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德从未领过元帅级别的工资，临终遗嘱：我最珍贵的是屋里那张毛主席像，可以留给你们

文/李春发

朱德在艰苦漫长的革命生涯中，总是以“愿与人民同患难，誓拼热血固神州” 为己任，始终视自己为一名普通党员，严守党规党纪，永葆政治本色。他曾经领悟深刻、言简意赅地说过：“参加组织生活，向组织汇报思想，缴纳党费，是每个共产党员最起码的党性。”朱德用一生的不懈奋斗和实实在在的言行生动地诠释了什么叫信仰、什么叫忠诚。朱德极强的组织观念和坚强的党性可以说是坚如磐石，天地可鉴，日月可表。正如习近平在纪念朱德同志诞辰130周年座谈会上对朱德同志光辉一生所作高度概括和评价的那样：我们要学习朱德追求真理、不忘初心的坚定信念，无限忠诚、光明磊落的坚强党性，实事求是、求真务实的思想方法，心系人民、艰苦朴素的公仆情怀，一生学习、一生向前的奋斗精神。

积极参加组织生活并勇于批评与自我批评

朱德自从义无反顾加入中国共产党这一组织开始，就坚定地树立了强烈的组织纪律意识，即使是身居要职也一贯以一名普通党员心态与身份积极参加党小组活动，并勇于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

在中央苏区，朱德曾被编在中革军委机要科党小组过组织生活。他担心党小组长有顾虑而将他当成“特殊党员”，便“约法三章”：党小组过组织生活必须通知他；给党员分配任务时必须有他；必须定期听取他的思想汇报。

到了抗战时期，朱德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一样，每天依旧非常忙碌，指挥千军万马转战于抗日前线。尽管这样，身为八路军总司令的朱德也从未因繁忙劳累就不参加组织生活，每次过组织生活都毫不含糊，甚至几次在党小组会上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叮嘱要及时通知他参会。

1938年，朱德的组织关系落到了八路军总参谋部一局党支部。一天下午，党支部各小组在总部召开组织生活会。此时的他在前线忙着排兵布阵，人不在总部自然没能如期到会。

开会后不久，朱德回来了。有位同志提议快请总司令来参会，否则他会批评大家。

党支部书记肖池思忖片刻，摆摆手说：“这几天在前线指挥打仗，已够朱老总累的了，让他休息一会儿吧。”

不知怎么的，这件事情很快传到了朱德的耳朵里。当天晚饭后，他叫去肖池严肃问：“你们下午召开党小组的组织生活会，为啥不告我？”略作停顿，又说，“只因为我常去前线，打仗多，累了点，就可以不参加组织生活会，哪有这种规矩呀！”

◆朱德向红军指战员讲话。

最后，朱德意味深长地说：“战场上我是总司令，可在党支部里我是一名普通党员。凡是党员都要按照党组织活动的规章制度要求，积极参加组织生活。这是《党章》上明明白白写的呀！党内可是不能有特殊的党员！今天，咱们来个协定吧：以后不论开党小组生活会还是开党员大会，都要通知我。我没到，你们批评我；如果你们通知了，我有急事确实来不了，那是另一码事。但如果你们不通知我，那我就要找你们算账喽！”

即使是到了和平岁月的20世纪60年代，朱德依然自觉地遵守党章党规。他身边工作人员成立了党支部，对外称“四组”。无论有多忙，他都会抽时间参加支部活动。

一次外出考察完后，朱德在支部会上提出：“你们大家谈一谈，看我这次外出与人接触时，有啥欠周到、不谦虚、摆架子处，地方有无超标接待而咱们竟接受了的。”大家你一言我一语说后，他把别人对自己的批评一一记下，说下次开会时定要认真向大家汇报自己的改进情况。

及至70年代，考虑朱德年事已高，工作人员有时不想通知他参加党小组活动。有一次，其孙朱和平在家读书给他听，他随口问：“工作人员在干什么？”朱和平回答说：“他们在开会。”朱德立刻让朱和平扶着去参会。他说：“我是党员，你们不要剥夺我过组织生活的权利！共产党的干部无论职务多高都应遵守组织纪律，按时参加组织召开的会议，自觉接受党员的监督和批评。”

朱德活到老仍然坚决把党员标准坚持执行到老，真正表现出了如《中国共产党章程》条款里入党誓词规定中铿锵所表态那样“为实现共产主义奋斗终身”，以及“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烛成灰泪始干”的优秀共产党员的崇高境界与革命风范。

率先垂范并教育属下不折不扣维护党中央决定

在中央红军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途中，由于张国焘分裂中央的行径，朱德自身也面临着严峻的考验。在这维系到党的前途命运、生死存亡的十字路口，朱德以一贯的“革命到底”的初心使命，从大局出发，同张国焘进行了有理、有节的斗争，始终想方设法拼尽全力维护红军的团结。

