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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线建设与成都支柱产业发展研究

中共成都市委党史研究室  中共成都市龙泉驿区委党史研究室

  上世纪60年代中期,中苏交恶,中美关系持续紧张,我国周边局势日趋严峻,大有大战一触即发之势,为积极做好战备工作,中央决定从1964年起,在中西部13个三线地区和一、二线地区腹地,进行一场大规模的国防、科技、工业和交通基本设施建设,实现工业由东向西战略转移。按照中央关于三线建设工业布局的设计,四川省为三线建设重点地区,主要布局国防科技、钢铁、有色金属、燃料动力、机械制造、化学等产业。成都市作为四川省会和重要的工业中心城市,也成为国家三线建设投资的重点地区,主要接收轻工业与电子工业,列为电子、机械、航空航天、冶金、建材、化工等生产和科研配套基地,进行重点投资。在三线建设中,成都成为西南地区重要的指挥中心、交通枢纽和后勤补给基地,给成都的工业发展带来了重大的发展机遇,奠定了坚实的发展基础,集累了宝贵的发展经验。

  一、成都三线建设产业发展基本概况

  新中国建立初期,成都是一个典型的旧式消费城市,工业基础十分薄弱,有所谓的“三根半烟囱”的说法。这“三根烟囱”是指成都造币厂、裕华纱厂、启明电灯公司,“半根烟囱”是指民康染厂。这些厂机器陈旧,技术和管理落后,其余企业大多以修理为主,更多的是传统手工作坊。1953年,国家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成都作为国家建设布局的重点之一。国家先后投资了电子、能源、交通、建材化工和机械等方面,建立了以电子10所、电讯工程学院、东郊工业区为代表的国家电子产业中心,以132厂、420厂为代表的国家航空工业中心,以及在东郊和青白江区布局的机械、冶金、化工制造基地,初步奠定了成都市工业发展基础。

  1964年8月,中央为加快建设三线战略基地,将成都列为电子、机械、冶金、航空航天、建材、化工等生产和科研基地,并将西南局三线建设委员会设在成都,使成都成为西南地区三线建设的指挥中心、交通运输枢纽和后勤补给基地。1983年,国家实施三线企业调整,国务院指挥中心“三线办”设于成都,使成都成为全国三线企业调整的指挥中枢,对成都引进三线迁建企业发挥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三线建设期间,成都按照中央关于“分散、隐蔽、靠山”建设的指导原则,三线企业重点布局于西侧龙门山、邛崃山和东侧龙泉山一带。龙门山和邛崃山一带主要分布有彭州的中和无线电厂(913厂)、亚光电工厂、5719厂、157厂、西南通讯研究所、柴油机系统的“三江”厂(岷江、锦江、湔江),都江堰的西南电子设备研究所,大邑的中国科学院光电技术研究所等;龙泉山一带主要分布有龙泉驿的国营成都旭光仪器厂(8800厂)、成都无线电二厂(8810厂)等电子仪表工业;南部双流籍田一带主要布局成都电视设备厂(630厂)、星光电工厂(4431厂)、7018厂等电子企业以及总后勤部西南军需材料供应站;北部在金堂设置与核工业配套的四川锅炉厂。在三线建设期间,从一线地区迁入成都市的工厂企业共计25个;成都还结合“小三线”建设,新建、扩建了很多工厂,函盖机械、电子仪表、汽车(拖拉机)、冶金、化学等各类产业;三线企业调整期间,有航天062基地、天兴仪表厂等40余家大中型以上企事业单位先后搬迁到成都发展。

  成都三线建设产业经过多年建设和发展,到2003年,陆续建立起以电子、制造、航空航天为重点的科研设施和企业群,占据当时成都六大支柱产业半壁江山,成都的产业体系和城市也发生了巨大改变,由消费型城市转变为具有现代工业体系的工业城市,对成都经济社会发展具有极大的推动作用。

