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力传承和弘扬伟大抗战精神 以抗战大后方的历史底气建设新时代国家战略腹地

　　时代角色

　　把个体、地域的命运与国家紧密相连，迸发出众志成城的强大力量；在时代浪潮中，四川始终扛起使命、挺膺担当，其战略角色的演进，正是中华民族从苦难走向辉煌的生动缩影

　　党的领导

　　唯有中国共产党能凝聚人民力量，取得事业的胜利；我们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才能统筹全局、整合资源，抵御风险、稳住大局，推进战略腹地建设行稳致远

　　勇挑大梁

　　四川的功能定位虽随时代变迁而不断丰富，但其服务国家全局的深层担当却一脉相承；昔日倾全省之力支援民族救亡图存，今日则以经济大省之肩勇挑高质量发展大梁

　　安全支撑

　　大后方坚实的应急保障能力，确保了民族重大利益在战火中免于倾覆，为抗战胜利筑牢了安全根基。如今，四川的安全保障功能已从战时单一的安全屏障升级为多元协同的立体支撑

　　战略枢纽

　　抗战时期，四川大力建设交通网络，成为连接西北和西南的枢纽；如今的四川，已不再是仅承担战略缓冲与物资转运功能的内陆后方，而是内外联动的开放高地

　　民心力量

　　“川人不负国”成为刻进四川人民血脉的价值基因；正是对人民至上理念的矢志坚守，四川才能在不同历史时期汇聚起团结奋进的磅礴力量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必将胜利！”9月3日，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的庄严宣示贯通历史、现在、未来，彰显了中国人民的坚定意志，体现了世界人民的共同心声，激扬起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而奋斗的磅礴伟力。

　　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2023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川视察时提出“新时期、新时代还是有一个大后方的概念的”，强调“四川是我国发展的战略腹地，在国家发展大局特别是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中具有独特而重要的地位”。“大后方”——作为四川在抗战时期的显著标识，始终随着时代在演进，从解放大西南的战略要地、和平解放西藏的保障基地到三线建设的核心承载地、中国改革开放的策源地之一，无不传承和弘扬着伟大抗战精神的核心力量，成为四川在新时代建设国家战略腹地的历史底气。

　　立足“从救亡图存到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坐标，增强战略腹地建设的历史自觉

　　抗日战争爆发，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面临亡国灭种的空前危机，必须同仇敌忾、奋起反抗！此时，以四川为核心区域的抗战大后方，凭借独特的地理纵深、深厚的资源储备与坚韧的民族精神，成为支撑全国抗战的稳固堡垒与最后防线。1937年开始，国民政府和各党派力量西迁，四川的战略定位从“被动支援”转为“主动组织”，各民族、各派别打破族群与团体界限，拧成一股绳，以历史主动精神投身抗战洪流，形成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有粮出粮的全川抗战格局。1937年9月19日《大公报》刊载的《感谢卫国军人》一文中这样写道：“今天南北战场上，是争着死，抢着死，因为大家有绝对的信仰，知道牺牲自己，是换取中华民族子子孙孙万代的独立自由，并且确有把握，一定达到。”四川，正是把个体、地域的命运与国家紧密相连，才迸发出众志成城的强大力量。

　　进入新时代，四川战略地位进一步凸显，迎来了新的历史坐标。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4次来川视察，明确赋予四川建设“两高地两基地一屏障”和尽快成为带动西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增长极和新的动力源的使命任务，对维护重点领域国家安全提出了明确要求。这既是对四川历史贡献的肯定，更是民族复兴伟业中的关键落子。虽然新时代建设国家战略腹地与抗战大后方的意义并不完全相同，但只要始终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前进，进一步从全国大局出发找准四川的战略定位、明确使命任务，在落实国家重大发展战略中展现更大担当、实现更大作为，就能充分彰显新时代四川的历史自觉与使命担当。

　　在时代浪潮中，四川始终扛起使命、挺膺担当，其战略角色的演进，正是中华民族从苦难走向辉煌的生动缩影。这种历史自觉，不仅支撑了抗战的胜利，更成为在新时代建设国家战略腹地的重要精神力量，正转化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四川新篇章的强大动能。