1935年10月5日，张国焘在四川卓木碉召开了高级干部会议，攻击党中央是“右倾机会主义逃跑路线”，公然宣布另立以他为首的“临时中央”。张国焘多次要朱德表明态度，反对中央北上，并隔绝和毛泽东的一切联系。

◆1936年，毛泽东和朱德在陕北保安。

朱德则正直磊落、旗帜鲜明地表示：“你这种做法我不赞成，我们不能反对中央，要接受中央领导。”并一再态度坚决地循循善诱和明确警示张国焘说：“大敌当前，要讲团结！天下红军是一家。中国工农红军在党中央统一领导下，是个整体。大家都知道，我们这个‘朱毛’，在一起好多年，全国和全世界都闻名。要我这个‘朱’去反‘毛’，我可是做不到呀！不论发生多大的事，都是红军内部问题，大家要冷静，要找出解决办法来，可不能叫蒋介石看我们的热闹！你可以把我劈成两半，但是你绝对割不断我和毛泽东的关系。”

经过朱德的耐心劝导，不仅一方面军同志的情绪逐渐稳定下来，而且四方面军的一些同志也被朱德平易近人的作风和以理服人的态度所打动，表示悔意。基于朱德在党内和军内的声望，张国焘拿他没办法，最后也不得不跟着一起北上。

三大红军主力会师后，朱德及时向党中央和毛泽东汇报了他同张国焘斗争的经过。毛泽东听后感动不已，并且给予了朱德高度评价，称赞朱德“临大节而不辱”“度量大如海，意志坚如钢”，这是对朱德一生思想品德所作的精准概括。

1938年，八路军第115师344旅转战太行山区，连战皆捷。该旅在山西省沁水县端氏镇休整、学习、整训期间，朱德来到部队检查工作。该旅旅长徐海东由于多年征战中屡受重伤，致使身体每况愈下，便请求去延安治病和学习。此事得到八路军总部的批准。

对此，朱德认为，论资格和能力，可以由该旅23岁的团长田守尧代理旅长。旅政委黄克诚也完全赞同。于是，朱德同田守尧谈话，明确告诉他代理旅长职务，等候八路军总部任命。

可是，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和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却并不同意朱德的这一提议，认为田守尧在资历和领导能力方面，指挥一个近万人的主力旅，似乎还显得不够，他们决定将另派他人前来任职。很快，八路军总部派杨得志任第344旅代旅长。

对这样的人事变动，田守尧思想上有些想不通，就有点不高兴，之后为老旅长送行的聚餐会也不愿意来参加。

朱德见状，便对黄克诚说：“开个党委会吧，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对田守尧进行帮助。”

于是，黄克诚召集旅党委会。会议开始后，刚开始没人发言，黄克诚先开了口，但对田守尧的批评比较婉转，不够尖锐。

朱德站起来一个一个指着与会领导干部说：“你们这是什么党委会？不敢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算什么共产党员？！”接着，他对田守尧进行了严厉的批评。

最后，朱德又说：“戏点到谁，谁就唱，没点到你，就不能出台。共产党员嘛！我们都要听党中央的，不能闹情绪。”

实质上，朱德的这番话，充分彰显了他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坚强党性观念。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这既是根本政治任务，也是根本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

就这样，在朱德的指导下，第344旅经过学习整训，总结了抗战以来的经验和教训，在战略思想和战术指挥上，实现了以打游击战为主的根本转变。

朱德这样及时以党委会的形式开展党的建设工作，使党内的民主生活更加活跃，统一了思想，提高了认识，有效地推动了各项工作的开展。

1939年，田守尧经受了考验，先后被任命为第344旅副旅长、八路军第2纵队新编第2旅旅长、第5纵队第2支队司令员。1940年，田守尧奉命率部南下华中支援新四军，参与创建苏北抗日根据地。令人扼腕叹息的是，1943年初，在我军与日军巡逻艇遭遇的激战中田守尧不幸壮烈牺牲，年仅28岁。

节衣缩食存款两万元临终全交了党费

朱德曾多次对自己的子孙说：“我是无产者，我所用的东西都是公家的，我死后一律上交，我没有什么遗产，只有读过的马列和毛主席的著作，你们可以拿去学习。”他始终保持着劳动人民的本色，从不乱花一分钱，他一向教育自己的子孙们“工作上要向高标准看齐，生活上要向低标准看齐”。

在艰难险阻的烽火岁月里，朱德不管多么忙于南征北战，也不管手头如何拮据，都会牢记着缴纳党费这样的事情，并且及时足额向党组织交上自己应缴的党费。

1932年，孔石泉被选调到总参第一局作战科任参谋，在朱德、周恩来、刘伯承、叶剑英身边工作。当时，孔石泉与朱德分在一个党小组。一次，朱德单独约见他。孔石泉当下自然地这么想道：“朱总司令工作繁忙，一定是有什么要事、急事要安排他去速办。”