  二、成都三线建设产业发展历程

  成都三线建设跟随国家建设的步伐,走过了一段艰难而曲折的发展历程,产业发展大致分为产业规划建设期(1964年~1969年)、产业曲折发展期(1970年~1980年)、产业调整发展期(1981年~2003年)三个阶段。

  (一)三线建设产业规划建设期(1964~1969年)

  三线建设规划建设初期,成都在龙门山、邛崃山、龙泉山一带布局了一批三线企业,大致形成以东西方向为主、南北方向为辅的产业格局,以军工企业为主的一大批工矿企业内迁援建成都,电子仪表、机械工业等产业在成都规划起步,成昆铁路的建成通车,还支援了一批省内外企业建设,基本建立起一个具有一定先进技术水平、门类比较齐全的现代工业体系。

  1.电子仪表工业规划起步。1965年,西南三线建设指挥部和四川省革委会综合四川各地市州的实际情况,规划建立了以成都为中心的电子科技工业基地,国家主管部委同省市有关部门对成都市电子仪表工业的建设发展进行了统一的规划和部署。1965年起,相继在成都地区兴建了一批电子仪表工业企事业单位。其中,中央和省属企事业单位有研制生产电视发射机、差转机等产品的成都电视设备厂,研制半导体器件的星光电工厂,研制生产短波发射机、单边带电台等产品的四川旭光仪器厂,从事电子对抗研究的西南电子设备研究所(29所),从事通信网络、信息保护技术研究的四川通信研究所(30所)等5个单位。为了加强协作配套,成都地方电子仪表工业也加快了建设发展步伐。同时,成都市在东、西城区利用街道空旧房屋发展了19个电子产品生产厂点,初步形成了成都地区综合性的电子工业基地。

  2.机械工业发展迅速。三线建设期,中央为了改变成都机械工业品种单一,产业不配套等问题,投资扩建了成都电焊机厂、成都电线厂、成都电器厂等企业,陆续从上海、南京、无锡、天津、杭州等地抽调部分技术力量和设备加强成都工厂建设。从1965年开始,内迁援建了四川齿轮厂、成都配件厂、宁江机床厂、岷江齿轮厂、湔江机械厂、成都电焊机厂、成都标准件一厂、成都标准件三厂、四川链条厂、西南电工厂、红旗仪表厂、东方红机械厂、成都轴承厂和成都工具研究所、成都电焊机研究所、成都电动机厂等一批现代机械工业企业。同时新建了成都锅炉修理厂、四川岷江机床电器厂、成都电焊条厂、成都变压器厂、成都低压开关厂、成都电动机厂、西南电工厂、东方红机械厂等机械工业企业。这批工厂建设时间短、见效快,成都市的机械工业也得到飞速发展。

  3.成昆铁路建成通车。成昆铁路是国家和四川省的重点工程之一,早在1952年就开始勘测,1958年开始局部施工,后因国民经济调整,处于时断时续修筑状态。三线建设开始后,中央决定加快修筑成昆铁路,并将其列为三线建设重要项目,成昆铁路随即进入大规模全面施工阶段。1966年“文革”开始后,施工受到严重影响。三线建设恢复后,中央要求成昆线务必在1970年全线通车。在动荡的政治环境和恶劣的建设条件下,筑路大军经过突击抢建,成昆铁路1969年底基本建成,1970年7月1日正式通车。成昆铁路是西南地区三线建设的交通大动脉,建成通车后使成都成为西南重要的铁路交通枢纽。

  因三线建设的快速发展,从1964年起,成都市工业总产值开始大幅增长,发展至1965年,成都市有工业企业达2270户。1966年,成都市工业生产总值占全市国内生产总值达39.3%,超过农业占比,改变了成都以传统农业经济为主的内陆消费型城市面貌,新型工业城市开始形成。

  (二)三线建设产业曲折发展期(1970~1980年)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成都地区的三线建设受到了严重的干扰和破坏。指挥机构完全陷入瘫痪,一大批干部骨干和知识分子遭到批斗,很多项目停工停产。

