各地妇女干部。这些妇女学员每天除了学习基本的文化知识，还要进行一两个小时的政治学习，课程设有政治军事课、思想文化课、妇女工作、青年儿童工作、卫生常识等，主要内容为革命理论、党的知识、阶级斗争知识、政治形势和党的政策、《红军须知》和妇女在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等。授课教师多以各岗位干部兼职，很多高级领导干部曾轮流来校讲课，如省委书记周纯全、妇女学校的校长刘桂兰、少共负责人葛贤福等。每期培训100多人，培养了大批能文能武的优秀指挥员和地方工作领导骨干，如何连芝、王定国、吴朝祥、肖成英（刘坚）等人。[22]如在民政和文教等政府各部门里工作的女性，革命法庭、保卫局等政法单位里的女警不断增加。通过一系列针对性强、实效性强、政治性强的培训，妇女的文化水平、社会地位、解放意识、政治觉悟等普遍得到了提高和增强，革命积极性空前高涨，妇女干部群体由此成为了川陕苏区革命斗争的重要力量，妇女武装尤其是妇女独立团（中国人民军队史上第一支大规模的正规女兵部队）在川陕苏区革命中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在红军长征、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都做出过巨大贡献，直至新中国成立后也仍然充当着重要角色。

　　三、川陕苏区时期党校干部教育的当代启示

　　川陕苏区时期党校的干部教育内容全面，形式多样，对象精准，方式接地气，既重视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武装，又强调了干部教育的实效，其教育思想具有革命性，教育目的具有针对性，教学形式具有多样性，教学内容具有政治性，教学方法具有灵活性；既革除了封建教育礼教,又融入了先进的教育理念；既培养了大批党的骨干力量，又提升了军队的战斗力，为党和政府提供了强而有力的干部队伍保障[23]。回顾川陕苏区时期党校干部教育的方针、政策、宗旨、实践举措及历史特点等，无疑对新时代的干部教育具有重要的启示。

　　（一）突出政治标准，建强新时代干部队伍。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宗旨决定了党必须旗帜鲜明讲政治，必须抓好党的政治建设。突出政治标准就是加强“坚持原则、敢于斗争”的政治担当教育，将“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作为干部的底线和红线。在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实践中，都是依靠一代又一代政治上靠得住的干部，中国共产党才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干部教育是革命发展的根本，思想政治教育是干部教育的关键，思想政治教育的重点就是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和政治意识、政治觉悟的培养。川陕苏区时期的党校干部教育一直将思想政治教育作为重要内容贯穿始终。川陕省委苏维埃政府根据中央指示，结合时代特点和当地的实际情况，将政治标准作为教育、培养、选拔干部的先决条件，为党校干部教育培养工作指明了方向。因此，党校干部教育的目标、内容、形式及方法，教学组织与管理等都是为革命战争和政权建设服务，具有很强的政治标准。除了通过党校正规培训进行政治理论学习外，还将政治教育融入到干部的工作和生活中，如《中国共产党川陕省第二次大会组织问题决议案》规定：“党员首先要学习什么是共产主义、共产党？特别要将共产国际‘中国革命问题’决议之基本问题来研究，尤其是在复杂的革命环境中，‘左’倾、右倾机会主义的发生，更必须加倍坚决的反对一切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曲解，反对托陈取消派叛徒的理论的影响，反对脱离实际生活学院式的研究宣传，要给党员多编印各种由浅入深的理论小书和研究材料。”[24]当今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和办学方向，牢固树立党校姓“党”的意识，就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贯穿理论教育和党性教育始终，推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教育引导广大学员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校工作更要坚持严以治校、严以治教、严以治学，对来党校学习培训的干部，无论什么身份或职务，都要坚持从严治校，当作普通学员来严格教育和管理，从思想、政治、作风等方面严起来、强起来，进一步强化党员干部的政治信仰，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大力培养政治过硬、德才兼备、堪当重任的优秀干部，为保证党和国家各项事业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提供坚实的骨干支撑。

　　（二）强化党性教育，提高新时代干部素养。党性教育是党员干部的必修课，是干部教育的关键内容。《2018—2022年全国干部教育培训规划》规定：“各级党校（行政学院）、干部学院的主体班次都要设置党性教育课程，1个月以上的班次要安排学员进行党性分析，确保党性教育课程不低于总课时的20%。”[25]“党性”一词在川陕苏区时期并未出现，但党性教育作为“必修课”始终贯彻在苏区干部教育之中。川陕苏区党校开设的课程大多以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党的基本知识、方针政策为主，将思想政治教育贯穿在干部的学习和工作中，锻炼干部运用马列理论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川陕苏区“党的工作作风是英勇斗争、积极工作、埋头苦干、勤劳朴素、着军服握枪刀、作战搜山、抬伤兵、背粮食因而产生了党的干部的战斗性和踏实性”[26]。党的工作作风的直接体现就是党员干部在群众中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在《支部组织及其工作》中就提到：“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党员在苏维埃和其它机关内要特别负责,为一般的模范。”[27]川陕苏区的共产党员和革命干部，在创建与保卫苏区、肃反建政、土地革命、扩大红军、经济文化建设以及敌人白色恐怖等各项斗争中,充分发挥了先锋模范作用，他们以自己的言论和行动来影响广大群众，使群众紧紧围绕在党的周围，用他们的赤心、汗水和热血,带领苏区人民谱写了一曲曲共产主义事业的凯歌。立足新时代新征程新使命，作为川陕苏区首府的巴中市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要把红色资源利用好、把红色传统发扬好、把红色基因传承好”的重要要求和省委关于党性教育部署要求，充分挖掘本地丰富的红色资源，传承川陕苏区时期党校办学的优良传统，以市委党校和大巴山干部学院为载体，肩负起牢筑理想信念、培育时代新人的重大使命，加强党员干部党性教育，筑牢共产党人信仰之基。

