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焦裕禄》拍摄的前前后后

来源:《四川党史》2014年第3期 发布时间:[2014-10-20]

宋升堂  刘全

 

        2014317日至18日,习近平在调研指导兰考县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期间,参观了焦裕禄同志纪念馆,指出焦裕禄精神是永恒的。同月,中央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领导小组要求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要将《焦裕禄》等8部影片作为第二批教育实践活动学习教育的内容,分别组织集中观看。电影《焦裕禄》真实再现了焦裕禄,生动诠释了焦裕禄精神和工作方法,是新时期主旋律电影的一个完美开端,在当时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反响。这部电影的拍摄背后也有一个精彩的过程。

           

    背水一战,峨眉山电影厂决定上马电影《焦裕禄》

   

    把焦裕禄同志光辉的形象搬上银幕一直是中央的一个想法,也是广大党员干部的强烈愿望。但是,受各种因素的制约,焦裕禄逝世后20多年,全国一直没有成功拍摄一部关于焦裕禄的高质量电影。

        1990216日至21日,“1990年全国故事片创作会”在首都北郊迥龙宾馆举行。会议期间,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李瑞环同志在中南海怀仁堂接见了全体代表并作了重要讲话。这次会议首先肯定了1989年电影创作、生产和发行上取得的巨大成绩,同时还分析了1989年电影创作方面存在的差距,特别指出革命传统教育以及伦理道德教育的主旋律影片太少,歌颂成就的东西太少。

    这次会议后,影视工作者普遍冷静下来,对政治信仰、思想感情、价值观念以及电影的创作方向和艺术追求等问题进行一次全面的反省和思考。大家在思考拿出什么样的作品来奏响这主旋律?

    参加会议的峨影厂厂长吴宝文和分管生产的副厂长王冀邢很自然的讨论起这个问题来。经过思考,吴宝文和王冀邢两人很快都想到了要拍一部表现共产党人形象的影片。那么又拍谁呢?他们又都一致的说到了焦裕禄。吴宝文他们想,到1990年,焦裕禄同志已经逝世26年了,一些历史问题已经澄清,各种有关人的、地方的约束也相应淡化,此时拍摄《焦裕禄》这个题材是电影落实“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的结果,是历史、时代和人民强烈呼唤英雄的需要,时机是成熟的。

    经过慎重考虑,吴宝文他们在参加当年的全国故事片创作会议期间,就把这个想法向电影局的领导提了出来,并提交了拍摄《焦裕禄》的正式报告,得到了电影局领导的首肯。

    这个时候,拍摄《焦裕禄》这样一部“题材陈旧”的影片,是否会受到欢迎?经济效益又会怎样?对于峨影厂特别是决策人吴宝文厂长来说,是冒了很大的政治风险,艺术风险和经济风险。

    消息传回峨眉山电影厂,厂里上下不少人心存疑虑。从当年焦裕禄同志的先进事迹传出来到1990年,20多年来,有诸如文学、戏剧、歌舞和广播剧等多种文艺形式表现过他,却一直未能拍成电影。1966年北影著名导演水华曾经筹拍过,但因“文革”停了下来。后来,又有许多作家、艺术家写过剧本,一些影厂也试图拍过,都未如愿完成,难度之大可想而知。

    “我们已经亏损了几百万啦,再亏怎么办?”峨影厂一部分职工直接找到吴宝文厂长提意见。“峨影厂简直发疯了,想起拍《焦裕禄》这种题材,不赔干净才怪呢!”有电影院经理如是说。

    当时的峨影厂,从创作生产状况看,还处于困难时期。由于在创作思想和艺术把握上出了偏差,1989年该厂以赚钱为目的而投产的三部“娱乐片”送审后接连受挫,不能通过发行,全厂职工特别是领导层都背负了巨大的思想压力和经济负担,创作生产和经济状况陷入了绝境。

    银行帐面上峨影的流动资金只剩下140元人民币,勉强够支付一名普通职工当月的工资。这是时任计财处长在峨影厂当时的一次党委会上通报的内容。

面对风险和困难,峨影厂的领导班子没有退缩,态度是坚决的,一致的。他们认为:拍摄这样的主旋律影片是有难度的,但再难也比不上焦裕禄当年在兰考治“三害”难!

