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个结合”提出的重大意义

本文作者：李文阁（求是杂志社副总编辑）

　　“两个结合”是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明确提出的，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作了深入阐释，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明确提出“第二个结合”概念，并就“两个结合”特别是“第二个结合”进行了全面系统论述。在这个过程中，对“两个结合”的阐释不断丰富，“两个结合”的意义也不断深化：从“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根本途径”提升到“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和“我们取得成功的最大法宝”。“两个结合”特别是“第二个结合”的提出，标志着我们党对推动理论创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

　　——“第二个结合”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基本规律认识的深化。中国共产党人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1938年，毛泽东同志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作了《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强调指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这是中国共产党人首次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重大命题。这里的“中国的特性”“中国的特点”是包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因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个命题就是在阐释“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问题时提出来的。在提出中国化命题之前，毛泽东同志号召全党：“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也就是说，在我们党提出中国化之初，“中国”就包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但不容否认的是，自从我们党提出中国化命题后很长一段时间，在“中国具体实际”和“传统文化”之间，前者无疑占有更大的“比重”。这从我们党的第一、第二个历史决议和党章的表述中就可以看出来。《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中国共产党自一九二一年产生以来，就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这里用的是“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这里用的是“中国革命具体实践”。党的七大通过的党章强调，“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这里用的是“中国革命的实践”。党的十八大修订的党章指出，“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创立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这里用的是“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

　　综上可见，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程中，当下实际是“主要方面”，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很长一段时间并未上升到方法论的高度，并未取得与中国具体实际相并列的地位。所以，“第二个结合”的提出，是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是对中华文明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表明我们党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推进文化创新的自觉性达到了新高度。

　　——“第二个结合”的提出反映了人民群众文化需求的变化，反映了文化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中地位的提升。在2025年全国两会上，文化和旅游部门负责人形象地概括了当下中国消费的特点：过去消费的是食物，现在消费的是服务；过去看重的是产品的使用价值，现在是产品的审美价值、情绪价值；过去是为需要买单，现在是为心情买单。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变化，人民群众的文化、精神需求所占比重越来越大。作为生活在绵延了5000多年文明中的中国人，其精神需求和对需求的满足，都带有民族的形式、中国的特点，这就要求更加重视优秀传统文化的作用。

　　同时，文化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也不断增大。2024年夏天，游戏《黑神话：悟空》横空出世；2025年春节，电影《哪吒之魔童闹海》火爆全球。《黑神话：悟空》和《哪吒之魔童闹海》都取材于《西游记》《封神演义》等中国古典名著。这说明，伴随着消费水平的提高，越是有个性、有民族特色的文化产品越是能够得到推崇和追捧。文化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点，其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将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到2035年建成文化强国的战略目标；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把“聚焦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作为“七个聚焦”之一，部署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2024年10月，中央政治局就建设文化强国专门进行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在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中赓续中华文脉……深入挖掘和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涵，用马克思主义激活中华传统文化中的优秀因子并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进言之，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文化强国必须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优秀传统文化不仅是理论创新的根脉，而且是中华民族和中国式现代化的根脉。“中国式现代化是赓续古老文明的现代化，而不是消灭古老文明的现代化”，而要赓续中华文明、激活优秀传统文化，就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所以，“第二个结合”让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第二个结合”的意义，不仅仅在于它是党的理论创新的根本途径，而且在于它是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是激活传统文化的方法，是造就新的文化生命体的方法。

　　——“第二个结合”是对“古今中西之争”的破解。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经过长期努力，我们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更有条件破解‘古今中西之争’，也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更迫切需要一批熔铸古今、汇通中西的文化成果。”可以说，“第二个结合”就是对“古今中西之争”的破解。

　　“古今中西之争”是近代随着中西文化的碰撞才产生的。中西文化的碰撞先是由器物的层面开始，随后发展到制度的层面，在20世纪初特别是新文化运动开始后进入到文化的层面。中西文化碰撞之前，中国人有强烈的文化自信，信奉的是“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但是，自中西文化碰撞后，西方文化的强势、强力使得中国人逐渐失掉了自信。于是，一部分人对传统文化产生了怀疑，甚至走向“全盘西化论”；一部分人固守传统，持文化保守主义立场，争论由此产生。

　　“古今中西之争”比较热烈的时期有两个：一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讨论的主要问题有东西文化的优劣、差异，如何处理东西文化间的关系、新旧文化间的关系等。这一时期，西化派占据主流，一些人走向极端，主张“全盘西化论”。另一个是20世纪80年代，随着国门的打开，涌进来的不仅有西方的技术、经验、资金，还有西方的文化、价值观念、生活方式等。于是，如何科学对待西方文化、如何重新认识传统文化等问题再次成为热点。当时，也有人走向“全盘西化论”，此种观念到了21世纪仍然不时会出现。总之，100多年来，“古今中西之争”一直存在且未能根本破解。尽管我们党对于传统文化、西方文化的态度和立场是鲜明的、始终如一的，但是，仰视西方、贬低传统的倾向始终存在。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传承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对如何弘扬传承优秀传统文化、如何看待西方文化等重大理论问题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论述，为我们理性、辩证看待“古今中西之争”提供了根本遵循。同时，随着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的提升，中国人的自信显著增强，中国可以平视这个世界了，这为破解“古今中西之争”奠定了实践基础。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第二个结合”，“第二个结合”正是对“古今中西之争”的总结和破解。

　　（本文是作者在“第五届全国党史和文献论坛”上的发言，即将发表于《中共党史研究》2025年第3期，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