着眼全局 为民造福——邓小平主政西南时期的知与行

　　1949年12月至1952年7月，邓小平主政西南长达两年零八个月。其间，他统筹领导西南各族人民有序推进解放西藏、恢复国民经济、加强党的建设等一系列重大工作。凭借科学系统的决策部署与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真抓实干，迅速扭转了西南混乱落后的局面，为开创西南地区稳定发展的崭新格局奠定坚实基础。对这个时期的工作，毛泽东曾称赞道：“无论是政治，还是军事，论文论武，邓小平都是一把好手。”

　　担当实干 造福于民

　　新中国成立后，中外反动势力勾结策划“西藏独立”阴谋。1950年1月，毛泽东授命邓小平、刘伯承领导的西南局担负进军西藏的任务。2月6日，邓小平在《解放西藏进军纪念》册上题词：“接受与完成党所给予的最艰苦的任务，是每个共产党员每个革命军人无上的光荣。”展现了其勇于担当的精神品质。根据党中央“进军西藏，宜早不宜迟”的指示要求，他立即展开调查研究，提出“政治重于军事”“补给重于战斗”的进军原则。5月，邓小平就和平解放西藏问题拟定了4条基础条件，随后又主持起草了和平解放西藏的10项条件，成为后来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签订《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的核心基础，得到党中央和毛泽东的充分肯定。在党中央正确领导和邓小平主政的西南局推动下，1951年5月西藏实现和平解放。这是西藏地方从分离走向团结，从落后走向进步的重要转折点，是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的一个重大胜利。

　　1951年4月，邓小平和各界群众欢迎西藏地方政府代表团途经重庆前往北京。重庆市档案馆藏

　　在主政西南期间，邓小平不仅高质量完成党中央的决策部署，而且高度关注群众需求。面对解放初期西南金融紊乱、物价飞涨的困局，他亲自担任西南军政委员会财经委员会主任，全力争取中央支持、统筹辖区资源，迅速恢复金融秩序、稳定物价，确保了群众生活的正常运转。而针对当时西南地区文化活动场地缺失的现状，他又率先提议修建重庆市劳动人民文化宫，在召开城市工作会议时强调，西南“解放了，人民翻身做了主人，打上了肉牙祭，这还不够，还要让人民群众打上文化牙祭，以满足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求”，并亲点时任重庆市市长曹荻秋担任修建委员会主任。在修建过程中，邓小平多次审查工程图样，到工地视察进展情况。1952年8月，文化宫举行了隆重的竣工典礼，邓小平为其题写宫名。此后，这里便成为重庆重大文化活动的举办地，极大丰富了群众的文娱生活。

　　实事求是 敢为人先

　　1950年12月，为高质量推进城市工作，邓小平在全国率先召开了城市工作专题会议，实事求是地全面梳理了城市工作存在的问题和面临的挑战，系统性提出党对城市工作的领导、方针政策和城市管理系列措施办法。这不仅开启了新中国成立后城市工作会议的先河，而且探索了党在城市工作中的规律性认识，为科学决策打下坚实基础。城市工作会议得到了毛泽东充分肯定，“你们的第一次城市工作会议开得有成绩，甚好”，并要求各中央局仿照西南做法，再忙也要“召开一次城市工作会议”。

　　而在处理西南地区复杂的民族关系时，邓小平强调：“所有这一切工作，都要掌握一个原则，就是要同少数民族商量。他们赞成就做，赞成一部分就做一部分，赞成大部分就做大部分，全部赞成就全部做。一定要他们赞成，要大多数人赞成。”1950年3月，他和西南局、西南军政委员会，依据《共同纲领》和党中央“慎重稳进”的民族工作方针，拟定了《西南军政委员会对各少数民族施政方针》，从政治、经济和文化教育等方面，制定出较全面的政策、措施和要求，保障少数民族人民民主权益，推动各民族共享解放成果。在落实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上，邓小平还创造性地分地区分阶段推行民族区域自治，首选西康省藏族地区进行试点，然后再向其他少数民族聚居区推广，切实保障少数民族当家做主。11月7日，他致电毛泽东并党中央，报告了西南少数民族工作情况。15日，毛泽东将邓小平的报告批转各中央局：“我们认为邓小平同志在这个报告里所提出的各项意见都是正确的，请你们注意研究，在你区有可采纳者则酌量采纳之。”

　　立足大局 着眼长远

　　邓小平主政西南时期，始终坚持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大局看问题，把抓好党建工作作为重中之重，在全面整顿西南党的组织上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首先是整顿地方党组织，邓小平领导西南局审慎推进原地下党组织“瘦身减负”，撤销不合格基层党组织，印发《关于加强党的教育、整理地下党组织的指示》等文件，分批次组织地下党员入校学习，提升党员思想觉悟，及时清除政治落后、品行不端且经教育仍不改正的党员。其次是推进党的公开，邓小平在出席中共重庆市第二次代表会议时指出：“我们要在整风的基础上把党公开……无论城市、乡村、工厂、机关，党都要公开。”强调将党的建设置于人民监督之下，以人民监督规范基层党组织与党员行为。再次是重视党员发展，邓小平在1950年9月召开的西南局组织工作会议上指出：“不论在工厂还是在农村中发展党员，都应该采取严肃的态度，要个别地审查、吸收，不应该整批地号召入党。”将质量作为党员发展的首要原则，并要求在工人中多发展党员，持续巩固党的执政基础。

　　为带动当地百业发展，帮助四川恢复经济，邓小平在第一次西南局常委办公会上即作出“兴建成渝铁路”的决策。为争取中央支持成渝铁路建设，1950年3月，邓小平利用赴京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间隙，当面向毛泽东阐述修建成渝铁路三大理由：一是兴修铁路有利于改变四川交通闭塞、政令不畅的状况；二是重庆、成都是西南中心城市，修建铁路可以带动四川乃至西南经济复苏，并向全国提供优质大米、猪肉、禽蛋和副食品，互通有无；三是中国人还从未自行设计施工修建过铁路，若成渝铁路率先修成，既可提高国际声望，也可使大大小小的工厂订货充足，加快工业发展。在当时百废待兴的情况下，决定兴修成渝铁路是邓小平统筹全局作出的战略性决策，这也为西南经济的恢复发展注入强大动力。1952年7月1日，新中国成立后修建的第一条铁路——成渝铁路建成通车，极大地促进了沿线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丰富了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

　　成渝铁路通车后群众翘首以盼运输货物的场景。重庆市档案馆藏

　　主政西南时期，邓小平始终将人民所需所盼作为作决策与抓落实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进军西藏，实现了祖国大陆的完全解放；加强党的建设，巩固了执政基础；兴建成渝铁路，彻底改变了川渝发展条件。他的所思所做，既是让老百姓看得见、摸得着、得实惠的实事，更为后人做铺垫、打基础、利长远，真正做到了对历史和人民负责。

　　（作者：陈飞，作者单位：重庆市档案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