    他们及时召开了全厂创作会议,请大家围绕“如何端正思想、突出主旋律”这个问题进行讨论。会上,他们对1989年全厂生产的影片一部部的进行研究观看,查摆问题、分析原因,帮助大家提高思想认识。同时,王冀邢副厂长对拍摄《焦裕禄》进行了阐述。指出:“《焦裕禄的故事》当然是出于对主旋律的考虑,但不完全是一种政治上的‘功利企图’。这是一个非常沉重的题材。它能反映一个重大的主题,即党和人民群众的关系问题。如果写好了,它的艺术感染力和思想性会是非常强的”。这次会议的召开,对峨影厂的职工触动很大,思想也得到了进一步的统一。

    正当峨影厂紧密锣鼓地进行准备的时候,上影厂、长影厂也在抓紧准备,他们都向电影局领导表达了想拍《焦裕禄》的愿望,并且都作出了一些相应的准备工作。特别是上影还准备请著名作家白桦编剧。

    电影局领导对拍摄《焦裕禄》非常关心也很慎重,滕进贤局长专程到峨影厂进行调研指导,了解《焦裕禄》拍摄的前期工作,并问峨影厂是否最终下定了拍摄《焦裕禄》的决定。

    吴宝文他们赶紧汇报:初稿已出,正在修改,决心是下定了。于是,电影局最终一锤定音,《焦裕禄》‘专利’归峨影。但同时也下了硬命令:一是必须年底完成;二是必须拿出最高质量。在这种情况下,吴宝文签发了《焦裕禄》投产决定,也算是立下了“军令状”。

 

    打破惯例,峨影放开手脚拍摄《焦裕禄》

   

    拍摄《焦裕禄》对于峨影厂来说,其意义十分重大,成功就可以使峨影打一个漂亮的“翻身仗”,顺利实现转折,彻底扭转厂里低迷的经营状况。然而,要是失败了就会使本已经处于困境的峨影雪上加霜,从此进入更加尴尬的境地。

    非常之事就得有非常之举。

    为此,吴宝文和王冀邢他们在参加1990年全国故事片创作会议期间,就找到了儿童电影制片厂的梁晓声老师,梁晓声当即表示非常愿意,后来因为时间要求太紧,他的档期已经排满,无法动笔,而最终未能合作。于是他们又找到了对北方农村生活十分熟悉的方义华编剧。但是方义华当时正在长春电影厂修改一部戏,一听说要他写焦裕禄,当即表示很难。王冀邢动用与方义华是同学这层关系,要求方义华先到峨影厂后再说。最终方义华答应了峨影的要求,担任了《焦裕禄》的编剧。

    正当《焦裕禄》开拍待即的时候,原定导演太纲又摔断了腿,住进了医院。谁来执导又成了峨影的燃眉之急。怎么办?副厂长王冀邢主动请缨。他在19905月上省委党校读书班期间,在没有看到方义华编剧的文学本初稿的情况下,就给吴宝文厂长和厂党委写了《关于拍摄﹤焦裕禄故事﹥的报告》,阐明了自己的观点,表达了自己的决心。

        “……我有充分的把握使这部影片既符合中央的要求,又具有深沉凝重的艺术感染力和较高的制作水准,同时又受到广大观众的欢迎,引起较强的社会反响并争取获奖。摄制成本控制在100万元以内(指直接成本),利润指标30-50%,保证不会亏损。”

        副厂长拍片,必然影响领导班子的工作。但吴宝文经过通盘考虑后,认为王冀邢参与了《焦裕禄》影片的大部分筹备工作,熟悉情况,而且个人功底好,写过剧本,有社会责任感,最终同意了王冀邢的请求,把这个任务交给了王冀邢。

    王冀邢受领任务后,按照吴宝文厂长“11月底必须停机,在文学本的基础上改好剧本”的要求,带领相关人员立马动身又深入兰考实地调研,回厂后仅用了20多天的时间就写出了分镜头本。

    “别改了,就照此投拍。”吴宝文看过王冀邢他们写的分镜头本后,十分兴奋,当即下令。

    按照当年峨影厂的生产规定,每个摄制组开机前都得向厂部报成本预算并签定指标协议。王冀邢十分清楚厂里的经济状况,还是按照最初报告所说那样,只预定了成本100万元。但是吴宝文当时很有信心,他对王冀邢说:“成本问题不要多考虑,按本子质量要求拍就行”。并打破常规,做出决定,破例让《焦裕禄》剧组不签指标协议,让王冀邢他们放开手脚放心大胆地去拍片。

    王冀邢得令,组织剧组于82日开赴河南。剧组所有人员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积极参与,打破以往拍片一般工作人员不看剧本,只按导演要求行事的惯例,认真细读剧本,感受剧中氛围和精神,都十分尽力。

    其中有一场抗洪救灾的戏,由于当年兰考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再也找不到60年代那种又是低洼地又能长出点庄稼的地方了。所以剧组只能找来很多干麦草,用巨大的鼓风机不停地吹起来,然后用消防车来喷水造雨。为防止穿帮,这戏就放到了晚上拍,当时已经是11月份了,天非常的冷,大家是一边淋着“雨”,一边喝姜汤驱寒。