  1969年6月,珍宝岛事件爆发后,中央决定恢复三线建设,成都又掀起了第二次建设高潮。这一时期,三线建设既经历了“十年动乱”后半期,也迎来了改革开放的春天,是成都三线产业艰难而曲折的发展时期。

  三线建设恢复生产后,成都电子仪表工业开始进行统一管理和调整,成都市无线电公司所属14个厂点,除成都灯泡厂外,调整归并为成都无线电一、二、三、四、五、六厂,由成都无线电工业公司统一管理。1971年10月,成都市成立了电子仪表工业局,电子仪表工业成为成都市一个具有突出特色的产业。到1978年,成都市电子工业企事业单位已增加到86个,电子产业作为成都市支柱产业基本形成。

  在这一时期,成都的机械工业也得到飞速发展,成为门类比较齐全,具有相当规模和水平的机械工业体系,成为成都市重要产业支柱之一。1969年底,锦江油嘴油泵厂由上海迁到彭州。随后由第一机械工业部、中央气象局在成都规划布点,兴建了成都温度表厂、成都继电器厂、成都整流器厂。航空产业方面,成都市先后筹建了中国科学院光电技术研究所(1019所)、成都飞机设计研究所(611所)、中国人民解放军第5719工厂。这些航空研究制造基地的建立,使航空产业获得了长足发展,为成都成为全国重要的航空基地夯实了基础。

  1979年,中央再次实施“调整、改革、整顿、提高”八字方针,决定不再向三线地区大规模投资,许多三线企业进行了初步调整。经过近10年的曲折发展,成都坚持“大小三线”一起上,在电子、机械、航空等产业上得到了迅猛发展,奠定了成都市基础工业体系。

  (三)三线建设产业调整发展期(1981~2003年)

  改革开放后,国际国内形势发生了深刻变化,以军品生产为主的三线企业普遍面临生产任务锐减、经济效益下降、企业严重亏损、职工队伍不稳等问题。为了帮助三线企业走出困境,国务院于1983年11月正式作出决定开展调整改造。1984年11月,国务院三线办在成都召开会议,讨论通过了《“七五”三线地区企事业单位调整方案》,三线建设调整改造全面展开。成都的三线产业发展也进入调整期,在推动大批军工企业搬迁改造的同时,也开始重新调整产业布局和产业结构,推动企业逐步进行改制、转产、升级。

  1.推动企业搬迁改造与产业布局调整。三线企业调整时期,依据国务院三线办提出的调迁原则,对企业进行合并联合,需搬迁的尽量合并搬迁,对不搬迁的企业采取“关、停、并、转”的方法,调整成都市产业布局。这期间,新光电工厂、庆光电工厂、红光电子厂、旭光电子管厂并入红光电子厂后,一起搬迁至新都;光电所由大邑搬迁至双流。此外,成都因地形、气候、交通、能源、通讯、科学技术、金融服务等优势,还吸引了40余家三线企业调迁落户,主要是技术密集的科技企业和科研机构,属于“脱险搬迁”调整改造。其中,成都电视设备厂、机电部29所、机电部30所、铜江机械厂、7261研究所、7140计量站、航天医院、航天中学、四川航天工业学校、川北技工学校、四川华川工业有限公司、成都陵川机械厂、江华机械厂、国营星光电厂、明江机械厂、国营宁江机械厂、天兴仪表厂、062基地等陆续搬迁至龙泉驿。

  2.实施企业改制升级。积极推动企业重组,开展改制改革,促进企业提档升级。1985年,062基地与064基地合并,仍保留062基地代号,后将长征机械厂、烽火机械厂并入其中,即今四川航天技术研究院。1989年7月,以战斗机设计生产为主的132厂与611所组成科研生产联合体,组建成都飞机工业公司,实现了科研生产一体化。1990年,新光电工厂并入红光电子厂七分厂,庆光电工厂并入红光电子管厂八分厂,随后红光电子管厂通过企业升级晋升为国家二级企业,中亚无线电厂创建为省级先进企业,成都无线电五厂也晋升为省级先进企业。

