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四川】毛主席在成都会议期间的读书活动

成都会议准备阶段，组织交给我的工作是印发文件、资料，分发报刊等。毛主席到达成都后，又增加了为他老人家借阅图书的任务。为了完成这项任务，事前曾与省文化局局长林采联系，由他介绍我与省图书馆赵熙(阅览部主任)和一位女同志认识，他俩又给我引见了熟悉古书的古书部李主任，还有一位姓钟的和一位年纪较大、对古书管理很熟悉的老同志(找古书主要靠这位老同志)。我们一起商量确定了借阅手续。

一天，毛主席的秘书田家英同志说，要进城看看古籍书店和省图书馆。于是我陪胡乔木、田家英同志进城到字画市场和人民公园、春熙路古籍书店，为中央办公厅图书馆购买部分古书作了初步选择。下午，我们参观了省图书馆，先到古书部看了看借书的地方，接着到省图书馆书库看了看，并着重翻阅了解放前出版的一些杂志、刊物，其中有几篇是田家英读中学时写的文章。田家英介绍了当时写这些文章的思想和背景。几天后，田家英、逄先知同志到书店选购了部分古籍书。

由于毛主席的习惯是上午休息，下午开会，晚上10点以后才阅批文件和读书。因此，毛主席常常是晚10点以后，甚至是深夜提出要某部书，此时往往找不着图书管理人员。为解决这个问题，省图书馆古书部确定了晚间值班人员，做到一天24小时都可以借阅图书。

毛主席借阅图书，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是由白江同志电话转告我。借回来的书亦通过白江转交。当时毛主席提出借阅图书，大体有三种情况：一是指定书名。这是最不费劲的一种, 去省图书馆办个手续将书借出即可；二是提出书名版本。这种情况一般也不大费事；三是提出内容或要求，没有具体书名。这种情况就很难办。有时白江同志还有把音听错了的时候，那就更困难了。有一次毛主席只是说要找一下唐宋人描述四川的诗词，既未提出书名，又未说明作者。我只好到省图书馆与古书部李主任、老钟等同志商议。大家一起凑集唐宋时哪些人曾到过四川，哪些文人骚客写过四川的诗词，然后再分析他们的作品可能在某本书里，最后找出来查对是否确实，在核对无误后再借出。这样借出来的书，就基本上达到了毛主席的要求。

总的来说当时借书还算顺利，但有时也会遇到一些困难。有的书从登记目录上找到了，但未上架，就要将所有未上架的书籍翻一遍才能找到。一次，毛主席提出要找一篇文章看看，询问了许多同志，都不知道这篇文章收集在哪本书内。省图书馆古书部几位老同志读书很多，对古书非常熟悉，这次也被“考倒”了。我又请教李亚群同志，还是提不出一点线索来。最后田家英同志突然想起一点线索，让我找本《晚清文选》看看。可是省图书馆、川大图书馆、省委机关图书馆都没有这部书。后来，我们终于在成都市图书馆找到了这本书。有的书籍，特别是一些珍藏本，按规定是不能外借的，有的甚至在图书馆阅览一下也不许可。凡遇到这种情况，往往要费许多周折才能借出来。一次，毛主席指定要借一本书的某个版本。省图书馆的同志介绍说，这个版本存在四川大学图书馆。在他记忆中，全国只有两本，很珍贵，另本存杭州。我到川大找到党委书记丁耿林，向他说明来意。丁书记当即批请图书馆馆长办理。这位馆长年龄很大，费了很长时间总算找到，但无论如何也不准带走，我向他解释说，丁书记已经批准借阅。他说，谁批准都不行，我只好对他讲，我是省委办公厅工作人员，书是中央一位领导同志要看的，他才勉强同意借出来。当时，各图书馆的同志都不知道这些书是毛主席借阅的，如果知道了，可能会少费许多口舌，也不用到处找领导去批了。毛主席走后，我归还书籍时，向他们一一说明， 这些图书是毛主席借阅过的，他们听后都很高兴。

毛主席在成都会议期间，除了主持会议、批阅大量文件，处理国家大事和外出参观考察外，还阅读了大量图书。其数量之大，确实使人惊奇。我记得在归还图书时，一辆69嘎斯车满载图书，分别归还给省图书馆、杜甫草堂阅览部、四川大学图书馆、省委机关图书馆和成都市图书馆。由于时间太久，全部书目无资料参阅，只有将我记忆中的书名和从毛主席选用的诗词中找线索，现将毛主席借阅过的书目开列于后：