    演员李雪健更是付出了很多的艰辛。从外型上看,李雪健比起焦裕禄来,个头要矮一些,身体要胖一些,脸要白一些,而且脸型还不接近。焦裕禄夫人徐俊雅见到李雪健第一面便摇头说:“不像。”但是王冀邢认为李雪健具备了最重要的内部条件----即“神似”的可能性,坚定地选择了李雪健。并最终统一了“三分形似,七分神似”的原则。

    为了把焦裕禄这个英雄人物演好,李雪健可谓是“用心、玩命”。为了更“接近”人物,他全身心投入,用自己的心和角色的心去撞击、去贴近;同时,为克服体型上的差异,李雪健最少喝了一个多月的白菜汤,晚上还不敢粘床,早上还得出去跑步……到了最后都不敢看别人吃饭,开饭就躲一边去,就这样硬生生瘦了30斤。以至于拍摄的时候,导演都担心他没有力气拍戏会晕倒。付出终得回报,李雪健在银幕上“奉献”了一个栩栩如生的焦裕禄。徐俊雅女士看后感动得直说:“雪健这孩子,也真难为他了。”

    最终,在全体人员的努力下,《焦裕禄》剧组于930日正式开机,到1120日停机,先后跑了河南、陕西、四川等省若干市县,仅仅只用了45天时间,就很好的完成了《焦裕禄》拍摄任务。

    剧组回厂后,厂部又特事特办,决定《焦裕禄》的后期制作为“特快列车”,一路绿灯,所有工作都为《焦裕禄》开道让行,保证了《焦裕禄》如期完成。而影片最终的费用包括上交厂里的30%管理费在内,才花了180万元。

 

    以情动人,《焦裕禄》大获成功

 

    当年12月中旬,《焦裕禄》在北京一炮打响,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

    如何让焦裕禄从银幕走进观众的内心?正如王冀邢在《大实话》中所讲的那样:“焦裕禄既不是叱咤风云、运筹帷幄的领袖或伟人,也没有大起大落、惊世骇俗的传奇故事或人生经历,而是一个普普通通甚至土里土气的县委书记,留在人们印象中的也不过是一些平平凡凡,司空见惯的‘先进事迹’。”并且当时社会经济结构和人们的思想价值观念也与焦裕禄所处的那个时代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视野更加开阔,思维更加活跃,观众对真实性、参与性和开放性的追求更加强烈。

    《焦裕禄》作为一部弘扬主旋律的人物传记片,要想具有持续的生命力,感染和吸引观众,就必须精准地把握住焦裕禄精神实质,并且要在艺术上具有创新精神和独特表现。

    王冀邢他们最终确立了影片深沉、凝重、悲壮、朴实的总体艺术风格,把焦裕禄与人民群众的关系作为最主要的表现角度,进行浓墨重彩的艺术渲染,从而把角色的真情实感、创作者的真情实感与观众的真情实感紧紧地连在了一起,引起了大家思想和情感的共鸣。

    焦裕禄没有什么豪言壮语,语言十分朴实,但句句都发自内心。编剧充分把握这个特点,用观众最熟悉的电影语言来讲述大家熟悉的焦裕禄。比如:剧中焦裕禄带着粮食和钱去看望饥饿中的乡民,他把20块钱送到一位病中的老太太手中时,老太太抓住他的手问:“你是谁”焦裕禄笑着回答:“我是人民的儿子,是毛主席派我们来看你来了!”

    有一段火车站送技术员的戏,焦裕禄不想人家走,却又怕耽误了人家的前程,所以只是抓了把土送给技术员,然后送他上了火车。火车启动后,他忍着疼痛恋恋不舍地追着火车,直到火车驶出车站,最后一回头,竟看到对方没有走,表情十分复杂。

    焦裕禄在生命即将终止的一刻,他让女儿采来一束麦穗放到他的枕边,让一直闻着麦香离去。他把自己最后的遗愿融入到了兰考这片土地上。这悲壮的一幕给人灵魂以深深的震憾。据一些媒介报道:“不少影迷讲,看《妈妈再爱我一次》都没哭,看《焦裕禄》却忍不住落泪了。”

    最终电影《焦裕禄》走进了观众,成功捧回了第十一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故事片奖、最佳男主角奖;第十四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故事片奖、最佳男主角奖和广播电影电视部1989-1990年优秀影片奖。

    李瑞环在《焦裕禄》首映式上指出,希望通过这部影片能进一步推动电影事业的发展,激励电影工作者创作出更多的好电影同观众见面。这是算是《焦裕禄》获得的最高褒奖吧。

    今天,当我们再看《焦裕禄》时,仍然能通过一个个真实而生动的场景去感受、去贴近、去解读那个曾经感动过一个时代的焦裕禄。


(作者单位:中共四川省委党史研究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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