  积极开展横向经济联合,在企业结构上打破行业、地区、所有制等界限,以大中型骨干企业为核心,以发展重点产品为“龙头”,进行工业横向经济联合,组成优势互补的企业集团,形成企业联合体。至1986年底,成都市有上千个企业参加,组建经济联合体近400个,建立成都电视电器企业集团、成都工程机械企业集团、成都无缝钢管企业集团等企业集团,着重发展电子、冶金等重点产品。

  3.推进企业转产。国家战略调整后,三线军工大多闲置,成都市根据中央“平战结合、军品优先、军民结合、以民养军”方针,围绕重点产品,对军工企业进行改造。针对产品结构单一、专业性强、转向不易的三线军工企业,引导其面向市场需求,积极调整产品结构,发挥技术优势,生产了许多与人们生活密切相关的产品。如5719厂贯彻“保军转民”方针,大力发展民品生产,成功制造出电力工业所用的操作机构及石油化工用的平板闸阀、孔板取压装置等。军转民过程中,旭光厂为电视机配套的高频头做到全国第一,天兴仪表厂、宁江机械厂等三线兵工集团下属企业大批量生产摩托车和汽车配件。

  三、三线建设对成都支柱产业发展的影响

  成都紧紧抓住三线建设这一重大发展机遇,全力推进三线建设,基础设施建设得到完善,产业水平得到提升,科技人才得到培养,逐步建立起比较系统的现代工业体系,为成都市新时期支柱产业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一)奠定了成都工业发展基础

  三线建设十分注重铁路、公路、航空、航运、通信等基础建设,使成都及其周边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完善。铁路方面,重点工程成昆铁路建成通车,形成了纵贯西南、西北的铁路交通大动脉,成都正处于大动脉的枢纽和中转站;航空运输方面,通过对成都双流机场实施多次改建和扩建,加强了成都的航空运输能力;公路建设方面,主要围绕川云公路全面改造,加快成都至攀西地区的公路建设;内河航运方面,整治了长江、岷江、沱江、嘉陵江等主要航道,开辟出一批新的航线。在现代通讯技术及通信网络建设方面,1970年建成陕西到四川、成都到重庆的微波通信线路,增强了成都与外界的通信能力。一大批交通运输干线和通讯通信设施的建设,奠定了成都作为西南地区交通通信枢纽的重要地位。

  三线建设初期,大批三线项目入驻,一些科研单位及大专院校迁入成都,带来了大量的科技人员、教学人员和较为先进的科研设备,大大地增强了成都的科学技术实力,提高了技术装备水平和经营管理水平。三线建设中后期,成都扩建、迁建了一批电子、机械、冶金、煤炭、石油、电力、化工等大中型工厂,形成了一批以电子、航空航天、制造业、核工业为重点的科研机构,培养了大批技术和管理人才,部分机械制造、电子元器件和军事装备等产业的技术能力,在当时处于全国领先水平。大量的顶级科学家和管理人才,因为三线建设来到成都,发展到现在,有院士的成都三线企业包括中国核动力研究设计院、中国科学院光电技术研究所、成都航利集团、西南电子设备研究所853分所等。大批科研单位、大专院校的迁入和技术引进及人才培养,为成都成为西部重要的科技中心奠定了基础。

  (二)建立了成都工业体系

  成都在三线建设和调整的过程中一直担当指挥中心,重点承担了电子工业和轻工业布局和支援任务,布局了一批三线企业和自己的“小三线”企业,三线调整期间又接收和发展了一批三线企业,成都逐步建立起比较系统、具有全国先进水平的电子工业、机械工业、航空工业、冶金工业、化学工业等现代工业体系,特别是电子信息和航空产业,一直处于全国领先水平。

  三线建设期间建立起来的电子29所、30所,通过50多年的发展,在军用民用电子信息、信息安全保密等领域,处于国内领先、国际先进水平。29所、30所与三线时期扩建发展起来的电子科大、电子10所,成为中国电子产业研究和发展的旗帜,引领成都电子产业发展,支撑起成都电子工业体系。

