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邓小平农村改革发展思想的再认识

吉 勇

　　农村改革和发展问题是事关中国改革开放全局的根本性问题。邓小平时刻关注，始终把他放在改革的突出位置来抓。他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对农村改革和发展问题进行了探索，特别是在农村改革发展的关键时刻，旗帜鲜明的支持农村改革事业，高屋建瓴地设计农村改革的未来发展，取得了农业农村发展辉煌成就，为农业农村现代化释放了活力、注入了动能。

　　一、实事求是、顺势而为，审时度势调整农业经济政策

　　“文革”十年致使党和国家积弊甚多，由于长期受“左”的错误影响，人们思想僵化，积重难返。“文革”结束后，受“两个凡是”的禁锢，严重制约了人们生产积极性的提高，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致使中国经济社会徘徊不前，城乡居民生活非常清贫。

　　1977年11月，刚复出的邓小平到广州视察，当听说有些地方规定养三只鸭子就是社会主义、养五只鸭子就是资本主义问题时，引起了他的注意和深思，他把此事上升到国家政策的高度，指出：“看来最大的问题是政策问题，政策对不对头，是个关键。这也是个全国性的问题。”1978年2月，从缅甸回国后，他在成都听取四川汇报工作后说：“农村政策、城市政策，中央要清理，各地也要清理，零碎地解决不行，要统一考虑。”1978年9月，他对王恩茂讲：“全国调整农村经济政策，好多地方要恢复小自由，各地要从实际出发安排生产。”可以清晰看出在了解农村情况后，他认为农村改革势在必行。

　　在他的倡导和推动下，当时从上至下形成了调整农村政策的呼声和氛围。1978年12月，他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强调要扩大生产队的自主权，指出：“生产队能够千方百计地发挥主动创造精神”，这个讲话精神极大地鼓舞了全国农村改革。也正是这个大背景，1978年11月，才有了安徽凤阳县小岗村的大包干的出现。邓小平后来讲，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中国农民的创造，毕竟是农民先实践了，但这个创造不是偶然出现的，是同当时调整农村政策大背景分不开，与一个伟大人物所起的作用分不开。正如万里评价：“中国农村改革，没有邓小平的支持是搞不成的。”

　　二、解放思想、因地制宜，旗帜鲜明支持农村改革事业

　　社会主义的改革开放事业是新事物，改革从哪里开始？具体怎么改？是需要探索和研究的大课题。在既没先例可循，也无经验可鉴的情况下，只能摸着石头过河，大胆解放思想，激发干事创业的源泉动力，理清事关发展的内在逻辑，设计全局工作的有力抓手，这是中国农村改革得以成功的一条基本经验。

　　新时期的改革是从农村开始的。为什么会从农村开始呢？这有两个重要原因，一是当时农村各种矛盾比较集中，大多数农民非常贫困，中国农业大国的国情决定了改革需要在农村率先取得突破。对此，邓小平也多次同外宾讲出了其中缘由。1984年6月30日，他说：“中国稳定不稳定首先要看农村稳定不稳定。”1985年4月15日，他说：“工业的发展，商业的和其他的经济活动，不能建立在百分之八十的人口贫困的基础之上。”“农民没有摆脱贫困，就是我国没有摆脱贫困。”二是中国农村有改革的历史经验。早在上世纪60年代，很多地方的农民就搞过借田渡荒、包产到户等生产责任制，后来虽被打压下去，但中国农民已探索出提高生产力的路子和农村改革经验，只要气候适当，说干就能干成。

　　第一，肯定包产到户。农村改革的主要形式是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邓小平的肯定和支持才得以推开。限于当时认识局限，中央对农村经济政策如何调、调到什么程度并没有底。当大包干出现后，很多人接受不了，较长时间拿不到“准生证”，党内许多人对其排斥甚至否定，在这个问题上，邓小平拍板定案，不仅给生产责任制发了“准生证”，而且时刻关注并积极支持和肯定生产责任制，使它不断地丰富完善。

　　1979年6月，五届人大二次会议期间，万里向邓小平汇报安徽大包干情况。邓小平对他说：“不要争论，你就这么干下去，就实事求是干下去。”1980年1月，国家农委召开全国农村人民公社经营管理会议，出现1年多的大包干、包产到户仍是会议讨论的焦点。华国锋主持会议听取会议汇报后说：“责任制与包产到户单干不要混同起来”，“至于已经搞了的，还是要认真总结经验提高觉悟，逐步引导他们组织起来。”明显不支持大包干，认为包产到户与责任制不是一回事。会上，邓小平生气说：“对于包产到户这样大的问题，之前你们没有和我通气，思想毫无准备，我不好回答。”他不赞成华国锋的意见。在“双包”责任制发展和农村改革的关键时刻，1980年5月31日，他又发表谈话：“有的同志担心，这样搞会不会影响集体经济。我看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旗帜鲜明地支持农村改革实践，起了打破思想僵化，推动农村改革的作用。