　　遵循“从团结斗争到党的全面领导”的历史必然，筑牢战略腹地建设的根本保证

　　抗战时期的四川，是中国共产党实践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领导抗日民主运动的重要阵地和典型区域。在中共中央南方局的领导下，中共四川组织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谱写了同仇敌忾、勇御外侮的光辉篇章。面对地方实力派，耐心细致沟通，推动川军放下隔阂，毅然出川抗战；团结知识分子、工商界等进步力量，凝聚抗日认同；广泛发动群众，领导抗日救亡运动，全川呈现出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的空前团结局面。同时，党组织始终坚持原则、敢于斗争，开展了声势浩大的抗日民主运动。成功挫败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的“抢米事件”阴谋，领导组织抗议“市中事件”和“胡世合事件”等群众运动，有力打击了反动派的嚣张气焰，极大地推动了民主运动的发展。在中共中央南方局的领导或指导下，进步人士以笔为枪，在当时的《新华日报》《四川日报》《蜀话报》等报刊歌颂军民英勇抗敌的事迹、驳斥反动势力的污蔑和抹黑，用文字唤醒民众的民主意识，让爱国和民主的精神在巴蜀之地生根发芽。

　　新时代，党的全面领导是党和国家事业不断发展的“定海神针”，更是四川实现高质量发展，建设好战略腹地的根本保证。党的十八大以来，省委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四川工作系列重要指示精神，将党的全面领导贯穿战略谋划、风险应对全过程。深入实施全省发展战略，推动治蜀兴川不断迈上新台阶。2013年，省委十届三次全会提出实施“三大发展战略”，逐步形成多点发力、全域协同的腹地优势；2018年，省委十一届三次全会提出构建“一干多支、五区协同”区域发展新格局，进一步增强了四川的区域辐射带动能力；2022年，省委十二届二次全会提出实施“四化同步、城乡融合、五区共兴”发展战略，既延续了四川对区域协调、产业升级的长期探索，更将战略腹地建设与现代化建设深度绑定，四川定位更加清晰、作用更加突出。持续应对重大风险挑战，守住战略腹地建设的安全底线。党的十八大以来，四川先后经历强烈地震、新冠疫情、特大地质灾害等多重风险考验，省委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在芦山地震灾后恢复重建中探索出一条“中央统筹指导、地方作为主体、灾区群众广泛参与”的灾后重建新路子；快速构建“外防输入、内防反弹”的疫情防控格局，最大限度减少疫情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在应对灾害时，充分保障了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历史证明，唯有中国共产党能凝聚人民力量，取得事业的胜利，这一领导核心地位是历史与人民的选择。我们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才能统筹全局、整合资源，抵御风险、稳住大局，推进战略腹地建设行稳致远。

　　扛起“从倾省赴难到经济大省挑大梁”的责任担当，夯实战略腹地建设的经济根基

　　抗战时期，四川人民勠力同心抗日救亡，毁家纾难支援前线，深刻诠释了国家有所需、四川有所为。集全川人财物资源支援前线，累计动员民工500万人以上投入战备基础设施建设。1943年12月，四川动员29个县的50万民工，仅用半年时间抢修出4个轰炸机机场和5个驱逐机机场。1937年至1945年，国民政府总支出为14640余亿元（法币，后同），四川负担约4400亿元，占30%以上。为了保障军粮的供应，1941年至1945年，四川供给的粮食总额在8000万石以上，占当时全国粮食供给总额的三分之一以上。此外，四川各地群众节衣缩食，积极献金救国，为抗战捐钱、捐衣、捐飞机。其中，由冯玉祥发起的节约献金救国运动，得到四川多地的广泛响应，募捐达5亿元。同时，产业资源优先服务战争需求，最为典型的就是川盐对抗战的支援。随着沿海产盐区相继沦陷，国家食盐紧张，作为川盐主产区的自贡，竭尽全力发展盐业生产，在日军轰炸中坚持增产赶运。抗战前，自贡盐产在全国产盐总量中仅占7.9%，到1945年，自贡当年盐产量占全国盐产量34.7%，占四川的60%，保障了占全国三分之一人口的食盐需求，稳定了军心民心。