一、省图书馆：

《薛涛诗》《曹操集》《东坡七集》《李长吉集》《王子安集》《升庵集》《李太白集》《刘梦德文集》《竹枝词》《张司业集》《白氏长庆集》《柳枝词》《昌谷集》《东坡乐府》《李清照集》《漱玉集》《白云楼诗集》《独漉堂集》《李义山诗集》《岑嘉州诗集》《花间集》(温庭筠)《一山文集》《毛诗广义》《高常诗集》《温庭筠诗集》《甲乙集》《古今诗删》《沧溟集》《眉庵集》《全蜀文艺志》《浣花集》《剑南诗稿》《四溟集》《竹友词》《李后主集》《华阳国志》《花间集》(常社)《南唐二主词》《都江堰》《苏报案》《老残游记》《章太炎全集》《灌县志》《七发》(枚乘)《革命军》(邹容)《四川省志》(未编完)《徐霞客游记》《土壤学》(威廉斯著)《杨升庵夫妇散曲》《杨状元之妻诗集》。

二、杜甫草堂阅览部：

《杜工部集》等三四部书籍是由田家英同志直接借用的，经我归还，其余书名记不清了。

三、省委机关图书馆：

《马克思全集》《恩格斯全集》《列宁全集》《斯大林全集》《鲁迅全集》《唐宋名诗选》《宋词选》。

四、四川大学图书馆：

向川大借的一本书，书名回忆不起了，只记得很珍贵。黎本初同志最近提示:“可能是宋本《西厢记》”，我又觉得似乎不是，好象是一本我不熟悉的书，如果是《西厢记》，也许会有印象。当然，太熟悉的书也可能最容易忘记。

  五、成都市图书馆：

《晚清文选》。

成都会议期间，毛主席借阅这么多图书，除了阅读研究外，还同当时会议讨论的问题有关。由于当时毛主席的几次讲话我没找到，使回忆中断。现仅就能够记忆的情况说一说。在许多情况下，毛主席阅读时，都是几种版本对照阅读，因此，前面所列书名许多都借阅过数种版本。毛主席阅读之后，还向身边的工作人员讲解。听毛主席的秘书高智讲，他每天都要请毛主席讲解诗词。成都会议期间，选印了《都江堰》《苏报案》《革命军》《七发》(枚乘)《司马错论伐蜀》《登徒子好色赋》等文章发给与会同志参阅。并选编了两个册子，即《诗词若干首》由毛主席书写了书名，印发与会同志。以后由人民出版社作了注释。当年省委在重庆开扩大会重印时，根据李井泉同志意见，由黎本初、徐泽普等同志加了注释。人民出版社出版时是根据这个版本排印的(也许对注释作过修改，我未核对过)。

毛主席在会议期间，好象去过武侯祠。因为有一天田家英交代，毛主席要求把武侯祠的楹联抄给他。我们当即告诉成都市派人去抄录，并印成小册子送给毛主席，还印发与会同志。

借用的马恩列斯著作，均由陈伯达选定摘录段落（类似以后的语录），由冯希尧、刘传荣等同志抄录，偶尔黄流同志也帮助抄写，我在空暇时也抄写点。这部分材料如何使用，我不清楚，但是这些材料肯定是与会议讨论的问题有关。

毛主席刻苦读书的精神感人至深，使我永生难忘。在成都会议期间，我感到毛主席读书很有特点，给我印象最深的有以下几点：

第一，阅读速度快，数量大。在成都会议期间，我每天都要去图书馆借书，有时一天两三次。他读书之多是常人难以想象的，仅我还能够回忆到的书就多达60余部。

第二，阅读范围非常广泛。一是诗词占绝大多数；二是地方志，如《华阳国志》《灌县志》《四川省志》等；三是游记，如《老残游记》《徐霞客游记》等；四是近代史，如《苏报案》、《革命军》等；五是马恩列斯著作；六是科技图书，如威廉斯的《土壤学》等。

第三，读书非常认真。一是主席读书时，对有的图书作了圈点，如《本长吉集》；二是给封面无书名的书题书名，如《薛涛诗》等；三是有些图书还要找各种版本对照，如各种版本的杜诗等。

第四，目的明确，读是为了用。毛主席在会议期间，利用各种办法向与会同志推荐书籍。一是编印。会议期间，毛主席选编了《都江堰》《苏报案》《七发》（枚乘）《司马错论伐蜀》等等。二是引用。会议期间毛主席在一次讲话中讲到：我们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要发动群众，要搞得轰轰烈烈，决不能像李清照那样“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接着印发了李清照的《声声慢》。三是向大家推荐。主席在讲话中号召大家学习科学技术知识，推荐读威廉斯的《土壤学》。

成都会议距今已很多年，作为会务工作人员，许多事我都淡忘了，唯对毛主席的读书活动印象尤深。因此，根据回忆，道记于此，以志后人。

本文来源为1995年由中共四川省委党史研究室编著的《毛泽东与四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