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四川】为解放四川运筹帷幄

1949年10月，华北全境，华东大陆和西北、中南大部分地区已获解放，首都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了隆重的开国大典。国民党政府被迫由广州迁至重庆，将其残存大陆的白崇禧、胡宗南集团撤至华南、西南地区，妄图以其仅有的这两个集团为骨干，集结残部，负隅顽抗。在华南地区，由白崇禧和粤系部队组织了湘粵联防，企图阻止人民解放军进军广东、广西。在西南地区，则以四川为核心，把川陕边作为守备重点，由胡宗南集团和川陕边部队扼守秦岭、巴山，防备人民解放军从陕入川；由川湘鄂边区绥靖公署主任宋希濂指挥，布防川、湘、鄂边地区，以守川东门户，阻止人民解放军由湘、鄂西入川。此外，摆若干军于川康云贵境内，以防人民解放军由湘西入贵州并担任守备昆明、雅安、宜宾、成都、重庆的任务。蒋介石企图依靠这些残军，盘踞以四川为中心的西南地区，建都重庆，纠集残军和组建新军，等待国际事变，卷土重来；如果上述计划破产，则向云贵退却，或逃窜国外。

毛泽东和中央军委根据敌军的部署以及西南和四川地区各方面的复杂情况，为进军四川和西南地区，作出一系列的英明决策。

调精兵 遣良将

早在1949年1月3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和七届二中全会，就作出了由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进军并经营西南诸省的任务的决定。之后，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又先后就第二野战军进军西南和四川的时间、任务以及组织领导等问题作出了决定，5月23日，由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总前委等的电报《对各野战军的进军部署》明确指出：二野亦应准备于两个月后以主力或以全军向西进军，经营川、黔、康。二野目前的任务是准备协助三野对付可能的美国军事干涉。在上海、宁波、福州等地被我攻占，美国出兵千涉的可能性减少后，即可在一野一部的配合下向西南进军。7月16日，由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第四野战军司令员林彪等的电报《应采取远距离包围迂回方法追歼白崇禧部》进一步规定: “陈赓之三个军则于完成广西作战后出昆明，以占领并经营云南为目标”，陈赓之另一军“准备由郴州直出贵阳，以占领贵阳为目标”；“由贺龙率领10万人左右入成都，由刘邓贺等同志组成西南局，并经营川、滇、黔、康四省。”10月11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张宗逊、彭德怀及西北局的电报《十八兵团由贺龙统率入川》明确指示：十八兵团由贺龙统率入川，刘金轩(时任人民解放军陕南军区司令员)部攻占汉中一带后，除守卫该地区外，是否以适当部分进入川边策应十八兵团，依那时情况再定。10月13日，毛泽东致彭德怀的电报《第一野战军第二野战军在西北西南地区的作战部署》,对于中共中央西南局作出了明确分工：邓小平、刘伯承、贺龙分别任第一、第二、第三书记，贺龙任西南军区司令员，刘伯承任西南军政委员会主任，经营滇、黔、川、康及西藏。

毛泽东和中央军委的上述一系列正确决策，对以四川为重心的西南进军的兵力部署、组织系统和领导人、进军时间、任务等，指示得非常具体和明确。西南和四川的解放，正是刘伯承、邓小平、贺龙等精兵良将，坚决执行毛泽东和中央军委的指示取得的。

断敌后路 迂回包围

在人民解放军遵照毛泽东、朱德“向全国进军”的命令，以秋风扫落叶之势攻占了南京、上海、武汉、杭州、南昌、西安等重要城市和江南大片地区之后，国民党统治集团以四川为中心割据西南的战略部署，日益加紧进行。毛泽东、中央军委洞悉国民党残军的动向后，先后发出了一系列的英明指示，在作战方针和部署上，作出了断敌后路、迂回包围、再回打之的决策。

关于从南面断敌后路，迂回包围的指示，早在1948年5月23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的给总前委等的电报《对各野战军的进军部署》就已经指出:“胡宗南全军正向四川撤退，并有向昆明撤退的消息。蒋介石、何应钦及桂系正在做建都重庆、割据西南的梦，而欲消灭胡军及川、康诸敌，非从南面进军断其退路不可。”9月12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的致第二、第四野战军邓小平、林彪等的电报《西南各敌均取先包围再回打方针》再次指出:“对白崇禧各敌均取大迂回动作，插至敌后，先完成包围，然后再回打之方针。”6月17日、7月16日、9月12日、10月19日，由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的致刘伯承、邓小平、林彪等各电中，更进一步指出: 待广州解放和国民党政府迁至重庆后，在第四野战军发起广西作战的同时，第二野战军的主力取道湘西、鄂西、黔北入川，一直进至重庆以西的叙府(即宜宾)、泸州地区，然后东打，占领重庆。采取这种远距离包围迂回的作战方针使胡宗南集团及川康诸敌退往云南的道路,以及他们同盘踞在广西境内的白崇禧部的联系,便可完全切断。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对于第二野战军主力的进军时间，还作出了准确的安排: 9月取道湘西、鄂西、黔北入川，11月可到，12月可占重庆一带。

关于从四川北面包围敌人的指示，毛泽东在6月27日致彭德怀的电报《对进军西北和川北的部署》指出:第一野战军可分兵两支。第一支西进，担负解决甘宁青新四省。第二支南进，以占领成都解决川北为目的，出动时间要和刘邓占领黔、渝相配合，不可太早，宁可稍为缓点，以期聚歼胡宗南，不使逃入云南。10月19日，毛泽东依据进军西南的发展，在给林彪等的电报《西南地区的作战方针》进一步明确指示：“二野主力必须于12月占领叙府泸州重庆一带，贺率十八兵团则于1月占领成都一带，并迅速扩占全川。”