　　同年9月，胡耀邦主持召开省市区第一书记座谈会，着重讨论加强和完善农村生产责任制问题，会上仍有一些人不愿表态甚至明确反对，反对的、不表态的认为包产到户背离了社会主义道路。会上争论很激烈，有人甚至认为包产到户是资本主义“独木桥”，集体生产才是社会主义的“阳关道”。据杜润生回忆，“有一个书记拉着他的手说：‘包产到户’关系晚节，你不能晚节不保，不能搞资本主义啊”。包产到户是否违背社会主义性质？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不回答，包产到户就永远落不到户。1981年8月26日，邓小平明确说：“包产到户是社会主义制度下责任制的一种形式，没有剥削，没有违背集体所有制的原则，可以调动农民的积极性，体现了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经济，不是搞资本主义。”并且讲清楚了为什么不是资本主义，这个话可谓一锤定音，为全国农村改革指明了方向。1981年12月召开了全国农村工作会议，会议形成了《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作为1982年的中央一号文件，纪要明确地讲：目前实行的各种责任制，包括小段包工定额计酬，专业承包联产计酬，联产到劳，包产到户、到组，包干到户、到组等等，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至此，包产到户等形式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得以正名，并迅速在全国农村改革中推开了，统分结合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充分发挥了集体优越性和个人积极性，逐步成为了全国农业生产的主要形式。如果没有邓小平对包产到户等形式的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正确定性，大包干、包产到户等就悬着了，什么时候能实现，不可想象。

　　第二，尊重农民意愿。农村经济政策调整放宽后，农村改革在各地呈现出各种形式。当时安徽、四川等地率先搞的包产到户等形式的农村生产责任制改革受到很大争议，承受了巨大压力，1979年3月，国家农委召开七省三县农村工作座谈会，集中讨论“包产到户”和“包产到组”的问题。会议形成的纪要中虽然提出允许在一些特殊地区包产到户，但高层认识仍不统一。1980年4月2日，他同胡耀邦谈农业问题时指出：“我赞成政策要放宽，要使每家每户都自己想办法，多找门路，增加生产，增加收入。有的可包给组，有的要包给个人，这个不用怕，这不会影响我们制度的社会主义性质。在这个问题上要解放思想，不要怕。”正是由于邓小平对农村改革有着深刻认识，充分尊重农民群众的首创精神，并将基层的有益探索上升到政策高度并加以推广，才为农村改革发展提供了活力和样板，这也是中国农村改革得以成功的基本经验。

　　第三，废除人民公社。人民公社是在毛泽东支持和倡导下建立起来的农村基层单元，人们习惯认为人民公社就是社会主义的重要象征，否定人民公社就是否定毛主席、否定社会主义，但在解放思想的大背景下，农村的改革形势已经冲击着农村人民公社制度这个禁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推开，促使追求“一大二公”，实行评工计分、吃“大锅饭”的人民公社弊端更加凸显，经济基础的变化与上层建筑的改革极不适应。如果不及时改变这种状况，不冲破人民公社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束缚，农民已经高涨起来的积极性就可能重新受到挫伤，已经活跃起来的农村经济就可能受到窒息。邓小平认为人民公社是由于过去的农村政策走得太快而造成的失误，不是一个成功的、理想的试验。在他的大力主张和推动下，1980年，从四川省广汉县进行政社分开的试验开始，到1984年底，全国完成了撤销人民公社，设立乡镇政权改革工作。人民公社的彻底废除实现了农村生产力发展的一次飞跃，也把中国农村改革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废除人民公社，实行生产责任制是不仅符合当时历史条件和社会发展规律的重要举措，体现了邓小平“实事求是”的精神品质，也符合邓小平打破平均主义，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思想，这是在低生产力水平阶段的发展必然，需要长期坚持不变。

　　第四，支持乡镇企业。在农村改革实践中，中国农民还创造了另一种发展形式，即乡镇企业，这是农村改革中的意外收获，是未曾预料到的，它得益于邓小平的“允许一部分人、一部分先富裕起来的”号召，也是他尊重农民首创精神的具体体现，使农村社队企业的发展获得了新的发展机遇。1983年1月，中央印发《当前农村经济政策的若干问题》，明确肯定社队企业的合作经济性质，社队企业发展得到了政策支持。为适应撤社设乡需要，将“社队企业”更名为“乡镇企业”。在邓小平积极发展农村经济、推动农村改革大背景下，乡镇企业开始蓬勃兴起，“村村点烟，乡乡冒火”的“异军突起”景象，邓小平及时总结乡镇企业发展经验，认为乡镇企业的快速发展促进了农业经济的发展，是转移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的“必由之路”。“一搞改革和开放，一搞承包责任制，经营农业的人就减少了。剩下的人怎么办？十年的经验证明，只要调动基层和农民的积极性，发展多种经营，发展新型的乡镇企业，这个问题就能解决。乡镇企业容纳了百分之五十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农民不往城市跑，而是建设大批小型新型乡镇。”这些讲话精神促进了乡镇企业的快速发展，活跃了农村经济，加速了农村改革进程和农业现代化步伐，使农业农村有了根本变革，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中国失衡的城乡关系，为城市工业改革提供了重要示范。