　　习近平总书记在今年全国两会期间指出：“经济大省在落实国家重大发展战略上应有更大的担当。”2024年，四川经济总量保持全国第五、中西部第一，经济发展量质齐升，是全国经济发展大局中的重要引擎之一。今年是“十四五”规划收官之年，也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一年，“十五五”规划正在谋篇布局，作为全国为数不多拥有全部41个工业大类和31个制造业门类的省份，四川更需要以科技创新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扮演好国家经济安全的“稳定器”角色；更需要主动服务国家战略，主动扛好经济大省挑大梁的责任，回答好如何写好中国式现代化四川新篇章这个重大时代课题，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新征程上续写更加辉煌的篇章。

　　从抗战大后方到新时代国家战略腹地，四川的功能定位虽随时代变迁而不断丰富，但其服务国家全局的深层担当却一脉相承。昔日倾全省之力支援民族救亡图存，今日则以经济大省之肩勇挑高质量发展大梁，这种从“倾省赴难”到“经济大省挑大梁”的使命升华，正是四川战略地位的历史延续与实践突破。

　　践行“从战时安全到总体国家安全观”的理念升华，织密战略腹地建设的安全网络

　　抗战时期，四川作为全民族抗战的稳固大后方，接纳安置了大批内迁的机关社团、企业和文教科研单位，成为战时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构建起支撑民族存续的战时安全体系。全面抗战爆发后，四川不仅是中共中央南方局驻地、国民政府陪都所在地，还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远东指挥中心。尤其是同盟国中国战区统帅部在重庆的设立，为中国参与反法西斯同盟事务提供了稳定的战略环境，保障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指挥体系的安全运转，捍卫了国家政治安全的“生命线”。抗战期间，四川先后接纳和安置迁川工矿企业约700家，涵盖机械、纺织、军工等多个领域，各级金融机构迁入并形成覆盖全川的金融网络，守住了民族经济的“基本盘”。此外，国立同济大学、私立金陵大学等迁入高校达48所，占战前国统区高校总数的44%，郭沫若、老舍、曹禺等文化名人在川以抗日文艺作品凝聚民族斗志，避免了知识断层与文脉断裂，为战后国家发展保留了人才火种。以故宫文物精品为主体的大量文物迁川存放，并安然保存至抗战胜利，创造了战争环境下保护人类文化遗产的伟大奇迹。大后方坚实的应急保障能力，确保了民族重大利益在战火中免于倾覆，为抗战胜利筑牢了安全根基。

　　进入新时代，面对复杂多变的国内外环境，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这要求四川要将安全保障模式从应急单一升级到系统全面。在积极承接东部产业转移方面，四川主动对接沿海地区产业升级与梯度转移需求，通过建设高水平产业合作平台、优化营商环境，吸引高端制造、电子信息等优质项目落地，推动产业链与创新链深度融合，为增强国家经济韧性和安全水平持续注入新动能。在保障国家重要初级产品供给方面，作为全国13个粮食主产省份之一，四川严守耕地红线、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加快建设新时代更高水平“天府粮仓”，把守护好粮食安全作为头等大事。同时，依托全国最大的清洁能源基地和全国重要的天然气生产基地的优势，稳定能源供给，为国家粮食安全、能源安全提供战略支撑。在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方面，四川作为长江黄河上游生态屏障，持续推进长江流域生态环境保护、黄河流域生态修复，实施退耕还林、天然林保护等工程，以“一江碧水向东流”的生态韧性，守护国家生态安全底线。四川在巩固国家国防安全方面地位重要，要持续完善国防动员体系，强化应急应战能力建设。

　　四川的安全保障功能已从战时单一的安全屏障升级为多元协同的立体支撑。这种功能的拓展，既是对历史上战略保障担当的延续，更是在党的全面领导下，以系统思维统筹发展和安全，让战略腹地在时代变迁中始终成为国家大局的坚实支撑。

　　实现“从通道枢纽到开放战略高地”的格局突破，激活战略腹地建设的发展动能

　　抗战时期，在沿海沿江口岸尽失、国际交通几近断绝时，四川大力建设交通网络，成为连接西北和西南的枢纽。在保障军需运输方面，四川的轮船公司大力支持军运工作，凡是能走长途的轮船，都被抽调从事军运。在保障内迁运输方面，川江航运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参与运输，在日军不断发动轰炸的艰难环境下，实现了规模庞大的人口、物资、文物等运输。在保障国际救援方面，四川修建了川滇东路、乐西公路、西祥公路，与国际通道滇缅公路相连接，保证了救援物资的输入和中国和平力量的输出。在保障党的红色交通线方面，南京沦陷后，按照周恩来和叶剑英的设想和部署，党逐步建立起以四川为枢纽的新的交通网，保证了党的干部、情报等高效流通。可以说，此时的四川已展现出国家战略通道的区位优势，为抗日持久战提供了坚实的资源运输调配保障。