　　（三）加强监督管理，推动新时代干部作风建设。加强干部监督管理是干部教育培养工作得以高效进行的保障。干部的监督管理工作就是坚持严格的标准，把干部管理监督与干部教育培养、选拔任用、考察考核、日常管理结合起来，提供有效的制度保障，从而形成严格管理监督干部成为“新常态”。川陕苏区时期党校的干部教育就是有赖于党对干部队伍的有力监督和管理，才使得干部教育在干部队伍建设中发挥出最大的作用。为充分发挥干部管理监督职能作用，川陕苏区建立了巡视工作制度，以派遣巡视员巡察的方式指导地方工作，指导监督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和监督考察本地干部。《中共川陕省第二次代表大会组织问题决议案》对巡视工作作了特别要求：“为了加强各级的领导作用,并了解下级工作情形，必须有经常巡视工作，要有组织、有计划地讨论、研究区域详情，避免成为形式主义。”[28]因此，当时省委、县委、区委，乃至于乡党支部对巡视工作相当认真。如川陕省委书记周纯全、省委组织部长余洪远等，多次到南江、长赤两县视察。南江县委通常有三分之一的干部轮流在区乡巡视检查工作，有时为了工作需要,还要抽调区委书记等干部到其它区巡视。《培养干部的提案》中提到要加强对巡视员的培养，“无论红军及地方巡视员，都要经相当培养，出发前要把自己工作讨论清楚，出发时可带一两个新干部同行，并一路实际培养之巡视员回来，应作详细报告并在委员会上讨论指正。”[29]通过对巡视员的教育培养，增强自身示范带动，还能对苏区干部人事工作进行巡视指导，自觉接受群众监督，营造良好的政治生态。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及从严治党的新形势新任务，必须不断丰富和改进干部管理监督的内容和方式，适应党和国家对干部所提出的新要求，不仅要求新时代的干部做敢于斗争、严于律己、廉洁奉公、无私奉献的模范，还要求增强干部队伍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的能力，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坚实的组织保障。

　　（四）加强分类建设，提升新时代县级党校水平。县级党校作为基层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提升理论水平、坚定理想信念、提高政治素养的专责机构，直接面向基层、服务基层，是教育培训基层党员干部的主渠道，抓好县级党校分类建设，对于加强基层干部和党员队伍建设，夯实党的执政基础具有重要意义。川陕苏区时期，鉴于紧张的战争形势，不仅前线需要大量的军事人才，后方建设也需要大量的党政干部奋发图强，各岗位都迫切需要大量能担重任的干部，迫切希望他们能充分接受党的良好教育，各县委整合利用当地的资源，专门为党员开办了流动训练班。如南江县委为培养党团员和支部工作人才，经常开办党团员和基层干部培训班，对学员进行马列主义、理想前途、工作方法、革命气节等多方面的教育。学员毕业后，大部分都回到基层，壮大了基层干部队伍，提升了基层干部素养。南江县委、长赤区委也轮流输送基层干部进省委党校，其主要干部基本上都参加了川陕省委党校学习，提高了理论水平与领导能力[30]。如八庙区苏主席李正良参加了省委党校首届学员学习，回县后任八庙区委书记，又很快被选为县苏主席和红江县委书记。李子垭乡党支部派出党员李顺年、周敬林、余绍琼、陈治安、廖永江、何含德、刘永儒等8人参加了省委党校培训班20天，等等，总计两县参加省委党校学习和培训的党团员和基层干部达500余人，结业回来后，大部分都担任了领导干部。川陕苏区时期，省委党校和各县级党校的干部培训工作对于新时代加强县级党校分类建设具有重要启示和借鉴。2020年4月，中共四川省委书记彭清华在主持召开联合共建四川长征干部学院暨县级党校分类建设工作座谈会上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校办学治校系列重要指示精神，扎实推进县级党校分类建设、整合优化，着力提升新时代四川党校教育和干部培训整体水平，努力把党校建设成为政治上向党中央看齐的阵地、思想上引领党员干部的高地”。[31]巴中作为川陕苏区首府，红色资源富集，红色文化厚重，红色基因深厚，大巴山干部学院“适时而生”，充分发挥川陕苏区资源优势，以建设全国苏区一流干部培训基地为目标，做大做强干部党性教育品牌，紧扣全省重点任务抓好干部培训，按照省委和市委统一部署，把推进县级党校分类建设作为一项重要工作来抓，认真落实省委“一年全面推进、两年基本改善、三年总结提升”总体要求，加强示范引领、业务帮带，坚持统筹协调、上下联动，以此次分类建设为契机，进一步整合区域培训资源、深化办学体制改革、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优化党校功能布局，与区县党校共同打造一批特色基地、培育一批专业师资、编写一批红色教材、开发一批精品课程、推出一批科研成果，带动区县党校不断提升办学质量和水平，努力建成四川红色基因教育“三大支撑”即“长征丰碑、苏区精神、将帅故里”的重要一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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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6]李承潞.川陕苏区干部培养问题研究［D］.西华师范大学.2018.

　　[15]林超等.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长编[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522-523．

　　[21]徐向前.《历史的回顾》[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16：258.

　　[22]毕英涛.川陕苏区时期发展教育事业的历史举措及特点探析［J］.四川文理学院学报，2010(4)：27-28.

　　[25]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校工作的意见［N］.人民日报，2015-12-14.

　　[31]彭清华主持召开联合共建四川长征干部学院暨县级党校分类建设工作座谈会［N］.四川日报，2020-04-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