  三线建设”推动了成都航空产业发展,逐步发展成为现在的重点航空产业基地。1965年6月,为三线建设需要,三机部要求132厂进行技术改造,制造当时最先进的歼7飞机;1970年,又在成都成立了611研究所,主要负责飞机设计。1989年7月将132厂与611所合并,建立成都飞机工业公司,集科研、生产、试飞于一体,成为我国重要的歼击机研制生产基地,代表型号就是目前国产主力战机歼10系列和歼20。1979年建成的5719厂,在国内军用涡扇发动机维修领域占据一半以上市场份额,国航维修、海特高新等维修企业在飞机整机、航空发动机、导航、雷达、通信和仪表电器系统维修能力国内领先。目前,成都是国内同时具备研发和制造飞机整机、发动机能力的城市,是国家规划布局的重要航空航天产业基地、九大国家级航空高技术产业基地之一。

  2018年7月,成都市十三届三次全会审议通过了《成都市高质量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改革攻坚计划》,提出了“5+5+1”产业体系[1],强调要打造“电子信息、装备制造、医药健康、新型材料、绿色食品”等五大重点产业,其中电子信息、装备制造(含汽车、航空航天)、新型材料等产业都是在三线建设基础上发展演进而来,占比高达60%。

  (三)优化了成都工业布局

  三线建设时期各大工业企业的规划布局及调整搬迁,为成都的产业布局确定了基本方向,进一步扩大了成都市工业的分布范围,带动了城市及县域工业发展。1986年7月25日,电子工业部决定通过对老基地调整改造,依托原有三线企业兴办高新技术开发区,1990年成都高新区正式成立,以人才、技术等为优势,大力发展以电子及信息业、现代医药产业和精密机械制造业为重点的高新技术产业,成为成都市高新技术产业高地。随着062基地、成都电视设备厂、机电部29所、机电部30所、宁江机械厂、天兴仪表厂等大型军工企业集中搬迁到龙泉驿区,逐渐在此形成了精密机械和电子工业园区,2000年被国务院正式批准为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以发展机械(汽车)制造、化学建材、电子元器件、食品及饮料为主,形成了成都重要的现代制造业基地。成都市也逐步形成了高新区和经开区两个工业集中发展区体系。双流、新都、青白江等地也依托三线企业建设和调整形成的产业基础,发展不同类型的工业园区。

  四、三线建设产业发展的经验教训及启示

  地处三线腹地和位居西南三线建设指挥中心的成都,在三线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铸就了伟大的三线建设,发挥了省会城市作用,实现了产业聚集发展,推进了产业结构调整、实现了军民融合发展,取得了巨大的发展成就,书写了一部可歌可泣的不朽篇章。但因三线建设时间和条件的特殊性,大多项目都是边规划、边设计、边建设、边生产,建设过程中难免出现一些问题。如三线建设选点布局分散,配套建设不够,造成资源浪费;产业结构不合理,产业升级缓慢,部分企业适应市场能力不强;企业建设与生态建设不协调,造成局部生态环境破坏等等。成都三线建设积累了许多宝贵的经验,也留下了一些深刻的历史教训,为推动新时代成都产业发展提供了历史借鉴。

  (一)坚持不忘初心,铸就了伟大的三线建设,为成都推动产业发展提供了精神动力

  2018年2月,习近平到四川视察时说,“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在四川布局了一大批重要产业和企业,特别是三线建设,使一大批当时属于顶尖的军工企业、国有企业、科研院所来到四川,这些都是四川发展的宝贵财富。”成都三线建设也为成都留下了很多宝贵财富,在为成都建设奠定重要的物质基础的同时,也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三线建设的宗旨是“备战备荒为人民”,初心就是为了人民。“好人好马上三线”,“三线人”不畏艰难,艰苦创业,没有汽车和公路、铁路,他们靠用手拉、靠肩扛人挑,把机器运进深山峡谷;没有住房,他们与当地民众一起建立起简陋的棚屋。在严格的保密制度下,很多“三线人”隐姓埋名,长期扎根偏远山区,不计个人得失,献了青春献终生,献了终生献子孙。