　　进入新时代，在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中，四川开放格局彻底重塑。利用西部最大的市场规模、最完备的产业基础，四川加快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全面开放格局。在推进新时代四川开放发展的关键阶段，去年11月，四川召开全省对外开放发展大会，明确提出必须用好全面开放的区位优势、战略腹地的政策优势、完备可控的产业优势、规模庞大的市场优势，锚定“一高地一基地”目标任务，坚持“西拓、南进、东接、北融”的方针，加快构建全方位、多层次开放新格局。中欧班列开行量全国最多，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中西部之首，出入境人员、航班量均居中西部地区对外开放航空口岸第一位……四川从内陆腹地走向开放前沿，并非是单点突破的结果，而是以“五区共兴”发展战略实现全域开放、共同发展，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构建区域开放共同体，以东西部协作借势借力扩大开放，从而迈出了加快构筑向西开放战略高地和参与国际竞争新基地的坚实步伐。

　　如今的四川，已不再是仅承担战略缓冲与物资转运功能的内陆后方，而是内外联动的开放高地。这种转变，是四川通过以大开放促进大开发，把作为抗战大后方枢纽的历史基因不断升级为开放共赢的时代动能的结果，不仅为自身现代化建设注入强劲活力，更在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和新时代推动西部大开发中，书写了战略腹地从“保障支撑”到“引领带动”的崭新篇章。

　　坚守“从川人不负国到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传承，凝聚战略腹地建设的民心力量

　　抗日前线，四川儿女用血肉之躯筑起了钢铁长城。川籍共产党人舍生忘死、身先士卒，直接参加对日作战抵抗侵略。赵一曼在东北组织抗日斗争，英勇就义，留下绝笔家书彰显家国大爱。朱德、刘伯承、邓小平、陈毅、聂荣臻、杨尚昆、罗瑞卿等川籍共产党高级将领遍布抗日战场，率部与日军进行了无数次殊死血战，为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建立了不朽功勋。川籍共产党人吴琨、陈一华、凌则之、彭为工等在八路军、新四军对日作战中壮烈牺牲，柴意新、解固基等参加正面战场作战为国捐躯。抗战时期，四川出兵总计约340万人，平均每16个四川人中就有1人上前线，正面战场平均每5人中就有1个四川人。他们转战大江南北，先后参加了中国战场抗击日军的28个大型会战、战役，予敌沉重打击，誓死捍卫国土。抗战期间川军总计伤亡及失踪人数达64万余人，占全国抗日军队伤亡总数的五分之一，居全国各省之首，“无川不成军”的美誉是对川籍将士的最高礼赞。抗战硝烟虽早已散去，“川人不负国”的誓言却在巴蜀大地永久回荡，成为刻进四川人民血脉的价值基因。

　　进入新时代，四川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将“川人不负国”的价值传承转化为服务群众、凝聚民心的实际行动。习近平总书记来川视察时提出了“四个发力”的重要要求，其中，“在推进乡村振兴上全面发力”就是要求进一步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在筑牢长江黄河上游生态屏障上持续发力”就是要求做好生态文明建设这篇大文章，正确处理发展生态旅游和保护生态环境的关系，让群众推窗见绿、出门入园、共享生态福祉。与此同时，四川深挖红色资源，以红色教育厚植民心根基，依托红色场馆和遗址遗迹，打造沉浸式教育基地。开展党史“七进”活动，引导群众传承优良传统，把对英雄的崇敬、对家国的热爱，转化为参与国家战略腹地建设的行动自觉。

　　从“川人不负国”的历史担当到“以人民为中心”的时代实践，四川诠释了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的价值取向。正是这份对人民至上理念的矢志坚守，四川才能在不同历史时期汇聚起团结奋进的磅礴力量。也正因如此，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新征程上，四川必将续写更多扎根人民、服务人民的精彩篇章。

　　（中共四川省委党史研究室 执笔人：孔令洁、饶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