按照毛泽东和中央军委上述的部署，人民解放军通过多方面远距离迂回动作，既切断了敌向南逃窜至康、滇和国外，又将胡宗南集团以及盘踞在川、康、黔之敌分割，而后逐一包围歼灭。

逐一围歼 瓮中捉鳖

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在第一、第四野战军的协同配合下，坚决地出色地按照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制定的作战方针和部署，在完成迂回包围的同时，逐步实施“再回打之”的作战方针。

第二野战军在华东战场，配合第三野战军准备对付美国可能的军事干涉时，就遵照毛泽东和中央军委的指示，对进军西南和四川开展紧张的准备和部署。7月中旬，二野前委发出了“关于进军西南的指示”；8月上旬，刘伯承、邓小平下达了进军规划和指示以及“向川黔进军作战的基本命令”。10月23日和29日分别对参加广东、广西作战后迂回兜击云南的各部队:迂回黔北、川南切断川境国民党部队向云南退路的各部队;围歼湘、鄂、川边境的宋希濂集团，尔后主力直出四川东部和南部，协力聚歼川东和重庆地区国民党军的各部队;会同由陕入川的第十八兵团等部实施成都战役，聚歼胡宗南集团及四川境内国民党军的各部队等，都作出了明确而具体的指示。同时，命令各部队于10月10日前隐蔽地集结湘西地区。

11月初，第二野战军各部遵照野战军首长的命令，在南起贵州天柱，北至湖北巴东约500公里的地段上发起多路进击的全线进攻。15日解放贵州省会贵阳，21日解放遵义，从而拦腰切断了敌人所布的西南防线，严重威胁了川境敌军向滇、黔的退路。与此同时，二野部队在四野部队的协同下，重创了布防在川湘鄂边的敌军宋希濂部。此时，蒋介石急令胡宗南集团由秦岭、大巴山南撤入川，并车运其第一军至重庆增援;令宋希濂部等在南川以东布防，延迟人民解放军前进，掩护胡宗南部撤退。在此情况下，第二野战军首长作出了先占主动，力争将宋希濂部等围歼于长江南岸的决策。为了统一指挥，11月25日和27日，由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的分别给林彪、刘伯承、邓小平等的电报指示，将入川作战的第四野战军的七个师、第一野战军的十八兵团，统归刘伯承、邓小平指挥。28日，宋希濂部和罗广文3万余人被歼灭于南川地区，企图增援重庆的胡宗南部也被歼灭于重庆外围。29日晚，蒋介石及“国民政府”被迫由重庆逃往成都。30日，重庆解放。至12月8日，人民解放军分别进至内江、铜梁、广安、万县一线，迂回黔北的第二野战军部，在攻占贵阳、遵义后日夜兼程，于12月3日占领泸州等地。至此，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在第四野战军的协同下，准确地按照毛泽东、中央军委的指示和命令，顺利地完成了切断敌向黔滇方向的主要退路的任务。

遵照毛泽东关于军事斗争和政治斗争相结合的思想，在加强军事打击的同时，11月21日，第二野战军首长刘伯承、邓小平向西南地区国民党军政人员发出忠告,号召他们停止抵抗,弃暗投明，悔过自新，立功赎罪，并要求人民解放军广大指战员，注意做好对国民党军的争取、瓦解工作。在全国胜利的形势和刘邓忠告感召下，国民党高级将领卢汉、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等，于12月9日分别在昆明、雅安、彭县等地通电起义。

当人民解放军解放重庆及川东、川南广大地区后，胡宗南集团及其国民党残部纷纷撤到川西地区。根据此情况，第二野战军首长决定兵分多路，由川东、川南西进,迂回到成都的东、西、南面，抢占战略要地，以切断敌军退往康、滇的最后一条路。至12月20日，人民解放军分别进占简阳并挺进到新津、双流以东，控制了大邑、邛崃，进占了蒲江、丹棱、眉山，挺进遂宁。因而完全切断了胡宗南集团的退路。与此同时，北线的人民解放军十八兵团兵分三路猛追南逃之敌，越摩天岭，跨大巴山，战胜沿途种种艰难险阻，于12月22日进抵安县、绵阳、中江、巴中一线，至此，胡宗南集团及川境的敌军数十万人，全部被我人民解放军包围在成都周围，成了瓮中之鳖。

被紧紧包围之敌，已失去了与人民解放军继续作战的能力，也无法守住暂时仍盘踞着的地区，既无法逃脱，又不可能得到救援，内部十分混乱，完全处于绝境。12月22日胡宗南在新津召开军事会议，企图统一内部向西昌方向突围逃跑。次日，胡宗南则乘坐飞机逃往海南岛。敌人内部混乱已极。在人民解放军的强大军事压力和政治争取下，从12月21日起，国民党高级将领董宋珩、罗广文、陈克非、裴昌会、李振等率部宣布起义。27日，人民解放军解放成都。至此，蒋介石在大陆的最后一支主力胡宗南集团大部覆灭，成都战役胜利结束。人民解放军胜利实现了毛泽东和党中央、中央军委进军西南和四川的指示、完成了把敌人全部歼灭在四川境内的伟大历史任务。在进军西南的两个多月作战中，共歼敌90万人，彻底粉碎了蒋介石妄图把以四川为重心的西南作为反革命基地的迷梦。

解放四川的胜利，是毛泽东军事战略思想的胜利，是刘伯承、邓小平、贺龙等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坚定地创造性地执行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制定的作战方针和部署的结果，它在中国人民解放军作战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本文来源为1995年由中共四川省委党史研究室编著的《毛泽东与四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