  三线企业大多是国家高精尖的产业,发展环境和条件受限,还受到国外技术封锁,但“三线人”始终不惧艰难,精于钻研,勇于创新,攻克了一道道难关,取得了一项项重要成果。如成都航空611所,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靠着一代代航空人坚持不懈的努力和刻苦攻关,从歼5、歼7、歼8、歼10,直至现在世界先进战机歼20,实现了我国航空业的伟大飞跃。

  三线建设发挥了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独特优势,加强集中统一领导,举国上下群策群力,密切配合,上至中央各部委,下至企业、试验基地以及基层乡镇,形成了气势磅礴的强大凝聚力,有效解决了我国经济科技基础薄弱与发展尖端科技需求之间的矛盾,弥补了人力、财力、物力暂时不足,成为三线项目推进的根本保证。

  三线建设者在条件艰苦、物资匮乏、生产水平低的三线地区,艰苦奋斗,铸就了“为了人民,精于钻研,诚于协作,勇于奉献,甘于吃苦”的三线建设。这种精神永远是中华民族的脊梁,是我们今天推动成都产业发展不竭的精神动力,我们要大力宣传好三线建设,唱响时代主弦律;要加强重要三线工业遗址的挖掘和保护,使之成为重要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要结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活动,在推动成都产业发展中,传承和弘扬伟大的三线建设,主动担当,敢为善成,以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推动成都市现代产业发展,高质量建设全面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国家中心城市。

  (二)牢记责任担当,发挥成都省会城市作用,为省委“一干多支”战略作出了历史示范表率

  成都作为三线建设西南地区的指挥中心、后勤补给基地和四川省会城市,在三线建设中肩负着建立国家战略后方基地和推动四川其它地区三线建设的历史使命。成都凭借自己先期建设的“156”项目[2]和全国电子工业基地,积极发挥省会城市作用,大力支持其它地区三线建设。1966年,成都市成立了协作配套工作领导小组,充分发扬互助、友爱和协作精神,积极向三线建设项目提供设备、技术、管理干部、工程技术人员等方面的支援。如成都市电子工业行业中的宏明无线电器材厂、锦江电机厂、新兴仪器厂、前锋无线电器材厂、成都电机厂、亚光电工厂、西南专用材料厂等企业,先后承担并完成了省内外10多个企事业单位的包建任务,技术支援了30多个企事业单位的三线建设。

  三线建设全面铺开后,成都持续向三线建设重点项目地区供应必要生活物资,把三线建设所急需的商贸机构、职工和一些与人们日常生活配套的工厂设备,成建制地迁建到当时生产生活条件较差的攀枝花地区。在三线企业”调整转型时期,成都市依据横向经济联合要求,打破地区界限,组建了近150个有三线企业参与的横向经济联合体。

  成都市是全省产业和人才集聚中心,是四川省经济建设的主干力量,拥有较强的综合实力和创新竞争力优势,当前要在省委提出的“一干多支”发展战略中,继续发挥三线建设中那种“领头羊”作用,围绕服务省委战略,加快提升高端战略资源集聚能力,高水平打造引领四川发展的“主干”,进一步增强对全省其他区域的引领辐射带动能力,由以前对周边地区的“虹吸集聚”向“辐射扩散”转变。要在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产业联动发展、对口帮建帮扶以及区域协同发展体制机制等方面加强合作,推动与其它市州深度融合,实现区域优势互补、错位发展、同频共振、实力提升。

  (三)推动产业集聚,实现产业集中集群集约发展,为成都构建产业生态圈提供了历史借鉴

  三线建设初期,大量工业企业的新建、迁建、扩建,推动产业不断向成都地区集中,仅1964年至1970年的5年间,成都市迁入企业达15个,其中电子类3个、航空类4个、机械类8个,成都自身还建设了很多“小三线”企业和配套企业。这期间四川内迁和新建科研机构近80个,大部分位于成都,作为三线建设全国电子工业基地,成都还配套建设了部分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如成都电讯工程学院、成都无线电机械学校和成都无线电工业学校等,这些企事业单位集聚成都,使成都的工业得到了快速发展,成都成为全国四大电子原器件生产基地和全国重要的歼击机、雷达生产基地。