　　第五，提出“两个飞跃”。邓小平“两个飞跃”思想是经过农村改革长期探索实践和系统总结提炼而成的智慧结晶。核心内容是实现农业规模化经营和发展农村集体经济。1990年3月3日，邓小平在与中央负责同志的谈话中指出：“中国社会主义农业的改革和发展，从长远的观点看，要有两个飞跃。第一个飞跃，是废除人民公社，实行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这是一个很大的前进，要长期坚持不变。第二个飞跃，是适应科学种田和生产社会化的需要，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发展集体经济。这是又一个很大的前进，当然这是很长的过程。”并在审阅中共十四大报告稿时重申：“农村经济最终还是要实现集体化和集约化。”

　　从这些论述可以看出“两个飞跃”是有机联系并需要长时期发展的历史过程，体现了生产力发展水平处于不同时期的农村集体经济形式，既不能超前，更不能割裂。它阐明了我国农业发展的阶段性和具体步骤，指明了我国农业发展的根本方向和最终出路。为更好推进“两个飞跃”，邓小平还认为，依靠农业政策调整只能解决一段时间的问题，农业的长远发展要靠科学，为此他又提出了“科教兴农”战略，重视农业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通过推动科学技术进步，增强管理能力，最终实现农村经济集体化和集约化发展道路。“两个飞跃”的农村改革发展思想，深刻揭示了农村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互作用的关系，为农业农村改革改革发展事业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整个中国农村面貌因此发生了根本改变，兴办农业合作社，公司+农户，公司+基地，合作社+农户，土地托管、代耕等好做法、好经验逐步涌现，显示出其强大的生命力，在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今天，仍然需要坚持和发展“两个飞跃”思想。

　　总之，农村改革的成功，极大地提振了改革开放事业的信心和决心，农民空前高涨的积极性促进了生产力的提高和农业增产增收，农民温饱和贫困问题的解决效果明显，从而奠定了战胜各种风险和稳定社会大局的基础，还为城市、工业、商业等各领域的改革积累了宝贵经验，对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进行了有益探索。

　　三、高举旗帜、持续深化，再创乡村振兴新辉煌

　　改革是当代中国最鲜明的旗帜，是推动农业农村发展的不竭动力，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必由之路。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问题，党中央始终把推进拓展深化农村改革，作为实现农民富裕、国家富强和四个现代化的事关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有力抓手。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任何时候都不能忽视农业、忘记农民、淡漠农村；中国要强，农业必须强；中国要美，农村必须美；中国要富，农民必须富。从邓小平农村改革发展思想可以看出，农村改革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深刻的社会变革，动态变化的历史过程。农业基础巩固，农村和谐稳定，农民安居乐业，整个大局就有了保障，各项工作都会比较主动。实践证明：问题倒逼改革，解放思想促进改革；发展实践不会停止，农村改革需要全面深化、大胆作为。

　　站在新的历史方位，改革面临的问题和条件已经发生深刻变化，但农业大国的基本国情和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的阶段性特征决定了农业还是“四化同步”的短腿，农村还是建设全面小康社会中的短板。面对剩下的难啃的“硬骨头”，需要持续用力推进农村综合改革，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需要系统总结农村改革发展中可资借鉴的经验，把握农村改革发展历程，理清新时代攻坚阶段“怎么改”的问题，乡村振兴需要在振兴什么、谁来振兴、怎么振兴上下足绣花功夫，以顺应人民要发展要美好生活的历史要求，使农村改革事业在历史前进的逻辑中前进，在时代发展的潮流中发展。

　　实施农村综合改革和乡村振兴战略要坚持方法论，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和习近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始终坚持和加强党对“三农”工作的领导，聚焦农村改革发展中的矛盾和问题，把解决“三农”问题作为导向目标，哪里有问题，就在哪里改革，哪里的问题严重，就向哪里施以重拳；正确处理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胆子大与步子稳的辩证关系，提升整体推进与重点突破、顶层设计与基层探索的协同效应，在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关系上，找准切入点，把握关联点，构筑主攻点，抢占制胜点，在农村综合改革和乡村振兴战略的伟大实践中实现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的良性互动，绝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改旗易帜的邪路。

　　坚持是最好的纪念。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就是对小平同志农村改革思想的最好纪念。面向未来，我们要传承邓小平的精神和品格，更好地接过农村改革的“接力棒”，跑好乡村振兴的“接力赛”，以攻坚克难的决心、包容开放的信心、永不停息的恒心，继续解放思想，全面深化农村综合改革，巩固和扩大农村改革成果，让美丽乡村成为美丽中国的亮丽底色，使中国的农村改革事业稳步向前，更加成熟定型。

　　（作者单位：邓小平研究中心、中共广安市委党史研究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