孔石泉去了以后才发现，原来是朱德认真地从衣袋里取出钱来，把它们作为党费递给了孔石泉，随即还要向他汇报最近的思想。孔石泉这才想起了自己这个党小组长的身份，马上毕恭毕敬地接过了朱德的那笔党费……

朱德在百忙之中按时上交党费并且认真参加党组织生活的这一举动，令孔石泉感触颇深，深受教育，一辈子都记忆犹新。至今，中国军事博物馆还保留着朱德1933年的党费缴纳登记表， 在五、六月份栏中都能看到有党小组长孔石泉的印记。

1955年，新中国在全军开始实行军衔制，在全国实行行政级别工资制，共划分为24个级别，自此开始，党和国家领导人开始领工资。而在此之前，党和国家领导人都是没有工资，而只有津贴的，军队则实行供给制。直到1955年，工资制正式实行。1955年朱德被授予共和国元帅军衔。他成为元帅，也就意味着他是可以享有和领取元帅工资的。然而，自他被授予元帅军衔开始，他从未领过元帅级别工资。他对工资的要求就是不能超过毛主席和周总理。

◆1958年5月，朱德在北京十三陵水库工地参加劳动。

朱德一大家子在中南海是出了名的人数多。家人多了花费自然就会多，可是即便如此，朱德还是一再主动要求降薪，他最开始领的是一级工资，有649.6元，到了1957年的一月份，他主动要求减薪，开始领579.5元的工资。两年后，朱德再次要求降薪，又开始领460元的工资，到了1960年，正是新中国最困难的时候，毛泽东将自己的工资降到了404.8元，有了毛泽东的带头作用，党和国家领导人纷纷主动降薪，朱德、周恩来等都将工资降到了404.8元。从这个时候开始，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领导人就领404.8元的工资，一直到他们逝世。

每个月400元钱的工资，在现在看来是很少，但在当时并不算少，养活一家人还是比较宽裕的，但实际上，无论是毛泽东，还是朱德、周恩来这些领导人，他们的生活都是十分俭朴的。朱德是将节俭落实到了衣食住行等方方面面的，朴实如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曾有人这样评价过朱德，说：“时人未识将军面，朴素浑如田家翁。”这句诗并非是夸大其词，而是实实在在地发生在了朱德的身上。

对于自己拥有的数目不多而清清楚楚的现金和物资，朱德总是坚持能不花就不花，能少用就少用。那个年代粮油都有定量，吃超了连买议价粮的地方都没有。为了节省，他亲自外出挖野菜“兼搭”着吃。就这样，朱德从本来就不多的工资中一点一点地节省下来积攒下来，日积月累储蓄起来就是一个很大的数目，到他去世之前达到了大约两万元存款，这是多么不容易啊！要知道，这来之不易的积蓄是朱德用近乎“虐待”自己的方式才换取来的。

◆朱德与康克清在延安。

1976年7月6日，90岁高龄的朱德与世长辞。他在去世前住院期间，不止一次地专门嘱咐康克清：“我只有这两万元存款，我死后把它交给组织，做我的党费。”略作停顿之后，朱德又进一步讲明了自己的家教观，说：“子女应该接革命的班，继承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而不是接金钱和物质的享受，让他们接受钱财则会害了他们。”其实，在晚年平常的日子里，朱德就曾多次循循善诱地告诫过子孙辈们：“我是无产阶级，我所用的东西都是公家的，我死后一律上交国家。我最珍贵的是屋里那张毛主席像，可以留给你们；我读过的书，你们可以拿去读。”

朱德去世后，一开完追悼会，康克清就把全家召集在一起开了一个家庭会，向儿孙们宣布了朱德的遗嘱，并且语重心长地提醒子女和孙子辈说：“这些钱不会给你们分掉，如果你们想要过上好生活，就必须自己去奋斗。”她还口气坚定地说要把朱德生前仅有的两万多块钱存款，作为他的最后一次党费，全部交给组织。全家人毫不犹豫地都表示坚决支持。最后，康克清如朱德生前所愿，将这笔积蓄全部交了党费。

半年后，康克清给中央办公厅的汪东兴主任写了一封信，她在信中汇报了对朱德的文件和遗物的整理，其中有以下几点：

遵照朱德同志生前嘱咐，将他自发工资以来存放于中办特别会计室的存款（20306.16元）全部上交组织，这就是朱德的最后一笔党费。二、朱德生前所穿的一件比较珍贵的白虎皮大衣也上交。三、组织上为照顾朱德同志而为他特制的一张新床和一辆手推车，退还给组织。四、朱德同志生前乘坐的红旗轿车，存放在六所，由组织进行处理。五、朱德同志生前所发的文件资料上交。

中央办公厅特别会计室收款后给康克清寄来收据，并附函：

康克清同志：现送来朱老总存款上交收据，请查收。

可见，朱德没有为子孙留下什么物质财产，唯有精神财富，这是他生前就已经对子孙说明了的，正如他所说：“革命者的遗产不是金钱，而是革命精神。”难怪毛泽东称赞朱德为“人民的光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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