  从1984年开始的三线建设搬迁调整与转型升级,成都认真吸取当初建设“山、散、洞”不利企业和产业发展的教训,吸收了一大批分布在四川各地的三线企业迁入成都近郊集中集群发展,包括四川航天工业总公司等大型企业,成都也由此成为我国重要的航天科技工业基地。2001年,成都针对“一五”计划和三线建设的遗留问题,对东郊工业区实施调迁,引导搬迁企业按产业规划导向向工业集中发展区集中。经过30多年的三线建设发展和调整改造,成都逐步形成了以高科技产业为主导的高新区、以现代制造业为主导的经开区和其它区县产业园区,形成了2+N的产业集中发展区,实现了集中集群集约发展。

  成都正处于发展关键时期,要紧紧围绕市委2018年7月提出的“5+5+1“产业体系,以区域集中、产业集群、开发集约为方向,加强产业功能区建设,积极构建产业生态圈。要围绕重点产业,瞄准重点领域,引进发展和培育一批核心竞争力强、主业优势明显、带动性强、在行业处于领先地位的龙头企业,并做大做强产业链,增强产业配套能力,形成产业生态链。要积极引进和培育创新型主体,瞄准知识密集型、技术密集型和品牌企业招商引资,形成创新性产业体系。要瞄准产业发展前沿,大力培育和发展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新兴产业,以新兴产业引领成都经济转型升级,走出一条符合新发展理念、具有成都特色、质量更高、效益更好、结构更优的产业转型发展之路,构建高质量现代产业体系。

  (四)坚持创新驱动,从供给侧发力推动产业结构调整,为成都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历史遵循

  因三线建设和调整搬迁,很多企业、科研院所和高校来到成都,为成都带来了一批具有先进设备、先进技术和优秀人才的团队,积累了一批年富力强、工作经验丰富的人群。成都充分利用三线企业调迁带来的设备、技术、人才优势,依靠科研院所和科技人才,紧跟时代步伐,瞄准科技前沿,加大基础研究,加强技术攻关,积极推动产业和产品创新,实现新旧动能转换,把人才和科技资源转化为推动成都又好又快发展的现实生产力。如中国核动力研究院通过自主创新,一直保持行业领先优势,研制出“华龙一号”和“华龙二号”等处于国际领先水平核反应堆,还大力发展核辐照、核医药创新型产业;核工业西南物理研究院则利用核聚变技术,深入研发“人造太阳”技术,走在了世界前列。

  在“三线企业”调整转型和搬迁改造过程中,企业始终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从供给侧发力,积极开展兼并重组,实施技术升级改造,陶汰落后产能,增强企业活力,一大批三线企业实现了涅槃重生,成为成都的骨干企业。如成都航利集团,是始建于1976年的三线企业,主要承担空军航空发动机的修理任务,自主创新了三代飞机发动机关键部件再制造技术,处于国内领先地位,突破了由少数西方国家对航空发动机再制造技术的垄断,使进口发动机寿命从900小时延长到1500小时,为国家节约了大量外汇。

  当下,成都正处于转型发展、创新发展、跨越发展的关键时期,应主动适应和把握经济发展新趋势,积极推动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提档升级。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产业优化升级,推进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推动产业向智能化、信息化、绿色化、高端化方向发展。要加强传统企业改造,优化存量资源配置,扩大优质增量供给,鼓励传统企业积极发展服务型产业,不断延伸产业链条。要推进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全面创新,大力培育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促进新经济快速成长,全面提升城市创新力、创业力、创造力。要充分发挥既有的科技人才优势,改革创新科技研发和产业化应用机制,大力培育创新创业精神,创新要素供给,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促进新旧动能接续转换,增强发展内生动力。

  (作者单位:中共成都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共成都市龙泉驿区委党史研究室)

  注释:

  [1] 第一个“5”,即以电子信息、装备制造、医药健康、新型材料和绿色食品产业为重点,到2020年,建成电子信息万亿级产业,培育装备制造、医药健康万亿级产业,壮大新型材料和绿色食品千亿级产业;第二个“5”,即着力发展会展经济、金融服务业、现代物流业、文旅产业和生活服务业五大重点领域,到2020年,培育形成会展、金融、物流、文旅、生活服务5个千亿级产业;“1”,即发展新经济培育新动能。

  [2] 即“一五”计划(1953年-1957年)期间,苏联对我国援建的工业领域156个援助项目。

  参考文献:

  1.中共成都市委党史研究室. 中国共产党成都历史第二卷(1949-1978)[M]. 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

  2.中共成都市委党史研究室. 中共成都地方历史大事记(1990-2003)[M]. 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

  3.《成都年鉴》编辑部. 成都年鉴1991[M]. 《成都年鉴》编辑部,1991.

  4.《成都经济年鉴》编辑部. 成都经济年鉴1987[M]. 《成都经济年鉴》编辑部,1987.

  5.《成都年鉴》编辑部. 成都年鉴2018[M]. 《成都年鉴》编辑部,2018.

  6.中共四川省委党史研室. 中国共产党四川历史[M]. 中共党史出版,2010.

  7.中共四川省委党史研究室编. 中国共产党四川历史大事记(1950-1978)[M].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

  8.中共四川省委党史研究室编. 中国共产党四川历史大事记(1979-1998)[M].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

  9.陈东林. 三线建设——备战时期的西部开发[M].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3.

  10.何郝炬等. 三线建设与西部大开发[M]. 当代中国出版社,2003.

  11.郑有贵. 三线建设和西部大开发中的攀枝花[M]. 当代中国出版社,2013.

  12.倪同正. 三线风云[M]. 四川人民出版社,2013.

  13.徐涛. 四川三线建设略论[J]. 前沿,2012(2).

  14.王毅. 三线建设中川渝地区机械企业发展与布局初探[J]. 开发研究  2016(3).

  15.王毅、万黎明. 三线建设中川渝地区国防企业发展与布局[J]. 西南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1).

  16.郭存存. 四川三线建设研究[D]. 西华师范大学,2017-03-01.

  17.张勇、肖彦. 三线建设企业选址的变迁与博弈研究——以四川三家工厂为例[J]. 贵州社会科学,2017(5).

  18.崔一楠、 李群山. 1965年四川广元对三线建设的支援[J]. 当代中国史研究,2014(2)

  19.陈夕. 中国共产党与三线建设[M]. 中共党史出版社,2014.

  20.林凌. 转型期的中国经济[M]. 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

  21.林善炜. 中国经济结构调整战略[M].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22.高伯文. 中国共产党区域经济思想研究[M]. 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

  23.刘国光主编. 中国十个五年计划研究报告[M]. 人民出版社,2006.

  24.汪海波. 中国现代产业经济史[M]. 山西经济出版社,2006.

  25.薄一波. 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M]. 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

  26.徐有威,陈东林. 小三线建设研究论丛[M]. 上海大学出版社,2015.

  27.王毅. 三线建设与川渝地区城市发展[J]. 理论月刊,2017(9).

  28.钱敏、程中原、夏杏珍. 西南三线建设回忆 [J]. 党史博览,1999(2).

  29.钱敏、程中原、夏杏珍. 我亲身经历的西南三线建设 [J]. 湖南文史,2004

  30.郑有贵、陈东林、段娟. 历史与现实结合视角的三线建设评价——基于四川、重庆三线建设的调研[J]. 中国经济史研究,2012(3)

  31.徐有威、周升起. 近五年来三线建设研究述评[J]. 开放时代,2018(2)

  32.夏慧芳. 三线建设与中国工业化进程研究[D]. 西南科技大学

  33.盛毅. 成都科学城要成为军民融合示范[N]. 成都日报  2017-0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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